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基本上还是很陌生的，以前人们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是随着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恐怖事件，巴以冲突愈演越烈，中国人的视点也随着世界媒体转向了中东，转向了阿拉伯，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想了解伊斯兰世界、想了解阿拉伯文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有关阿拉伯文化的介绍和研究还少得可怜。而且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读书》杂志二○○三年第六期发表了一篇《黑暗时代的智慧火种》，是蔡天新先生介绍阿拉伯文化的文章。看到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我很高兴，但是仔细拜读后，发现问题不少。作为一位从事阿拉伯语言教学的大学教师、一位从事阿拉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觉得有必要澄清里面的一些错误。
一、“艾布”与阿拉伯人名构成问题。
作者在“神赐的礼物”一节中提到了阿拉伯古代著名的诗人艾布·努瓦斯：“诗人艾布·努瓦斯放浪无羁，却是拉希德的座上客，他们经常在夜间化装结伴出游……艾布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宫廷生活，他是穆斯林世界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和咏酒诗人，至今他的名字仍在阿拉伯人中间流传。”作者在前面提到了这位阿拉伯诗人时称之为“艾布·努瓦斯”，而在后面则称之为“艾布”，显然是想用他的“名字”来简称之。没有学过阿拉伯语的人不会发现这样的称法有什么不妥，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外国人的名字是由名和姓构成的，既可以称呼其全名，也可以只称其姓或本名。这条规则在阿拉伯语中也是可以通用的。但是，阿拉伯的名字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却是不同的，必须有区别地使用。文章作者在后面用“艾布”来指代“艾布·努瓦斯”，或许是因为他知道阿拉伯人在不使用全称时，更愿意别人叫其本名而不是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艾布”是不是这位诗人的本名。
艾布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父亲”，艾布·努瓦斯就是“努瓦斯的父亲”，通俗一点说就是“努瓦斯他爹”。阿拉伯人非常喜欢这种名字构成方式，用其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名字来表达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艾布·×××（艾比·×××），伊本·×××（本·×××），乌姆·×××，宾图·×××。艾布和艾比都是父亲的意思，只不过艾比是艾布的宾格和属格形式，伊本和本都是儿子的意思，乌姆是母亲的意思，宾图是女儿的意思。基地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乌萨麦·本·拉登就是这种名字构成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他的本名叫乌萨麦，是沙特富翁拉登的儿子，所以我们平时称其为拉登是不准确的。称他为乌萨麦或者“本·拉登”才指的是他本人。光提“拉登”，阿拉伯人会很明确地认为这是在说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父亲。同样的道理，如果光说“努瓦斯”，就不是指诗人“艾布·努瓦斯”，而是指诗人的儿子。艾布则是任何一个人的父亲，无法确指任何一个人。
二、《乐府记事》的作者问题。
蔡文云：“艾卜的《乐府记事》记载了许多真假难辨的轶事。”阿拉伯著名的典籍中的确有《乐府记事》这本书，但是作者真的就是这位著名的酒诗人艾布·努瓦斯吗？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我翻遍了手头的阿拉伯文和中文资料，也向同行的专家咨询过，结果还是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艾布·努瓦斯编写过《乐府记事》的证据。
根据我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知识，这本《乐府记事》转写成拉丁字母应该是Ａｇｈａｎｉ?熏是阿拉伯语中“歌诗（’ｕｇｈｎｉｙｅｈ）”一词的复数形式。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仲跻昆和其他的一些阿拉伯文学研究者大多将其译为《诗歌集成》。从原文来看，这么译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如果从该典籍的内容和对应中国类似作品的角度来看，译成《乐府记事》倒也是比较优美的。因为这本典籍中记载了阿拉伯古代许多诗人和歌手的趣闻轶事，也选收了很多诗歌。但它的作者不是艾布·努瓦斯，而是一个叫艾布·法尔吉·伊斯法哈尼（Ａｂｕ ａｌ－Ｆａｒａｊｉ ａｌ－Ｉｓｆａｈａｎｉ，８９７—９６７）的诗人、文学家编写的。
伊斯法哈尼学识渊博，广闻博记，被认为是当时的活文库。他不仅掌握宗谱学、医学、星相学和音乐等学问，还熟记数量众多的各种歌曲诗词，熟知各种趣闻轶事，善写讽刺诗和以娈童为调情对象的骚情诗——阿拉伯古代的一种同性恋情诗。不过他流传后世、最有价值的却是《诗歌集成》这部编著。阿拉伯现当代一部类似中国辞海的权威工具书《蒙吉德》为这本书专列一个词条，将其定位为“音乐、历史、文学和批评的百科全书”（第５３页）。大概是《诗歌集成》中大量有关艾布·努瓦斯的记载以及对人名的疏忽，导致了对《诗歌集成》编作者身份的误认。
三、《一千零一夜》的文学地位问题。
蔡文说：“阿拉伯语是一种优美的语言，在文学上以《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天方即克尔白天房，指称伊斯兰）为最高成就。”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一千零一夜》的文学地位和创作语言的问题，一是“天方”的指称问题。
由于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相对还很少，所以，普通的中国读者很难对阿拉伯文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总体把握，把《一千零一夜》看作是阿拉伯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无可厚非。但即便在有限的中文译本中，纪伯伦的作品所具有的魅力和崇高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评论家和阿拉伯读者的心目中的地位比中国读者所臆想的要低得多。首先，他们认为《一千零一夜》作为一种民间俗文学，无论如何是无法和正统的高雅文学相媲美的。其次，他们把阿拉伯古代的诗歌看成最能代表阿拉伯文学成就的文类，而非《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民间故事。阿拉伯人普遍认为“诗歌是阿拉伯的文献”，即认为阿拉伯古代诗歌不仅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阿拉伯文学由于书面文学和历史记载较晚出现，所以，早期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具有了很强的历史价值，相比之下，《一千零一夜》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再次，《一千零一夜》是舶来品，并非原汁原味的阿拉伯本地产品。《一千零一夜》中虽然也有一些纯阿拉伯的故事，但它最初是从印度和波斯的故事翻译过来的，只不过经过了阿拉伯人的加工而已。研究《一千零一夜》的专家们已经比较一致地认为《一千零一夜》是从波斯巴列维文的《赫扎尔－艾福萨那》（即《一千个故事》）翻译过来的，后来又加进了阿拉伯巴格达时期故事和阿拉伯埃及时期故事，甚至还吸收了中国、罗马、巴比伦的故事。而巴列维文的《一千个故事》又来源于印度故事。因此，阿拉伯人对《一千零一夜》这一“世界性”的作品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尽管它后来是以阿拉伯语定型下来，并且流传到世界各地，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它毕竟不是阿拉伯人作为惟一创作主体的，因此，过分地抬高《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文学中的地位，是阿拉伯文学史家所不愿意的。
即便作为一种叙事文学，阿拉伯学者也更推重阿拉伯本土本乡出产的原汁原味的“玛卡梅体故事”。因为那是阿拉伯文人自己创造的一种叙事文体。它建构了一种完全阿拉伯风味的叙事模式：由一个传述人和一个文丐主人公演出一系列借文才和计谋去行乞、谎骗而谋生的故事。其散韵结合的风格充分展现了阿拉伯语的巨大魅力，文字艰深玄妙，追求声韵和谐、骈丽典雅，不遗余力地运用阿拉伯典故，插入各种轶闻、趣事、历史事件与人物，嵌入各种各样的格言、警句、谚语、俗语等等。而《一千零一夜》作为一种民间文学，更多地使用了市井语言，尽管后来的一些版本经过文人的加工，但是在文字上多多少少还是难脱民间俗文学的痕迹。
因此，阿拉伯人自己对这本定型于阿拉伯语的民间故事集评价很低也就很自然了。黎巴嫩学者哈纳·法胡里的《阿拉伯文学史》中译本长达六百九十九页，但在谈到《一千零一夜》时，仅用了差不多一页的篇幅。在中国学者编著的外国文学史或东方文学史中，《一千零一夜》往往被浓墨重彩地加以介绍和论述，单列为一节甚至一章，但法胡里在他的著作中只列在“阿拉伯人的故事文学”一节下设立一个子标题进行简单的介绍，对该书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总体上比较低。哈纳·法胡里指出：“本书的艺术价值比较低弱。其风格随时间、地点、习俗、人物不同而异。其中有故事彼此相连的印度风格，有故事互相独立的阿拉伯风格。有些故事也很精彩，想像丰富，引人入胜，像《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嘎梅禄太子和白都伦公主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有的故事则拖沓重复，平淡无奇，风格的朴质简浅，用语通俗。但书中冗赘的叙述和隐晦之处颇多。有的描写过于直露而不含蓄。有的描写失之持重，超出了廉耻限度，并公开不厌其详地加以渲染，以迎合大众口味。”其实，有些阿拉伯人是把《一千零一夜》当作一部淫书来看待的，尽管里面的性描写很粗糙，但是对于一个禁欲很厉害的社会来说，这已经越出了一些人的道德界限，所以，《一千零一夜》在很多阿拉伯人的心目中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三言二拍这类的东西。这类东西按传统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最高成就恐怕就更谈不上了。
四、“天方”的指称对象问题。
至于《一千零一夜》（另译《天方夜谭》）里的“天方”是否指克尔白天房，恐怕亦有待商榷。笔者以为，“天方”指的应该是“阿拉伯”社会整体，而不是指“克尔白天房”。《天方夜谭》最初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译本冠名为Ａｒａｂｉａｎ Ｎｉｇｈｔｓ（《阿拉伯之夜》），恐怕译者沿用了“阿拉伯”的内涵，而以“天方”指称之。从《一千零一夜》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故事是阿拉伯的，或者是加进了阿拉伯的故事成分，它又被公认为阿拉伯民间故事集，那么翻译过来的作品标题，恐怕还是会从它的内容来考虑。故事集中虽然弥漫着浓厚的伊斯兰气氛，但以麦加克尔白天房作为故事场景的故事只有一个，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所以，用“天方”来指称“克尔白天房”的可能性太小了。
五、“黑暗时代”与立场问题。
以上只是细节问题，但是对于文章的标题我却很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叫做“黑暗时代的智慧火种”，因为在文中所叙述的各个时代大多充满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是辉煌的时代，“黑暗时代”指的是什么?芽后来一遍又一遍地细读，发现蔡先生在他的文章末尾提到“一二五八年，正当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后初现曙光，蒙古征服者旭烈兀挟着祖父成吉思汗的余威，横行于两河流域，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居民，包括末代哈里发及其眷属”。于是有点明白了蔡先生取这样一个标题的意思，即在欧洲还处于漫长的黑暗时代之中时，东方的阿拉伯，具体而言是作为阿拉伯文化中心的巴格达，已经有了智慧的火种。窃以为如此高雅的立意却设置这样一个标题似乎不太合适，因为其中隐约透露出一种欧洲中心的视角，与文章本身所要弘扬的东方立场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当时的世界不只是欧洲的，不只是西方的，而更是东方的。当时的阿拉伯和中国才更能代表世界。可以说，阿拉伯阿拔斯朝时代和中国的汉唐时代是古代世界一个兴盛的时代，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双子星座，是全球文化的两座高峰，比肩并立于世界的东方。当时的阿拉伯语和汉语是流行最广的两种世界性语言，其地位丝毫不亚于当今的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地位。就像长安是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西域等各地纷纷来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样，阿拉伯人建立起来的巴格达、科尔多瓦等文化中心则不仅吸引了中东地区的商贾学人，而且还是欧洲学子负?求学的首选之地。德国女东方学家西格丽德·汉克（Ｓｉｇｒｉｄ Ｈｕｎｋｅ）在《阿拉伯的太阳照亮了西方》一书中曾提到欧洲基督徒青年对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推崇。她提到公元九世纪一个生活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名叫阿尔法鲁的基督教主教曾感慨万千地说：“真遗憾！聪明的年轻一代基督徒却只懂阿拉伯文学、阿拉伯语言。他们如饥似渴地去读阿拉伯书籍，不惜用高价收集阿拉伯的书籍作为自己的藏书。他们大肆赞扬阿拉伯珍贵的典籍，同时对基督徒的典籍却不屑一顾，说它们根本不值一读。基督教徒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如今用这种语言给朋友写信的人连千分之一都没有。而阿拉伯人的语言却有多少人讲得那么漂亮，那么流利！也许有许多人用这种语言做起诗来优美、恰切得竟会超过阿拉伯诗人本身！”（仲跻昆：《阿拉伯：第一千零二夜》，第５６页）当然这是在阿拉伯人占领下的安达卢西亚（即今西班牙），阿拉伯语成为主流话语的交际工具是很自然的。但正是在这样一种推崇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情况下，更多的欧洲人受到了阿拉伯文化的吸引。根据蔡文中的介绍，我们也看到阿拉伯的科学、文化成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可以说阿拔斯朝和唐朝已不是点点闪烁的智慧火种在延续文明的香火，而实际上是智慧之花在神州大地和天方阔野上遍地开放。这分明是一个光明敞亮的世界！既然如此，又何以是“黑暗时代”的火种？
立场的问题是我国当前外国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尤以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问题更大。我们究竟要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及其文化？是西方人怎么看，我们也跟着他们的视角看，还是我们自己认真地去看个明白？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愿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苦于不懂第三世界国家语言，只好顺着西方的视角去看，因为他们只能借助翻译过来的材料，即便他们懂英文或其他的西文，也只能靠英文和西文材料，而这些材料是经过西方记者和学者精心选择过的，是为他们的西方利益和西方立场服务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这类学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西方的立场和观点。然而，西方看待东方、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往往用的是看“他者”的眼光，把非西方看成是愚昧落后、专制腐败的民族。这样的立场我们岂能苟同？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被西方看待的，难道我们也这样看待那些和我们同是难兄难弟的第三世界国家？
可是那些被西方立场同化了的学者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而觉得自己站在了国际研究的前沿，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西方的观点，而且他们认为西方人的观点是对的。在沙特和美国关系趋向恶化，美国越来越多地攻击沙特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转述一位国内研究中东很有影响的学者说的一句话：“沙特的确是一个很反动的国家。”当我听到这样一句带有明显立场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歧视性的话时，第一反应就是：不懂阿拉伯语的中国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首先是美国人在说沙特是一个反动的国家，他加了“的确”两个字只不过表明了他对美国人论断的附和与肯定。如果他懂得阿拉伯语，他必然会读到很多沙特人和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语写的有关沙特与美国关系的文章，读到沙特人和阿拉伯人对美国人的看法，那么，他就会很慎重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我们的这些学者顺嘴说着西方学者说过的话，大谈特谈好斗的阿拉伯人时，他们是否知道阿拉伯人慷慨豪迈、勇敢忠诚的高尚品格？是否清楚阿拉伯人乐善好施、宰牲待客的优良传统？当我们的媒体和学者跟着西方媒体一起炒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时，谈的大多数是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但是他们是否研究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否知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中下层老百姓中得到了多大的支持、有多么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是否清楚大多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是温和的而不是激进的？他们是否注意到伊斯兰主义组织创建慈善医院为穷人治病疗伤，赈济灾民，帮助赤贫者安居乐业的大量慈善行为？他们是否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还包含着复古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不同倾向？
当哈马斯的自杀性爆炸活动被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看成是恐怖活动时，我们的学者是否清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处于被占领的状态下？他们是否知道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巴勒斯坦人丧失家园、背井离乡、屈居难民营的苦难历程？他们是否应该了解一下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民族这一对闪族兄弟的历史，也顺便了解一下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肥沃新月地带的殖民活动以及他们是如何制造巴勒斯坦问题的？是的，我们要谴责炸伤炸死无辜平民的爆炸行为，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没有深仇大恨的人能甘愿与别人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吗？难道巴勒斯坦人都是亡命之徒？难道巴勒斯坦人真的都活得不耐烦了吗？
如果研究阿拉伯问题的学者都懂阿拉伯语，就可以比较来自西方和阿拉伯不同渠道来源的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会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人云亦云。伊拉克战争打响的头几天，笔者也追踪了ＣＮＮ、ＢＢＣ、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的战争报道。我特别注意到了各个媒体的立场。就在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南部的时候，巴格达笼罩着战争的阴云，许多记者提前赶到了巴格达。西方的记者和阿拉伯的记者都把镜头瞄准了巴格达街头，但是他们的说词却有很大的不同。ＣＮＮ和ＢＢＣ的记者都说巴格达的街头依然很平静，汽车还在来来往往地行驶着，看不出跟平时有什么区别。而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却说，虽然汽车还在来来往往地行驶着，大街上基本上还和平时一样，但是学校已经停课，人们已经变得神经紧张，战争的阴云不可能不对巴格达人民产生影响！差不多的新闻背景，差不多的评论，但是其中的立场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后续报道中，半岛电视台更是彰显了坚定的阿拉伯立场，频频播放巴格达被大规模轰炸后的惨象，及时转播萨哈夫举行的发布会和萨达姆的讲话，宣传伊拉克的立场。巴格达医院人满为患，无辜平民被炸得断手断脚的惨烈画面，战争孤儿的哭泣、丧失丈夫和儿子的寡妇的号啕哀恸，普通老百姓的愤怒声讨等等，都通过半岛电视台传遍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也传向了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半岛电视台的一些报道，但由于语言的原因和其他的因素，大多数的战争新闻来源于ＣＮＮ和ＢＢＣ等西方媒体。
蔡文中出现的问题，集中地体现了国内中东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国内有关中东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的外国文化研究领域是大大滞后了，但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又以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研究相对多一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人员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科班出身的，多集中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几所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一些研究机构。这类研究人员的优点是懂阿拉伯语，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但弱点是大多数人理论修养不足。第二类是对中东感兴趣的，主要用中文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的优点在于理论水平比较高，专业学术的训练比较到位，但最大的遗憾是无法看懂第一手的阿拉伯文原文资料。资料来源的不同，造成了学术研究中的立场、倾向的巨大差异。中国中东学会举行研讨会时，常常出现“两大阵营”的对峙和论战：懂阿拉伯语的学者较多接触阿拉伯的报刊书籍，又基本上在阿拉伯国家学习或工作过一段时间，拥有比较充分的阿拉伯文化经验，在感情上倾向于作为弱者的阿拉伯，多站在阿拉伯的立场上讲话；而另一些学者由于过多地受到西方媒体报道和西方学者研究的影响而倾向于支持强硬的西方立场和以色列立场。
客观上讲，由于这一领域研究人员队伍中第一类研究人员数量相对较少，第二类研究人员对中东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想要进一步推动中东研究的发展，未来加入其中的年轻学者的语言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否则，研究中就难以避免像“艾布”问题和其他的误解。打个比方，中东研究就像一位戴着面纱的阿拉伯妇女，懂阿拉伯语的学者能够撩起面纱，看到她的真实面目，但不善于将这一真实的脸庞描述清楚，说给急欲了解阿拉伯的中国读者；第二类学者善于描述其所见到的事物，但他们却无法撩起那层薄薄的轻纱，看不到神秘面纱后面的真实。关于这一点，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安武先生亦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不懂原文的研究者对外国文化问题的学术探讨倒未必如隔靴搔痒，却如隔“袜”搔痒，虽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解除痒的困扰，但始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让人觉得不够痛快淋漓。
如何解决中东研究和其他第三世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严绍璗先生提出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原典实证方法论，归纳起来有五条：尊重学术研究史；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原典材料的确实性；实证的二重性；研究者必须具备健全的文化经验。对于不懂外语的学者来说，这五条中比较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是读懂原典，即原文材料，二是具备健全的外国文化经验。尤其是后一点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比较难。根据目前中国的情况，要做到在研究对象国学习、生活或工作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条件的。但这一点又的确是比较重要的，是使得研究能够深入下去的重要条件。严先生曾应我们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做了一次报告，题为：《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他在报告中举了一个外国文化经验重要性的例子：
法国杂志《星期四周刊》（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六日）曾经有一篇题为《给交战者上一堂语义课》的文章，分析了九十年代初期海湾战争中布什与萨达姆之间“可怕的对话”。当萨达姆攻占科威特的时候，他估计美国是不会动手的。当美国人准备教训萨达姆的前夕，布什说了非常粗野的话。美国总统说：“我们要用酸菜塞满萨达姆的屁股！”萨达姆收听到了这句话，他只认为这是美国人吓唬他的，他不知道这句话表示的意义的严重性，原来，在第二次大战时，美国在正式动手对付希特勒时也说过“我们要用酸菜塞满希特勒的屁股！”这句话的语义是表示美国人真正的愤怒了，真的要动手了！可惜，萨达姆好像没有理解它的语义，美国的坦克开进了沙漠。
由此观之，外国文化的经验有多么重要。如果伊拉克的情报人员和研究美国的学者能够将美国文化中的这种表达愤怒的方式解读出来，萨达姆可能会采取另外的措施，避免海湾战争对伊拉克的巨大打击，也避免随后长达十年的制裁，也许还能改变新世纪发生的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因此，严先生特别强调：“研究者必须特别体验本土文化与对象国文化在生活观念方面的差异并掌握这种差异。”
尽管我们的中东研究和其他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存在着问题，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随着高等教育和外语教育的发展，原典的问题和外国文化经验的问题对于未来新一代的年轻学者都将不成为问题，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神秘面纱后面的真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