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存续已久，其中一个争议性的议题是定量研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定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所引发的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建设和研究规范化等问题亟待回应，定量研究范式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基于可靠、一致的测量和规范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定量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服务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建设，为世界学术共同体贡献中国的理论和经验。
作者：谢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3期。
目次
一、由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所引发的争议
二、定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价值
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的作用
四、用定量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
五、结语
一、由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所引发的争议
2018年，我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了题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文章，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方面阐释了我的观点。当时，国内同行就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已开展了大量讨论，在该文发表后，我的观点引起了一些质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仍是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评，如定量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在中国发展定量社会学研究是不是对所谓美国社会学“量化至上”的亦步亦趋？有些学者批评定量研究收集到或利用的仅是表面的、外在的、简单的、标准化的数据或信息，缺乏理论价值，故而否定定量研究者对概念和理论建构的能力。例如，翟学伟提到一些学者所做的实证研究，虽然提倡本土化，但“他们只不过把以往的套用、模仿与验证性研究转化为对本土概念所进行的定量研究，比如孝道、缘分、中庸、面子”，从而导致这些研究仅在“对本土概念做实证”的层次上停滞不前，难以深入下去。也有学者批评我的论点过分强调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即以“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的实证主义研究才能揭示中国特色，而将定性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个案研究、生活史与口述资料、自传、档案、日记、书信以及非结构性访谈获得的经验资料”视为“没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数据时的替代品”。
这些批评似乎来自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但实际上与美国主流社会学界多年以来对定量研究的质疑殊途同归，二者都根植于对“实证主义”的抵制情绪。对此，我早在200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中阐述：“当前在（美国）社会学中存在着一股叛逆‘实证主义’的潮流。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在这些批评中‘实证主义’是被怎样解释的，就不难看出，这一术语的精确含义完全缺失。反实证主义的情绪广泛蔓延，从对数字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对当代定量社会学的一无所知。”事实上，对社会学定量方法最为严厉却中肯的批评是来自我最敬重的定量社会学大师邓肯（Otis Dudley Duncan）本人。我在2012年再版的《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一书中引用了他的一段话：“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我称之为统计至上主义（statisticism）的病态：把统计计算混同于做研究，天真地认为统计学是科学方法的完备基础，迷信存在能够评价不同实质性理论之优劣或是能够评价任何‘因变量’（即结果）之各种原因的重要程度的统计公式；幻想一旦分解了那些随意拼凑起来的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就可以以某种方式不仅证明了一个‘因果模型’，而且（‘哦！上帝保佑’）能证明一个‘测量模型’。”类似的批评，还有学界熟知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因此，这类批评定量研究方法的观点，与其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产物，不如将其理解为是美国社会学渗透到中国的结果。美国社会学早在20世纪后半叶便开始反思定量研究的不足之处，而如今这些观点被用于批评定量研究在中国的适用性，反映出批评者对国内外定量社会学发展的了解尚不充分。
其次，一些批评者认为我的观点忽略了中国文化、政治与社会情境的特殊性，由此引发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对峙的讨论。周晓虹认为，社会学本土化争议的核心在于“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即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知识究竟具不具备普遍的解释力”。王苍龙指出，中国与全球之间有不可通约的异质性，全球各民族国家社会学之间也呈现出差异性，应当给予足够重视。这些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普遍性问题上的认知误区。许多学者将定量研究视为采用科学主义范式所进行的研究，即通过理论命题、定量分析、检验数据、验证假设的循环过程来实现，本质是将社会视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社会表征”，由此建立一种“没有意识形态干扰，没有民族国家立场，没有文化宗教差异，没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差别”的知识体系，该体系不仅纯粹客观，且放之四海而皆准。与此相对，定性研究常被认为是采用人文主义范式所进行的研究，这种范式更多将社会视为一种“历史和意识现象的社会表征”，通过专门议题、意义阐释、个案分析等深入探索社会的特殊性。
对此，我想做出两点澄清：一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并不冲突，我在讲授方法论时曾强调，在社会科学领域，不要盲目追求永恒的、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这对于促进知识的增长或加深自身的认识并无益处。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具有其特殊性，但人类社会也存在许多普遍性。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既要重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不可忽视其普遍性的特征。其二，将定量研究视为普遍主义的，是对定量研究的一种认知误区。邓肯提出定量社会学新范式的核心就是要反对模仿自然科学寻求社会普遍规律的做法，而重视定量研究实证现实的功能——现代社会学应当以研究变异为己任。也有学者已经意识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既存在着人文主义的质化研究范式，也存在着实证主义的质化研究范式”；以及有关“社会学研究普遍性问题的焦点往往不在理论方面，而是在方法方面”。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审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平衡其与人类其他社会的普遍性是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方法问题。据此，后文将详细探讨如何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并阐述为何定量研究更能有效地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
再次，一些学者提到，如果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社会学，那么中国的经验研究应该如何定位？是否会沦为西方社会学的附庸，难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建设？这个问题也关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贺雪峰批评我的观点，“（看似反对的）是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实质上反对的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与美国社会学不同的中国社会学，也没有必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他还进一步将我的观点解读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化议题的选择应当主要服务于美国社会学对话的需要，而不是服务于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这种批评显然是曲解了我的观点。在下文中我也将回应上述批评，阐述自己对于中国研究在整个社会学体系中定位的理解，即中国的经验应该对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学理论发展有所贡献。
最后是关于研究规范化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定量研究就是“洋八股”，这种西方化的规范约束了学术的自由发挥与想象力，这也是本土化诉求兴起的原因之一。例如，贺雪峰和王苍龙认为，由于中国的本土化和完善的学科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规范化很容易变成美国化，导致“对话的理论是美国的，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中国成为论证美国问题的被切割的材料……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进而有陷入“美国中心主义”的嫌疑。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应当反映“中国文化性格”，而实现的方式只有走向田野，深度访谈，反复深耕和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但事实上，社会学本土化与规范化的原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与冲突，本土化亦要遵从规范化原则。这种规范体系是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论、规则、技术和体系，是知识积累和生产的必要前提。在下文中，我也将阐述如何进行规范的定量比较研究，以及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探索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鉴于上述批评，本文将论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何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需要定量研究？第二，定量研究应该如何展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第三，中国经验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应该如何定位？
二、定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价值
我曾用三个基本原理来说明定量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第一个即变异性原理（Variability Principle）——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变异性比生物界的变异性更为复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个体间与生俱来的差异，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针对个体而言，个体间本身就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差别；二是针对群体而言，即通过社会分组形成的组间或群体间的差异性，如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三是针对社会环境的差异而言，国家之间存在诸如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上的不同。其次，变异性还会体现在时间上，即个体、社会群体、社会整体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新的差异，既有差异也有可能扩大或缩小。例如，社会学的生命历程视角关注早期生命事件对后续人生发展的影响或历史性路径依赖（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即之前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偶然发生的）对将来也有可能产生持续和重要的影响。大量研究已表明，早年经历不幸对于个体健康存在长期的累积劣势。女性早年的工作轨迹会对其未来的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人类拥有学习和积累经验、预判和调整行为的能力，人类行为往往不是随机的，而是以预期结果作为行动的基础。人类与社会环境之间互相影响，能通过集体性的行动改变影响他们自身的社会环境。
变异性意味着社会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术研究应当如何更好地呈现和探讨这种变异性呢？我提出了第二个基本原理——社会分组原理（Social Grouping Principle）。分组即找出相对共性或形成变异的重要来源。但除了关注和解释组间差异，我们同样也必须认识到组内仍然存在差异。如何进行分组？测量是基础——通过测量，我们方能衡量组间相对于组内的差别。例如，我们通过测量和比较生育率在不同年龄组的变化、男女性别在死亡率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组别中收入的差别，描绘出了生育的年龄趋势、健康的性别差异，以及教育回报的规律。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工具就是测量。测量首先提供了信息。正如美国社会学会前主席利伯森（Stanley Lieberson）所说，“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包容了社会普遍关心的内容，有关种族平等、强奸、贫困、无家可归者、代际流动的统计。我选择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的答案提供了有关社会的有用信息，即使它们有时候并不一定为某种理论服务。”量化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帮助整个社会去照镜子，让人们不仅能自我审视，还能了解所生活的社会是怎样的状况。社会学不仅仅是提供理论和概念，更需要提供一些基本而有用的信息，即最基本的社会事实。有时过分强调理论会限制社会学的视野和研究的想象力。其次，测量还提供了比较的工具。比如，社会不平等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古至今所有社会都存在对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不论最落后的社会还是最发达的社会。因此，研究不平等实质上关注的是不平等的程度——是高还是低，现在与过去相比、不同社会之间相较，高多少或是低多少。程度是一个度量的问题，这只有通过定量研究才能解答。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问题都需要进行定量研究。
一般而言，定量研究主要追求三方面的目标。第一是描述性分析。通过对变量取值分布的统计和推断，描述性分析旨在反映社会现象的特征，了解社会人口在各类属性、行为、态度等方面的多样性或异质性。多变量描述性分析还能够揭示出一些不易被察觉的新现象，挖掘新的研究问题。此外，通过统计变量取值分布的长期变化，描述性分析还可以刻画社会变迁的过程，其意义在于客观地记录社会动态，以数据形式概括变迁的特征，这也是许多定量研究的基础和起点。第二个目标是探索因果关系，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社会学不仅致力于了解社会现象是怎样的（描述性分析），更追求深入探寻背后的原因以及某一原因可能会导致哪些后果，正所谓“格物”与“穷理”。严格意义上说，确立因果关系必须基于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考量之上，将原因视为影响社会结果的某种干预条件，通过比较同一个体在经历干预条件后的结果与其未经历该干预条件下的潜在结果，从而识别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以及衡量因果效应的大小。然而，难题在于对同一个体而言，我们只能观测到一种结果，无法观测到其他可能的潜在结果，这使得因果关系难以识别。一种简便的方法是在经历不同干预条件的个体间进行比较，但这又会涉及内生性的问题——真实的社会过程中存在着看不见的选择性，绝大多数干预条件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而且由于个体异质性的普遍存在，干预的效应对不同的个体也存在差异。因此，即便观察到两个经历不同干预的个体结果存在差异，也无法确定差异是来自干预本身（研究关注的因果关系），还是来自他们之间固有的差异，或是干预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要解决或减轻内生性问题困扰，一类方法是采集足够多的观测样本和观测变量，涵盖各种个体异质性和可能决定社会选择和筛选的因素，通过这些更详尽丰富的信息来排除其他混淆因素的影响，例如赫克曼模型（Heckman Correction）、倾向值匹配方法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方法是引入随机性，构建社会选择的情境，使其近似于随机实验。经济学家常用的工具变量、断点回归等方法就属于这类。第三类方法则是依靠纵贯数据，对同一批对象的长期变化进行追踪，在个体自身变化的基础上探索前因与后果的关系。上述方法都体现出了定量研究对因果关系理解的严谨性以及设计上的巧妙性。其中一些思维方式和设计也值得定性研究重视。在探索同一个问题的因果关系上，定性与定量研究应该是互补与合作的关系，它们共同为回答研究问题、检验和发展理论提供经验材料与论证。受益于定性研究的洞见，定量研究能够形成和改进测量方案，并在来源更广且异质性更丰富的社会人口中，以更严谨的方式来检验既有理论和定性研究所形成的因果关系假设。
定量研究的第三个目标是理解社会过程，关注因果关系通过哪些中间环节发生作用，从而探讨社会机制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例如，布劳（Peter Michael Blau）和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一书的开创性工作在于揭示了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代际地位传递的重要中介机制。换言之，父代向子代传递职业地位需要通过投资子代教育来实现，这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子代对父代贵族爵位和头衔的直接继承。这一社会机制的转向，让我们不难理解现代社会对学历文凭的趋之若鹜、家庭对子代教育密集的投入等社会现象。又如，性别收入差距是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一项核心议题，定量研究深入探究了其形成的社会过程。通过对两性在职业间差异和同一职业内同一阶段和不同阶段差异进行刻画与求证，定量研究揭示了西方社会性别收入差距来源的演变，从过去就业制度对女性的公开歧视，到一定程度上受个体职业选择影响的职业性别隔离，再到职业生涯与家庭需求交织导致女性职业发展受阻这一历程。
诚然，定量研究与社会测量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考虑不同社会、不同群体独特的文化背景。主张社会学本土化的台湾社会学者叶启政在其《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一书中指出，相较于物理测量，社会测量的首要困境在于摆脱不了主观判断，即“始终是在实际经验感知上人们共同承认和允诺的程度问题”，其次在于只具有“尺度性”而不缺乏“测量性”。他以态度测量为例，在五分等距的量表中，回答“很支持”者算5分，但每个人对此的理解却可能不尽相同，即甲之5分和乙之5分表达的支持度可能不同。他将这样的问题视为定量研究的盲点与失败，但他所举的这个例子正是出自邓肯晚年对社会测量的思考。社会测量领域并非对这些测量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都有专门的研究和尝试解决的方案。比如，研究揭示出，在以定序测度测量态度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对定序尺度的感知存在差异。美国黑人在态度和情感的表达上更为强烈，他们在回答态度量表时比白人更倾向于选择量表的两极，如“非常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相较之下，日本人和中国人态度更为内敛，回答量表时更倾向于选择中间选项，比如“一般”或“比较满意/不满意”等。每个人对尺度理解的不同也可以视为评价标准的差别，为了探索和校正这种评价标准的差别，定量研究领域发展出锚定法。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在测量健康自评和社会地位时就采用了锚定法：首先，设置一个虚构的情境，要求受访者对虚构情境主人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地位进行评价，以此了解不同受访者的评价标准，然后再让受访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和社会地位进行评价，利用他们之前对虚构情境的评价标准来修正和调整不同受访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和社会地位评价。在测量的问题上，叶启政还提到大多数社会测量仅停留在分类和尺度的层次上，未能真正具有绝对数值意义，这导致那些严格用于定距/定比层次的统计方法在运用于仅具备尺度意义的测量时要基于诸多（可能不符合实际的）假定。诚然，这个问题过去是存在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分类数据的统计方法和技术经历了快速发展，为社会科学家在实际研究中选择合适的分类数据分析工具提供了更好的选择。遗憾的是，此时的叶启政已转向对定量研究的批判，未能跟进这些定量研究领域的发展。
叶启政对定量研究的另一项重要批评是“均值人”，他认为均值的概念“企图把原始数量上原有的‘差异’予以‘无差别化’”，抹杀了个体性，把个体的差异视作随机误差因素。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对定量研究的幼稚误解。正如邓肯所言，“只有物理学是物理学，社会学不是物理学”，从定量社会研究的鼻祖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到定量研究大师邓肯，再到我们这一辈普通的定量社会学家，都一直遵循的是总体逻辑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即以变异性或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并非将个体的差异性视作“误差”和“偏差”。几乎所有社会统计学的基础课程都会强调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是统计分布中彼此互补的两面，对社会现象的定量研究皆以描述分布为基础。可见，差异性被置于优先关注的位置。叶启政所批评的“统计学家采用以‘均值’为基础而取一定之离散度指标（如均值±1.96标准差）作为区分范围标准来标示所谓‘可接受范围’‘可容忍范围’或‘可信任范围’的概念”是过度解读，也是误读。统计学中，用标准差（standard deviance）表示个体相较于均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或分散性；用标准误（standard error）来反映估计值与真实参数之间的估计偏差。从如此严谨的命名上看，统计学家并没有将个体差异性（deviance）和误差（error）混为一谈。
因此，重视社会测量的本土意涵、在研究设计上体现社会情境的特征、警惕统计至上主义，是所有优秀的定量研究学者应具备的素养。作为定量研究者，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定量研究所面临的困境。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态度不应是回避或放弃，而是正视与攻克它们。
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的作用
在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上，学术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一个重要议题，这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方法上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我提出的第三个基本原理——社会情境原理（Social Context Principle）——正是在回应这个问题。“社会情境”一词既可以指空间维度上的情境差异，如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也包括时间维度上的情境差异，如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来的差异性。这些不同情境下的差异皆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精准刻画。
要想凸显中国情境的独特之处，严格来讲，须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实现。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寻找共同点与差异，只有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我们才能明确知道哪些特征是中国独有的、哪些特征是与其他社会共有的。在进行有效的比较研究时，必须确保采用一致的测量标准，否则将难以判断差别是因为测量工具不同还是研究对象的差异引起的。此外，为了能对总体做出准确推断，还需要通过严谨、科学的调查与抽样方法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这正是当前国内外大量学术机构致力于收集跨文化、历时性、具有代表性数据的意义。因此，量化手段应成为比较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在本期《学术月刊》的另两篇论文尝试用定量比较研究展现中国的文化特征。其中一篇论文探讨的是儒家文化是否仍持续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一般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基石，引导其行为规范，使之体现出关系取向、伦理本位、差序格局的特征。然而，伴随中国快速向现代社会转型，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否仍保有自身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还是出现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趋同？过去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多基于思辨性的讨论，也缺乏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即使进行过比较，也多以西方价值观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人价值观的变迁。本期的这篇文章则是以基于儒家文化开发的中国本土价值观量表作为标尺，采集了中美跨文化数据，比较当代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哪些维度存在价值观差异以及差异的程度。该研究发现，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美国人相比仍保有明显的独特性，体现在对“忠孝观”“关系回报性”“正义性”“自我修养”以及“长期主义”等价值的重视，由此延伸了早期本土心理学和社会学有关儒家文化范式的讨论，凸显了儒家传统价值观的长期影响，也重新审视了现代化理论中的趋同假设。
本期的另一篇定量论文是在国际比较视角下探讨中国家庭的特征与转变，以及文化对家庭观念与行为的塑造。受到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计划生育政策等多重社会力量的影响，当代中国家庭呈现出快速、多方位的变迁。然而与此同时，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在传统家庭文化惯性与社会转型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下，一般认为，当代中国家庭呈现出以婚姻制度为核心、子女中心主义、强化的孝道观念的特征。然而，想要厘清这些家庭特征是否为中国独有，就必须基于严谨的定量比较研究。这篇论文一方面采用一致的测量工具比较不同国家的家庭观念与行为，从而定位中国家庭的特征与转变的进程；另一方面基于历时性的数据刻画中国家庭特征随时间推移的发展趋势，揭示出当代中国家庭的延续与变迁。基于跨国数据，这项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经济宏观因素对家庭观念与行为的解释力，并展望中国家庭的未来走向。
四、用定量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
定量研究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也是讲述中国故事的有力工具。定量研究不仅与社会学本土化没有矛盾，甚至是本土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定量研究能够科学而规范地展示中国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独特性。我将通过两个例子来呈现定量研究如何展现中国文化对于思维与行为的塑造。
第一个例子来自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的著作《思维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他的研究通过实验方法全面展现和证明东方人与西方人持有不同思维方式。例如，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对比了美国与中国受试者的关联思维与分类思维。当同时向被试者呈现猴子、熊猫和香蕉这三个词语时，中国受试者更倾向于将猴子与香蕉联系在一起，因为猴子食用香蕉，这体现了一种关联思维方式。相比之下，美国受试者更倾向于将猴子与熊猫归类，因为它们都是动物，这表现出分类思维方式。尼斯贝特的研究用定量的方法和数据证明，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倾向于关联思维而非分类思维。而这一中西方思维差异反映的恰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是嵌入在家庭中的一分子，家庭关系定义了个体所处的位置，也提供了个体行动的伦理准则，导致中国人更偏好也更习惯于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第二个例子来自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的著作《西方怪人：西方如何变得有如此奇特的心理又如此繁荣》（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the West became psychologically 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亨里奇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见解：西方文化代表了少数人思维，是特定历史和宗教交织而成的复杂产物，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有些“怪异”（weird）；而中国、非洲以及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反而可能体现了大多数人思维。他的团队也以量化方法展现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样是在“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实验中让玩家决定是否与游戏伙伴分享游戏奖金，不同文化环境下进行实验的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接近50%的美国人在游戏中更愿意慷慨分享奖金，而在其他市场一体化程度更低的社会中，只有25%到35%的人会这样做。这个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对公平概念理解的差异性，也反映了文化对行为的深刻影响。
我在这里刻意介绍了来自西方学者所做的两项研究。从研究发现和观点来说，这两项研究通过科学而规范的方法，以巧妙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价值，这不仅丰富了国际学界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引发了学术共同体对中国经验的兴趣，也有助于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这种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学者，由于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国学者应当可以产出更优秀、更具学术影响力的获得成果。
批评我《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的人也许以为定量研究无法反映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如果问及他们中国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和其他文化有所不同？他们可能会列举重视家庭和家族、强调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追求社会和谐性、个体对中庸的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日常生活的节俭、工作上的努力和勤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孝道为先的伦理观等。然而，如果没有认真的测量和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如何知道这些特征真的仅为中国独有，而不是更广泛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呢？若有人坚持认为自己能凭借定性直觉和理论相信这些确是中国独特的特征，那么又将如何反驳那些出于相同理由认为这些特征属于其他国家独特性的人呢？如果存在这样的见解冲突，我们应该接受哪一方的直觉和理论？如果我们放弃测量，就永远没有足够的证据结束上述无穷无尽的争论，更无法真正去证实这些特征是中国特有的。对这些文化议题，我的团队已开展了一些基于测量和跨文化数据比较的研究，虽然我们目前还尚未对中国与其他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所有问题都得出明确答案，但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果，包括本期发表的另两篇实证论文的研究发现。这表明这是一条值得去探索的路径，还需要不断前行，而且这样的研究要比口头上高喊本土化更能产生实际的价值。
除了本期专题的两篇定量论文，我的团队还开展过一系列比较研究。比如，我们曾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流动趋势与美国同一历史时期进行量化比较，揭示了中国社会过去高流动性特征及其在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相对流动的降低，为理解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提供了有别于以往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例证。我们还开展了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子女学业表现的跨国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后代教育期望和学业表现的影响要远小于西方国家，这些发现展现了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在地位再生产和社会流动作用上的差别。这些定量比较研究不仅提供了对中国当前重要社会问题（如社会固化、教育不平等）的认识与证据，也对国际社会学领域经久不衰的普遍性议题（如社会流动、家庭的功能、地位再生产）提供了中国故事、发出了中国声音。
可见，定量研究不仅有能力准确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还有助于构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通过定量研究，我们能够系统性地探究中国社会从文化习惯到价值观念，从社会行为到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并能够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更为准确的比较，讲出更完整、更全面的中国故事。定量研究的数据优势和方法的规范性，不仅能回应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而且能使中国社会学参与到全球学术对话中，产生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让全世界更深入理解中国。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对中国学术被边缘化的担忧，但闭门造车不能化解这种担忧，放弃主流的方法和研究工具、放弃规范性和严谨性，也不能化解这种担忧，反而让本土化沦为一种幌子，将“本土化”三个字滥用于掩盖那些无法被经验证据所证明的观点，让中国社会学对世界学术共同体的贡献沦为空谈。
五、结语
我一直认为，发表批评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充分理解对方的论点。对于那些希望批评定量方法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先深入理解定量方法。批评我发表于2018年《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的学者也需要理解这篇文章及我的观点。我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但应该是对我整体工作的批评，包括我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及其他相关文章，而不仅仅是针对某单独一篇文章的只言片语。实际上，我对自己研究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我深知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存在局限性，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当我在从事研究或教授定量方法时，我经常强调这些局限性，它们可能来自数据或具体的方法，也可能来自方法论和理论本身。因此，我并非孔德所定义的那种“实证主义”者。孔德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可以达到与自然科学同样的严谨性。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社会现象中存在太多的变异性，使之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同样的科学探究。我始终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根本区别，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终究是有限的。当然，我自己的研究也是有限的。
然而，没有达到与自然科学的同样严谨性，并不是放弃社会科学作为一门严谨学科的理由。正如我在2018年的文章中强调的，社会学是一门学科。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工作应有其原则——基于证据、逻辑、知识和智慧——以有意义的方式理解社会和人类行为。为此，我们需要严谨的方法，包括将定量方法作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实际上，专门研究科学的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家传统上并没有将科学方法视为科学的定义特征。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了支撑科学的四大准则：社区主义（commun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性怀疑（organized skepticism）。当默顿将这些作为科学的准则引入时，他非常清楚这些准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被违反。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那么理想情况下，它也应该遵循这些准则。这意味着（1）建立一个统一社会学社区（社区主义）；（2）根据其学术价值而非学者的人口、文化或政治背景来评价社会学工作（普遍主义）；（3）将个人或集体利益与社会学研究分开（无私性）；（4）对缺乏实证和逻辑基础的任何社会学主张进行批判性探讨（组织性怀疑）。在我看来，某些过分强调本土化重要性的社会学论断有违反前三条科学准则的嫌疑，因此需要重新讨论。本文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命题重新讨论，遵循的是默顿对科学的第四条准则（组织性怀疑），旨在抛砖引玉，为这一重要议题注入新的活力。无论是建设中国社会学主体性，还是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都应该对中国社会学的价值持有信心：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为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这些经验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定量研究在凸显中国特色方面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调查发展进程、经验与展望研究”（20JZD03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