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各种不同的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也是众说纷纭，例如从金融的角度，从户籍、土地的角度，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等。但是，窃以为，对于这一国家战略来说，未搞清楚的一个重点内容是“谁可以流动”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首先，城镇化重点在于“城镇”，落脚点在于“化”，就是一个把“农村居民”引向“城市居民”的过程，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以人为本”，如何去尊重“人”，最关键的是要考虑到“人”。其次，有能力流动和未有能力流动的人，应该加以分类。因为，对于老农民来说，他们未必希望到城市里生活，而对于老农民的子女，才是流动的关键群体，他们才是城镇化的重点对象。例如，笔者在湖北省A市调研时发现，老农民的子女们，无论是通过读书还是工作流动到附近城市还是偏远城市，其实都实现了城镇化，而把重点放在这一部分人身上远比把老农民“赶上楼”要强的多。同时，一般来说，老农民的子女是不会再回农村种地的，所以，他们的城镇化成功率要更高。具体来说：
第一，怎么样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尊重农民的最大体现在于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对于老农民来说，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农村，尤其是农村的生活模式他们更为熟悉，生存问题容易解决，心理上更在自在，有熟人社会的存在，甚着，他们在农村可以更加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而对于老农民的子女而言，他们的意愿可能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流动，从而在城市买房生活，图的是城市的就业机会，生活空间，公共服务，医疗服务等，而对于那些未能以教育来实现流动的老农民子女来说，多半会要求父母出资加上自己的工资积蓄在城市买房，从而实现“翻身”，即便不这样，结婚时女方的要求也会要求（湖北省H市Z镇就是如此，几乎形成了一种在H市买房的风气。），所以两种实现城镇化的人群意愿是不同的。对于老农民来说，尊重他们的意愿在于不要去赶他们进城，即便给他们就业机会（如保安、装修工等）他们也未必愿意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图个肚子饱，活的自在，这是多舒服的老年生活！何必要去受那个罪？而对于他们的子女而言，城市要创造接纳他们的空间，其中，就业和社会保障是关键。诚然，现如今只要在城市买房，即可以获得落户的资格，从而子女的教育就可以在城市进行，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好事，但工资低和消费高的不对称性正在困扰着他们，“人”活在一种拉扯之中，显得非常被动。如果我们不尊重和不考虑这些“人的因素”，则他们就会选择“回流”，尤其是入城的老农民，城市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则没有那么强烈。他们最大目的就是把子女送到城市，不再种地则心安。这一点，我们在H市调查时，几乎都这样认为。
第二，怎么样实现“分类城镇化”。对可以进行城镇化的人进行分类是当前我们所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识别工作，即可以分为“有能力实现城镇化”和“未有能力实现城镇化”。对于前者而言，基本上不用我们采取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们进行城镇化，甚至他们可以主动进城。在湖北省B市某村，3户人家就是通过做生意实现的城镇化，他们是乡村精英，所以才会如此，而那些不是乡村精英，又没有什么资本进城的人，则一辈子留在了农村，且是绝大多数。对于后者而言，就是这些未有资本进城，且子女也没能依靠教育来实现流动的人群（读书可能是农村子女“翻身”的唯一方式）。他们怎么实现城镇化？难道仅仅是一套房子就可以了？未必。在我们的调查中，有的人为了结婚在H市买一套房子放在那儿，但夫妻却一直在外地工作（春节时才回来居住一段时间），他们认为，有一个窝就是生活的保障，不至于流落街头，不至于没有一个后方的保障，所以房子在某种意义上是象征性的东西，更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商品”，这类人的城镇化多半是依靠“农民工”的形式来实现，微薄的收入或背井离乡的“打工”，实现了他们脱离农村，在城市生活，却很多时候还不如农民生活的安逸。问题是，他们回不去，一个是农村虽然有地，但面子上过不去。二个是农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怎么样都没有城市多。而要解决他们的长期、稳定的城市生活，则城镇就需要发力，在社会保障和就业工资待遇上做文章，否则他们只是把城市当做“落脚”的地方（“落脚型城市”），归属感、融入感、存在感则没有在农村那么强烈。他们生活在一种城市和农村的推拉之间，心理世界的疾苦是很难形容的。
的的确确，我们真的处在中国社科院李培林研究员所说的“巨变”的时代当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迈进，很多方面都需要重新适应和调适，尤其是农村到了城市里的人，无论是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生活模式等各个方面，农村人都要适应城市，而城市又没有给予农村人更多的“关怀”，而仅仅是给了一个“空间”让他们急迫地在城市谋生，这不利于城镇化。与此同时，正如一位C村的老农民所说的“我在城市里一天不干活我就要饿死，但是在农村我不会。”这句话背后所折射的恰好是他们最担忧的生存问题。所以，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就业，并尊重他们的生活模式，不要去“赶上楼”，否则物极必反，然后再对那些未有能力实现真正城镇化的人进行帮助，如建立过渡型社区等，让他们能够在城市里不至于活的那么辛苦，活的也是“人”。还有，正如笔者给S省的一位基层公务员谈到的那样，要耐心“等”，因为不是所有的老农民都愿意城镇化，我们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给城镇化率的提高一点时间，给我们所设想的现代化一点时间，否则就会伤害到他们，就会伤害到“以人为本”。
2017年10月5日
原载《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第3期，此为原文，以发表的版本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