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一八年为公历平年，无闰月，农历戊戌年，狗年。
二零一八年之所以令人关注，一则戊戌变法双甲子，二则改革开放四十年。同为变革、除旧布新，一个草草收场，大厦终倾，民不聊生；一个持续攻坚，大破大立，推动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反思也好，省察也罢，无论从哪个维度、立场来看待这两大历史事件，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最好的诠注莫过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观钱塘江大潮时发出的时代警醒：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黄河九曲十八弯。二零一八年虽过一半，却注定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待又一甲子戊戌，或许用不那么长时间来回望，极可能是大变革的一年、拐弯的一年，对中国、对整个世界。从春寒料峭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国家机构改革到盛夏之时开启金砖国家第二个“金色十年”，中间穿插了罕有的朝鲜领导人三次访华和美朝、美俄领导人在第三国会谈，令人痛心的中兴事件及其令人惊愕的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以及预定好的俄罗斯世界杯狂欢，上头条的仍是事态持续的、走向不明朗的中美贸易战。
历史在不断地重复着。大航海和工业革命开启了全球化，也带来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剧烈竞争，甚至殖民掠夺。当今占全球经济总量接近五分之二的美中两大经济体，合作竞争过程中任何一个重大举动都会影响世界经济走向，何况贸易摩擦。由此，斗而不破、曲折前行成为这些年中美关系的主基调，总的有惊无险、相安无事。但此次不是惯常的贸易摩擦，而是贸易战，其影响之持久、牵涉面之宽泛、破坏性之强大，至少目前无法估量。至于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及其背后缘由，尘埃未落定之前，尤其是美中双方信息不对称掌握和全球经济运行、治理规则了解不多的前提下，无法进行有效地、深入地探讨。搁置和等待，并不影响对此事件的研判，以及有关看法的推导。
眼下贸易战走势不甚明朗，但其影响逐渐清晰，即：一方面，这不是两个大国简单的贸易战、货币战，而是对全球资源配置和规则控制的争夺战，对治理理念路子和方式手段的较量战。一定程度而言，这场争夺和较量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可避免、迟早爆发，持续时间之久、方式变化之多也是必然；另一方面，持久的争夺较量不仅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影响世界经济走势和发展秩序重构。祸兮，福之所倚。贸易战必然造成损害，但能锤炼筋骨、磨砺智慧，危中有机，关键要有清醒的自我认知、果断的变革气魄和沉着的韬光养晦、迂回的合纵连横。
无论中美贸易战怎么展开，无论美方从中获得多少直接利益，包括缩减贸易逆差，对中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注意：第一，从现在开始，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极其不乐观，受影响面和程度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政策调整和治理能力建设。第二，当前中国的内部环境同样极其不乐观，不仅有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诸多共性问题，例如城乡、阶层收入差距尚未根本扭转，城市病继续蔓延，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迟缓，还有房市股市债市等绑架经济运行且越调控越乱象，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发展不平衡，保障福利水平亟待提高，全社会充满焦虑、浮躁和不信任，多重矛盾相互交织，撕裂着社会合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压力和任务极其繁重。第三，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履行全球市场规则是缓解甚至改变贸易战的优先选择，这又倒逼中国必须提速深层次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和强度，不只是贸易和产业政策制定实施，关键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归结起来，中国的当下内外交困，今后日子艰难，不是短暂的刺痛，而是持续的绞痛。
早在二零一零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不少清醒者频频发出“不强不壮”之警醒和“夯基强本”、提升实力竞争力和创新力之建议。令人遗憾和痛心的，一个中兴事件暴露出中国实体经济之短、科技创新能力之弱，超乎一般心理承受底线。何止在芯片、高端设备等制造领域，自二零零八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调控调整不但没有夯实产业基础，拉长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反而生出侵蚀经济良性运行的、一时难以遏制扭转的重大隐患：第一，脱实就虚愈发严重，产品品质不高、服务不专业等成为老大难。个中缘由主要在实体投资收益的低回报，扭曲了产业政策，错配了要素资源，还使得大量社会资金空转。实体企业享受着税费减免和产业补贴实惠的同时，又遭受原材料、用工、社保、制度成本抬高和流通销售环节压价等冲抵，盈利空间、盈利能力既不如房地产，也不如新兴的互联网产业。由此出现宏观政策上的数十亿减负和补贴投入，微观运行上大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举步维艰，骗补借贷、资金链条断裂乃至关门大吉事件频发。脱实就虚、去实体化，对任何国家都是灾难，即使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抓住实体经济，保护种植业，提升制造能力，何况要养活养好十四亿人的中国。第二，房地产、互联网、金融机构及影子银行如同饕餮吞噬着巨大的产能、资金和人力资源，消耗甚至浪费来之不易的财富，绑架着整个经济运行和政府运转。自从十多年前操持并尝到一级土地市场的甜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牢牢地把住土地这个易操作、见效快的资源，毕竟税收只能保运转，搞建设无论大型基建还是学校医院还得靠土地出让收入。金融机构更是依赖房地产，有抵押、风险低，有市场、收益高，小贷公司等影子机构得以发展并分得一杯羹。而刚性的住房需求和有限的投资渠道，尤其是股市乱象，老百姓自觉不自觉地绑在房地产这个庞然大物上。继房地产之后，互联网以其即时、迅捷、泛在等特性优势聚集大量资源，整合改变传统的供应链和产业分工，但互联网＋整合步子过快、领域过宽、监管缺失造成恶性竞争、资源浪费，共享单车、雨伞、充电器等共享系列已泛滥成灾，网络信贷、币圈、区块链等已沦陷为诈骗犯罪。第三，各级各类债务高企既成事实，但消化渠道不多不畅。不仅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务有增不减，而且个人及家庭债务大幅增加，占银行贷款总量超过百分之四十，如果加上民间借贷和网络贷，个人债务状况更为堪忧。尽管采取了债务置换，包括长换短、债换贷等，以及财政积极和货币收紧两大政策发力，但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状况没有好转迹象。寅吃卯粮，借债度日，对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绝不是好事。第四，人口问题不只在老龄化、少子化的提前到来，还在关系人口素质提升的食品、教育、医疗三大领域弊端丛生。二孩政策没有达到预期，人口、用工、社保等政策如何联动，以促进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今年盛夏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继十年前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再次暴露企业失信、市场失管、社会失范。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从摇篮到坟墓的健康生活、尊严生活，弹指间十年过去，居然原地不动甚或倒退，实在不应该。第五，市场没有得到充分信任，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有限和民营经济平等获取资源配置权悬空并存。换个角度，政府力量依然强大，一边搞“放管服”，一边拥有大量待配置资源和管理权限，包括产业政策补贴资金、创新扶持资金、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和税率调节等。相比现有的申请比选和招投标，结果导向的竞争既促使有实力和竞争力的国有民营企业脱颖而出，又避免有限财力和资源浪费，扶优扶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才是市场王道。
更令人忧心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难以或者说不可能反弹回升到中高速，毕竟体量太大。即使要保持百分之六左右的适度增长，难度不小，因为新的增长动力、增长空间有限，甚至调整的回旋余地也不如过去。对后发国家而言，其后发优势，既有待开发的资源能源人力等生产要素潜力和巨大的市场，又有社会经济领域亟待变革的活力迸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能快速持续发展，尤其在重大危机面前化险为夷、冲出低谷，主要靠要素市场、行业市场、区域市场的交织发力。改革开放之初，短短两三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关键在松绑放权，包括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八十年代末内外交困，改革开放停顿，经济发展停滞，破局之道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后承受国企大面积亏损破产和外贸出口萎缩的煎熬，市场不振、增速下滑，解困之策，一则搞西部大开发以扩大内需，二则加入世贸组织以融入世界经济；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遭遇了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样的恐慌，稳定发展之锚仍靠扩大内需，加大基础建设和生态环保投入。如今，国内市场全面开发，无论中西部还是城乡，可动的能动的资源、市场都动了，增长潜力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在居民收入增长潜力；能源水利、“铁公机”等重大设施和各级城镇建设全面铺开，因投资回报期过长、债务过重，再密集地上项目、大规模投资显然难以为继，甚至后患无穷；消费升级与产业调整一样，不在消费本身，在就业社保、收入分配和税收调节政策的系统优化。外部市场更不乐观，过去占主导的中低端产品与服务，已经让位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地区，印度的乘势而上正加快转移速度；中高端产品和服务受制于技术、标准之困，专业化、精细化、品质化不高，突围国际市场、谋求占有一定份额，绝非易事。而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极有可能致使中国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毕竟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占据世界贸易货物进出口的三分之二。伴随中美贸易战，美国与欧盟、英国、日本、加拿大等之间，欧盟与日本之间，多个对等的零关税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署，进一步加重中国外部市场的多变和艰难，并传导影响国内市场变动。
以二零一八年又一戊戌年为分野，中国转入一个艰难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阶段。仅经济走势而言，一是温和地而非急剧地减速，不排除像二零零八年底大冲击下的极速下掉；二是持续地而非短时地低速增长，短则五六年，长则上十年的长周期。这一最坏的预判，固然打乱了现代化建设节奏，但放眼长远，理顺内部关系，解除外部困扰，有一个较长周期进行调整、夯实、重塑、提升，也许是件好事，并不耽误“三步走战略”达成。现在的关键，如何找到破局之道、解困之策，有理有节地应对持续的中美贸易战。
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看到中美贸易战持久、多变的同时，首先需要好好预判中美关系的走势。肯定地讲，今后相当长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传统的、非传统的，经济的、政治的、人权的、意识形态的都有，是否处在过去那种斗而不破的状态，既取决于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在于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妥协程度和改进程度。不管怎么讲，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市场和优质人力资源，特别是作为亚洲、环太平洋以及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不能也不敢轻视。同时，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全世界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美国同样不能阻止也阻止不了。对这个预判，中国既要清醒也要自信。其次，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坚定地支持市场主体走出去，把回旋空间放大到更宽的市场。尽管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自贸协定持续推进，但在互惠互利的利益面前，本着对等原则，中方主导或参与的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区域贸易谈判不应松懈，既要善于与发达经济体打交道，也要开辟和推动新兴市场发展。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要给予充分尊重和发挥，并围绕自主经营权激活和财产权保护抓紧出台相关的刚性措施，适度削减税费信贷扶持力度，让企业自发走出去、自主搞经营、自觉带回来。再有，深化改革的着力点聚焦市场法治化、产品品质化、服务精细化和人力资源专业化。其中，市场法治化是关键，是尊重市场、信任市场的基石。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监管终究代替不了法治。今天市场的各种乱象、信用的滥觞，无不与法治不专、不强、不力有关。推动市场法治化，首先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把政府配置资源的权限范围、方式手段限定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之中。相应地，治理现代化的依据和准则在法治，方法和手段在市场。
双甲子前的戊戌变法，没有拯救烂透了的清政府，却留下六君子的悲壮，发出顺应潮流奋发图强的警醒。而今又一戊戌年，摩擦、冲撞、激荡、变革，困难再多、压力再大，既靠信心、眼光、智慧，还靠法则、恒力，毕竟谁也阻挡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2018年8月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