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缓和与全球“反叛”
1967年6月9日，就在“六日战争”爆发4天之后，约旦和以色列都接受了联合国的紧急停火协议。此时，以色列已经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全部地区，并开始发起对叙利亚边境格兰高地的进攻。6月10日一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发去一封电报。电文中表示，“过去几天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与您取得联系”。如果中东的“军事行动不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那么苏联便会“单方面采取行动”。而这会直接导致“我们之间的冲突”。柯西金还暗示，美苏之间的冲突对“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力量来说将会是一件大好事”。约翰逊回复表示，当天早上已经收到以色列方面同意停火的消息，并希望苏联也能够与叙利亚政府进行沟通，促成停火。美国东部时间6月10日上午11点31分，柯西金发送了最后一条“热线”信息。提出双方应当继续保持联系，讨论停火之后撤军问题。11点58分，约翰逊回复，希望双方未来的磋商能够关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和平”（the achievement of lasting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在今天的冷战史叙事里，约翰逊及其内阁在“六日战争”前后展开的美苏外交沟通逐渐获得冷战外交史研究者的注意。一些讨论者提出，从1963年至1968年间，约翰逊内阁围绕着越南问题、六日战争以及核军控三个问题与苏联进行的沟通，基本上构成了后来冷战“缓和”时期国际秩序机制的框架。并为后来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积极推动美苏合作，促进冷战“缓和”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这些讨论帮助我们认识了冷战“缓和”的基本特性。作为冷战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的“缓和”体现了一种通过大国协调来管理世界事务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使得这些“大战略”成为可能的则是一系列杰出战略家的精巧设计与运作。作为外交与政治史的英雄，这一系列杰出的个体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了历史叙事的主体。
然而，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的构成是否是“治理”的结果？约翰逊与柯西金就“六日战争”进行的沟通无疑可以被视为一次全球性的行动，它表现了冷战“缓和”这一宏大秩序叙事背后传达的“全球治理”秩序观的基本理性。这种叙事默认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大国/霸权所扮演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大国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则是通向全球有序理想的唯一途径。所有对这种治序的反动则被视为是需要被规训的“反叛”（insurgency）。大国/霸权平复或是消解这类“反叛”的能力则成为国家理性最有力的注脚。然而，如果我们返回到1967年战争的现场，审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针对这一事件进行的“治理”活动，便很容易能发现这一叙事背后的漏洞。实际上，对美苏两国来说，这场战争完全出乎意料。法瓦兹·吉尔格斯（Fawaz Gerges）的研究甚至更加直白地表明，两个超级大国毫无影响1967年阿以战争的能力。如果单纯从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去理解“超级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简单地以强权逻辑来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仅关注具有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力”的“大国”，而忽视“小国”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那么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世界秩序构成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动态中的复杂性。
反叛的另一种形式来自国家内部。在“全球六十年代”问题意识框架内，诸如美国反越战示威、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包括“五月风暴”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学生运动等都受到极大关注。对这类事件的分析通常被放在“全球六十年代”的脉络里。这一研究兴趣起始于对1968年前后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心。这类研究从欧洲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欧洲各国的学生运动视为“社会组织与政治行动的新形式”，并采用激进甚至暴力的方式对抗各类“权威”。通过这个脉络展现出来的1968年具有几个关键的特点。一方面，它被视为一场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阵营的“全球”性运动。另一方面，其政治结果却被局限在西方民主政治叙事内部，成为“社会的觉醒”（awakening of society）与“国家的危机”（crisis of the state）的标志。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欧洲1968年学生运动所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失败，开启了“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复兴。而美国反越战及黑人民权运动则成为以个人解放和身份政治为中心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开始。在这个脉络里，1968年被作为一场“震撼了世界”的左翼“人本主义”（humanism）运动融入了西方主流的历史与政治叙事中。
支撑这一理论立场的是对“全球六十年代”的历史叙事。1968年作为这一叙事的原点，被视为一个“奇迹年”（annus mirabilis）。对其全球性的记忆围绕着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毛主义（Maoism）热情、包括毒品与摇滚乐在内的反文化涌现、性解放、以及国家暴力等关键词展开。这一系列行动被冠以“激进主义”（activism）的名头，至今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抗争与反抗运动的想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这场“全球”性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原点与思想及社会动力却都来自“巴黎-伯克利轴心”（Paris-Berkeley axis）。这就将对1968年的分析限制在了一个经典的西方左翼知识精英叙事的体系内。在这个“漫长的六十年代”中，似乎所有第三世界的政治变迁都因为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出现，由于福柯、萨特、阿多诺、列斐伏尔等西方左翼知识精英的言说而“获得”了被历史叙述的权利。不可否认，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与技术的发展使得作为“学生激进运动”1968年记忆获得了普遍性。这一点实际上在一份提交给罗斯托的中央情报局战略报告中也得到了确证。这份提交于1968年9月的报告认为，“青年持不同政见者……是一种全球现象”，其产生源自于“通讯技术、交通的革命，以及全球性的社会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震撼世界”的1968“奇迹年”，其普遍性实际上是一个倒叙的结果。1968年学生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生与传播依托于全球化这一毋庸置疑的物质性剧变。左右这一物质剧变的所有关键性事件都发生在欧洲/西方历史内部。因此，虽然与1968年相关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集中在西方内部，学生“激进运动”及其所隐喻的个性解放与反抗权威的理想，则取代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概念的所指。就在2018年五月份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苏哈拉·哈萨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开宗明义地指出了1968年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性质。他强调，1968年在“西方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福柯也曾经对这种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做出了这样的批判，他强调，“与其说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如说是1968年3月发生在第三世界的诸多事件改变了我”。他进一步回忆了他在突尼斯期间目睹学生运动与哈比比·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政府之间严酷的冲突。这一经历令福柯意识到，在这种无私且纯粹的“牺牲”面前，一切理论都是次要的问题。福柯对第三世界的“发现”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的内涵，并使得他不得不严肃地开始思考“实践”（praxis）与哲学理论思辨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毛泽东式的理论问题在第三世界斗争实践中的意义。
从阿拉伯世界“反帝”斗争理解六十年代
发生在广大第三世界内的政治实践及其历史本身，可能并不需要通过西方知识精英的“发现”来获得其历史与政治主体性。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历史时段与地理空间，我们便能发现，令福柯感到无比震惊的突尼斯学生游行更应当被放在一个第三世界漫长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脉络中去理解。 1968年3月，突尼斯爆发了一场反政府游行。游行的起源则来自于1967年。1967年6月5日，就在阿以六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当天，《突尼斯视角》（Perspectives tunisiennes）的领导人之一穆罕穆德·本·热奈特（Muhammad bin Jannat）组织了一场反对英美对以色列支持的游行，并遭逮捕。很快，本·热奈特被判处长达20年的刑期。该判决立刻触发了突尼斯国内的抗议活动。到了1968年3月15日，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活动在突尼斯境内展开。抗议主要针对布尔吉巴政府治下日益增多的学生犯问题，并要求释放包括本·热奈特在内的所有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到了5月1日，矿工也加入到了抗议活动中。福柯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目睹了突尼斯的抗议活动。
《突尼斯视角》创刊于1963年，是突尼斯左翼学生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与实践小组（le Groupe d'études et d'action socialiste en Tunisie）的机关刊物。1964年，改组织将工作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突尼斯，并在突尼斯大学中取得了影响。《突尼斯视角》上的文章倾向展现了一种泛左翼的特点。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自由党（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托洛斯基主义者基尔伯特·纳彻（Gilbert Naccache）、突尼斯共产党、甚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等都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1967年抗议活动的发起人本·热奈特则是一名宰图纳大学（Al-Zaytuna）的学生。在布尔吉巴时期，宰图纳大清真寺及其下属宰图纳大学则被认为是突尼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这些思潮看似互不相关，但是在中东地区的语境中，反帝与反殖民的共同政治诉求则成为连接这些思潮，并确立它们“泛左翼”色彩的关键动力。因此，与其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全球学生“激进运动”的一部分，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与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的线索中理解更为合适。
这种从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行动中体现出的历史主体性可以与19世纪初资本主义与殖民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历史呼应。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史中，后者的历史被视为一种西方帝国对“全球秩序”的塑造历史。然而，这种叙事逻辑容易让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在这种秩序井然的“全球治理”实践之外，对于秩序的反叛（insurgency）同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群“不受治理者”（the ungovernable）的反抗视为是国际事务无政府状态的表现。然而，我们无法忽视在这种反抗过程中，第三世界在知识、政治乃至历史叙事方面，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觉意识。并且，在这种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历史脉络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地区，多种来自被压迫地区内部的思想与政治资源被积极调动起来，回应着帝国的霸权秩序。而随着殖民与帝国主义霸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以及技术与物质全球化的进程，在被压迫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变得更为普遍，其社会影响范围也随之加大。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在广大“不受治理者”之间所形成的关联，以及他们在制度、经验、情感等方面进行的实质性交流构成了“全球六十年代”进程中一股重要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不受治理者”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自主的交流与联合，则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主义精神”的另一层重要内涵。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被学生“激进运动”历史叙事所规训的“国际”或者是“世界主义”（globalism）不同，如果将历史叙事重心转向来自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认同，尝试展现其行动上诸多超越种族、阶级、文化与国界的特性，那么这种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对“不受治理者”们历史与政治的叙事甚至能够进一步吸纳西方内部“学生运动”，并能呈现出这类“学生运动”中反对不平等、面向人类解放未来的重要面向。
理解这种“不受治理者”们的反抗活动及其全球性，必须跳出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虽然，我们很难从19世纪初开始涌现于世界各地的“反叛”中看到任何制度的共性。但是，在这类反抗的政治行动中，反抗者们不但对全球的霸权秩序做出了现实的挑战，更在理论层面对自身传统资源以及各类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梳理与阐释。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全球性的反帝反霸权运动随着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开始逐渐构成一个相互勾连的情感乃至组织的网络。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的概念，这种在“不受治理者”之间形成的“共时感”（simultaneous sympathy）同样也为世界秩序的现代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性”（new element of sociality）。
我们可以发现，那种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并推动一种国际秩序的态度本身便是一种全球的霸权逻辑。这种霸权的存在也造就了“不受治理者”们抗争活动的国际性。在1968年7月23日会见越南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周恩来回忆1965年会见柯西金时的情形。他提到，当时柯西金提出“要搞一个联合行动，把我们拴起来”。这种“什么都想控制住”的心态，结果就是“造成对立”。尽管在不同地区，“对立”的结果与内在逻辑各有不同；但从更广泛的全球史角度出发，正是在这种对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进行对抗的过程中，来自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间的共时体验。
从第三世界反抗的历史出发去理解二十世纪国际秩序的构成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帝国主义霸权秩序本身的内在差异。与今天“全球治理”的逻辑相对应的是霸权国家“支配世界”（world dominance）的想象。“治理”逻辑将世界秩序视为全球精英团体与阶层之间社会性的多极互动结果，其等级观念反映在阶级层面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支配”（dominance）逻辑在国际秩序层面则体现了一种19世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沙文主义秩序观念。随着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在这种强权“支配”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全球性影响。“帝国主义”的内在丰富性进而也被简化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冷战之后从这一逻辑出发描绘的美国“一超独霸”及其对世界的“支配”，很大程度上回到了20世纪初考茨基式的“超级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命题。在考茨基的叙述中，帝国主义秩序的内在矛盾被彻底消解，因而革命性的斗争也被简化为一种，即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教条化的革命观念影响下，世界各个角落不同形式的反帝斗争——特别是民族独立斗争——的革命价值与合法性则被彻底否定。
实际上，无论是世界秩序的“构建”还是“支配”叙事都呈现了霸权逻辑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规训。这种高度修整过的历史抽象把复杂的世界秩序变迁历史简化为霸权的更替与精英主义的设计。在今天的文化与历史记忆中，西方世界内部的1968年运动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新一代”反抗“老一代”的浪漫主义想象。然而，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1960年代的历史却很难从这种浪漫主义的线性叙事中展开。阿里夫·德里克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1968年的标志性仅仅对第一与第二世界产生意义。而1968年得以出现的重要前提则是旧的殖民霸权秩序、资本主义以及新兴的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广大第三世界遭遇的危机。这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使得第三世界内部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转机与新的发展。因此，与其将“漫长的六十年代”视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段，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加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中去理解，并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寻找其内在逻辑。
历史长脉络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1960年代影响了集体历史记忆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关键事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1967年的关键意义是被倒叙出来的结果。许多研究者们习惯从1968年出现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学生抗议运动谈起，并将这些抗议活动的原因归结为1967年“六日战争”失败后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幻灭与反思情绪。在这个框架下，1968年的阿拉伯学生抗议运动被视为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别是纳赛尔主义及其国家的反抗。战争的失败令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属于纳赛尔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将战败视为暂时性的“挫折”（النكسة ，Naksa）。这一“挫折”瓦解了阿拉伯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唯一原因则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及其在该地区的代表——以色列。
另一种思潮则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战败揭示了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内在问题，是一场彻底的“溃败”（هزيمة，hazima）。在阿尔伯特·胡兰尼（Albert Hourani）看来，相比战争胜利而言，战争的失败更能引起人们更深入的反思。对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思的直接结果是对自身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建立起的宇宙观、秩序观的动摇。这种打击由于1950年代纳赛尔主义带来的阿拉伯民族自信高涨而显得更为痛苦。对诸如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这一代世俗化但却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1967年战败的屈辱体验，更直接成为他们反思乃至批评纳赛尔政府与纳赛尔主义的助燃剂。一些在西方学术体系内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意见。法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便认为，1967年的失败揭示了“阿拉伯人在计划、发展以及统一行动方面的无能”。在阿贾米对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否定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影响。这种否定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纳赛尔政府政治的失败归咎于“阿拉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自七十年代以来，持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相应地，伴随着这种从文明论逻辑出发对“阿拉伯文化”的彻底否定，也进一步掩盖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多样性。“阿拉伯”从一个包含了多个部族、多种宗教的地理概念，转变为本质主义的“伊斯兰”的代名词。这既是一个殖民宗主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也是持这类观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们自身伊斯兰文化帝国主义叙事的表现。
近些年来，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冷战时期形成的叙事逻辑进行反思。亚辛·哈吉·萨拉赫（Yassin al-Haj Saleh）强调，无论是“溃败”说还是“挫折”说，实际上都阻碍了阿拉伯人对自身历史的叙述。这种将1967年视为一种阿拉伯世界历史发展断裂的看法，不但遮蔽了阿拉伯世界历史内在的延续性逻辑，更阻碍了人们深入理解1967年战败的原委。事实上，1967年阿拉伯知识分子对纳赛尔主义的批判乃至否定可以被放在一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线索中去理解。这种在19世纪殖民帝国主义背景中生长起来的思潮不单融合了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反思，也反映了他们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出发，对民族特性、伊斯兰传统、现代化、以及社会平等与正义问题进行的追问。我们不能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思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们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社会语境下所做出的思考不但互不相同，有时甚至
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段去理解阿拉伯民族主义便能发现一些关键的主题。从19世纪开始，对于“阿拉伯意识”的挖掘始终占据着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位置。这种对民族意识理论兴趣的产生与当时全球性的殖民秩序扩张密不可分。类似伯纳德·刘易斯这样的西方观察家们从西方历史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将19世纪以降，左右阿拉伯知识分子思考并发展“民族主义”讨论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在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内寻求政治现代化”的愿望。这个论断里体现了两个关键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首先，它假设了“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普遍性，并将欧洲历史中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动力推广至非欧洲地区；另外，它又在这个同样的语境中假设了“现代化”的普遍必然路径与历史发展目标。然而，在欧洲历史之外假设“民族国家”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关联是危险的。对阿拉伯知识分子而言，传统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迅速衰落是他们面对的基本政治语境。但这一语境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西方中心式的“政治现代化”，特别是这种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天然认同。因此，在面对欧洲霸权秩序兴起的压力与本土政治秩序衰落的前提下，如何定义并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资源与当下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理解民族或文化历史的断裂与延续，这些基本构成了知识分子讨论“阿拉伯意识”问题时的基本紧张感，这也构成了广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历史的基础。
如何从分裂到统一，如何实现复兴并建立整体性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这场漫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作为这场思潮的政治表达，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运动以及复兴党的出现都能够在这条线索中寻找到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7年战争失败给纳赛尔以及纳赛尔主义带来的冲击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而更应被理解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又一次走上不同方向的政治契机。在1965年3月23日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一行时，毛泽东将他所理解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政治任务表述为两点，即“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也正是在这种根本的认同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及所有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共识才成为可能。
不可治理者的“国际秩序”
就在“六日战争”爆发之后一天，在1968年6月6日的《参考消息》上刊载了一条不起眼的消息，消息援引黎巴嫩《安瓦尔报》（Al-Anwar）当年五月十九日的每周增刊上刊载一篇署名文章，文章作者说：“我在上星期的增刊中在我的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谁把这本书捐给敢死队？》，我所指的这本书就是《游击战》，它是著名的解放大师毛泽东提供的简单而切实可行的指南。”文中还提到，一个名叫“赛义德·拉齐姆·萨迪克”的人在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第二天就给《安瓦尔报》的主编寄去了一千黎镑的支票。萨迪克还表示，“这笔款中的五百黎镑是拨作购买这本书的……其余五百黎镑应交给人民阵线的战士作为解放巴勒斯坦之用。因为我们相信这本书同子弹有着密切联系”。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最早在1968年5月被一名科威特作家纳吉·瓦什翻译成为阿拉伯文，题为《游击战争的基本策略问题》，并在贝鲁特先锋出版社出版。《参考消息》在1968年5月7日的报纸中对这一消息做了编译报道。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消息可能很容易被视为是 “输出革命”的表现，并以此来批判新中国20世纪60至70年代中间的“非理性”外交。然而，当我们回到1960年代的历史现场，便可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以激进行动挑战帝国主义秩序的现象实际上普遍存在。其广泛性更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单方面“输出”的结果。在阿拉伯世界，随着埃及在“六日战争”中的失败，纳赛尔主义提供的阿拉伯世界复兴与统一方案受到巨大挑战。在这种对纳赛尔主义普遍的失望情绪中，左翼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提供的解决路径开始逐渐获得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1967年的“六日战争”视为分水岭，并简单地认为在这之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仅有纳赛尔主义者的声音与活动。从《参考消息》刊登的那两则消息中，我们便可以发现，就像南美的反帝革命者们一样，阿拉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参与者们在“六日战争”之前便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产生了兴趣。正如纳吉·瓦什在《游击战争的基本策略问题》前言中说，这本书是“一个行动指南”、是“献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战士的”一本“有实用价值的书”。当然，毛泽东本人在晚年也特别强调传到外国的“毛主义”其实“恐怕跟我们不相干”。周恩来也在1971年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革命是群众的行动”，阐明中国党和政府“不赞成搞暗杀行动”，而是需要“依靠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思想。但是，对当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武装力量来说，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游击战理论的实用性都是极具吸引力与现实意义的内容。
自1960年代起，阿拉伯世界对于游击斗争的热情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即阿尔及利亚的反法独立斗争，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针对以色列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都存在着左翼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结合的色彩。而由于阿拉伯世界左翼政党的精英主义色彩，以及缺少必要的社会土地改革政策方案，伊斯兰主义凭借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方向也可以被放在这一历史脉络中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7年的意义对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影响在于纳赛尔主义的衰落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在“六日战争”之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一蹶不振。类似于法农（Frantz Fanon）那样用欧洲语言写作，从社会经济与文化批判角度出发对殖民主义及其霸权的反思，开始逐渐让位于诸如阿卜杜·阿齐兹·阿迪力（Abd al-Aziz al-Duri）、阿里·胡西尼·卡布梯利（Ali Husni al-Kharbutli）等这类在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地区工作并用阿语写作，尝试从伊斯兰思想内部寻找复兴资源的阿拉伯学者。与之相呼应的是以伊斯兰为调动模式的群众游击战争开始在阿拉伯地区大规模兴起。
最后，再回到本文开头谈到的“六日战争”。随着阿拉伯国家战败以及苏联在1960年代与美国关系调和的影响，阿拉伯地区原本紧随苏联步伐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党也开始出现了根本的转向。他们作为全球“不可治理者”的一部分，以暴力斗争的形式，向美苏主导的治理逻辑发起挑战。诸如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以及纳伊夫·哈瓦特迈（Nayef Hawatmeh）等在巴勒斯坦地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人开始强调要摆脱苏联影响，从伊斯兰本土资源与阿拉伯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发展起一套适合自身的斗争策略。这类阿拉伯新左翼（Arab New Left）思潮提出 “革命暴力”是“敌人唯一理解的语言”。在“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地区的整体政治环境下，通过游击战争进行暴力革命的需求越来越有群众影响。这也使得阿拉伯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政党从行动上与伊斯兰主义组织越来越难以区分。而在群众调动方面，两者的差别则更小。这一点从1967年8月法塔赫（Fatah）发行的14本宣传册子中便能略见端倪。在这些册子中，除了有题为《如何发动人民武装革命》、《革命与通往胜利之路》等充满游击战争意味的小册子之外，还有一些小册子直接向中国、越南、古巴革命致敬。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全球政治语境下，中国对于自身属于“第三世界”的认识无疑站在“不可治理者”的角度，传达了对霸权主义全球秩序的尖锐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在全球“中间地带”扩张，其目的同“反华的性质一样”，都是“想控制世界”。因此，在“中间地带”进行的联合，与整个世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目标是一致的。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在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毛泽东进一步总了对阿拉伯民主主义反抗运动的理解，以及对其内部出现的大联合态势的希望。他认为，这种发生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目的在于争夺石油利益的局部战争，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截断运油管道的方式，对帝国主义进行严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进程中，“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沙特、约旦在内的“老殖民地国家”都开始团结起来，用联合的方式来进行斗争。
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上正式以1514号决议，从当代国际法的角度，给予了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斗争以合法地位。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承认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是一项“基本人权”。这一在当代国际法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斗争是在第三世界展开的。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却被当代冷战史叙述所忽略。同时，这一斗争并未随着国际立法行动而结束。相反，人权宣言所传达的平等意义则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开始的第三世界独立斗争中才真正获得实质性内涵。1960年代开始的全球激进反帝运动则是这个漫长历史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在暴力革命基础上构成的国际主义思想与组织互动反映了1960年代全球反帝斗争的基本特点。在这个“不可治理者”的全球秩序中，虽然各自的诉求与对世界未来秩序的认识各有差异，但是通过这种全球性的互动，全球各地各阶层中间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寻求国内与国际关系平等秩序的诉求构成了一种重要的且富有希望的世界性体验。
在这个全球性的互动中，来自欧洲的学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诸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这样身处欧洲但却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领袖们通过声援越南、中国，批判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行动，对西方阵营内部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尖锐批判。而来自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则在战略上成功地将将美国“钉在桩子上”。这种从第三世界角度出发对全球历史叙事的再诠释，其意义是希望借此来反观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种世界观背后历史性的生成机理。从那些“不可治理者”的反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今天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强者逻辑是否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真理。在亚非拉地区发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在这一时刻，与这种民族独立运动进程相伴随的，更是一种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寻找世界普遍主义原则的尝试。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丰富的普遍主义世界理想图景。围绕着这诸多普遍主义图景进行的政治实践，则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二十世纪独特的世界秩序。同时，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新生时刻，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也在这诸种普遍主义图景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动中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