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刘奇葆在《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几点认识》中指出，我们说中国道路走得对、行得通，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实践作出的有力回答，是历史和国际对比得出的深刻结论。
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制度有两大类，一个是西式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一个是中国式民主即民主集中制或人民民主。在很多人那里，说起西式民主来头头是道，把自由主义民主视为“历史的终结”；很多人在理论上对人民民主也说不出所以然，因此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很模糊。在党政干部中，根据我对干部研修课程的讲授情况了解，我认为主要存在有“两个不清楚”。第一个“不清楚”是他们在直觉上知道中国不能搞西式民主，但在理论上不清楚为什么不能搞西式民主；第二个“不清楚”是很多人也认识到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只能搞人民民主，但在理论上却不清楚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人民民主之政治道路。我认为，只有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看待西式民主和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够得到更有力、更清晰的说明。
一、为什么要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问题
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这里主要讲正式制度、正式的政治规则。随着人类现代性社会的到来，大家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雷同，比如我们都有WIFI、都坐飞机、都坐高铁(当然美国人坐不了高铁，美国的体制决定了他们很难修高铁)。同时，现代性也意味着各国的政治生活在形式上越来越雷同，比如说都有政党制度，都有选举制度，都有议会制度。这些正式的政治制度非常好学，有的国家干脆直接移植。如菲律宾模仿美国搞总统制，印度模仿英国搞议会制，制度的形式非常好学。但是，菲律宾变成美国了吗?印度变成英国了吗?你是谁最终还是谁，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行。
什么叫治理能力?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制度将观念、政策落地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上，而政策执行能力主要表现为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和文明素养。就此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很强，因为中国是发明官僚制的国家，官僚制就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的政治发明。过去中国人老讲“四大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些都是伟大的科技发明，但是与官僚制这个伟大的政治发明相比较，就小巫见大巫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如何把人类组织起来。中国从西周时期开始就有了官僚制的雏形，到秦汉时期正式系统化，隋唐时期得以完善。在如何组织国家的发明上，我们至少比西方早了1800年。欧洲人在黑暗当中摸索了1800年以后，直到17世纪，才学会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叫所谓“民族国家”，本意是一族一国。相对于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这是很落后的国家观念，因为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容易诱发冲突和战争，所以欧洲历史上战争特别频繁，欧洲的国家都是战争制造出来的，正所谓“战争制造国家”。
官僚制就是今天所说的行政体制，主体是公务员队伍。因为文明基因的存在，中国行政官员的素质非常高。无论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取得的政权(如明朝的朱元璋)，还是以农民革命为主体建立的新中国政权，都能立刻治国。原因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文明基因很强大。好政治离不开民主，但是民主政治最终需要治理去落实。关于民主，简单地说，民主有两重性，既是工具又是目的，首先是工具，其次是目的。一方面，民主的价值或者目的，主要是通过治理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在现代，治理得再好也需要有民主政治，比如说新加坡治理得相当不错了，但它也不能说不要民主，它也搞选举民主，而且“开国之父”李光耀被称为什么“票房毒药”，他去为候选人站台，候选人就落选，这就是时代的残酷性。这个时代就是民主政治时代，治理得再好，离开民主谈治理，老百姓也不满意，不能接受。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虽如此，比较政治研究发现，必须将民主置于治理的框架中来谈，而不是反过来，否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主转型国家的治理失效，最终还是打击、伤害了民主。
这即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国家治理的视野下比较民主政治。那么治理的含义是什么呢?国家治理是一种历史性事实存在，其中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理论尤其发达。而目前流行的治理之说还是来自西方。西方人一谈到治理，必然是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治理，强调NGO各种社团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国家的作用。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出现以后，治理理论其实就成了当时的民主化理论的一部分。民主化的第三波是指从1974年西班牙政体变革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大批国家转型了。
民主化是去政府化、去国家化，强调所谓的社会组织和多政党。之所以说治理是民主化理论的一部分，是因为治理理论讲的治理的主体是社会力量，讲的是社会权利，去政府化，主张治理的社会化。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了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鼓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于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当中，形成了一个“金三角”，即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治理社会化。就是说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去国家化、去政府化。那么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这些国家社会太强，国家太弱，所以西方的治理理论可谓伤口上撒盐。
中国自古以来是强国家，民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国家主义。中国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文明基因上的优势呢?中国历史上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从袁世凯去世到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前，11年的时间，中国事实上有多少“国家”呢，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雄踞一方的土匪达1500多个，大军阀如东北是张作霖、山西是阎锡山，小军阀有的占据一两个乡，一个县就会有好几个小军阀，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极端时期。而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依然如此。如在南苏丹，总统和副总统，来自两个党即两个族群，总统和副总统都各有自己的军队，这也是极端的情况。学者们盲目地谈公民社会好，认为每个公民都很有责任，每个公民都很有美德，都是共和主义者，很有责任感。而事实上呢，亨廷顿用了一个词叫“普力夺社会”，立党为私，执政为己，争相攫取公共资源，这就是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一些读书人看了西方的几本书，诸如关于公民社会，关于共和主义，关于自由主义，就以书本知识对照中国，他们完全不了解西方历史是怎么过来的，不了解中国历史文明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因此，看问题要进行国际比较，要有世界政治的维度。同时，还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政体差异，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政治制度问题。比如，中国在西周的时候，基本上解决了大一统政体的国家的治理问题，那个时候没有系统的政体理论，但是周朝追求的就是统一；秦汉时期彻底奠定了官僚制，而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则表现在汉初注释的《春秋公羊传》中，从此，统一成为不可挑战的思想。虽然后来又出现国家的分裂，但各路诸侯追求的还是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
在大致相同的同一时代，希腊人则在争论什么样的政体最好(而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争论，事实上已经解决了国家统一和统治形式问题)。比较而言，当时希腊的158个城邦，其实就是158个大小不等的村庄，每个村庄的制度可能不一样，考察了158个村庄的故事，就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知识来源。如此简单的活动和事实，搞出如此复杂的经典理论，不得不佩服人家的知识传统。而我们有如此丰富的实践、伟大的实践，在理论上则相对贫乏(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政治制度问题我们事实上早就解决了，关于如何建国的问题，其实最晚到秦汉时期也解决了。但在西方，如何建国，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普鲁士的第二个皇帝腓特烈大帝，他在宰相柯亨的协助下，经过50年的法制改革，搞出了一个现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此西方才有了系统的国家理论。可见，西方的国家理论形成得很晚，也就是三百年的历史，政体理论很早，但是建国论则很晚。
如何治国的思想，西方形成得同样很晚。在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著有著名的《轻重篇》，以商业思想来治国，辅助齐国强大起来；大秦帝国崛起的过程中，著名的商鞅变法，其《商君书》中的耕战和军功制，建立农业、军事一体化的体制就是讲的治国问题；先秦时期废除了诸侯宗法性质的继承制，搞郡县制，开始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制度的发明是很了不起的；汉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还有如何管理涉及国计民生的盐铁，比如贾谊的《盐铁论》(这篇文章是根据朝廷的几次关于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的)。在中国古代，先贤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如何管理经济民生。而在西方思想史上，直到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以后，才有了类似中国法家的治国思想，比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主张君主既要有狮子的威严，又要有狐狸的狡黠，主要讲如何做君主的道理。法国人让·博丹的《国家六论》，主张强化国家主权即王权，主权思想就这样诞生了。
类似于我们说的文明基因，政治学上的历史制度主义讲一个概念叫“时间性”，是说事件发生得越早，影响就越大，就是路径依赖。文明基因论或者历史制度主义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血液中流淌的就是这些基因，如何经营商业、经济来满足民生。而在西方，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上的核心方法就是自然主义，人类共同体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结果可能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我们的文明基因包含着组织学原理，大家称之为外儒内法的组织学原理，对外讲的都是儒家思想，以德治国，民本思想即如此，但是内部是法家思想，相当于战时体制，严刑峻法。外儒内法的组织学原理，讲的是怎么把国家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起来以后，就是民本主义的治国之道，民本主义就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这就是说，中国人讲治理肯定是国家治理，当然这并不排除社会治理，比如说NGO的自治、村民自治等。我是农村出身的政治学者，我了解到的农村，在改革开放前拥有民主但缺自由，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增加的是自由，而不是民主。另外，村民自治到什么程度?处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今天，让农村人自己去自力更生搞经济，在有些地方可能行，如江浙一带，那里人天然地商业头脑特别发达，但在中西部的农村，就靠种粮食吃饭，让他们在民生上、在经济发展上完全自治，肯定是越来越穷。所以，我认为村民自治解决不了农村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我强调的为什么要讲国家治理，虽然不排除社会治理。
二、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在治理中的困境
当今世界，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就两个，一个是自由主义民主，一个叫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叫人民民主。在国际视野下讲人民民主，其理论和治理优势才能彰显。
(一)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简述
自由主义民主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这个词西方人不爱用，把资本主义民主置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但自由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资本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在理论上是非常复杂的，但从治理的角度看问题，它又很简单。下面看看自由主义民主给治理带来什么问题。
民主自古以来的含义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或者叫人民主权。但在二战以后，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铺天盖地，民主浪潮浩浩荡荡。在这个世界大潮之下，美国人改造了民主的概念，把人民民主改造成“选举式民主”，民主的含义变成选民选举政治家做决定的过程，简称“选举式民主”，民主等于选举由此而来。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竞争获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这奠定了选举式民主的民主理论基础，把人民主权改造成选举权，从此选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选举，这是第一步。我们知道，选举的主要形式是靠谁来完成呢，选举政治靠政党来组织，因此选举式民主最后必然变成“党争民主”。
第二步是在性质上改造，在意义学上转化。20世纪40年代之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西方主流的思想家，谈民主必然是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民主或者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到了50年代，资本主义民主突然被置换为自由主义民主，因为资本主义民主之中的资本主义一词让人生厌，所以，罗伯特·达尔在50年代的研究当中，就把资本主义民主慢慢地转化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或者叫多元主义民主。
第三步是改造合法性概念。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人民心理上自我认同、自愿认同的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合法性最初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中包括两点：一是合法律性，这个政权是按照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二是这个政权是有效的。韦伯认为最好的、最有效的政权形式是官僚制，这是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但到冷战时期，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把韦伯的合法性概念置换了，保留了有效性，把合法律性置换成选举权，就是说有选举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才是老百姓支持的。这样一来，合法性政权就等于选举+有效性。
在现在思想市场上，中国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就由此而来，讲究实质主义的中国人一下子落入程序主义的窠臼了。中国人讲究正统性，讲的是民心民意，合法性概念讲的是一个非常西方式的程序性概念。在法学家们看来，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但是在政治学家看来，程序正义不等于正义本身，很多时候程序正义可能是让正义更不正义。如香港法院判七个执法警察入狱的事情(在世界上判执法警察一般是非常谨慎的，如美国就很少判执法警察入狱，而美国警察每年错杀那么多黑人，如果判执法警察，最后警察就可能不执法，因为不知道标准在哪儿，如果警察不执法，一个社会就失序了)。香港警察被判入狱，判的是他们的执法过程有罪，但最后，“占中”过程中破坏法制的人却得到轻判或不判。如此重大的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法学界竟然没有人质疑这个审判有问题，只有政治学者才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在这场审判中，审判警察的人是法官，而法官大多是外国人，这意味着香港回归20年了，不是去殖民化，而是去中国化。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案件，所以政治学家从实质正义上看出了问题，而中国法学家则在程序上认为是对的。这就是程序正义不一定是实质正义。
历史上，很多暴政就产生于程序正义，比如独裁者希特勒上台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过去我们老说希特勒是个案，今天谁还敢说选举产生的独裁者是个案?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有多少?西方人很恨普京，他们说他太独裁了。比较而言，很多国家对待反对派的手段是很残酷的，比如2013年埃及军人推翻摩尔政权的时候，大开杀戒，一下子死伤近万人，后来又判穆兄会的几百人集体死刑，这个过程特别残忍，西方人对此却无动于衷。这是我们讲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关于程序正义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二)自由主义民主与治理困境
说到自由主义民主在实践治理中的困境，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党争民主”能治国吗?或者说治国能靠“党争民主”吗?这是一个民主的古老命题。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看病，还是到广场上随便拽一个人给你看病呢?这是柏拉图的话题。傻子都知道去找医生看病。同样，国家出问题了，需要谁治理呢?当然是专家治国，这含糊不得。有了民主以后，专家治国、精英主义，都好像成了贬义词，但是稍微有点人生阅历的人都知道，个人病了要看医生，国家病了要找专家。
在这里，有一个命题就是“党争民主”能治理吗?“党争民主”能分配权力，能分蛋糕，但能不能治理完全是另一回事。如中国台湾的蔡英文，上台一年多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党争民主”在世界各国如何呢?首先，在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发达不是因为“党争民主”，而是因为发展得早，这一点必须明确。发达起来以后，开始搞一人一票，美国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黑人才有选举权。冷战时期的美国还能有所克制，苏联解体以后，外部威胁没有了，美国人就开始放纵自己。有两个因素让美国深受其害：第一个是利益集团政治，谁有钱谁说话，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叫NGO，比如美国很多智库就是利益集团代言人。而中国的大学智库是国家给钱，就不会为利益集团说话。第二个是两党之间政治斗争恶化、极端化。在美国，凡是共和党要做的，民主党坚决反对；凡是民主党要做的，共和党就坚决不同意。特朗普当选之后，试图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关于民族政策、移民政策，是符合美国长远根本利益的，但都被法官或者检察官给禁止掉了。特朗普大幅度修改奥巴马医保法案，也未能提交到国会表决，因为通不过。利益集团和两党政治使得美国变成了一个“否决型政体”，这是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对美国的新观察，他20年前说美国政体就是人类的终端模式，即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但是现在又说美国政体政治衰变，因为变成了“否决型政体”。
党争民主弄得西方国家焦头烂额。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相当于美国的特朗普，搞得法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都很紧张。如果国民阵线赢了，欧盟就可能解体。福山用“民主崩溃论”“失败论”否定了“历史终结论”，这种说法虽然不够严谨，有靠造概念扩大影响力之嫌，但也代表了一种思想。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逆发展”，比如阿根廷、希腊和中国台湾地区。有一首歌叫《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纪念庇隆总统夫人的。阿根廷资源丰富，二战之前属于发达国家，其人均GDP比一些欧洲国家还高，今天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党争民主”，每一个政党上台后，竞相承诺福利，比如庇隆总统夫人和她丈夫庇隆总统，都大搞民粹主义，不仅对穷人口惠而实不至，也得罪了富人，制造了阶级对立。当然还有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明情况。比如，中国人如果打工挣了五百美元，他还想挣更多，目标可能是五千万，因此中国人用一代人的时间在美国就能跻身于中产阶级。然而南美人不一样，假如这一周挣了五百美元，他下一周就可能不去干活了，而是消费去了。这个情况在非洲也存在，假如周五发工资，周一就找不到工人，都不来上班了。如果按照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去打理南美这个资源丰沛的地区，南美绝对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的状况。南美很多国家就是靠自然资源生存的。足球大国巴西也是这样，巴西最引人注目的除了足球以外，还有贫民窟。巴西的贫民窟都是黑帮统治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不提前通知就不敢到贫民窟，比如巴西奥运会期间政府公务车误入贫民窟就遭到了射击，车被打得千疮百孔。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它们这样的国家居然能够照样运转下去。
再说希腊。政治学者、社会学者都愿意到希腊去膜拜，那里是“圣地”，因为那里出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还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优美的地方。但是现在的希腊，盗窃、抢夺的事情太多了，走在街上随时可能被偷、被抢，就是生抢。现在的希腊主要是靠两种资源吃饭，一个是靠天气(阳光、海滩)，一个是靠死人(大家去膜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两种资源基本构成了其支柱产业即旅游业。希腊现在基本上属于农业社会，人均收入不高，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出口橄榄油。
还有中国台湾地区，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就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管理水平而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2017年春运期间，中国大陆共发送旅客约27亿人次，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但是台湾地区就不行了，三天两头发生安全事故。去年有个“火烧车”，大陆的20多个游客被活活烧死；台湾人自己的车也时常掉下悬崖，事故频发。我们中国人其实是非常善于经营管理的，但是，“党争民主”害死了台湾，无论是GDP还是日常生活，台湾人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十年前的台湾地区被认为华人地区的一个“民主之窗”，但是仅仅十年时间，一个发达经济体就变成了今天这样的状况。
第三种情况的国家，即民主转型的非西方国家。在所谓的民主化第三波中，从1974年西班牙转型到1991年苏联解体，六七十个国家转型，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的，还是世袭主义的国家，纷纷朝着美国那个政治体制转。转型的结果分四类。第一类非西方民主转型国家，成功者极少，这些成功者基本挨着欧盟，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转型相对成功。当然也可以把韩国加进去。韩国人口约5000万，小国一个，这五年以来，自杀的年轻人每天平均是35人，一个月超过1000人，一年下来1万多年轻人自杀，这是什么概念?人口小国，自杀大国!因此韩国人称其为“高丽地狱”，其前总统顾问甚至用“恨之入骨”来形容韩国的政治问题。而且，在面临朝鲜强大威胁的情况下，韩国的内部斗争极其残酷，其残酷程度看看朴瑾惠的命运就知道了。就是说，这是一块无望的土地，年轻人看不到机会。如果年轻人绝望，一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说韩国是成功还是失败，还很难评价。第二类是转型失败的国家。国家不能给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不是国家当家，不是警察当家，而是盗匪当家。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就是这样，今天非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的。国家失败的极端形势是国家分裂，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世界上的联合国会员国是54个，今天联合国成员国有200个左右，其中150个国家都是民主化的产物，因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而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非洲一大批原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到第三个民主化运动以后，苏联解体从1个国家演变成15个国家，南斯拉夫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从1个国家变成7个国家。印度有多少党呢?统计印度的政党是一个数学难题，只能说2000以上，不能说2000以下。而且越是民主的国家，腐败就可能越多，尤其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腐败是不可控的。在美国，腐败是制度化、合法化的，美国人将权钱交易法律化，法律保证了腐败机制。在印度，选举中的腐败都是公开的，丈母娘找女婿就是看女婿的工作是否有腐败的机会。中国如果搞“党争民主”，国家的统一根本无法保障，中国搞“党争民主”之时就是国家的分裂之日，这不是夸张。中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团、政党有300多个，如果搞党争民主，结果可想而知。第三类非西方民主转型国家便是长期动荡者。中国的邻居巴基斯坦，也称“巴铁”，即中国的铁哥们，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巴铁”的行程取消了，因为安全得不到保障。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是恐怖主义大本营。亚洲的泰国、非洲一串国家都是长期动荡的。第四类非西方民主转型国家，也是一些老牌的民主国家，长期无效治理，如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国家等。比如中国和日本在这些地区竞标高铁项目，中国拿下了印尼高铁项目，印尼总统佐科出席剪彩仪式，但是剪彩以后就不了了之了，为什么呢?因为搞不下去，根本没法动工，土地私有化，要修高铁，仅仅国家同意不行，还要私人所有者同意。更重要的是各个部门之间，互不合作，互相牵制。这种情况不单是在印度尼西亚，整个非洲也都是这样的，非洲经济上很落后，但是他们的某些意识很超前，比如环保意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中国在当地的工程项目，由于涉及联合国批准的文化遗址、动物园等而无法开展。这是我们说的民主转型的非西方国家，成功的很少。
另外还有一个“大数据”的说法，二战后新兴的100多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党争民主”跻身于发达序列的。自由民主理论铺天盖地，所谓“历史终结”，所谓“普世价值”，怎么会发展得不好呢?世界银行、联合国急于找出一个样板来，最终找出一个非洲的博茨瓦纳。该国人口两百万，单一民族即博茨瓦族，人均年收入5000多美元。这样的国家和中国可比吗?中国人口13.7亿，人均年收入8000美元，北京地区、上海地区更不用说了，人口过两千万，人均年收入两万美元以上。这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因为搞了“党争民主”而发达起来的。
民主是至善的目标，但“党争民主”为什么就是恶呢?佛教讲因正因而生变果，政治学理论上叫制度变迁的非预期性，即追求目标A，结果变成B或者C，变形了，这在政治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好概念为什么没有带来好政治呢?首先我们看看发展的时间性。西方过去曾经不错，首先是因为法治两千多年了。从罗马时代开始，罗马最大的遗产是法治，这是世界性遗产。希腊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民主，罗马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法治，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官僚制。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中国，官僚制是把人类组织起来的制度，这个发明哪里是造纸术等所能比拟的!中国人太谦虚，把这个伟大的贡献淡化了。法治是西方人与生俱来的传统，无论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到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封建制，再后来到资本主义时期，都讲法治。但法治的核心是什么呢，保护私有财产，对财产权的保护是它的核心。从文艺复兴开始，尤其到资本主义革命，比如说英国革命，洛克的《政府论》，讲个人权利，主要是财产权。为什么西方人如此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是因为他们被压抑得太久了。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利，都是神、上帝的权力权威，经过长久的压抑，当然把个人权利看得很重。其实对西方国家来说，个人权利来得很晚，大众民主其实也就是近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非常之漫长。但是它们的学者在推广自己的民主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国家成长的“时间性”“时序性”，甚至把结果当原因。真实的历史是，民主是经过几千年法治化和几百年自由化的一种结果，但是他们在对非西方国家推广民主的时候，却直接推销了“党争民主”。实质上，民主是分配权力的，法治是约束权力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在党争过程中民主就变成了没有边界的政治斗争。
还以菲律宾和印度为例，菲律宾1907年开始选举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基本的官僚制即行政体制，提前把议会这种东西建立起来了，议会是做决策分配的，是立法的。但问题是谁去执行法律呢?没有答案。在中国有一个词叫“豆腐渣工程”，意即质量不好的工程。在菲律宾则是“影子工程”，就是利益集团游说国会拨款搞工程，利益集团拿到工程款以后，什么工程不做，然后卷钱走人了，同时分一部分钱给国会议员。到现在还这样干。菲律宾是热带，菲律宾人的生活状态非常地原生态，他们也乐在其中，对政府的要求很少。
印度人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处于热带地区的印度人每天在洗澡乘凉，他们讲轮回，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就是没人在乎当下，希望下一个轮回很好。这是印度人。印度有这样的老百姓让所有的统治者都艳羡不已，但是唯独自己的执政者不满意。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的建国之父尼赫鲁访问中国，他回去后说，印度人如果拥有中国人百分之一的实用理性，就是印度之福了。因为我们中国人靠的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而印度人则完全生活在精神世界。虽说难以判断谁好谁不好，但客观来讲，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这是形容好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太物质主义，13.7亿人都想过最好的生活，这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对资源的大挑战，会带来世界秩序的重组。中国人追求很多，要求很高，所以治理的标准、治理的难度也就很高。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49年的时候，完全是不能想象的世界，今天的知识结构，尤其是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的知识都不能解释。
(三)“党争民主”的同质化条件
为什么“党争民主”在非西方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都出了大问题?民主是一种政体形式，这个政体不是存在于真空的，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是需要社会条件的。为此我提出一个概念——同质化条件。
国家认同。搞民主的前提是要有国家认同。比如我们都是中国人，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党争一来，有人说自己是西藏人，有人说自己是东突分子，大家不认为是同一国家的人，国家就会分裂。很多国家因为没有国家认同而造成分裂或内战，比如眼下的乌克兰就是如此。美国为什么会发生南北内战?就是因为国家认同出了问题。美国的选举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搞，印第安土著人都被灭绝掉了。说起来匪夷所思，希特勒在搞种族灭绝的时候，其参照的案例就是19世纪中期美国白人是如何灭绝印第安人的。
共同信仰。内部有分歧不怕，但是这些分歧必须都是在同一个主义、同一种政治共识下面的分歧。如果是两个绝对对立的主义，就算都是伊斯兰教，一个是什叶派、一个是逊尼派，两派之间也会打得你死我活，怎么搞民主?这样的选举民主结果只能是强化了较多数教派的权力，激化了矛盾和冲突。
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不平等是永远的，但是这个不平等不能是二元对立的，比如说城乡对立，一选举谁胜利啊，泰国的选举，肯定城市人中产阶级输了，作为多数派的农民赢了。泰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政治力量的对立。
为什么需要同质化条件?是因为选举民主必须要政党来完成，政党背后是宗教、族群，因此选举式民主其实变成了族群、教派、阶级之间的争斗。就是说，如果是在异质化条件下，“党争民主”会导致族群和宗教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更加白热化。
这就是为什么期许中的善变成了非预期的恶。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政治学上有一个研究方法叫反事实法，就是说两国相似，一国走到这条路，另外一个国家走到那条路，一国到A一国到B，A很糟，B还不错；但是如果B走了A的道路会是什么样的，两国相似，这就是反事实。大国治理没法做实验，但用反事实法做比较研究就相当于实验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搞了“党争民主”，结果是什么样的?反事实告诉我们，比如说苏联是和我们一样的制度，1991年解体，解体之前是民主集中制，和我们一样的，解体之后叶利钦时期完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特别悲惨，1999年普京掌权，开始实行普京式民主，西方人说是独裁。三个时期，三个制度。那么最残酷的时期是哪个?就是叶利钦时期。就是说1990年到1999年这十年是失败的十年，其悲惨境况比美国大萧条时期还严重。
三、中国的人民民主道路及其治理成就
(一)为什么会有人民民主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
什么是人民民主?简单地说，人民民主的产生是自由主义民主灾难的产物，人民民主是为了对冲自由主义民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拯救人类。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国内的灾难。我们今天看到英国等发达国家还不错，但是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那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只要看看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就知道了。英国的19世纪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与此相似，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也刻画了工人当时的悲惨处境。在国际上，自由主义民主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带来的灾难，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运动一百年，其中有1871年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当然“十月革命”是最大的成果，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得西方知识界普通左倾化，知识界很多人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1923年，哈耶克，一个非常极右的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其导师米瑟斯出版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书中讲道：时间到了今天，如果你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说公正，你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换句话说，你就不是正常的人，时间到了20世纪，你不接受公正原则，就不是正常人，而是野蛮人。所以，在社会主义运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但有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西方知识界也被改变了。第二个背景是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一大批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全称是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新中国既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又是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新中国是人民主权的实现，人民主权是一个理论上的、价值上的、道德上的、目的性的政权，人民主权不会自动实现，比如村民自治能实现人民主权吗?中西部农民能通过自治走向富裕吗?完全不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这样民本主义的政府和国家是农民之福。同样，我们说人民主权不会自动实现，主要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人民主权不是被资本权力所代表，就是被政治权力所代表，人民不会自动实现自己的权力。资本权力主导即资本权力如果宰制了人民主权，代表了人民，结果必然是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看看美国就知道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能轰动全球。冷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在全球化即资本权力主导的自由化的全球化浪潮中，不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不平等，西方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在不断加剧。如果通过资本权力代表，结果必然是多党制，因为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的，政治上必然体现为代表不同利益的多党制，而多党制从来不能解决不平等这个根本问题。
(二)如何实现人民民主
在中国只能依靠政党来实现人民主权，在中国就是共产党领导。政党有不同的政党制度，多党制很容易形成，即经济多元化导致政治多元化，但多党制可能，事实上也就是导致了更不平等。比较而言，一党代表人民主权难度高，因为一党要整合多元利益，但是，如果能整合多元利益，就是人民之福。由于话语权的劣势地位，很多人一说起一党执政就把它和“专制”“独裁”等联系起来，这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流行的结果，因此，一党执政面临着环境的巨大挑战。但是，恰恰是这个一党执政，做得好就能在事实上保障人民主权的最大化实现。对此，需要中国共产党不能有自己的私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益，就可能会形成各种党内政治利益集团，最终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制度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会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坦率：我们为什么要强力反腐?就是为了清理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如果党有自己的私益，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确实，如果党内有多元的利益集团，这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大陆和台湾地区有什么区别?中国和美国又有多少本质的区别?福山有一个命题，他说50年以后，中国更像美国还是美国更像中国?在我们看来，如果不从严治党，50年以后中国很可能像美国，美国则很难像中国。这样一来，那是谁家之福谁家之祸?如果中国像美国了，实行多党制，对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家分裂。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一块对冲自由主义民主的阵地，人民民主对冲的就是资本主义民主，这一阵地守不住，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统天下了，那时候真是“历史终结”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也必须守住人民主权，守不住人民主权就是老百姓之祸、国家之灾。
当然，要守住人民主权面临的挑战非常多。因为不控制的社会或者任其发展的社会是很容易做到的，比如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以及目前的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爱怎么办怎么办，想怎么办怎么办，没人管，不控制是很容易的。这个状态的社会对社会精英来说是天堂，但是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地狱，看看印度、墨西哥、巴西的贫民窟就知道了。受控制的社会是有成本、有代价的，代价甚至是很高的，比如维稳是一种代价，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代价，以至于受到各种包括道德上的指责，但是这个代价换来的就是最广大老百姓的福祉。印度老百姓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态，认为是生活在天堂里。印度贫民窟中，贫民住在塑料棚里，那种难受无法言表。但西方理论认为，印度比中国有优越性，说什么印度相对于中国，最大的福利是民主，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印度老百姓的民生就是受困于所谓的民主，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民主能当饭吃吗?能解决就业和医疗、上学问题吗?最基本的民生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何来优越性?
人民民主是一个政治道路，政治道路的结果通过国体体现出来。宪法上，我们的国体就是人民民主，这是1954年宪法的规定；1975年宪法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文革”的产物；后来到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回到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
(三)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政体
政体是权力关系的总和，政体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权力关系中。在中国的权力关系中，首先看党政关系，民主集中制是党体也是政体，党章规定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因此民主集中制既是党体又是政体。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体现在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中，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我们讲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法律规定基础上的，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层含义。另外一层含义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组织原则，我称之为政治单一制，经济联邦主义。单一制就是中央集权制，地方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经济上的联邦主义就是权力的分享和共治，一个大国不可能什么事都由中央政府管，中央顾不过来，因此必然要分权，授权给地方政府，让地方分享一些事务性管理权。如城市管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非常大；如地方税务，也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在很多事务管理上，地方政府都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另外一个权力关系就是国家社会关系，就是说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国家和社会团体之间关系。在中国是分类控制，其中有登记制，比如说商业类的社团，经过登记就正式成立了，这叫民主或社会自由。但有些社会组织必须是审批制，如民族类的、宗教类的、政治类的和法律类的组织，不能实行登记制，必须经过审批才能成立。这就是分类控制。分类控制当然就是集中权的体现。
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政治经济关系，我称之为国家导航的经济发展。中国有很多国家导航的部门，比如发改委、财政部等，其作用非常大。同时，市场经济意味着，企业自主权很大，无论是国企还是私有企业，自主性很强。因此，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也是典型的民主集中制。
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体现在权力关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权力关系通过两横两纵体现出来，两横是人大与政府、政府与市场，两纵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都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
民主集中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革命时期是1.0版，新中国前30年是2.0版，改革开放以来是3.0版。在延安时期实行“三三制”，在政府的组成中，共产党、民主党派、开明乡绅各占三分之一。当然，在军队生活中，有民主，但集中制占主导地位，这是很自然的。2.0版是从1949年到1977年，总体上是集中多于民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无自由，特别是农村地区有民主无自由。3.0版的民主集中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新发展成果，民主的因素越来越多，集中的范围则越来越少，民主和集中越来越平衡。
四、如何看待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
(一)比较视野下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
我们对民主集中制和代议制民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首先研究可比较性，比如中国不和新加坡比，新加坡太小，新加坡只能和厦门比。我们也不和韩国比，韩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只能和浙江比。我们拿9九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12个，工业化国家俄罗斯、日本、美国，这三个国家发达起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掠夺。《中日马关条约》掠夺中国2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两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还多，因为有这个掠夺，日本才会大肆购买军火，才会发达起来，才敢在10年之后即1905年，和俄国一决雌雄，打了一场日俄战争，这是亚洲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战争，但靠的是中国的钱。俄罗斯是一个战斗民族，14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公国，经过不停的扩张，成为领土面积第一大国。美国也是一个靠掠夺起家的国家，一些人竟然说美国不掠夺别人，不搞殖民地，这太荒唐可笑了。原来13个殖民地，也就是最初13个州，后来到50个州，怎么来的?比如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就掠夺了墨西哥大片土地，所以说现在墨西哥人说了，我们当然可以自由地出入美国，因为那全是我们的，新墨西哥州、加州都是我们的。就是说这些国家，掠夺成性，靠战争和掠夺起家。
中国是一个被掠夺者，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我们拿与中国有近似历史并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比较。在9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8家都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南美的墨西哥和巴西。这些国家治理那么差，比如巴西，还被西方教授当作典范，比如有一本书《国家为什么失败》，对巴西赞不绝口，2016年巴西乱象给这本书一大巴掌。世界就这个样子，几乎没道理可言，中国治理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之差也众所周知，就是在这种明显的事实面前，西方人依然在道德上指责中国，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代议制民主。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搞过代议制民主，比如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结果如何呢?反事实法告诉我们，如果中国今天也实行了像其他8个国家一样的政治制度，中国会比它们好吗?世界政治是什么?是“观念的矛盾体”，是由不同的人说出来的充满是非、矛盾的世界，所以话语权非常重要，否则就黑白颠倒，指鹿为马。
另有数据表明，根据世界正义组织统计，每十万起杀人案件中，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这3个国家分别占25起左右，印度占3.1起，中国只有0.8起。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一位女老师说，你们这些男同志，一天到晚总在讲竞争啊民主啊之类的内容，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晚上11点下地铁以后，走20分钟回家，安全无忧。在纽约敢吗?这就是生活政治。再比如，中国人晚饭以后都喜欢散步，这是安全的体现，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你在美国敢晚上散步吗?除非不想活了，小命不要了。所以，什么是高品质的生活?安全是前提。安全有了，你觉得不是什么；没有的时候，你想得也得不到。
按照GDP标准进行比较。印度是1947年独立，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当时两国的人均GDP，印度大概是30美元，中国是28美元。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印度还比中国高出一些，我们人均是370美元，印度是450美元左右。发展到今天，我们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印度是1600美元左右，中国比印度高出4倍还要多。这就是看得见的硬指标之差别，看不见的差别更多了。比如说男女平等问题，中国的女孩子能顶半边天，印度呢?印度的妇女儿童，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为什么印度强奸率那么高，说到底是对女性的不尊重。还有民族不平等问题，印度还流行古老的种姓制度，分高等人、低等人。
通过这些比较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自由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自由和秩序(集中)之间，总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它们很自由。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权威的国家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而我们靠民主集中制发展起来了。
(二)中国民主的理论表述问题：话语权
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我们的政治制度。怎么在理论上来表述中国民主?政治道路上的人民民主，或者国体上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国体通过民本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来实现；在政治过程中，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形式可以综合为“共识性民主”——一个相对“多数决民主”而言的概念。西方人讲民主的时候就是指多数表决民主，即党争民主。如前，“党争民主”不能治国。从过去到现在，中国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就是协商政治。
真正的民主体现在政治过程当中，大决策、小决策，民主决策的案例很多。因此，存在一个民主标准问题，这是话语权。过去评价民主就是西方人说的竞争性选举。我提出的概念叫“可治理的民主”。如果民主不能治理，千万不能要。治理少不了民主，民主是用来治理的。治理的民主的要素有哪些呢?首先是民主参与，民主参与的形式有选举、协商、自治，互联网参与等。参与导致的压力给政府，政府回应参与的诉求。回应性是所有民主理论流派都要讲的，但是中国讲回应是自主性回应。因为参与的力量、渠道是不平等的，有的是强大利益集团的诉求，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诉求很难上来，因此政府的回应一定是自主性的、有选择性的回应，其中，民本主义关怀非常重要。最后一个要素是有效治理，或者叫责任政治。
这是我提出来的评价民主的一个标准，也是怎么来表述民主理论的问题。在实践中，必须知道政治制度的分层性和政治功能的复杂性，政治功能比如选人、用人、预算、工程决策等，层次上由中央到地方。政治制度的分层性和政治功能的复杂性，就意味着民主形式的多样性，不可能用一种民主形式解决所有政治性问题。伟人毛泽东很有智慧，他说大民主是用来吓唬别人的，小民主才管用。就像造原子弹似的，原子弹就是吓唬敌人的，有两个就算了，谁也不敢用，但是没有也不行，如果没有别人就欺负你。选举式民主，只是政治的形式，重要的是决策过程当中是否有协商民主，能否达成共识。美国人对此很无奈，国会中的“党争民主”已经导致无法立法、无法决策，所以福山才说美国政治衰败了，是一种“否决型政体”。在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层次性，就是说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民主，当然更应该有协商民主。
根据我对中国人的观察，超越自己生活两个层次以上的政治，中国人就不关心了，比如说你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谁当海淀区区长你一点都不关心。所以，政治关系到人、财、物的分配，但不同层次的政治和不同功能的政治，民主形式都不一样。比如政务官，市长、书记之类的产生，要有协商这个民主形式；但是事务官，办事的，他不一定需要民主程序，按委任、任命程序即可。这是关于用人的民主形式问题。财政有预算民主、协商。财物如大型工程，这就只能是专家论证，如三峡大坝、大学怎么建等问题，只能由专家论证。
怎么来评价中国的民主?第一，在政治实践上，民主政治的空间毫无疑问是非常大的，中国的民主形式虽然很丰富了，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协商民主到底搞得怎么样，需要慎重评估。201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第二，国人的心理上道路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乌克兰、美国等的现实让我们有了一定道路自信，但是我们的制度自信还有待提升，制度自信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理论自信不够，而理论自信不够是由于我们的话语权不足。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做的事情很伟大，但是论述能力有限，表达能力不强。同样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更伟大，但是表述远远不到位，非常之差。有一家报纸约稿让我谈中国的制度优势，我就从这个民主-权威-法治平衡的理论，谈中国的制度优势，他们认为这个思想非常好，但是非要我按传统的方式去表述，可能效果会很差。话语权不能自说自话，要有对话的能力，否则就是内封闭、内循环。
“事情在起变化”。在民主理论上，当世界发生变化时，客观地说，我们的民主理论研究，跟上了这个变化的事实，解释了民主出现的问题，比如提出了民主的同质化条件。最后，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品。让历史告诉未来，你能走多远，在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国家有多强大。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话语，说到底是随着它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推展开来的，没有哪一个在物质上、经济上弱势的国家的思想会成为世界的思想。我们所接受的现代思想，都是因为它们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要有一套理论上的说辞。中国在走向2049年的过程中，经济上的发展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在理论上的发展，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