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40年与中国经济变化
（一）中国经济主要变化
1977年改革前一年，中国人均GDP按当时汇率折算是198美元，2017年为8836美元。如果用人民币不变价衡量，人均GDP增长了25倍。用美元不变价格衡量，增长15倍。197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7：1，当时人民币是高估的，实际上高于15倍。总体上，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5%，即80%以上中国居民是农民，而且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很差。2017年城镇化率58.5%，农村居民下降到少一半。
关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1953-1977年这25年GDP年均增长率是5.9%，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7%。这两个数字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高估。改革以后1978年到2017年这4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6%，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是7.4%，大幅度高于改革以前。
关于贫困人口，按2010年的贫困线标准（不变价格人均2300元人民币），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占到97.5%，当时的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贫困人口。2016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7.3%，90%以上的农村人口脱贫了。
关于经济总量，1977年中国GDP折算成美元远低于很多中小型人口规模的发达国家。改革以后，经济增长加快，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现在居世界第二位。虽然人均GDP还比美国相差几倍。
（二）改革40年的主要进展
第一，从低效率的计划经济转向效率更高的市场经济，总体上中国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国家了。
第二，从封闭转向了开放。改革前中国对外贸易非常少，既没有对外投资，也没有外来投资，和世界经济几乎是不连通的，人员和世界各地之间也几乎是不交往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总体上开放的经济，而且发展到对美国有两三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以至特朗普要和中国打贸易战。
第三，从过去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转变为混合经济，实际上民营经济已经占了一大半。改革开放前，农业以外基本上是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1977年国有企业占比77%，其余部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这个比例倒过来了，2017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已达78%，国有控股企业只占22%。
第四，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前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有保障的，基本上终身就业，看病可以报销，退休后可以领养老金。但这些保障其他城乡劳动者和居民都不能享受。农民更不用说了，生老病死完全是自己的事情。现在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基本上有了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有低保、养老保险、新农合（合作医疗），保障程度较低，但是基本上都能够享受。现在的主要缺口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三）40年改革的实现方式
以上成就的取得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和世界上其他转轨国家，如前苏联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休克疗法”式的改革，一夜之间废除原有的国有经济，计划全部取消，价格控制全部放弃，企业全部私有化。随后俄罗斯GDP跌掉将近一半，卢布大幅贬值。1988年时卢布官方汇率是0.5卢布换一美元，黑市价格是5卢布换一美元。实行休克疗法以后，贬到5000卢布换一美元，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几乎崩溃。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尽管每一步都不彻底，但是基本平稳地度过来了，而“休克疗法”式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中国的改革道路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在改革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改革期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腐败盛行，这种情况只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变。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无限向后推了。
二、改革全面展开的80年代
（一）主要改革内容
第一是农村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或者叫包产到户，废除了原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低效率体制，恢复了农户个体经营的方式。这个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二项改革是对外开放。1980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逐步开放自由贸易。80年代中期把特区的一部分政策扩大到天津、上海等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随后逐步把这些开放政策推向全国。
第三是取消限制性政策促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改革以后，家庭经营提高了效率，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在政策允许下开始办自己的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业生产，包括服装、玩具、日用品等大批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当时的国有企业完全按照政府计划进行生产，结果是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这时候乡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迅速满足了市场需要。开始时乡镇企业都是集体所有制，随着发展，渐渐出现了很多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填补了市场空缺，打破了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四是国有企业改革。1978年，四川省率先推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从几家企业开始，给了企业几项自主权，如果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生产任务，超产的产品企业可以自行销售，价格可以浮动，不纳入国家计划。试验很成功，因为企业有了自主权，生产扩大了，利润增加了，职工可以多发奖金，大家都看得到利益，激励国有企业向市场靠拢。改革以前企业按政府任务生产，全部产品由政府调拨，利润也全部上交给政府，企业缺乏积极性。80年代改革中国企开始进入市场，在市场上求生存。四川的试点随后扩大到全国6000家企业试点，再后来扩大到所有的国有企业。
第五是促进了城市化。过去城乡之间是隔离的，城乡居民两种户口，农民不能随便进城市，改革期间开始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逐步开启了城市化的道路。
第六是双轨制价格改革。当时为了避免大的经济震荡，计划价格没有取消，但同时允许国有企业超额完成任务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自行销售，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计划，它们的产品都按市场价格销售。随着市场导向经济部分的发展，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逐步扩大，政府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通过这种双轨制的方式基本平稳地过渡到市场价格占主体地位。
第七是财税体制改革。过去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中央核定。80年代初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行了叫做“财政分灶吃饭”的改革。地方财政收入按一定比例留给地方支配，不再全额上交，使地方政府有了一定的财权。1983-1984年又实行了两步利改税，从过去全部企业利润上交政府变成了交所得税，税后部分归企业支配。后来又经过几次调整，使各类企业税负均等化，税制基本上和市场经济国家相衔接了。
第八是金融体制改革。80年代初已经有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了，但起初是严格按业务领域分工的，每家银行在自己的领域都具有垄断地位，其后逐渐允许商业银行间业务交叉、有限竞争。再以后各地方商业银行都出现了，外资银行也进来了，大体形成了金融市场。
第九是建立资本市场的改革。过去这是个意识形态禁区，80年代一些企业开始试行了股份制，后于1990年建立了深圳和上海两个证券市场，于是中国有了资本市场。
80年代改革内容相当丰富，这些只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方面。
（二）取得的经济成就
第一，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改革前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没有超过2.8亿吨，农村老百姓吃不饱饭是普遍现象，推行包产到户改革后1984年超过了4亿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农民能够吃饱饭了。加上提高粮价、开放市场，几年内很多农户拆掉了土房、草房，住上了砖瓦房。
第二，城乡差距缩小。农村改革先行，而且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农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1977年城乡收入之比2.6倍，80年代中期缩小到2倍以下。以后有所反弹，到1990年是2.2倍，仍然小于改革前。
第三，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到80年代末，超过一亿人在农村从事非农就业。
第四，建立特区和沿海地区开放吸引了外资，促进了对外贸易，促使外贸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推动增长的一个因素。
第五，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分灶吃饭，有了积极性，开始参与市场竞争。这在市场经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政府不是企业。但80年代民营经济还很薄弱，国有企业局部改革只带来了有限变化，市场仍然短缺，地方政府参与竞争，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投资，对于改善市场供应、促进地方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不过随着市场发展壮大，政府需要退出。如果继续参与资源配置，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就会干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年在这方面也确实出现了很多负面的情况。
最后，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改革期间，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进入了快车道。1978-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8%，是中国有史以来老百姓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
三、90年代的改革
（一）两个标志性事件
90年代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对改革有重要意义，一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二是1992年召开了中共十四大。1989年以后，有几年出现了改革的停滞和局部倒退，有些已有的改革措施在往回收，有些地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打压，有一股力量要把经济向改革前旧体制的方向拉。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9500万人，1990年减少到9200万人，减少了约300万人。企业减少了38万户。个体私营企业更受到打击，但缺乏具体统计。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其中有震撼力的两句话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得到了大部分地方政府及民间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反响，促使改革重上轨道。1992年下半年召开了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1992年后的积极变化
第一，1992年以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政策障碍减少了，民营经济重新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市场经济以其自身的逻辑继续扩展。
第二，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80年代财政分灶吃饭、利改税等改革给了地方和企业很大的自主权，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占比越来越小，造成政府财政紧张。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税种划分收入，建立了一套较规范的税收体制，解决了中央财政紧张的问题。但事后看这一改革也有考虑不周之处，财权上收比较多，地方政府一度财源比较紧张，有些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为解决这个问题，给了地方政府征地卖地和支配土地收入的权力，以补充地方财源。但这一体制后来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带来了诸多问题。当时的分税制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政策和制度的调整。
第三，住房改革。改革前城市居民没有自己的房产，从80年代开始试点，90年代推广，把企业职工、机关干部住的公房以很低的价格售出，从此城镇70%-80%的居民有了自己的财产。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四，国有企业改制。80年代国有企业进行了有限的改革，还有很多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到90年代中期，中小型国有企业全面亏损，成为严重负担，只有大型国企还有少量盈利。当时中央决定“抓大放小”，对大企业加强管理，并推进了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对经营不善的中小型企业采取租赁、重组、出售、直至关门倒闭等措施，很多僵尸企业被淘汰掉或改制为民营企业。从1996年到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总数从11万户下降到5万户，但改革后经营状况大幅度改善，利润总额从400亿上升到2400亿元。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大多数都扭亏为盈。这一改革对提高企业效率起了重要作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的改制过程透明度低，不规范，出现了低估国有资产、幕后交易、利益输送、对待下岗职工不公平等情况，值得总结经验教训。但总体上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对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自90年代开始建立，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批员工下岗，有些生活陷入困难。此后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覆盖面逐步扩大。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有重大意义。
四、2000年代的改革
2000年代的改革中特别重要的有如下几件事。
第一，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此中国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平等成员，世界大门对中国打开，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二，取消了农业税和农村相关收费。80年代农村改革后，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导致苛捐杂费越来越多，农民负担日益加重。2006年国务院取消了农业税和相关收费，又增加了对农民的种粮补贴，对农村居民是非常重要的改变。
第三，政策调整促进了城市化发展。以前的城镇化政策强调“积极发展小城镇和小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00年左右进行了政策调整，变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3年又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导致废除针对城乡流动人口的收容遣送制度。此后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率在此10年间从36%上升到了50%。
第四，扩大了社会保障覆盖面。2000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3亿人，到2010年扩大到3.6亿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4.3亿人，覆盖面扩大到非就业城乡居民。
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相比，内容相对减少，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完成。不过已经推出的这些改革仍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经济继续保持了年均10.6%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年增长率8.2%。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出口增长加快，10年间年均出口增长20%，强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个原因是城市化发展加快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带动作用。
在这10年间，民营经济继续快速发展。2000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50%，到2010年达到72%。民营经济在此期间继续保持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这个期间，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快速发展，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若干严重的问题：
第一，腐败越来越严重。第二，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基尼系数从0.41上升到0.48，进入了世界上少数收入差距特别大的国家行列，差不多可以那些收入差距极大的拉美国家相比。第三，国有投资大幅度地增长，政府配置资源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在增加，影响了经济效率。第四，货币政策保持了持续宽松，导致债务杠杆率大幅上升，金融风险加大。第五，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投资效率显著下降。第六，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经济结构失衡变成一个突出的问题。最后，政治体制改革一词在此期间也变得更加敏感。
五、2010年以来的改革及当前经济状况
十八大以后加大了反腐力度，对腐败蔓延起了显著的遏制作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该决定包含60项改革措施，具体有300条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看来进展仍不理想，只有部分领域的改革有推进，还有大量的改革措施在等待落实。
这期间的一个积极的变化是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有所抑制，基尼系数最高的时候（2008-2009）达到了0.49，近几年略有下降，在0.46-0.47之间波动。这期间推进结构再平衡有所进展，但更多地还是处在治标阶段，还没有实质性触及深层次的体制原因。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间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但2010年以后逐渐下降，过去3年都在7%以下。这意味着结构失衡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困境。这期间民营经济的增速也在明显放缓，在工业中去年首次低于国有企业增速，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长期以来积累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杠杆率过高、效率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的因素在这个期间起了主要的作用，拖累了经济增长。最近几年虽然推进结构再平衡有进展，但是很多政策还是靠行政手段落实的，并非靠市场实现的。例如去产能，是靠政府定任务、下指标实现的，而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的一些深层次体制问题还没有解决。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结构失衡造成全国的资本生产率从2000年以后逐渐下降，而且降得很快。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在0.5左右，2016年已经下降到0.14，投资效率明显降低。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投资、低效率投资和消费不足。在2000-2010年期间，消费率大幅度下降，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大幅上升。2010年消费率从过去的60%多降到48%，投资率从30%多上升到接近50%。2010年以后略有回升，投资率小幅度回落。但是现在的投资率比过去80到90年代仍然高10个百分点，消费率低10个百分点。
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原因何在？过去十几年间政府投资大量增加、加上宽松的货币供应不断刺激投资，是主要原因。有些人认为政府投资多了是因为老百姓储蓄太高，不消费，拉不动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用这些储蓄来扩大投资。这个解释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在总储蓄结构中，从2000年到2015年政府部门在总储蓄中所占比重从-3.6%上升到正的9.5%，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金融部门的储蓄占比也上升了五个百分点，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下降。由此可见，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的原因并不是老百姓提高储蓄、不消费了，政府才被动地进行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相反政府在扩大投资中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在提高投资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储蓄率。从可支配总收入的占比变化，也可以看出是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比重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是下降的，从2000年的67%降到2015年的61%。因此可支配总收入的分配在这些年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
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看，国有控股单位（包括政府投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投资与GDP之比在1990年是15%，2000年是18%，2010年25%，2016年达到28%，是不断上升的。在此期间政府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有上升，但是幅度有限。公共教育支出在这些年份从2.5%、2.2%，上升到3.6%、3.9%，公共卫生支出从1.0%、0.7%上升到1.4%和1.9%。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3.6%，中等国家平均水平占4.1%；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1.4%，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占2.7%，都比我们高。我们各级政府过度热衷于固定资产投资，但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不够，这是导致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最突出原因。事实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无条件的，在投资率过高的情况下，投资效率下降，消费受到挤压，反而会拖累经济增长。
六、未来改革着力点和中国经济展望
（一）政府改革
过去有一种说法，所谓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特色，就是由政府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政府是强政府，可以把全社会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所以比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更快。这个道理对吗？改革以前政府几乎集中了全部社会资源，但只换来了中等速度的发展，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是长期低增长的，二十几年生活没有明显改善。改革以后转向了市场经济，放手让民营经济发展，增长才进入了高速轨道。所以，把中国特色或者叫做中国模式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片面的概念。在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是市场的贡献，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做出的贡献，这是第一位的，政府也起了作用，如基础设施投资，修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铁网，这些对经济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当作中国的主要或唯一特点，否则中国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第一，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前我们面临的很严重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各级政府常常还是GDP导向，为了提高GDP增速用行政的力量扩大投资，替代市场，干预市场，干预资源配置，造成过度投资，带来了低效率，反而影响了经济健康增长。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清楚造成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推进改革，首先需要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反腐败的制度基础。反腐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体制弊病没有根本消除，权力过度集中，行政透明度低，缺乏民主监督，腐败仍然有制度基础。这是需要改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现在有一些小的进展，但还没有看到重大突破。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仍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在物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进展迅速，但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严重不足，比如公共医疗、教育、户籍制度、收入转移支付等制度建设，也包括建立一套法治体系。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改革长期滞后，即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近期需要做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理清楚，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在市场失效的那些领域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法治建设、推进科技进步等。
（二）宏观政策
货币政策长期宽松的状况必须改变。近期有好转，2017年M2增长率终于从过去的每年百分之十几降到8.2%，虽然仍高于GDP增长，但比以前显著放缓了，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这个改变如果能够持续下去，未来有望避免重大的金融风险。否则，中国经济增长还将继续面临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
（三）产品市场的改革
在这方面，虽然市场早就在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民营经济对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仍未充分实现公平竞争。一些产业部门垄断程度还高，竞争性企业负担还偏重，政府的审批、干预偏多。近期在减少政府审批这些方面有进步，但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如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业和小企业之间，还没有做到事实上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因此在产品市场上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要实现公平竞争。
（四）要素市场的改革
未来要素市场的改革要解决股市到底是资本市场还是赌场的问题。在房产市场上，要解决房子是用来住的还是炒的这个问题。目前土地市场是由各级政府垄断，独家征地、独家卖地，抬高了地价、房价，对收入分配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进，要解决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还是由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要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农民宅基地可以流转。但是这些方面还有种种限制，改革进展非常有限。在银行体制方面，现在还是大银行主导，行为还不完全市场化，进入门槛太高，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这妨碍了小微企业融资和发展。在投资领域，政府参与过多。整体来看，要素市场发育仍然不良，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影响了收入公平分配。
（五）国有企业改革
过去国有企业职能定位不清楚，比如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应该是扮演一个平等竞争者的角色，还是单独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国企在管理制度方面，政企分开没有完全解决，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党组织和企业之间应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党领导企业是在大政方针方面领导，党组织起的作用是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还是由党组织代替企业的董事会进行决策或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竞争性领域的关键问题就是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谁做得好谁就有理由做大做强，谁效率低就需要改革，再不行就淘汰。
在天然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要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是说国企垄断就不是垄断了，国企如果不能摆正企业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样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因此，不光需要政府监督，还需要社会监督。此外还要防止和减少行政性垄断。
在公益领域，像医疗、教育，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破题，要让公益性企业或者公益事业单位回归公益，但同时还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趋势。这些领域也需要引进竞争机制，让民营企业进入，两条腿走路。这可以推动公立机构提高效率。
（六）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这方面已形成了一个大体上全面覆盖的体系，但要注意城镇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没有城镇户口。这些新城镇居民，即“农民工”，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多数不能入籍，大部分没有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重大缺失。户籍改革有些进展，但需要加快。目前与新进城的人数抵消后没有减少多少非户籍人口。而且有些大城市还在驱赶农民工。
目前公共服务和再分配体系仍然还有很多缺失，对减小收入差距作用很有限。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待推进。这些方面如果不推进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七）财税体制改革
在税制改革方面，需要实现更公平的赋税。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税是累进的，从3%到45%，而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偶然收入税率都更低。我们一直要说实现所得税的综合计征，但这一点到现在没有做到。公共资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有待改善，特别是政府支出的重点需要从投资转向服务于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也要转到民生方面。
（八）改革的落实
现在有很多改革虽然已经写在文件里了，但没有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如果改革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创造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难以获得成功。依法改革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改革如果没有先行先试，依法改革能走得出去吗？法律不改，改革可能走不出去。可是如果先改法律，没有社会实践，没有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光靠顶层设计和少数法学家参与，这样的改革能够推进吗？
（九）未来的增长趋势
我们在考虑若干制度和政策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对未来增长进行了预测。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设定了三个场景。一是常规场景，基本按照过去几年的趋势进行外推，假定仍然只有局部的、部分的改革，货币政策只有小幅度的调整，但做不到去杠杆。二是危机场景。假定像前几年那样杠杆率还在继续大幅度地上升。第三场景假定加快几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其一是货币政策恢复中性，经过几年时间转向去杠杆，其二是通过改革和政策改变引导消费率和投资率调整，使消费率回升到66%左右，投资率逐步降到34%左右。其三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政府膨胀趋势受到约束。三种场景模型演算得到的结果差异非常大。
按照改革和调整的场景，我们到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达到两万美元，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按照常规情景，未来只能达到中速增长，2030年我们还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间的边缘地带，可能仍然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上限。
按照危机场景，未来平均增长至多保持在3%，到2030年仍然是一个相对偏低的中等收入国家，这期间和其后可以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都与未来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改革推不动，实际上还有可能向反市场的旧体制倒退，社会有可能两极分化，使得结构失衡常态化，增长逐渐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改革能够推进，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2030年以前中国可以顺利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充满活力的社会。总之，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推进。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研究院”，
(《新金融》2018年第7期，据作者2018年6月在上海《鸿儒论道》论坛的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