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民国时期就已提出的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这个议题就不断被提出、讨论和争论。大致来说，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产生了两大阵营：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反对者。本文首先对双方的争辩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指出了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文章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关 键 词：社会学 本土化 话语权 知识创新力 学术制度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自民国时期以来就不断被提出并加以实践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并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论。在此之前，一批台湾和香港的学贯中西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如杨国枢、黄光国、萧新煌、叶启政、金耀基、杨中芳等已经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在中断了近30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重建。由于重建过程中急需补课，而补课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和一些美国社会学者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而林南也是除费孝通(1983)之外，少数几个较早提出中国大陆社会学本土化倡议的学者之一。
在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林南发现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几个不良倾向：第一，简单移植。在社会学发展初期阶段，中国社会学者注重政策性运用，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为了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借用和移植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被认为最为高效便捷。第二，生搬硬套。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的理论，而不考虑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忽略中国的特殊性。当中国的经验资料与西方的理论不一致时，学者们不是根据这些差异去发展出新的理论，而是通过切割资料来迎合西方的理论。第三，理论抽象化能力不足。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在非常低的概念抽象层次上来对资料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缺乏从鲜活的田野资料中形成理论的能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者们或者只能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或者只能用中国的资料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把中国的资料只当作次级资料来使用(基于演绎逻辑)，而不是当作初级资料来使用(基于归纳逻辑)(林南，1986)。林南教授的论述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也对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提出了希望。林南教授的倡议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回应，并在社会学界引发了一些讨论。
但总体上，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并不热烈。到了2000年以后，社会学本土化才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和争辩的问题。这些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了20年以后的现状不满的反应(林聚任，2000)。一些学者认为，与译介西方社会学相对较高的水平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贺雪峰，2006)。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不加分析和批评的“移植品格”(邓正来，2008)，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中国学者缺乏自主的“问题意识”，只能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依据提出研究问题(林聚任，2000；吴重庆，2002)；在研究过程中，生硬套用西方理论(谭江华、侯均生，2003；郑杭生，2000，2011)，或者用切割和裁剪中国经验的方式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这种用中国经验来脚注或局部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显得机械而僵硬(贺雪峰，2006)。另一方面，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忽略了研究工具和测量手段的适切性和研究对象所处情境的复杂性(如多因多果)(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
尽管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模糊、有歧义的概念(周晓虹，1994；李宗克、曹锦清，2013)，但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中讨论社会学本土化的。他们把社会学本土化看作是为在世界社会学领域中获得应有地位的运动。郑杭生和王万俊把中国学者的这种本土化实践称为“学术运动”(郑杭生、王万俊，2000a，2000b)。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所牵涉的就不仅仅是社会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且包括了民族的“学术话语权”(郑杭生，2011)或民族的尊严与地位问题。
但是，随着讨论的持续展开，不少学者质疑社会学本土化的话语与实践(赵旭东，2001；赵敦华，2007；彭玉生，2010；姚传明，2011；陈映芳，2015；张戟晖，2016)。一方面，他们批评社会学本土化本身所蕴含的逻辑矛盾，揭露隐藏在本土化运动背后的“东方主义”(赵旭东，2001；陈映芳，2015)；另一方面，他们为普遍主义辩护，否认客观知识的国界性，否认地理边界在对知识的客观评价中的作用(赵敦华，2007)。他们鲜明地坚持知识的普遍性立场。
这场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是社会学界对自身的学术发展所进行的集体反思，这样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十分有益。但反思的结果却出现了分歧。对这些分歧进一步加以反思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已经从学术问题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战略取向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如何才能在社会学领域显示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呢？社会学界所进行的有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辩论，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在梳理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基础上找出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和梳理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部分探讨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为了行文方便，随后“社会学本土化”的提法常常简化为“本土化”。
二、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争辩
学者们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来，不得不从引进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起步，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食洋不化”以及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进行“任意”切割以迎合西方某个理论论点的现象，其研究成果让人产生了与现实脱节或“隔靴搔痒”的感觉。这些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另外一个原因是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地位以及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二流地位”产生了不满。针对前一个“不满”，学者们把本土化问题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针对后一个“不满”，学者们从民族尊严和民族话语权的角度来论证本土化的必要性。
(一)社会学本土化的辩护
1.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框架：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
学者们之所以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学本土化，是因为社会学学科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学术“拿来主义”引发了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即在其所运用的情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知识是否依然有效。本土化倡议者认为，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是西方学者依据西方社会的特殊情境提出来的。因此，当这种理论被运用于解释非西方国家情境时就可能失效。
(1)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论述
第一，研究对象特殊论。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的、不重复的，不同国家之间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千差万别。因此，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各个国家都存在社会学的本国化问题(徐经泽、吴忠民，1987)。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双重特征：它们既是科学，也是文化。作为科学，它们没有国界；但作为文化，它们是有国界的(庞树奇，1988)。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需要“本土化”，需要把“历史/文化/社会”放到本土化的研究进路中来(杨中芳，1999)。中国社会学必须反映中国文化—社会的特殊性，应该把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通到社会学里(林南，1986)。
第二，西方社会学者视野特殊论。从西方输入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由具有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学者所提出的，这种特殊文化心理特质、文化烙印或认知模式必然会在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体现出来。因此，在移植到中国以后，这些理论和方法经常会出现与中国情境不相适合的情形(袁阳，1988；陈卫旗，1999；谭江华、侯均生，2003)。杨国枢把本国研究者和本国的被研究者之间因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的相似性而达到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契合状态，称为“本土性契合”。而移植进来的西方知识与华人本土社会的实际之间，常常缺乏这种本土性契合(李桦，1996)。因此，陈卫旗认为，在移植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考察它在源文化国和引进国之间是否具有理论意义的“等价”问题。通常存在三种水平的等价：功能等价、概念等价和公制等价。如果不等价，就不能生搬硬套。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吸烟是地位低下人群的习惯，但吸烟在相同时期的墨西哥却是上流社会的特权。在这里，“吸烟”在美国和墨西哥在概念和功能上均是不等价的(陈卫旗，1999)。
第三，西方社会学理论适用范围有限论。一些学者还从否定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普遍适用性来证明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他们认为，普适性是社会学研究所应追求的理想性目标，但西方社会学往往是以研究者所在国家为对象而构建的，既包含了普遍性的成分，也包括大量特殊性的成分，后者决定它们对非西方国家或地区不一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郑杭生，2000)。社会学本土化并不是国外的“一般”和中国的“个别”相结合，因为国外的社会学并不是代表普遍性真理的“一般”(徐经泽、吴忠民，1987)。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存在着基于本国情境的特殊性。如果说自然科学是普适性的，社会科学则是区域性的(徐经泽、吴忠民，1987；石英，2013；刘文斌、王雅林，2017)。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局部理论或“在地理论”，它不具有全球普适性(吴重庆，2002)。正因为如此，社会学者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提出适合于本土实际的社会学知识。
第四，学科发展阶段论。一些学者认为，对于社会学后发展国家来说，绕开社会学先发展国家的社会学知识而自行发展是不必要的。它们可以先模仿，然后慢慢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林南，1986)。社会学本土化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社会学对中国来说是外来学科，它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先后经历“化入”和“化出”。“化入”就是先“进入”西方社会学内部，熟悉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类似于“补课”阶段；“化出”就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庞树奇，1988)。因此，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分步骤走的阶段性现象(杨心恒，1989；刘平，2006)。具体来说，社会学本土化既是一个引进、吸收、消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综合、转换、创新的过程(纪德尚，2005)。
(2)社会学本土化内涵的论述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通到社会学里(林南，1986)，使社会学这一舶来文化转变为内在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现实的文化(袁阳，1988)。在本质上，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和方法的依赖，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形成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吴重庆，2002)。郑杭生与王万俊也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郑杭生、王万俊，2000a：42)。本土化是一个普适性概念。本土化的内涵就是外来事物与本土环境和条件相互适应的程度。社会学本土化则是社会学这个“外来”知识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内化”过程，其目的是达到与本土实际相适应(纪德尚，2005)。既然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外来知识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那么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全球化”，也不等于传统化。本土化不等于重新向中国的传统复归，或者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全部原料(周晓虹，1994)。
既然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外来”知识与“本土”实际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那么，由这种交融碰撞的过程必然引申出一系列的“关系”。对此，本土化倡议者也进行了讨论。
第一，本土化与全球化/西方化的关系。学者们发现，本土化概念经常被误认为是与现代化、全球化相对立的概念，因此被用来作为反对本土化的理据(杨中芳，1999；余建华，2006)。他们主张，本土化不应该拒斥“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另起炉灶”；既不是“去西方化”，也不是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周晓虹，1994；杨中芳，1999；余建华，2006)。对西方学术的全盘否定，是由一种西方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堕入了另一种东方式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是在以一种偏见反对另一种偏见(谭江华、侯均生，2003)。全球化与本土化之所以能够统一，在于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一致”化，而是“多元一体”化(杨中芳，1999)。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与本土化并不对立(郁建兴、江华，2006)。换言之，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拒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既要国际化，也要本土化(王兴成，1991；陈卫旗，1999；张新民，2004)。
一些学者还主张，应该把社会学的中国化放在世界性的角度来理解。它是世界范围内加深对人类社会理解的努力的一部分，因而具有世界性意义(林南，1986；徐经泽、吴忠民，1987)。一个国家的社会学理论的性质只有是本土的、特色的，才有可能是世界性的(纪德尚，2005)。周晓虹进一步认为，全球化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消极的全球化(被动吸收他国长处)，另外一种是积极的全球化(积极参与进而影响世界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和走向)。本土化有赖于(消极的)全球化，而(积极的)全球化同样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周晓虹，1994)。只有充分国际化，才能真正中国化。只有熟悉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中国学者才能与之进行学术对话，从而对世界学术做出独特的贡献(何星亮，2002)。
第二，本土化与普遍性的关系。本土化被质疑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似乎否认了知识的普遍性。本土化倡导者力图说明，本土化并不一概否认普遍性。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普适性目标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由本土化而形成的类型化知识，可以成为世界普适性知识的重要基础(郑杭生，2000)。普遍性不能离开各种具体的特殊性，只有在各种特殊性基础上才能抽象出共同的普遍性(张新民，2004)。还有学者指出，普遍性和特殊性处于两个不同的抽象层次。社会学的本土化并不是追求较低层次的抽象，更不是停留在经验描述的非抽象层次。如果本土化所追求的是特殊性，它就与普遍性不在同一个思维抽象层次上。但理论知识本身必须是处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的。事实上，社会学本土化所面对的矛盾不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而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社会学本土化所追求的不是特殊，而是具体(李宗克，2011)。
第三，本土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然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之一是把民族性或民族文化纳入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林南，1986)，那么，中国的民族性或本土性是什么呢？学者们认为，一方面，本土化不是“翻老账，找古董”(杨中芳，1999)，中国的民族性也不是古代的封建传统文化(袁阳，1988)。尽管在今天，传统的因素“尾大不掉”(杨中芳，1999)，但民族性并不是从过去沿袭下来的不变传统，事实上它是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交融汇合(袁阳，1988；杨中芳，1999)。另一方面，本土化也不是完全与西方隔绝的中国文化。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交流碰撞和融合之中，因此本土化的主体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已经交融在一起的“现态文化”(袁阳，1988)。因此，杨中芳主张与其把传统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不如把“现代”本身看成是包括“传统”在内的东西(杨中芳，1999)。
第四，本土化与规范化的关系。社会学本土化诉求兴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以定量方法为主、论文写作采取西方规范的研究方式的不满(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牵涉到本土化与学术规范化的关系问题。针对一些学者对西方研究规范的不满，风笑天指出，社会学本土化也要遵从规范化的原则。社会学研究规范是前人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相对成熟的普遍性原理、规则、方式、方法和技术，它们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社会学本土化同样要遵守这些规范，但同时也必须根据中国的特有情境因素对这些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改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使用西方通行的一些研究手段和测量工具时，中国的被研究对象常常会做出与西方的被研究对象不同的反应。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就是要使得这些研究方法和工具能更贴近中国的现实情境(风笑天，2005)。
2.学术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学术依附国与民族话语权
从学术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知识就是权力，而知识权力的配置在国际上是不平等的。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进入到知识本体论层次。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的研究框架常常被借用来分析中国与西方在知识权力上的不平等以及中国学术自主权和话语权不足的原因。李迎生认为，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至今，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西方化倾向仍然很明显，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尚显不足(李迎生，2006)。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发出了本土化呼吁，以建构学术自主性。具体来说，要从自身的本土经验及历史文化脉络中派生出问题意识与理论方法，不把西方的问题语境当成自己实存感受的问题语境，拒绝一味追随西方论述语言，拒绝变成西方学术的殖民地(吴重庆，2002；张新民，2004)。研究者在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敢于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取向”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融入其中(刘军奎，2016)。
(1)摆脱学术依附国地位
不难看出，民族自尊心是学术本土化产生的原因之一(杨心恒，1989；周晓虹，1994)。而民族自尊心问题源于学术的“核心国”和“依附国”(或边缘国)的权力对比关系。台湾学者杨国枢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论是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教育与文化领域，欧美国家处于核心国家的地位，中国台湾地区则处于边陲社会的地位。以心理学为例，台湾就一直是美国的附庸，虽然所探讨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但其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从事研究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李桦，1996：52)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难以在研究中体现出来。正是出于对这种学术依附地位的不满，台湾学者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李桦，1996)。香港学者金耀基也指出，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往往会采取向西方学习的方式，现代化精英认同的是西方化，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去传统化的做法。这成为非西方国家陷入学术依附国的一个原因。当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们的自信心增加了。而这种自信成为他们发动学术本土化运动的一个动因(金耀基，1998)。郑杭生也提出，二战后西方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一直居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圈获得了文化霸权地位。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发展中国家必须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改变学术上对欧美的依赖(郑杭生，2000)。邓正来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以“知识移植”的方式，不但迅速建立了社会科学的庞大体系，而且形成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中国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学术的“追随者”。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是要摆脱这种“追随者”地位，恢复学术自主性(邓正来，2008)。随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增，中国学者愈发对学术领域的依附地位不满，要求改变现状，通过社会学本土化建立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社会学学科地位(石英，2013)。
(2)争夺学术话语权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话语权的丧失，或多或少归因于中国社会学学者的自信心匮乏以及相应的“西方化”倾向。郑杭生认为，中国的一批对中学知之甚少的学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对国外理论照搬照抄，亦步亦趋，习惯用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社会现实(郑杭生，2011)。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固然必要，但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研究和建设的“西方化现象”却是一种“病态现象”，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学学科成长和发展极为有害。它最终会使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沦为西方社会学的附庸(郑杭生、王万俊，2000c)。而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要扭转这种西方化倾向，以争取学术话语权，并取得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郑杭生，2011)。以此为目的，中国社会学学者就要去除“边陲思维”，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附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形成中国的“主体意识”(郑杭生，2000)。可以说，就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既是民族独立运动在思想文化上的折射(郑杭生、王万俊，2000a)，也是“边陲”地区的学者的“文化自尊心”觉醒的产物(谭江华、侯均生，2003)。
(3)重建学术自主性
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并不是中国学者被动接受的后果，而是中国学者主动“合谋”的结果。这种主动合谋体现在社会科学中的“西方化”倾向，使得中国学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或剪裁。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的丧失(邓正来，1996，2008)。换言之，学术自主性的丧失体现为一味复制西方学术，变成西方知识的消费者，而不是知识的创造者。要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必须摆脱“移植品格”，打破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拿来主义”倾向(邓正来，2004)。
(4)回归中华学术传统，复兴国学
还有一些学者在本土化问题上采取了更激进的做法，认为学术本土化就是借助现代方法回归传统国学。王学典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叙事。现有的国家叙事完全不能反映中国崛起这一世界重大事件，中国的学术体系没有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离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的要求还有巨大的距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只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只会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没有提出自己的思想，脑子都被西方殖民化了。因此，中国的国家叙事需要做出调整，强调中国的自主性(王学典，2017)。
那么，中国学术该如何实现本土化呢？杨春华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是要借助现代实证研究方法来复兴国学。他认为，长期以来，社会科学本土化一直沿着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三条道路展开，但是这些都不能算是最本质意义上的本土化。本土化的最佳道路和最终出路是结合西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复兴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把这样的途径称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第四条道路”。他认为，第四条道路既是一条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也是一条疗治全球现代性病症之路(杨春华，2012)。
(二)普遍主义的辩护
社会学本土化的话语受到持普遍主义立场的学者的批评。他们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话语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从正面来论述普遍主义的正当性。
1.对社会学本土化话语的批评
第一，对本土化的质疑之一在于：本土化倡导者的动机究竟是出于社会科学的“知识效度”立场，还是出于“机会主义”(彭轲，1999)或“民族主义”(姚传明，2011)的动机？如果本土化被当作竞争学术特权或资源的手段的话，那么，这种本土化的效果就是令人怀疑的(彭轲，1999)。姚传明则认为，将本民族性格融入社会科学研究，其动机在于后发展国家的学者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抗拒，即为了抵制文化帝国主义而提出本土文化论，以强调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客观上使得本土化研究成为“民族冲突”的工具(姚传明，2011)。
第二，一些学者对本土化的一个缄默前提进行了质疑。该前提是：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因此西方人提出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人及西方社会，不适用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针对这一判断，赵旭东质疑，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来操作性地界定中国人的特质？他认为，中国人的特质或国民性其实是一个文化建构，这种概念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可能掩盖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流动性，并忽视了中国与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的交往过程，以及伴随历史演进而发生的对外来文化的动态吸收和再造能力。被本土学者大加赞许的中国文化传统或国民性，是一个被同质化的、静态的、凝固的概念，缺乏时间的维度。它不过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经中国文人的本土加工后的重现。他认为，本土化运动的初衷是为了抵御西方学术霸权，但本质上它是知识分子所秉持的“天朝模型的世界观”(即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在近代受到冲击后而形成的“心理防卫机制”。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概念也是明代以来的本土主义的延续。今天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许就是以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为目的而建构新的权力支配的虚假问题(赵旭东，2001)。陈映芳也指出，“作为‘本土化’情景的‘西方—中国’，原是基于想象而历史地形成的一对概念……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本土’……其内部的整体同质性，以及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延伸，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陈映芳，2015：56)。
第三，本土化批评者揭示了本土化倡议者论辩中的逻辑矛盾。姚传明认为，在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上所存在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与争论，是本土化得以提出的前提条件。偏向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和偏向人文主义的历史学，都较少提出本土化议题，只有那些处于这两种取向之间的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会有比较强烈的本土化倾向。但是，在论证本土化的必要性时，论证者往往无法做到逻辑自洽。他们用人文主义的逻辑去论证本土化的必要，因为从人文主义角度看，知识是相对的、特殊的，西方知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本土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具有世界意义)，于是，他们又陷入了科学主义的逻辑，即否认知识的相对性和特殊性。同时，本土化倡议者在论证本土化过程中所引用的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范式理论，也是西方的舶来品。他们在摆脱某种形式的依附时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依附(姚传明，2011)。
第四，本土化批评者质疑本土化论述中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情境不适用的观点。他们同意，中国学者的确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没有相关性。彭玉生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往往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上位概念层次，另一个是下位概念层次。本土化学者常常借口西方的下位层次的概念不适用中国情境，而否定西方的上位层次概念对中国的适用性。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语言来说，上位概念是一个可以用来分类的变量(即分类变量)，下位概念则是这个概念的具体“取值”。例如，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下位层次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团体格局”，它们分别都是“人际关系模式”的下位概念，或者说，是这个共同的分类变量的不同取值。我们不能因为“团体格局”不适用于中国，就否认二者之上的共同的上位概念“人际关系模式”(分类变量)的适用性。再比如，中国的商业交易严重依赖人际关系和“走后门”，这反映了中国的正式制度的脆弱，而不是其上位概念“正式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另外，即使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强关系”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它不过是更为一般的上位概念“关系”的一个取值而已(彭玉生，2010：203)。
姚传明也对本土化倡议者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本土实际的“脱节”作为本土化的立论基础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事实与理论的冲突并不必然是对理论的证伪。他援用亨普尔的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亨普尔指出，一个理论实际上是由两类原理构成的，第一类是“内在原理”(internal principles)，第二类是“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s)。正是桥接原理使理论具有了解释力以及可检验性。依据这一观点，姚传明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社会科学家，都必须在各种宏观理论中引入能够与本土微观实际相联系的桥接原理(对应规则)。但提出了桥接原理，并不能否认内在原理(姚传明，2011)。姚传明还认为，本土化倡导者之所以轻率地指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仅仅将视野限于理论本身，而忽视了在科学说明中还涉及的一些初始条件和辅助性的假定。他们不知道，在借助“理想情境”来分析一个具体的状况时，必须引进附加假定或公设。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情境中提出他们的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非西方国家的情形并不十分熟悉，所提出的理论具有西方特色，这本身无需苛求。反倒是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理论时，必须注意理论适用的各种条件。本土化取向学者所说的“不能生搬硬套”某种理论，是任何科学研究者早已共有的一个常识。它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要遵循的一般方法论规则。因此，它既不构成本土化倡议者的新见，也并不能构成本土化之必要性的证据(姚传明，2011)。
还有学者反驳本土化倡议者的“中国例外论”。陈映芳认为，“本土—外来”这一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某一门“科学”必须本土化的充足理由。特殊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常态，没有哪个社会相对于别的社会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社会科学并不能停留在特殊经验的层面，而必须对特殊性进行具有足够高度的思维抽象。一旦进行抽象，就会超越特殊性，而形成一定范围的普遍性。而普遍性所覆盖的范围，取决于思维抽象的高低级别。因此，当我们将一个抽象级别较高的理论运用于一个特殊情境的时候，就必须在它之下的“次级”抽象层次上追加附加性的差异性解释变量，从而解释更高一层级的抽象所无法具体解释的特殊差异性。因此，在处理与西方理论的关系时，中国学者既不能忽略在“次级”抽象层级上追加解释变量，也不能借口追加解释变量的必要性而否认上一层级的抽象理论的意义(陈映芳，2015)。
第五，本土化批评者也对本土化倡议者过于窄化的本土实用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陈映芳认为，中国的社会学者过于沉溺于本土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把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整体上窄化为中国研究。这种倾向“不仅会限定人们的学术宗旨、探索目标，限制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实际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偏差和扭曲……同时学术界还可能以‘对解释中国的特殊性是否有用’来作为评价理论及其思想价值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陈映芳，2015：56)。国内的本土化学者过于简单化地把国外多元的社会科学简约为“西方理论”，并在研究实践中自外于国际研究，专注于发掘本土经验，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学术本土化”的原意，也无助于“特殊性”的自洽(陈映芳，2015)。她还说，“在学术界缺少外国社会研究、国际比较研究的整体情况下……没有经过横向及纵向的比较，就无法验证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差异性，更不能自证其差异性属于普遍性无法涵盖的‘特殊性’”(陈映芳，2015：58-59)。
张戟晖也认为，本土情境下各类研究的作用是为更高层次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准备。这种研究不能否认西方的理论成果的合理性，而是必须在比较中确立学术话语。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视野，提出有价值的真问题。特殊性不应该成为我们拒斥西方理论的借口，而应该成为一个发展普遍意义上的理论的机会和切入点(张戟晖，2016)。
第六，本土化批评者还批评了本土化论述中排斥西方研究规范的做法。他们认为，不能为了本土化而排斥那些在西方已经成熟并在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学术规范(许纪霖，1995；胡荣，2006；彭玉生，2010)。尽管这些规范使研究论文看起来像“洋八股”，但它们作为形式主义的规范，不论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或者是中西结合的学术研究都必须遵守(彭玉生，2010)。许纪霖也指出，“这种规范如同球赛规则一样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具有公认的形式合理性，这也是社会科学得以世界化、全球化，不同学派得以互相批评和沟通的依据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不是另创一套游戏规则，拒斥与世界学术对话，而恰恰是在形式上遵守一般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在内容上建构具有本土色彩的思想和理论”(许纪霖，1995：65-66)。只有遵从这些规范和国际通则，学术研究才能逐步积累，避免简单的重复劳动，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才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流，不同国度的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才有可能(胡荣，2006；刘平，2006；彭玉生，2010)。西方理论在中国出现失效的地方恰恰可能是新理论产生的沃土，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为国际学术界做出重要贡献的宝贵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不遵守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规范(彭玉生，2010)。
2.为普遍主义辩护
除了对本土化论述进行批评以外，一些学者还公开为普遍主义进行辩护。赵敦华指出，他为之辩护的普遍主义是这样一种立场：“某种知识、世界观或价值观，普遍适用于全人类或大多数人类社会”(赵敦华，2007：35)。他区分了“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前者肯定知识或价值观的普适性；后者肯定西方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优越性，但优越性不等于普适性。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混淆的结果是，文化上的优越性被用来解释思想上普适性，这让特殊主义的支持者找到了攻击普遍主义的理由。“特殊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西方文化是特殊的，那么，它所产生的知识和价值也是特殊的，其他文化也是如此。因此，任何知识或价值都没有普适性，而只适用于某一社会、群体或地区”(赵敦华，2007：36)。赵敦华认为，不论是普遍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还是特殊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二者均认为本质来自起源，普适性来自本质。它们之间的争论只在“起源能否产生本质”这样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但赵敦华反对这种发生学教条。他指出，一种价值观或知识的普适性不但与产生它的文化优越性无关，而且与它是否具有普遍的本质也无关。一种价值观或知识有没有普适性，可从对接受者的客观后果来判断。如果它有助于改进接受者的生活和环境，它就是普适的(赵敦华，2007)。
赵敦华认为，西方学者已经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全面清算，我们也同样要反思华夏中心论对学术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辨”的传统，而华夏中心论则表现出汉人的民族优越感(赵敦华，2007)。在近代，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夏中心论衰落，但特殊主义也随之兴起。特殊主义论者用否定西方普遍主义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地位。中国文化特殊主义论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优越(赵敦华，2007)。针对本土特殊主义论者的“文化自觉”论，赵敦华指出，“‘文化自觉’不能是没有批判精神地拥抱‘本土的过去’，否则那将是那喀索斯式的自恋。同样，如果‘文化自觉’要靠排外心理和传统崇拜来维持，那将是弑父(谋害普适思想)娶母(把祖先文化嫁接在现代文化上)的俄狄浦斯式的集体下意识”(赵敦华，2007：40)。
针对本土特殊主义论者所说的西方所施加给非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赵敦华认为，西方话语确实包含偏见，但偏见不等于霸权。他指出：“凡是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学说，都不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主动索取的(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现在主导中国人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和马克思主义，有哪一项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呢？相反，西方列强曾经想向中国强行输出的基督教，至今仍处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边缘”(赵敦华，2007：39)。
三、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中的症结
从内容上看，本土化倡议者与本土化批评者分别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争论。首先，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本土化倡议者认为西方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现实中常常不具备跨情境效度，因此社会学有必要实行本土化。但这个过程不意味着彻底抛弃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是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境和本土经验，提出一个更具效度的、与中国现实更贴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而本土化批评者则认为，任何本土化倡议者所强调的本土特殊性，都必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知识框架内来加以定位。在低一级抽象层次上相互不适用的理论知识，可以在更高一级抽象层次上找到某种共同性或关联性。我认为，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双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争辩可以简略地概括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争论。它是从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引申出来的。
其次，在知识本体论层面上，部分本土化倡议者把社会学本土化上升到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话语权和民族地位与尊严，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附地位的高度(郑杭生，2000，2011)。他们不满于当下中国社会学的西方化，并把它看作是西方对中国的“学术殖民”的过程(张新民，2004)。而社会学本土化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扭转。针对这一立场，本土化的批评者从两个方面展开反击：一方面，他们认为知识只要是客观的，就是不分国界的；另一方面，他们质疑本土化倡议者所提倡的“中国性”或“本土性”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嫌疑(赵旭东，2001；赵敦华，2007；姚传明，2011；陈映芳，2015)。我们可以把双方在这个层面上的争论简略地概括为“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的争论。
尽管并非所有的本体论倡导者和批评者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但这两个层面上的争论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学本土化”议题被不断提出和争论，并非纯学理性问题，同时牵涉到学者的民族地位、尊严和权力问题，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分层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问题。因此，可以说社会学本土化议题的触发机制是学者对当下境况的不满，即社会学学科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经历了“移植西方社会学知识”的阶段以后未能如期走向“后移植时代”，依然难以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依赖，中国学者依然是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二等公民”。
面对这种状况，本土化倡议者呼吁，不要把西方社会学知识生搬硬套到中国情境中，而要从理论层面上总结、提炼和概括中国经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但是，本土化倡议者在提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对中国社会学发展令人不满意的现状做了错误的归因，认为中国学者只知道照搬西方的理论，跟着西方学者依样画葫芦，亦步亦趋，缺乏符合中国情境的问题意识。
其实，这种对西方学术的依附性和“食洋不化”现象只是部分中国学者缺乏知识创新力的结果。换言之，正因为自身知识创新力不足，所以才要去模仿西方成功的学术经验和理论，其中一些人则出现了“生搬硬套”的情况。这里的症结不在于学习西方，而在于如何学习西方。“食洋不化”作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模仿方式的确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向西方学习错了。西方的学术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学者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知识增长规律的学术精神以及体现这种精神的学术制度。如今，这种学术精神以及体现这种精神的学术制度已经国际化了。之所以它会国际化，就是因为学术实践证明它“管用”和有效。“食洋不化”者在学习西方学术的过程中，恰恰违背了西方学术精神。他们之所以出现“生搬硬套”和“食洋不化”，根源在于自身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正因为知识创新力不足，才会去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生搬硬套”者和“食洋不化”者的做法貌似西方化，其实骨子里是违背西方学术精神的。
作为本土化的批评者，普遍主义者虽然揭示了本土化辩护话语的内在张力，并抨击了本土化立场背后的“东方主义”立场(赵旭东，2001；陈映芳，2015)，同时也借助知识体系的“内在原理”与“桥接原理”(以及附加条件)的关系来说明本土化倡议者的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站不住脚(姚传明，2011)，但是他们未能进一步揭示中国社会学发展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他们在否证了社会学本土化动议的同时，却未能教导人们如何避免学术界“食洋不化”现象的发生。
不论是本土化的倡议者(林南例外，见林南，1986)，还是本土化的批评者，大都忽略了国内经验研究中的另外一个局限性：“食土不化”(王宁，2006)。它指的是虽然我们有能力对国内现实提供大量的经验描述资料，却没有能力把这些经验资料上升为理论，缺乏对资料进行理论化加工、提炼和升华的能力。这一现象反映了我们抽象思维能力、思辨能力、概念化能力或理论化能力的不足。于是大量的经验资料未被有效利用，有的甚至被闲置。这不是说经验描述性研究毫无价值，而是说，如果不能从经验描述层面上升到理论知识层面，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就出不来。
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是要提供有效度的理论知识，从而更贴切地来解释中国情境。但“食土不化”和“食洋不化”均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食洋不化”之所以是障碍，是因为它形成的“知识”缺乏跨情境效度。“食土不化”之所以也是障碍，是因为它无法上升为理论知识。而“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均是由知识创新力不足所造成的。
事实上，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创新力，应该早就可以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本土化)了。但问题是我们迄今还在为此继续呼吁。这说明我们为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所提出的“药方”并不对症。事实上，在国内的社会学研究中，不论是“西学依附”/“食洋不化”，还是“食土不化”，均是由更深层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所引起的。所以，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必须从中国的知识创新力何以不足的角度来分析。这才是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解决了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绕开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去讨论如何提升民族的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根本是南辕北辙。只有我们提高了知识创新力，才能真正获得学术领域的民族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这里，知识创新力是因，民族地位、尊严和话语权是果。一言以蔽之，社会学本土化的症结，在于如何解决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
四、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一个制度主义的视角
前文已经提到，不论是本土化倡议者，还是本土化批评者，大都未能揭示中国社会学何以在国际学术界沦为“二流”的深层根源。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说明“西学依附”/“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的深层根源。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成效之所以不彰，不在于我们的决心不强和态度不坚，而在于我们的能力不够，更具体地说，在于我们的知识创新力不足。而知识创新力不足，源于我们的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不健全。
什么是知识创新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界定什么是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实践性、经验性、常识性或缄默性知识，而是那些有经验证据作为基础的、按照符合效度和信度规则而形成的、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化知识。简单地说，知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它必须是正确的或有效度的，可区别于谬误、偏见和谎言；另一方面，它必须是经过思维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化或理论化知识，可区别于常识或描述性经验知识。
知识创新力是指我们具有在存量知识基础上不断提出增量知识的能力。它是我们所具有的不断为人类增加新知识的能力。知识一旦形成，就转化成存量知识。因此，知识是否是新的，必须与存量知识进行对比，才能知道所提出的知识是不是新知识。因此，知识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不同。物质产品可以不断重复进行生产，但知识生产则不能重复，必须不断创新。当然，知识的生产存在一个从试探和提出假说到不断验证和确认的过程，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概括起来，知识创新力包括三个基本能力：第一，确保知识正确，从而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能力(效度化能力)；第二，理论化能力或对田野资料进行理论提升的能力；第三，学术问题的形成能力，或与存量知识进行“对话”的能力(通过梳理存量知识而找到增加新知识的贡献点)。我们之所以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呼吁”了几十年而仍觉未达目标，就是因为在这三种能力上存在一定的欠缺。“食洋不化”源于第一个能力的欠缺，“食土不化”源于第二个能力的欠缺，第三个能力的欠缺则引发学术领域的大量简单重复劳动。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我们的知识创新力呢？知识创新力可以分别体现在微观上的个体能力和宏观上的学术共同体的总体能力上。我在这里讨论的是后者。就宏观的角度看，学术共同体的总体性知识创新力是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学术制度与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知识创新力。接下来，我将从学术制度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国内学界知识创新力不足的根源，并说明提升知识创新力的出路。
1.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有助于避免简单重复劳动现象，因而对于知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学术共同体形成了相关的学术研究规范，例如引用他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论文写作要有“文献回顾”部分，等等。这些做法可使读者既了解作者之前的学者的贡献，又了解作者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知识推进点所在，从而确保学术共同体尽可能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并使知识在整体上呈现出累积性和不断推进的状态。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不太重视知识产权，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享知识产权的习惯。许多学者沿袭“述而不作”的传统，创新动力不足。时至今日，国内依然有一部分学者和一些学术刊物编辑对论文中的“文献回顾”的必要性表示质疑，同时“明抄”或“暗抄”现象依然存在，简单重复劳动比比皆是。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研究规范的薄弱，使得我们始终搞不清知识创新的起点在哪里。同时，由于重复前人观点的论文也可以发表，许多人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创新。此外，重量轻质、重形式轻实质内容的量化考核和学术评价制度的盛行，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倾向。
2.学术批评制度
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难免因个人疏忽、能力不足或价值偏见产生失误或错误。问题不在于知识产出是否出错，而在于有没有机制来纠错。发挥这种纠错功能的制度，就是学术批评制度。它有助于促进知识的效度，因为它不但让各种错误、缺陷和偏见被揭示出来，而且会强化学者的自律。那种“生拉硬扯”、“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做法，均是学术批评制度所要克服的。
在国内，学术批评不能说没有，但学术批评制度和文化肯定是不健全的。以书评为例，在西方国家，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往往会在学术刊物上出现数量不等的书评。这种书评制度的存在不但能使质量不高的学术著作遭受批评，而且也可以促进作者自律，保障成果质量。但是在中国，书评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学术批评制度。而我们看到的书评文章，多半是缺乏批评精神的“吹捧式”文章。就刊物来说，即使学者要批评某种观点，多半不敢指名道姓，只能笼统地概括所要批评的论点。学术批评制度和文化的缺席使得学者缺乏足够的自律。
3.学术发表制度
学术发表制度担负了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以及研究质量是否达标进行把关的功能。以学术期刊发表制度为例，绝大多数国际学术刊物都采取了由学术同行进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尽管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问题，但相较而言是一种效果较好的制度。学术论文是否有知识贡献、所贡献的知识是否有效度、学术研究和写作是否合乎规范是匿名评审人必须把关的。就实证研究来说，有关方法和方法论的讨论也成为学术评审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评审制度中，那种“食洋不化”、“食土不化”、缺乏新意、缺乏效度或信度的论文往往难以获得通过。
就国内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顶级社会学学术杂志已经成功地采纳了国际通行的学术同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如《社会学研究》、《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但是，还有许多学术期刊没有采纳这一制度。尽管资深编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文章的质量进行把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同行间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未在国内学术刊物普及是导致国内知识生产过程中出现许多简单重复劳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4.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学者培养抽象思维能力或理论化能力的重要途径。西方的教育制度不但以传承知识为目标，而且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批评能力、概念化能力和思辨能力。受过这种教育模式系统训练的学者，不但可以在研究西方社会领域时显示出知识创新能力，也可以在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时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例如，魏昂德和孔飞力关于中国研究的著述就是中国学者频频引用的经典。
在国内，我们的教育制度尽管进步很快，但客观上没有充分承担起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批评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功能。另外，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学者们常常遵循着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实用理性”，重视知识之用，而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目的性”动机以及追求“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终极追问精神。它也是妨碍我们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的一个原因。我们整体抽象思维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了许多“食土不化”的现象。
社会学本土化既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来反对西方的“特殊”，也不是让中国社会学共同体“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而是要提出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有解释力、有效度、可被世界社会学同行所理解和接受、在世界的客观知识体系中占据某种位置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一旦对中国形成贴切的解释力，就一定会有中国特色(即本土化)。中国现实作为研究对象和中国学者作为研究者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一定会体现在学术成果上。导致社会学本土化目标难以实现的原因恰恰是本土化的学术制度与文化不健全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创新力不足。要实现社会学本土化，不但不能拒绝那些在国际上已经成熟且通行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反而必须强化它们。我们所批评的“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等现象，恰恰是我们自身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所引起的。而知识创新力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学术制度与文化上与国际接轨得不够。同时，一些已经从西方模仿来的学术制度，也被我们自身的与之不兼容的文化所扭曲，并因此发生变形和功能错位。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学本土化争论所关注的是西方知识在中国是否具有跨情境效度以及中国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争论中，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批评者在知识的效度目标上并没有歧异。双方的分歧在于，本土化倡议者否定了西方理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或适用性)，而本土化批评者则肯定了“普遍”理论(包括某些西方理论)在追加附加条件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跨情境效度。双方的另外一个争论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土化倡导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有伤民族尊严。而普遍主义信奉者则指出，只要能获得客观知识，就不要追问是“谁”提出的知识。
在我看来，双方在第一个层面上的争论最终可以达成共识，因为双方在知识效度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在第二个层面上的争论很难会有结果。要解决问题，必须把“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好不好”的问题转换成“中国何以会陷入对西方的学术依附”的问题。事实上，“学术依附地位”是我们的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后果，而知识创新力不足则源于某些本土文化妨碍了我们与国际所通行的学术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充分接轨。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质在于如何提升知识创新力的问题。只要知识创新力提高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知识创新力正是学术制度与文化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