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方法是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从系统论出发，方法首先是一种方式、一种做法、一种达成目标的手段。例如某项改革是否推行的论证，常用数字说话、纵向横向比较这就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其次，方法是一种决策、一种思维。同样是论证这项改革，一般需提交多个比较方案，这个比较过程需要先验、现实问题解决、未来预判等作出方案选择。再有，方法是一种认识，方法即思想，与立场、观点构成一种思想体系，经典的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方法更是如此。只有从方式、思维、认识等方面来揭示方法及方法论，才能全面掌握、运用和丰富改革方法。
一、渐进式改革方法来自实践并用于实践
管用的改革方法来自实践，回到实践中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同改什么一样，走什么改革路子、具体怎么改，不是设计出来的，更不是照着书本来比划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以及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
改革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1]，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么另辟蹊径、要么暂时搁置等待时机。“办法总比困难多”，已成为激励改革、推动改革、善于改革的实践动力，也是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
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先农村后城市，一是差别太大，工农、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总体水平低下又不平衡，加之人口众多，这是基本国情；二是生产效率低下，全社会吃饭都成问题，群众已经厌倦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活，这是改革开放前的现实状况；三是整个社会再也经受不住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捣腾，安定团结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改革需保障的前提；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拨“洋跃进”虽然很快被刹车，但犯下的急躁病浪费了外汇、闲置了设备，这也是对冒进式改革的警醒。
正因为来自实践，渐进式改革过程，就是摸透国情、熟悉问题、解决群众所需所期盼的过程，不仅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而且凝练升华，形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主体的、内容丰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成果。
具体到改革事项，更聚焦解决现实问题，并采取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态度和手段做法。小岗村农民冒死按手印搞“包产到户”能成功，一大关键在于从公社党委到县委、省委直到中央，不是简单地否决，而是经过实地调研作出“干得好再向党回报、干不好收回来”“批你干三年”等表态予以支持。
就其蕴涵的方法，小岗村农民敢于冒死搞“包产到户”和各级党委负责人敢于不怕丢帽子默认支持，首先是问题工作法，即大家都面临亟需解决吃饭这个基本生存问题，“包产到户”算是找不到更好办法而不得已的出路。可以说，问题倒逼改革、催化。其次是容错工作法，成与不成、好与不好，先等一等、看一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干得好再汇报、干不好收回来。再次是试点工作法，即“批你干三年”，明确一段时间来推进。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方法。尽管形势所迫、现实所需，但小岗村农民也好，各级党委负责人也好，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的勇气已经表现出来，思想松动、变革观念的胆识已经萌发，这种自下而上的思想准备、观念准备、实践准备为改革开放顺利推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之后在对待“傻子瓜子”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上，上述方法或多或少都有呈现，由此形成了广为熟知的“摸着石头过河”经验，渐进式改革路子日渐成型和完善。
二、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方法
源于实践、用于实践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确积累了经验，形成了方法体系。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此前的改革方法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既有做法经验的盘点，也有方法原则的要求，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此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则立足顶层设计，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集中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邓小平改革方法论大体由三个层次组成：
一是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根本性的方法，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的指导性方法[2]。不言而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改革的思想方法的核心要义。改革就是要改变之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把人们的认识从教条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革无从谈起，破立无法下手。紧跟思想解放的，实践第一、实践先行，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坚定改革的信心，排除质疑改革、阻挡改革的干扰。进一步，在改革实质性推进中，强调战略和系统思维，注重全局与局部相统一、集中管理与因地制宜相统一。
二是实践方法。立足客观实际推动改革，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矛盾双方的统一，进而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制度安排上，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作出科学判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把公有制为主体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结合起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释放了社会活力。具体操作上，采用大胆试验和稳步推进的办法，一方面鼓励敢闯敢干，另一方面要求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的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要使小错积累成大错；采用先易后难和全面推进的办法，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第次有序展开，促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改革相匹配；采用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的办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协调、共同发展[3]。
三是评价方法。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量化着改革进程和成效。改革就要动奶酪，必然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秩序安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既是推动改革的前提和保障，也是评判改革成败的关键。而触及改革本质、切合群众需求的“三个有利于”，直接为改革成败提供了评判尺度，厘清了改革的价值定位[2]。
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总体上要注重改革“三性”，即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践工作中处理好“五大关系”，即处理好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大与步子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策制定中把握好“五个关系”，即把握好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等[4]。
突出顶层设计，多元论特性的改革方法梳理归纳为：一元论强调，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既是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根本方法是坚持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作用。二元论指出，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辩证统一。三元论提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四元论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政府与市场、顶层与基层、经济体制与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五元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好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重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5]。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6]。以问题导向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又是一个系统完整、层次分明的科学体系，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革最高层次的“元方法”，由此衍生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的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社会主体分析方法、价值评价方法等；为改革确定方向、立场和原则的“总方法”，包括指导改革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根本方法，典型的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际效果的“子方法”，属于操作层面的具体方式和做法，包括改革的认知方法、实践方法和评价方法[7]。
无论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还是强调顶层设计、上下联动的指导，现有的改革方法富有思想性、理论性、原则性，有助于保障改革方向不偏离、改革思路不迷茫，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了实践，脱离了问题导向，缺少看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和管用措施。这从方法体系完善角度表明，改革的硬骨头之所以难啃，固然骨头很硬，还是因为办法不多、措施不当。推动改革、深化改革，离不开思想方法、理论方法的指导，离不开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的遵循，更离不开看得见、动得手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三、渐进式改革的操作方法
综合重大改革事项和操作实例，可归纳提炼出五大改革方法。
第一，边界法。权力必须有边界，且受法律保护。无论是边界划定，还是边界调整，都属于改革范畴。对政府与市场两大资源配置手段，边界厘清、划定是前提，不仅尽可能界定政府主导什么、市场主导什么，而且对政府或者市场自身，不同层级、范围同样有界限。这既是改革的基本任务，也是基本方法。只有承认市场并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改革才有动力，才能持续深入，才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没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定，仅就政府自我调节难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极易陷入“一收就死、一方就乱”的恶性循环，这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反复验证。进一步针对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的控制，无论是其内部的权力收放，还是让渡给市场，配置权力边界的扩大、缩小甚至彻底取消，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获取资源的权力、能力有多大，即政府管制越少，市场主体受到的束缚就越少、活力就越强。典型的是行政审批权限，其事项多少、资料准备多少、环节或程序多少、办理时限长短和地点、办理方式等都影响办事效率，制约或推动办理事项的进展和投入产出回报。税率利率汇率同样有边界，其调整时机、方式和调幅关系整个经济盘面，影响企业微观经营活动和家庭生活水平。边界法同样适合企业改革，尤其是占据市场份额的、多元化经营的集团，毕竟可调动的人财物资源量大。
当然，边界法的运用在于适度掌握，包括方式、对象、幅度和时机等。例如个人所得税征收改革，首先是否改，主要由经济发展、就业和居民收入状况来决定，各类指标趋好可启动，否则须谨慎，特别防范收入被平均拉高来影响个人所得税调整；其次是以家庭收入还是以个人收入为计，起征点是高是低，直接关联税基，关系个人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和生活，影响个人对财富追逐的积极性；再有税率阶梯范围大小，阶梯幅度及对应的税率高低同样关系个人及家庭收入和生活。
第二，增量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运用最多最娴熟的改革方法，即靠新生力量的发展逐步削弱、替代原有存量。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先有个体户、乡镇企业后有民营经济大发展。这不仅证明多种所有制经济行得通，更在于非公有制经济解决了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后的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就业岗位增多等实际问题。开发区建设更是如此，早先的四大经济特区兴办，接着的浦东开发，以及全国各地设立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各类工业园区，无不是采取增量发展，逐步壮大，吸收改造原有的产能产业。与之关联的，城市建设同样走增量路子，要么依托工业园区，要么开发城市新区，吸引人口和教育医疗等资源聚集，并以优良便捷生活环境吸引老城居民转移，带动老旧城区有序改造。居民收入结构优化也是如此，从过去单一的工资性收入，依靠投资理财和住房租赁等渠道，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
推动增量发展的同时，对存量视其利益矛盾状况进行分类处置。一是存量资产盘活。例如处置企业搬迁或破产关闭后的老旧厂房及其赋着土地，一般采取市场拍卖的办法，其收益主要用于职工安置。农村集体资产也是如此。二是存量人员消解。当年的国有集体企业破产关闭的人员安置，就是采取提前退休、分流到其他企业、给予补助自谋生路等多途径办法消解。如今的军转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的安置也如此。三是存量矛盾搁置。集中在新旧政策转换造成的社会不稳定领域，征地拆迁比较典型，新旧赔偿标准差别过大引发少部分人员长期上访，一旦解决波及面过宽、矛盾更尖锐。水库建设中的移民安置赔偿政策存在类似问题。新旧政策衔接不力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化解办法多半等待时机成熟后，根据居民实际生活状况再给予适度补差。与此同时，不稳定因素化解和矛盾纠纷调处，一般要运用分割法，也就是分类处置，必须先把符合政策的与不符合政策的、历史遗留的问题迅速切割，防范多个诉求群体交叉而引发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出来。
第三，杠杆法。四两拨千斤，既有放大效应，也有紧缩表现。杠杆法的运用常见于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企业资本运作。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之所以见效快，主要基于政府的强大信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财税、信贷优惠和要素资源倾斜配置，最终表现为谁行动快、谁就获得更多资源和收益。一般情况下，财政资金主要投向重点行业、基础建设、民生事业、科技创新等领域，拉动国有企业和重点民营企业承担，带动全社会参与，形成良好的投资效应。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货币政策天然地带有杠杆属性，包括产业政策的信贷贴息在内，对经济刺激和抑制的效用较财政政策快得多，影响面和程度也大得多。而企业资本营运更依靠杠杆，市场拓展与战线收缩、业务开发合作与放弃、股权收购与被收购等都适时地运用杠杆达成目的，其操作手法更加多样繁复。
同边界法一样，杠杆法的使用在于适度，不加杠杆，资源利用不充分，甚至在闲置和浪费难得的有限资源，但过多过滥地加杠杆必然造成泡沫，股市汇市乱弹、热钱乱串、企业乱圈钱、居民乱理财，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崩盘。这方面的教训，近二十年来先有亚洲金融，接着是全球金融危机，现在过高的杠杆率压得宏观经济运行不轻松，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面临着高企债务压力。所以，去杠杆是杠杆法的一个重要方面，目的在于减少债务、降低债务率。一般情况下，化债无非是初期搞置换，高息换低息、短贷换长贷、信贷换债券以降低财务成本和债务风险。一旦债务过重、偿还能力趋弱，债转股成为各类企业的不二之选，包括承担地方债务法人责任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但前提需上级政府及金融机构同意。当债转股走不通后，企业只能甩包袱，分割、打包和变现处置，直至破产倒闭，致使金融机构坏账率攀升。
第四，重组法。改革可看作重组，整合配置各类生产要素达到最优组合状态以获得最佳效率。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优化，本质上都是通过生产要素、资产结构、组织结构、股权结构、管理方式等运作，促进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可见，重组法包括资产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组织重组、管理重组、权力重组等。
政府工作中，常见的专项行动、攻坚战就是集合多方面的精干力量，成立由较高层级领导负责主导的工作小组，给予大量的人财物投入，激发最大潜能发挥，获得超乎常规的绩效。这既是资源要素重组，也是管理和组织重组，毕竟每个专项工作小组的组建层级高、跨行业领域的。企业经营之道，一定程度上就是重组之道，包括资源资产和组织管理。
企业资产经营的重组较为频繁、牵涉面宽，根据其经营战略和市场变化情况，加减乘除综合施策。其中的加法，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都发生，整合配置优良资产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包装优良资产上市融资、优势企业合并重组等；减法就是剥离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裁撤不适宜市场需要的业务及其就业岗位，以及处置变卖非主营业务，便于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盈利能力；乘法多半是加大科技创新、商业营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提高各类生产要素产出效能，最终体现到企业资产增值；除法则主要针对资产经营的规范性，依法强化管理，及时纠正和整治违规行为。操作过程中，企业重组集合了边界法、切割法、增量法、存量盘活法、杠杆法等，分类处置各类经营资产和债务，运用各种杠杆手法将优质资产盘活放大以赢得市场。即使属于被收购的企业，其资产价值增量不可低估。因此，企业重组需要有底线思维、法治思维和风险意识，量力而行，即便法律未规定的，都要谨慎使用有关激励政策和杠杆，不得肆意妄为。
第五，倒逼法。问题倒逼改革，开放倒逼改革，来自内外部的力量都有改革诉求、改革行动。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小岗村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还不是因为吃不饱饭逼的，个体户走南闯北捣腾小生意也是因为城镇就业困难端不上“铁饭碗”逼的，后来的住房、社保改革都是如此。过去是问题倒逼，现在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严峻形势倒逼更紧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倒逼改革步子更稳扎，解决好经济体制机制束缚过多、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利益固化问题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文化软实力建设滞后等问题[10]。
开放也是改革。事实上，只要系统受到外部的冲击，必然给予一定的回应，这种“冲击—回应”机制有助于系统调节发展达到新的平衡。开放倒逼改革，首先反映在发展形势上，融入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运行状况、大宗产品期货和股市汇市走势、不安全不稳定因素等，要求国家发展战略和企业经营策略适时作出调整，贸易和金融领域必须作出改革以适应对外开放需要。
其次体现在竞争态势上，即同类型国家或地区快速发展形成的竞争压力，逼迫自身作出调整或改革的反映，当年亚洲“四小龙”体量不大，但对中国发展的刺激很大，至今韩国、新加坡、台湾等还有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国内东中西部的省份、毗邻县市、开发区之间经常发出“弯道超车”“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等赶超口号，实际表明开放的竞争态势同样在逼迫运作方式和管理体制变革。
再有，更关键的是规则上，典型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根据世贸组织有关规定和约束，入世后的中国必须在过渡期内改革既有的运行体制机制，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有效作用，保证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获得资源。尽管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日益高涨，欧美日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各自谋求更实惠的自贸协定，但规制是基石，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改变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遵守协定条款，便于在互惠互利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性贸易和知识产权中获得持续稳定的市场空间。
操盘改革绝非易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尽管上述五种方法常见，但具体到改革事项，前提必须思想解放、信心坚定，因为思想不开明、观念不更新，就不思改革、想改革，再小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若果对改革不充满信心，必然带有畏难情绪，遇到问题就绕着走，碰到困难就拖沓。至于采取什么办法，还是在实事求是，该切割的切割、重组的重组、放开的放开，该增量存量一起抓的必须同时发力，只要推动改革、解决问题，什么办法都可用，甚至在办事流程上都有作为。
[1]黄刚.论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指向[J].党的建设,2015（4）P46
[2]王桂泉、贺长余.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及其现实意义[J].社会主义研究,2014（4）P50、52
[3]周德海.论邓小平的改革方法[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P42
[4]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P26
[5]刘先春、王小鹏.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研究的综述[J].探索,2014（6）P17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陈曙光、余伟如.改革方法论的逻辑起点、精神实质和功能定位[J].改革,2017（1）P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