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面对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实行大国外交战略。这一战略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总目标服务，它的主要内容应以大国关系为主体，把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协调好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承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大国方式考虑和处理台湾问题，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建设上中国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外交，外交战略，中美关系，多极化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科索沃战争以来，国内不少报刊发表了许多关于国际局势与中国外交的文章，形成了声势较大的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大讨论。21世纪的中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呢？我认为，中国应当实行大国外交战略。这种大国外交战略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中国重新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总目标服务，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实现中国的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法制等方面的现代化（大国化）创造尽可能好的外部条件，它的主要内容应以大国关系为主体，把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协调好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承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大国方式考虑和处理台湾问题（此一部分见另文），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建设上中国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一 中国外交面临着六大挑战，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
中国外交以战略力量的配置和主要战略方向的调整为标志，先后经历了四个重大的时期和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后到50年代未，以联苏反美为主要内容；第二个阶段从60年代初到60年代未，以联合第三世界，争取西方国家反美反苏为主要内容；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初到70年代未，以联美反苏为主要内容，第四阶段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以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为核心。这些战略都是建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上的，虽然有些战略调整不尽合理，甚至有失误，但总体上说，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对保障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中国的发展，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起了积极作用。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两三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80年代初实行的外交战略的基础和条件也发生了改变，新的情况从六个方面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形成了挑战：
第一，中国现有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基础之上的，但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条约范围的西扩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冷战结束，苏联的解体使美苏紧张对峙的局面消失，国际大格局有所缓和，但另一方面冷战时期形成的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这两个最主要的军事结盟组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这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战略形成重大挑战；
第二，中国现有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国际社会基本承认各国的独立自主权为基础的，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尤其是科索沃问题上采取新干涉主义的立场，把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强加于他国，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独立自主的处理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力，并公然绕过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战争，这不仅是对中国主张和坚持的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构成了挑战，而且也对中国按自己主张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三，中国现有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8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发展总体较顺利的基础的，但自冷战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时好时坏的不确定状态，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呼声对中美关系形成了短期难以克服和解决的重大障碍，人权冲突，贸易磨擦，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呼声时有高涨，中美关系存在出现重大摇摆的可能；
第四，中国现有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平衡美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力量的基础上的，但俄罗斯的持续大规模的衰退大大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弱化了反对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力量，动摇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略所赖以建立的力量平衡的基础，以俄罗斯作为多极化格局发展的一个动力的设想难以顺利实现；同时，西欧国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紧密地联在一起，成为独立一极的进程大大滞后，这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多极化战略形成了挑战；
第五，中国现有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基础上的，但东南亚经济和拉美经济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遏制了非西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势头，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由于西方在信息和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的增加而进一步拉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彼此间的战争，民族问题，自然灾害的困挠等则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作为中国独立自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下降；
第六，中国现有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以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上的，但近年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因李登辉的搅局大受影响，从李登辉访问美国到抛出特殊两国论，台湾当局的台独倾向越来越明显，以一国两制设想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战略构想的遭遇重大挑战。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必须始终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目的，以邓小平的高度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分析新情况，寻找新的思路，探索新的战略。
这种战略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中国只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能推行大国外交战略，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某一天某个指标（如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或人均国民产值达到多少）实现才是一个世界大国，在此之后才能实行大国外交。国民生产总值和国防开支指标很重要，是一个大国的根本和基础，但这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如果按人均产值作为唯一标准，恐怕中国永远也成不了世界大国。中国当然现在综合国力并不很强，不必过高估计中国国力，但也不必过低估计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意识如何，也是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等国力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外交战略，可以提升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一个不好的外交战略，可能削弱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首先，中国是否是一个世界大国，不仅要看经济实力，人均水平，而且也要看其在国际局势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可以说，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外交上的指标，中国如果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发挥重大作用，以一种孤立主义的角色来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的作用，就不会是一个世界大国。正如有些国家虽然有仅次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但不一定就是世界大国一样。同时，实行大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恰恰是增加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为加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总目标，为中国尽快成长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总目标服务的，它要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中国现在是一个已经具备一定综合实力基础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市场，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一定条件，并已经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连法国英国这样的综合国力并不算很强的国家都能以世界大国身份发挥重要作用，连俄罗斯的这样的处于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衰退中的国家都能实行大国外交，为什么中国不能？第四，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关注全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的事情。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将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东亚地区为重点，更多关注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第二阶段，以东亚为支持，在世界事务和其他区域的事务上发挥相应的作用。中国在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作用，表明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大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机已经开始成熟。过去中国的外交缺乏明确的大国外交战略的指导，在一些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上相对较为谨慎，如果定位为大国外交战略，相信中国可以在东亚地区事务上影响会更大。第五，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进行对抗。其实，无论中国是否实行大国外交，都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尤其是当这种霸权和强权涉及到中国直接的国家利益的时候，但反霸不是中国的外交战略，而只是实现中国外交目标的一个手段和方法，中国实行大国外交也不并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大国外交战略即不是当头与美国对抗的外交，也不是需要中国作巨大的民族牺牲，以对外国进行大量援助来换取大国的影响力。
对中国外交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近代中国100多年的“屈辱外交”阴影下走出来，避免对外部的刺激要么作出过于强烈的自卫的反应，要么对之以一种过于消极的孤立的立场，而应以一个大国的正常心态面对世界。
二 以大国恣态对待美国，确定既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又在世界事务中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双向战略
在外交战略的大讨论中，首先存在一个如何认识美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
现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主流学者发表的观点虽然有差异，但认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的实力最强，这点为许多人承认，是一个共识，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对于美国的作用如何认识，差异却较大，一些人认为，一超多强就是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美国的战略就是要独霸世界，但另一些人却认为，美国的目标是独霸世界，但现在也不必过高估计美国的力量，美国要实现这点很难。
这里持不同立场的双方存在的一个共同的误点是，认定美国已经、正在或将要独霸世界。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认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的确，历届美国总统，从里根到布什再到克林顿，都把美国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这也正是许多人认定美国搞霸权主义和建立单极世界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领导人也不会放弃这一目标。
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的作用是复杂的，很难单用霸权和单极世界来说明。在美国的所谓领导作用中，首先包括了美国的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倾向，美国把西方国家拉在一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干了许多坏事，是造成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外交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极世界，建立多极世界，的确带有鲜明的反美色彩，不反美无法建立一个和平与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不反美国无法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不反美无法摆脱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这些构成中国反美战略的重要依据。
但另一方面，“领导”的含义也是多重的，不单是对别的国家发号施令，强加意志于别国，也有带头就某些国际大事与他国进行协商的含义，具有主导，牵头的含义，实际上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建立，维护和更新，都需要某些大国出来起引导作用，任何体系都不可能是自发的建立的，即使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大国出来牵头，不会是自然建立的过程。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实际上就是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并拥有一定特权的国家。联合国机制本来就建立在大小国平等与大国特权基础上的。所以，美国的所作作为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既有强权政治的表现，也有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必然要体现的作用。
同时，也不能把美国认定为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因素，认定美国就是要推行战争政策，把美国等同于当年的德国法西斯，而应客观地看到美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美国动不动就把某些国家列为恐怖国家，肆意践踏国际法准则，对一些主权国家进行制裁，封锁，这是赤裸裸的霸权政治，但美国也在维护和平，制止地区冲突方面起了一些作用；美国自己在冷战后继续进行新武器的研制和开发，尤其是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武器的研制上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协议，是引发军备竞赛的刺激因素，但美国也在反对国际恐怖行为，国际犯罪行为和贩毒行为，反对和制止核、生、化武器的扩散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是一个试图自命为国际警察、令人生恶和好管闲事蛮不讲理的大国，但可能还不是一个强盗和无赖国家。总之，中国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炮舰政策，但也要承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否则中国谈与美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就完全是没有基础的，要与美国进行合作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要从中美关系对中国所具有的三个战略性意义来认识：一是中美关系是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能否维持这样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一定责任的大国，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维护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不光是对维护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不管世界各个地区局势多么动荡，只要维护住大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障；二是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所需要的外部市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信息来源，管理经验，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三是中美关系直接涉及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都把建立、维护、发展中美的正常关系放在中国外交的第一位，是带有全局性的关系。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国家利益的矛盾，又决定了中美两国不可能建立起很好的类似于中俄那样的正常和稳定的国家关系，矛盾冲突和磨擦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在制定对美国的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不要因某人某报某议员发表了某种反华或友华的观点而认定为这就是美国的既定的对华战略。例如，在美国一直有人鼓吹美国应当独霸世界，美国一国领导符合美国的最大的利益，但同样也有人主张独霸世界对美国利益会造成损害；即使在当权者中，也有遏制中国与和与中国有限接触的不同的观点；美国的两大权力机构总统和国会在对外政策领域上的表现也经常出现矛盾。
美国对华战略的摇摆性和矛盾性也决定了中国对美国战略的矛盾性，必须以矛盾的两面来对付美国的对华战略的两面，单纯强调与美国合作或与美国对抗，都是不可行的。现在人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那里去，但也坏不到那里去；还有些人认定中美两国一定会发生正面的冲突，迟早会成为主要对手。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明确的正常发展关系的机制，但也没有迟早一战的必然性。中美关系现在处于非敌非友的十字路口，两种可能性都有。国内学人常引用美国人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美国把中国当敌人，那么中国迟早会成为这样的敌人，意思是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在美国那里，美国应当对改善中美关系采取主动措施；其实，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同样的：如果中国把美国当敌人看，美国也必然会成为中国的敌人；中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对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态度和立场都同样重要。美国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大大恶化了国民对美国的情绪。美国当然为此应负主要责任。但从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出发，还是应当超越情感的波动，从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大局，从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这样一些中国最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出发，更理智和谨慎的处理中美关系。
当然，两手准备是必须有的，但是只要中美关系存在1%的合作的希望，中国就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即使中美两国处在严重敌对的状态都能走上关系正常化的道路，那么现在就更有可能把阻止中美两国关系从严重对抗的危险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其代价会是很高的，是一种下下策，只能延缓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实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过程，这是中国应当尽力避免的。
三 中国多极化新战略：关键是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
国内外交战略大讨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多极化。我认为，冷战结束时，许多人对多极化的进程似乎过于乐观了，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了，一些人则只强调多极化进程可能带来的积极因素。而在美英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轰炸，尤其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完全绕过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一场战争时，人们又认为是单极化的胜利。实际上，多极化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甚至会有反复和曲折，人们不能以一人一事和某种现象来判断是多极化还是单极化。
科索沃战争表明，现在的世界即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这两种矛盾的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这种矛盾的趋势还会存在较长时期，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时有表现。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双重结构中，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应着眼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多极化，抵制和反对单极化的企图。
中国与俄罗斯在多极化问题达成一致是多极化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中国多极化战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中俄两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要动力。只要中俄两国在这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美国要实行单极世界战略就会遭遇重大障碍。中国要进一步巩固与俄罗斯在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但光有中俄两国合作，多极化进程还是难以实现。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不够强大，俄罗斯则是一个实力大大削弱的国家，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短期内这两种情况难以有重大改变。因此，中国实行多极化战略的第二阶段，应当联合俄罗斯一起做争取欧洲的工作，并以此做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点。
欧洲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是在欧洲独立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动摇和倒退，但这不意味着欧洲已经完全放弃了多极化主张，放弃了欧洲成为独立一极的想法。法国人在北约新战略制定中坚决反对绕过联合国的企图，法国领导人曾经表示，北大西洋组织不是北太平洋组织，不能把北约扩展到亚洲地区去。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去年还曾说，“欧洲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明天多极世界的头号大国”。1999年6月4日欧洲联盟首脑会议也把加强欧洲一体化放在重要位置上。在欧洲有影响的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指出，北约欧洲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上与美国一致，但不是承认美国的领导，世界还是要走向多极化。应当说，中国与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在多极化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中国与欧洲国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益冲突，在建立多极化的进程中可以寻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多极化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放在争取美国转变立场上来。多极化进程与美国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美国的确有独霸世界的企图和倾向，多极化进程当然要反对美国一国领导，一国说了算的局面，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极化不是反美，这是不准确的，多极化进程首先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所谓美国领导世界的进程；但另一方面，仅反美也难以建立多极化，因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影响是很大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要做什么事不一定都做得成，但要反对什么事情那这事就很难办成。所以，多极化要实现，关键还是要让美国参加到多极化进程中来。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多极化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减少因美国试图独霸世界而多管闲事使美国承担的许多不必要的重担。美国政府和领导人虽然一再宣称美国要承担在世界的领导责任，但在实际的国际事务中也没有排除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宣扬和鼓吹建立美国的单极世界，但这并没有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 美国国内在如何对待多极化格局上至少有三种态度和立场: 一种是前面所说的,维护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国的地位,使美国成为一个全球警察; 但“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第二种立场认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还有第三种立场,这就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连被许多人称文化霸权主义者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指出，“在权力分配方面，我们将从一个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在未来的几年中，美国将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还有些美国人宣扬建立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极化体系。总之，美国转变立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在这一方面如果进行更多的工作，有可能使美国逐渐放弃独霸世界的单极化倾向。同时，多与美国战略界人士接触，多进行交换意见的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实际表明，美国人对多极化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过去中国的多极化战略太重反美，太重与俄的合作，太注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壮大成长，这些是不够的，现在应当把重点放到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的工作上。争取欧洲能加快多极化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美国的转化，因此争取欧洲是推动多极化的关键。
四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参与和挑战并用，在东亚要争主导权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直在联合国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不存在中国是否要纳入或融入国际政治体系的问题；但中国至今还没有加入WTO，所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上的确存在中国要加入这一体系的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起什么样的作用，充当什么角色呢？
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提出了挑战，参与，旁观，领导四种角色，并认为中国应当选择参与-伙伴战略，这一战略对现行的世界领导者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基本采取合作的战略取向，在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领域遵循领导者的规则设计和制度安排，但并不排斥在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或建议的可能性，甚至与领导者发生冲突。这些同志认为，伙伴战略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理性选择。但另一些同志认为，中国应选择挑战的角色，认为中国不应承认美国的领导权，不应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为由放弃多极化，中国多极化的战略就是一种挑战，中国不向现实秩序挑战，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因此，中国应有所作为，不断强大，要在国际环境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我认为，向美国全面挑战，不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再者中国也无意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不做超级大国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主要定位为挑战是危险的；但认为中国应当承认美国的领导，采取所谓参与的伙伴战略，也不是中国的最好的战略选择。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应分别不同的区域和范围来讨论，笼统地讲中国就是伙伴战略，或就是挑战战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经济领域，中国加入的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是以西方为主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经济规则主要是西方制定的，中国加入这一体系，基本上只能适应这一体系的规则，承认西方主导权，中国在其中进行改造，修改规则也只能是有限的。伙伴参与战略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作用是合适的；中国在经济体系中，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会与西方发生冲突，但学习西方的经验是主流是基本方面。最主要的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基本的规则是市场规则，虽然这些规则对西方国家更有利，但情况表明，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落后国家还是有机会来发展自己的，那些不能适合市场规则的西方国家也有可能落后，而好些善于掌握时机，把握市场来制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则有机会在世界市场的大潮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少数国家还有可能超越一些发达国家。因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问题上应不怕参与到西方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去，关键在于中国自己要尽快地转变机制，适应市场的变化。
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既不是单一的选择挑战或伙伴，旁观或领导，而是几种角色都要选择，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起不同的作用：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鲜明地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要坚持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而不是以西方主张的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为普世模式，这就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挑战；
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国际性走私贩毒，在保护世界生态，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可以参与到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进程中去，这是伙伴参与战略的适用；我赞成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应参加到所有的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去，融入其中，参与其中，参加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进程，在体系内部维护中国的利益，维护国际和平，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流国家，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作为东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应当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如果领导也包括主导的意义，那么中国在东亚事务中必须争取自己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可以合作，可以参与，也可以挑战，甚至该出头就要出头，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区域主导权的表现。
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领域中，中国可以超脱一些，也可以扮演旁观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一些与中国国家利益较远又不违反国际事务重大准则的事情，或者可以与多数国家保持一致，或者完全不参与，以减少矛盾和磨擦。
所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是多重的，不可以以单一的角色来局限自己。
五，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但外交战略则应实行灵活的准结盟的战略
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但它在不同的时期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原则是以结盟的外交战略来体现的，在与大国的结盟中坚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建国初期，中国一方面坚持以苏联结盟，另一方面反对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与苏联决裂；在60-70年代，中国把与第三世界结盟作为战略选择，坚持反对苏联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同时，与美国结成了实际上的同盟反对更主要的敌人，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放在第一位。
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对过去的结盟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外交表现形式就是三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
今天，中国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但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条件面临前面所述的六大挑战，继续实行这一战略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最有利。结盟还是不结盟都是与国家利益为标准的，与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为转移的，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中国不应当害怕结盟。实际上，中国过去过去是从与苏联的正式结盟和与美国的实际结盟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的。
不结盟战略是建立在缓和与裁军和反对军事集团，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现在原来的华约已经解体，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继续扩大军事集团和军事联盟，北约继续东扩，美日安保条约西扩，军事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战略无异于自束手脚，但现在也没有到实行以结盟反对结盟的程度。以结盟反对结盟会立刻恶化处于微妙中的国际局势，重现过去的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结盟可能会使中国处在挑头与美国对抗的境地，不符合中国的实力，中国将被拖入对中国及为不利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中，是一种下下策。
中美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争取使中美发展成为较正常的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美两国之间有矛盾和磨擦，也有合作，中美两国会有冲突，但还没有发展成为敌对国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的扩大，即不能认定就是要发动侵略战争，不能作出太激烈的反应，但来者不善，不能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不能指望北约军事同盟和美日军事同盟的不稳定和自行削弱，还是要有所准备。同时，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上，有许多国家和中国一样，一方面自身利益受到强权国家的损害，但另一方面又与发达国家---强权国家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况决定了如果要结成反强权国家的正式联盟，除了少数国家会比较坚决外，大多数国家会处于动摇不定和犹豫的状态。这三方面的情况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不结盟战略，也不能马上结盟，因此实行灵活的准结盟战略是一种中策，是一种进退自如的有较大余地的较好的选择。
就国家间关系的紧密亲疏而言，大体上有五种关系：结盟，准结盟，正常，不正常，敌对。准结盟关系是在正常关系基础上发展的更高层次，它使两国关系保持在某些领域保持较高水平的合作，但彼此又不受结盟条约和义务的约束，不受时间的约束，不明确针对某个国家，不是一种正式的结盟，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强权国家以结盟形式来包围，遏制封锁甚至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情况下，中国也有可能争取与其中的一些国家从准结盟关系进一步发展为正式的结盟关系，至少会使它们保持对中国的善意的中立。
灵活的准结盟战略的内容包括：在反对美国的霸权政治的意图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准结盟关系当然会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会与美国充当世界宪兵的行为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但这种战略也不是把美国明确的确定为敌对国，而是要借助实行准联盟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提高与美国进行接触和交往中的实力，推动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以此缓和与美国的矛盾，减少磨擦，防止两国关系大起大落，降低两国可能发生冲突的程度，推动两国关系向正常轨道和机制发展，在一些有共识的领域与美国进行合作；
灵活的准结盟战略的中心在处理中俄两国关系。在中美矛盾，美俄矛盾发展的情况下， 国内出现了中俄结盟对抗美国的呼声，但更多的人对此表示了反对的立场。我认为，中俄两国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正常的关系，两国高层的相互访问在大国间是最频繁的，两国关系在大国关系中也是最稳定的，两国在许多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有较好的进展，只要再作一些努力就可以使两国关系发展成为准结盟关系。但在中美两国关系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使中俄两国关系发展成为正式的结盟关系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中俄两国的合作关系可以在现有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得到充分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落实这种关系的内容，而不在于提升两国合作的水平。
灵活的准结盟战略将进一步发展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其中尤其是把发展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
灵活的准结盟战略将视情况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与意见相同的国家达成共识，采取具有临时性阶段性的紧密合作的措施；
灵活的准结盟战略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一种防御性的措施，它旨在准备应付一旦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和封锁，甚至对中国发动军事打击的最坏的情况，一旦出现此种情况，中国应采取结盟战略。
六 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中心舞台在东亚
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也将不能摆脱这一模式。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应当也有能力逐渐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起更大作用。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为契机引发了中国成为东亚地区主导国家的进程，在这一危机中，中国作为本地区唯一没有发生经济大动荡的国家，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坚定和勇敢地承担起人民币不贬值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加剧的责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给予了一定援助，为东亚经济走出危机承受了一定的牺牲。这也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已经到了逐步在东亚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了。
中国在东亚的事务中，应该更积极并起更大的作用。孙中山在本世纪初曾一再提出过大亚洲主义的主张，毛泽东和周恩来在50年代也有过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呼声，这都表达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应该掌握亚洲命运，解决亚洲自己的问题的思想。但现在，东亚的许多事务都并不是东亚各国在自己解决：朝鲜核反应堆的协议甚至没有中国参加；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起了很大作用；东盟国家本希望能建立东亚国家参加的集体安全体系和经济合作体系，但没能实现，东盟国家与澳大利亚发起的APEC组织，虽然亚洲国家在其中占多数，但并不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印尼国内动乱的解决以及在东帝汶自决独立的进程中发生的动乱的解决，西方国家在起主要作用；印巴核试验和克什米尔争端，两国都希望取得美国的支持。这种现状固然与美国到处插手，实行全球霸权有关，但也与东亚国家彼此各自为阵，不团结，相互矛盾和冲突，相互进行军备竞赛，缺乏集体整合力有关，也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相关。
其实，中国在现有国力的情况下，调整其外交战略，也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发挥中国东亚事务主导国的作用。从地缘政治的状态来说，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却天然处在东亚的中心，中国与中亚，与南亚，与东南亚，与东北亚四个次区域都有着地缘的联系，在历史上也与这些地区的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市场，人口最多，经济发展速度在十几年来一直处于东亚国家的前列，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 在普遍改善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外交应以日本印度印尼和俄罗斯等大国为主要对象，把中俄印印日五国作为建立东亚地区秩序的主导国家，美国即使要插手，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员；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外交战略应着力于发展与巩固中俄关系，同时把改善中国与印尼，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作为重点。正如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再强调的，中国与印度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两国关系不能因领土纠纷而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中国要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中印关系，要在解决两国边界谈判问题上取得进展；中印在50年代倡导亚非团结的进程中建立了良好关系，现在印度领导人也有亚洲团结的意识，中国可以与印度在这一方面再次合作，并在促进东亚国家的合作进程中改善两国关系；中日关系也要摆脱两国关系因历史问题而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中日两国的合作对主导东亚的经济秩序促进东亚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中国与印尼关系则要着眼于印尼在东盟这一组织的重要作用。
2 积极参与建立东亚安全集体体系，改变在这一问题上较为消极的立场。东亚各国缺乏安全协调机制，导致各国安全上的互不信任和军备竞赛的升级；中国光自己裁减军队人员不够，要有东亚国家的集体裁减军备的协议，为维护和巩固东亚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有必要改变长期以来在东亚集体事务上的反对和不参与的立场，调整过去担心集体安全会为超级大国用来针对中国的担心，恢复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倡导过的亚洲国家要搞集体安全的立场上去，以大国恣态积极参加到这一进程中去。上海五国（中俄哈吉塔）协议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好的开头，中国要与俄罗斯合作，把这一机制中亚地区推到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中国要提起或参与建立东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
3把参与东亚地区冲突的解决作为塑造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形象的主要舞台，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和印巴的紧张局势的缓和中起积极作用。中国应和美俄日一起，为防止朝鲜半岛局势演变为新的战争，尤其要防止任何企图将北朝鲜科索沃化的趋势。在自明朝以来的4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已经三次大规模地卷入过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决不能让这一历史重演。
4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当与日本等国一起，在建立东亚的地区经济体系上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同一进程，现在有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东亚作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快速成长的地区，仍然是各自为阵，这在对付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重大的经济问题方面是很不利的。
七 调整第三世界战略，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
中国外交新战略要求从大国关系、对外开放和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改变过去的第三世界战略，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保持在正常水平上。
在毛泽东晚年，特别看重第三世界的概念，并把它作为重要具有世界意义的外交战略。在毛泽东看来，第三世界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它们都是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压迫或干涉的国家，与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因此，在中国进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第三世界是中国这样一个反对两霸斗争的天然盟友，是反帝反修的主力军，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
应当说，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世界战略一开始是非常现实的，是从中国的现实的国际处境来考虑世界战略性问题的。尤其是在60年代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同时处于对抗状态之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无力单独凭借自己的力量长期与实力雄厚的两大超级大国对抗，必须借助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当时的考虑是很务实的。从实际来看，第三世界的外交战略部分改善了由于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给中国外交带来的不利的局面，中国借助于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避免了外交孤立，并且在1971年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在合法席位。
但是，在第三世界战略中，包含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首先，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力和潜力被理想化，人们在强调第三世界的力量时，过于强调它们的人口，资源，土地面积等因素，看重它们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一国一票机制中占的多数席位，而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力量仍然是决定国际事务的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在这一点上，第三世界战略夸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其实，第三世界国家数目虽然多，但其经济军事科技力量在世界中的比重都很小，最落后的50—60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总产值还不如西方国家一家大的跨国公司的产值。这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集体意识被理想化了。在第三世界战略中，第三世界国家是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而出现的，但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很少能以一个集体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第三世界国家是各种各样的，在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民族，宗教方面五花八门，在国家利益上虽然都有反剥削反压迫反控制反霸权的一致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之间在领土、资源、民族、宗教上也有矛盾，国家利益存在冲突的一面，也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之间甚至是严重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甚至超过与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在国际事务中，第三世界国家有团结一致的时候，但多数时候处在分化和一团散沙局面。同时，所谓第三世界天生具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性质也值得质疑，实际上苏联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对不少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所谓第三世界只是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它从来也不是一个整体，内部是四分五裂的，这也大大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第三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被理想化。人们常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中与中国的共同点和一致性，但这一点常常被夸大，因而掩盖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即使在60-70年代，毛泽东产生第三世界战略思想的时期，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也是不少的，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边界战争，与印尼关系极为恶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支持台湾，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站在一起反对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
实际上，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外交战略中已经开始修正这一战略。在80年代初实行独立自主战略初期，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并把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反霸和维和并列为中国外交三大基本原则之一。
第三世界战略对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中国不保持而且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要建立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要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要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中国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以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以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邓小平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邓小平的语汇中， 第三世界有两重含义：一是政治概念，是指与过去的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对而言的，它具有反霸权，不结盟，反对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含义，而且它代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中国应当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所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将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时，总是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将永远站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边。
第三世界还有经济上的含义。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是经济上发展较落后的国家，是不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是这两类国家为基础组成的不结盟运动的国家。
第一，邓小平在最后的讲话中，不再认为中国应当永远做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的很长时间中仍将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在将来发展起来后也应当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但中国不应当以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为荣，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不发展的落后的国家的含义，中国不可能，不应当，也不能够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邓小平所倡导的现代化的最后目标，正是要改变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面貌，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 而且还要成为经济大国，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 邓小平说的“少管别人的事” 既指不干涉发达国家的事情，也指不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事，邓小平说的中国不要当第三世界的头，当然是一种策略，但里边也有要与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含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 还特别指出， 中国应当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然后继续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这正是邓小平为中国 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摆脱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当然 ，到那时， “发达国家”将不再是西方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义词。也就是说， 在从经济上为中国定位时， 邓小平并不把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或者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在经济意义上，发达国家是与发展中国家相对的，说中国发达起来，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也还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就等于说发达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发达国家一样，这从词义上是不通的，自相矛盾的。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或者努力使中国成为接近于西方国家那样水平的比较发达的国家，正是邓小平为之努力的奋斗的一个崇高的目标。他在1975年时就曾表达过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望，要在本世纪未达到“比较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只是比较接近，要完全同美国、西欧、日本水平一样，恐怕办不到”，要用几十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领土广阔，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不可以也不应当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必须争作世界大国，必须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发达的国家，必须争作一个从发展中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坚持社会主义和平外交路线永不称霸的发达国家。
第二，邓小平在1987年后还多次说过中国是第三世界中的一员，认为“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并宣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很少说中国永远是第三世界，有时候还把中国与第三世界分开来讲。如1989年11月，邓小平说到新的冷战时，没有说西方国家针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而是分开来说， 认为西方国家在同时进行两个冷战，“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并指出西方国家经常侵犯贫弱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则不属于此类国家 ，因为中国敢于与美国做斗争，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显然是把中国列入社会主义国家之列而没有列入第三世界国家.
第三，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实际上在1987年后就不再把第三世界的团结看成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在1988年12月和1990年3月，邓小平曾经两次提到中国外交基本原则，却只谈到了和平与发展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没有谈第三世界，说明第三世界在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的下降。
第四，调整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还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有关。
在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后，中国把与大国的关系，即把与美国，苏联，日本，欧洲等的关系放在更重要的全球战略地位上来考虑，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相对而言，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下降了，所谓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就是要把中国过分借重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改变于与大国保持正常的战略关系的调整，就是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格局中的地位的上升，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的下降。其实邓小平在1980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在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很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在1974年关于第三世界的重要的讲话也是对他讲的)会见时提出,虽然中国还是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是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人们经常只看到邓小平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一个方面，即改变中国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改善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保持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性，但人们常常没有指出或有意忽略这一思想的别的含义。这一战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方面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性，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不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联盟，在处理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也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准则。
这一变化也与中国实行的对外放战略有关。对外开放当然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全方位开放，但其重点是向发达国家开放。中国所有外交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经验，市场大部分都取决于发达国家，中国吸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以及市场，70—80%来自于发达国家，这就很明显中国必须把对外战略的重点放在发达国家，放在大国之间，而不是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因为邓小平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停滞也不能叫社会主义。
这种对外战略的调整必然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的下降。在21世纪中国外交的新战略中，应当进一步完成这种调整，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定位在正常的国家关系水平上。
九 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需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机制
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虽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新世纪的中国外交的战略取向还是较含糊，不确定，有些不适合作为战略目标的东西如反霸权主义等，却提的较高，喊得很响，但实际上反霸权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手段和方法，它的意义和地位和不能与对外开放战略相比，也与维护中美关系这样对中国外交具有非常重要的全球战略性的大战略产生矛盾，反霸权主要反美国，但反美国的霸权主义与维护中美的战略性关系哪一个更重要，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前者超过后者，而实际上却不是；又如，我们长期把第三世界战略放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过时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进行，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第三世界在中国外交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不应当超越中国与各大国的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对外开放70-80%的市场，资金，技术，专家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就应当明白这一点，而且，第三世界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中国也许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保持有很好的关系，但中国从来不能代表整个第三世界，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台湾与中国作对的，清一色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存在着领土纠纷的，也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可以强调中国必须与第三世界国家搞好关系，但没有必要把它提得太高。
在冷战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中国外交因应的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国际环境，需要灵活的反应，但我们的外交体制显得有些被动，缺乏整体和长期的战略思想，如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就缺少主动应对的方案，总是被李登辉牵着走；对许多重要的问题，中国也多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不变的原则对之，没有具体和明确的思路；在外交咨询体系上，各外交外事情报部门各搞一套，分散精力和资源，重复性强，处于单干阶段，有见解的思路也淹没在大量雷同的分析报告之中；决策，执行体系与咨询信息单位距离较远，沟通少，有信息的缺乏分析能力，有分析能力的缺乏第一手资料。
这种现象使中国难以适应决策日益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也不能适应大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因此设立参与决策，协调执行，领导咨询和情报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中国外交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它应由国家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参加，是跨部门机构，包括外交，外贸，军事，安全，公安，经济等部门，形成一个国家大安全的概念，它应就国家大的外交战略的问题，大的突发事件作出决策，它应协调各外交外事部门的外交决策的执行过程，它还建立外交信息库，建立由各研究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有关单位的专家参加的咨询机构，制定各种供选择的应对方案等。总之，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绝对必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