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征程，从农村到城市、沿海到内地，从经营体制上升到经济体制，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队国防和党的自身建设。这个过程，虽有曲折、有艰险，但改革开放步子从未停顿，改革开放事业重未间断，改革开放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宽阔。

改革是什么？社会主义改革又是什么？这一基本命题，并不因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和丰硕成果取得而停止追问、探究，况且不同时期、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目标追求对改革的理解各有侧重，不同国情、不同制度、不同体制的改革及其路径选择可能完全不同。回望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都在因时因地推行改革，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决定其路子、节奏、最终效果不同；即使同一阵营，我国的改革开放不同于苏东，日韩的崛起有别于拉美国家。这个意义上，步入深水区的改革，纲举目张、蹄疾步稳的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时时叩问改革是什么这一基本命题，以保证改革不偏向、不跑题。

改革不仅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最优、效用最大化，而且使其过程也最优、最合理。不同视角和目的，对改革的理解和把握也不同。从问题角度，改革就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发展角度，改革就是推动事物发展得又好又快；制度角度，改革就是促进制度更加完善、体制机制更加灵活、制度红利更加丰厚；认知角度，改革就是解放思想、破旧立新，等等。这些认识丰富了对改革实质的把握，不同程度地触及了改革的核心要义。综合起来，改革的本质特征可从五方面展开。

一、生产力论，即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对改革的一般性把握，是改革开放以来令人熟知和接受程度最高的本质规定表述，揭示了改革的根本动因和目的[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决定了社会演进发展的程度、阶段和质量，但起决定作用的总是生产力。生产力自身的发展程度、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成为改革所需解决的主要任务。其中，改革之于生产力自身，首要的是不断拓展和深化生产力概念、阶段、效用的认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自我认知深入，生产力不只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还是对社会的改造、对自身的改造。这一观念的拓展，突破了社会大生产或者物质生产的范畴，丰富了生产力的自然、社会、生态等多重属性。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人类的各种改造能力发挥有次序、效用有大小。从狩猎到农耕、工业化大生产，人类对生产的作用，自身体能在递减，脑力和使用工具、创造工具的能力在递增，科技在理念、实践、效用等方面占据着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这一演进过程中，改革的任务就是促进各类生产力各展所长、各尽其用，包括人类的自我改造能力，身心上、认知上、思维上均有无限潜力和巨大空间。相比生产力水平提升，改革很大程度上在改善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环节，甚至有时候把改革等同于破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毕竟，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能力的描述，而生产关系是人类改造的具体形式，涵盖要素资源投入及其配置方式，具象为现实的组织结构、运行制度和操作办法等。

改革也好，破立也好，主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准绳，针对生产关系来展开。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而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全面深化改革涉险滩、趟雷区的攻坚中，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二、制度完善论，即改革是推动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作为生产关系的基本规范，制度决定了社会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由此，社会的性质和阶段成为制度改革的发端，而社会制度完善和发展既是改革的任务、目标，更是改革的过程。

关于制度完善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正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首次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作出的科学阐明，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报告又作了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改革，“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可以说，这一重大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规定[2]，其目的是明确改革的方向性和目标性。

方向上，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坚持社会主义，主要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无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二无现成的制度安排。要保证改革不走偏、少弯路，根本的是绝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规范。进一步，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

目标上，从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展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再到党的十九大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领域产生制度红利，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不断巩固和发挥。

三、资源配置论，即改革是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

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关系社会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和效率，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这里，对资源既可理解为社会大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也可直接看作权力。

对市场和政府这两大资源配置手段，一是各有所长，市场有市场的特点，例如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有政府配置资源的优势，例如解决公共事务；二是以资源配置效用看，市场与政府各有自己的前置条件，例如市场强力依赖信用和契约关系，而政府可以帮助建立和增强信用；三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不是简单的对立，对任何社会经济体而言，没有绝对的市场，也没有绝对的政府行为。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但依然阻绝不了一些地方自发的地下商品交易。至于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认识、边界厘定、作用发挥，正是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突破口。改革开放的破立，首先也是根本的，破除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这一过渡和转变，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主线。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子走对了。步入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地位和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和实践的飞跃。

具体到操作上，改革的重点就是落实资源配置的权限。一是是否设定或适用。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任何法人和自然人均适用，包括各级政府。二是适用范围。既涉及纵向上中央和地方资源配置范围，还包括政府与企业法人、自然人的权限边界。三是适用程度。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地方，谁占主导谁配合。四是办事流程。行政审批的事项前置和后置设定，都影响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办事思维和效率。可以说，改革资源配置实际从社会大生产的开端，明确谁拥有配置权、权限多大、适用何处等，进而把市场和政府统筹起来。这个角度，全面深化改革中行政审批的“放管服”即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现和必然。

四、利益调整论，即改革是调整利益关系或利益格局

利益关系是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现在社会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不只是企业、个人，同样包括各级各类政府、社会组织。利益追逐及其最大化是利益主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而改革就要调适好不同利益主体关系，防范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全社会或整体利益的损害，对部分弱势群体的过度伤害，做到帕累托改进。所以，改革是自我革命、自身利益调整，对政府、企业乃至个人而言都适用，即使上升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规则制定及运行。

触及利益关系的改革，贯穿利益追逐的全过程。一是资源及其效能形成利益关系，其权力占有和支配的利益追逐又形成利益格局。这是利益改革的首要难点。其中有纵向的中央和地方分权体系，有横向的政府和企业、个人放权构架[5]。两大体系及内部的资源配置状况体现为各利益主体的活力，凝结为利益格局是否稳定和优化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利益分配调整倒逼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优化。这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倒逼的一种改革。毕竟，市场和政府之间博弈不能仅限于资源配置，还有利益分配，以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的均衡。这个过程中，效率与公平成为利益调整的基本准则，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层级有不同的位移。以效率为主导的市场主体同样不例外，既需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又要公平地处理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三是统筹兼顾多重利益，尤其是经济、社会、生态效应的统一。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使命的要求。过分注重物质利益，并不促进经济，反而损害经济、破坏市场，危机发展的安全，包括经济系统自身和社会的、生态的，得不偿失。可以说，利益的统筹兼顾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突破的攻坚点。

五、发展阶段论，即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同阶段，意味着改革的现实条件、解决难题、目标取向和路径方法选择不同，由此带来以重大体制机制变革创新为标志的时间轴的阶段划分。例如，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用为尺度，大体可把改革开放四十年划分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全面深化改革等阶段。类似这种结果性的阶段划分，显然只呈现了改革攻坚的主要矛盾，没有触及其实质。

同样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丰富实践角度，揭示改革实质的发展阶段论至少解决了两大根本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认识和实践坚持，二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最大实际和总依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飞跃，是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和基本前提。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不坚持初级阶段，改革就会急躁、没有定力，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冒进、偏离航向。正如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实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划纲领，也是改革开放的总任务。这个意义上，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同一个过程[1]。

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市场化为前提和推力来展开的，并从起初“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上升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教育现代化、健康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亟需在体制机制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相应的制度安排更趋完备成型。

上述五个维度的揭示，涉及改革的动因、过程和目标结果。其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贯穿改革始终，是改革的思想解放、认识深化和理论发展的结晶。制度完善、资源配置有效、利益调整适度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改革目标方向也是改革的着力点。特别是资源配置，无论看作生产要素的配置，还是权力，都属于权力分配，都是最具象的改革方法、可操作的改革手段。利益调整更直接切入改革对象的利益诉求，也是评判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即能否做到改革者和被改革者都受益，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效率与公平，促使整个改革实现帕雷托改进。制度安排是改革的根本性要求，也是巩固改革成果、促进改革深化的基本保证。事实上，改革的本质和看得见、摸得者的，就是权力再调整和利益再分配[5][7]，以及资源配置调整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形成的系列制度安排。这个角度，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硬骨头难啃，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畴、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调整分配太难。(2018年6月30日初稿、8月8日修订)

注释：

[1]贾建芳.中国现阶段改革的实质和特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10）P31

[2]王书宗.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和基本特点[J].探索,1995（6）P4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138

[4]张宇.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和经验[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2）P21

[5]段培君.深入改革的实质是调整权力结构[J].沪港经济,2009（9）P17

[6]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P29

[7]舒国增.改革的实质：规范权、摆正利[J].政策暸望,2013（12）,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