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阿拉伯世界存在着多重政治认同，这是该地区政治生态环境复杂多变的重要根源。其中，尤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地区政治的影响最为深远。首先，它使阿拉伯国家陷入建立主权国家还是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标准之争；其次，它使阿拉伯国家不断面临着国家利益优先还是民族利益优先的执政理念困扰；最后，它要求阿拉伯国家统一对外立场而引起阿拉伯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紧张。
关键词：民族 国家 阿拉伯民族主义
引言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生态环境之所以复杂多变，除了西方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外部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内部矛盾使然。从政治认同视角出发，探寻阿拉伯国家貌似乖张的政治行为背后的内在逻辑，无疑有助于深化对阿拉伯政治的理解。
认同（identity）是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它是社会行为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感受，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它关系到我们是谁，我们归属何处，谁是我们同类，谁在我们团队之中，谁又被排除在这个团队之外。1”。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记，能够对政治行为体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说，谁以及为了什么而建立集体认同，大致上便决定了这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对接受或拒绝这个认同的人的意义。”2简言之，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3不同的政治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益，并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
而在阿拉伯地区政治中，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这里逐渐形成了多种政治认同相互竞争、相互纠缠的状态。按照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说法，中东同时存在着宗教、种族/语言、疆域、民族、国家等多重认同方式。4在这里，尽管强调效忠现行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是该地区政治力量的主流，但它仅仅是阿拉伯众多认同中的一种。其中，强调民族认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强调宗教认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是国家认同的有力竞争者。正是这种政治观念上的相互竞争和冲突，使阿拉伯地区政治动荡诡异，迥异于世界其他地区。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拟以现行国家为基本前提，探讨阿拉伯民族主义对阿拉伯地区政治的影响。
主权国家还是民族国家：政治认同标准的竞争
民族国家是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现行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就是以主权国家为框架而设计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力量能够动摇主权国家本身的合法性。
然而，在阿拉伯地区政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却对以主权国家观念为基本理念的现行国家体系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使阿拉伯世界陷入一场建立“民族国家”还是“主权国家”的组织规则之争。有学者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是由两个层面构成：首先，从文化角度看，它认为阿拉伯人具有共同的情感、文化、语言、宗教等内容；其次，从政治角度看，它认为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不仅是人为地，而且是令人讨厌的。5由此出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理想的国家模式应该是由所有阿拉伯人组成的阿拉伯祖国，而不是现在这种由地区国家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割据状态。“在泛阿拉伯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中，现存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当作民族国家来承认，而是被降格为al-dawla al-qitriyya(即内部国家)。‘阿拉伯民族国家’一词只能用来指那个据称迄今为止一直被西方阴谋所阻碍，而在将来要建立的泛阿拉伯国家。”6这就使阿拉伯地区政治呈现出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迥然不同的特点。在阿拉伯世界，对现行国家体系构成威胁的挑战者中，来自跨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远远要大于来自国内的意识形态挑战。就像一位学者所说：“在亚非地区，‘族裔冲突’大部分是亚国家的，而在中东却是超国家的。”7在这里，“占主导的政治运动不是分离主义运动，而是主张把现存国家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团体中，或在众多地区国家中建立类似国家的意识形态纲领。对殖民合法性的拒绝不是基于殖民者错误划分边界，而是因为世界上的边界观念本身就是非法的。” 8
从国际体系角度看，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倡导的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政治理想，一方面可以从昔日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历史中寻找到思想源头，另一方面，它也能提供一种颇具诱惑力的实现阿拉伯民族整体复兴的发展远景。相比之下，主权国家的政治模式在阿拉伯世界则要单薄得多：一则是发展历史短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很难说已长大、成熟；再则，除了埃及、摩洛哥、沙特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西方殖民统治人为分割的产物。建立在这种“不光彩”政治出身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系，未免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在此情况下，出于更好地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现行政权的统治者在着力维护自身权力的同时，更多地是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跨国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支持。因此，“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阿拉伯领导人试图用各种方式赢得合法性，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阿拉伯复兴党主义），以及平衡国家权力与阿拉伯统一的渴望之间关系的办法来赢得合法性。”9
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主义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一位西方学者指出，阿拉伯地区的政治框架实际存在着四个系统层次的变量：“首先是中东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中东地区政治的基本原则。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所提供的合法性，都试图对中东的国际政治进行重组，把该地区从由平等的法理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转变为一个更高层次的神权国家，以及由共同的行为和阿拉伯主义/伊斯兰情感组成的从属性单位。这种对现行体系组织原则的意识形态挑战——由欧洲殖民者遗留下来的主权国家体系——是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造成该地区国家政治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根源所在。中东地区体系的组织原则不像新现实主义理论所假设的那样，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而是一个竞争性的概念。” 10
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这种组织原则之争，主要体现为一个事关整个阿拉伯世界政治前景的重要问题，即阿拉伯世界是否应该统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就是主张阿拉伯统一。然而，在当前十几个阿拉伯国家同时并存的现实状况中，他们对阿拉伯世界是否应该统一，或者说应该如何合作，却有着不同的答案。一般来说，在那些独立建国史较长，地方意识浓厚的国家，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北非国家，一般更多地强调在彼此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国家间合作。即使是像纳赛尔这样一位热心于阿拉伯统一事业的领导者，起初也并不认为阿拉伯统一就一定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合并。他指出：“阿拉伯统一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制度上的合并或书面上的合并。阿拉伯统一意味着我们会在重大场合中进行磋商，意味着我们会同仇敌忾，意味着我们会庆祝共同的胜利。”11相对来说，那些独立建国史较短、国家意识发育不成熟的国家（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往往对推动阿拉伯统一事业更为热心。
由于这两类国家政治交往理念的差异，自然会导致阿拉伯国家行为方式的差异，而这种行为方式的差异，又很容易导致对外行为的冲突。尤其对那些野心勃勃，企图争夺地区霸权的领导者来说，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旗帜，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无疑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一些阿拉伯人认为现存的政治分裂是非法的、有问题和应该否定的。……他们相信，既然（现行国家）都是由更大的阿拉伯国家的组成部分，那么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便是合乎时宜的。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当代的民族国家模式很可能是只相当不合适的鞋子，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挤出了水泡或伤痕。”12至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例表明，“许多阿拉伯人并没把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当回事儿，因为他们不相信阿拉伯世界会永久分裂下去。”13
换个角度看，在一直被各种意识形态充斥的阿拉伯政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它占据着阿拉伯地区政治话语主导权的时期（如20世纪50-60年代），各国不管是出于真情还是假意，都纷纷标榜本国政权的泛阿拉伯色彩，唯恐被排斥在阿拉伯主流政治之外。体现到政治实践中，其内外政策就更多地体现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时过境迁，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上风时，阿拉伯国家便会把阿拉伯统一问题搁在一边，而更多地关注本国问题。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在各个阿拉伯国家中，强调本国利益和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主义势头日盛，而阿拉伯统一问题则渐行渐远，在阿拉伯政治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萨阿德•扎格卢（Saad Zaglul）曾尖锐地指出，阿拉伯统一事业实际仅仅是一堆零的简单相加。“如果你把一个零加上一个零，然后再加上一个零，总和会是多少？。”14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阿拉伯世界如何以及是否应该统一的问题，至今在阿拉伯世界仍未形成共识。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的现行统治者头脑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一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国家民族主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情感出发，追求阿拉伯世界统一自然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从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力角度出发（也就是从国家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寻求阿拉伯世界统一又得不偿失。阿拉伯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右摇摆，决定了阿拉伯统一前景的模糊不定。
不难理解，如果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存在与否，都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的话，如果阿拉伯世界连这种构成地区政治体系的组织规则问题，都无法取得共识的话，那么现行政权便不可能完全专注于“次一级”的国家治理问题。由此使得阿拉伯国家间关系也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从长远来说，现行国家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倡导和实践，非但无助于现行国家稳定，反倒给国家和地区政治带来更多的混乱和动荡。
国家利益还是民族感情：执政理念的内在紧张
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这种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样一种结构状况，学界则见仁见智。在英国学派看来，当前的国际政治本质上是由一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它与国际体系的区别在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或更一般地讲，一个有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布置构成了一个体系（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构成其它个体权衡的必要因素），而且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起了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15笔者十分赞同英国学派的分析。事实上，虽然每个主权国家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缺乏最高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但他们的行为每时每刻都受到某些共同国际规则的保护和限制。正是这些国际规则保障了国际政治的有序运转。究其根源，乃是因为这些共同国际规则为每个国家的对外行动，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制度预期，由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间冲突的产生。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规则是十分重要的。
而阿拉伯地区政治的特殊性在于，由于政治版图与民族版图的不一致，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效忠国家还是效忠民族的两难选择。“本国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冲动促使讲阿拉伯语的人们彼此分开，而与生俱来的特性、历史记忆以及试图分享某种共同身份问题的状态又把他们聚拢到一起。”16这种政治认同上的摇摆不定，决定了阿拉伯国家采取对外行动的原则，不完全是依据由主权国家观念衍生出来的国家利益至上，而是一种掺杂了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双重考虑的合法性原则。1989年11月，姆阿迈尔•卡扎菲就曾对穆巴拉克总统说：“我反对（在埃及与利比亚之间）设立任何外交机构，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那里，没有必要互派代表团。”17因此，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阿拉伯国家间交往原则是十分模糊的。
这种交往原则的模糊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行其道分不开的。“很明显，（阿拉伯国家）之所以缺乏正式处理国家间纠纷的机制，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假设：阿拉伯国家在类型上如此相似，以致制定这样一种机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价值。”18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固然可以增强现行政权政治合法性。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跨国意识形态，它更像一把双刃剑。“他们越是依赖阿拉伯民族主义来使其统治合法化，越是坚持用阿拉伯主义规范支撑他们的社会，他们就越容易对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进行侵害和象征制裁。结果，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国内稳定、政府的资助，乃至国家主权来说，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威胁。”19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可以被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利用，服务于不同阿拉伯国家的不同利益需要。这样，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各阿拉伯主权国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争夺政治象征的竞争中。正像一位学者所说，“阿拉伯政府都已经意识到需要为控制那些跨国性的合法性工具而进行竞争。这种争夺阿拉伯领导权的竞争使之与地区主义者相等同。结果，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越是依赖那些相同的合法性象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是竞争性的。”20如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之争；纳赛尔和阿卜杜•阿里•卡赛姆的阿拉伯主义之争；以及最近阿拉伯几位领导人之间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竞争等。这种对政治象征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间政治迥异于世界其他地方。
既然各阿拉伯国家之间不仅仅是单纯的主权国家关系，而带有明显的民族情感成分，那么，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便体现为一个具体而重要的问题：是否可以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阿拉伯民族主义刻意强调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竭力淡化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因此，当民族感情与国家忠诚，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必然会倾向于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一位西方学者就认为，竞争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政治体系最重要的行为特征。“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国家）都可以轻易地干涉另一部分（国家）的事务，因为家庭和部族的联系超出了地理边界，因为民族主义的有效性和统一论的诱惑，也因为在阿拉伯政治体系中出现的对国家的情感淡薄，以及他们历史短暂的政治边界缺乏神圣性——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把这些边界看成是殖民统治的遗产。”21
从政治实践看，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确实十分混乱。一些阿拉伯国家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其邻国施加影响，或直接干涉这些国家内政，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间的边界和国家主权。若干年以来，在阿拉伯地区政治中屡屡出现暗杀、绑架、爆炸、破坏、军事干预、新闻宣传，以及支持对方政权中的政治反对派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现象。例如：在1958年，沙特国王试图刺杀纳赛尔总统；在1958和1960年，埃及试图颠覆侯赛因国王，其中包括暗杀他的首相；1970年，叙利亚入侵约旦北部；1979年，在同叙利亚政权的斗争过程中，约旦和伊拉克支持穆斯林兄弟会；1980年，利比亚怂恿军队入侵突尼斯。22在谈及持续不断地阿拉伯国家冲突时，叙利亚前外长阿卜杜•阿里•哈达姆曾感叹道：“如果我们关注一下阿拉伯地图，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两个国家不处在战争状态，或处在通往战争的路上。”23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阿拉伯国家间交往规则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与各国领导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在阿拉伯语中，在整合（indimaj）、合作（ta′awun）和统一（wahda）之间存在着重要而微妙的差别。然而，在阿拉伯政治的语汇中，所有这些含义都被包括在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标记的泛阿拉伯统一的概念中。”24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三者都是一回事。用建构主义的话说，就是阿拉伯国家尚未就如何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形成一种彼此认可的“共有观念”（shared idea）。正是这种共有观念的缺乏，导致了阿拉伯国家间交往规则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交往规则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导致了国家间行为方式的混乱和地区政治的动荡不定。
统一立场还是各行其是：对外政策的困境与冲突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视角出发，所谓“对外政策”就是指阿拉伯世界对包括以色列和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采取何种政策措施的问题。而这种政策措施又源于他们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形成的“共有观念”。从建构主义角度看，国际行为体在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在双方间造就了一种敌对性共有观念，即温特所说的“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双方的对外关系便可能是彼此敌对的。
而在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历史交往中，双方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由于阿拉伯世界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这使他们对西方国家更为反感。与此同时，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更是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和尊严构成了直接挑战。这使得阿拉伯世界与外部世界（西方和以色列）的交往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敌对色彩。
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旨在变革图强的意识形态。它的合法性本身就是建立在抵御外辱，捍卫阿拉伯民族尊严基础上的。“可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欧洲在该地区的扩张密切相关。”25因此，它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阿拉伯民族解放，抗击外来干涉。如阿拉伯复兴党的党纲中明确规定：“阿拉伯人应与所有列强进行斗争，摧毁殖民主义和外国占领的根基，消除外国政治、经济的全部影响。”26这样，由于西方和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持久性威胁，使其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天然敌人。
由于单凭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无力独自御辱，因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通过整合整个阿拉伯民族力量来应对外部挑战，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无疑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然而，在政治实践中，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交诉求与现行国家的利益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在此情况下，各阿拉伯国家是应统一立场，还是各行其是，便成了一个人言言殊的重要问题。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向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对阿拉伯主权国家造成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这种泛阿拉伯联合的主张和行动，促进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从而为应对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源泉27；但另一方面，这一跨国意识形态的强大存在，限制了各阿拉伯国家根据各自国情作出自主反应的权利，也使得阿拉伯世界难以根据形势变化随时对政策进行调整，使其整体对外政策僵化、落伍。具体地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必须直面两个重要难题：如何应对以色列挑战、如何处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首先，如何应对以色列的挑战。
很久以来，如何处理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是观察阿拉伯政治的重要风向标。对阿拉伯世界来说，以色列的存在就像放到沙丁鱼鱼群中的一条鲶鱼，正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持久性威胁，强化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认同，促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尤其是在1967年战争失败和阿拉伯统一事业陷入低潮的情况下，通过共同反对以色列来强化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便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尽管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威胁的是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和权益，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眼里，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就等于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和整个犹太民族之间的斗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并非是因为众多阿拉伯领导人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直接的威胁，而是把它视为对阿拉伯主义的考验。”28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以色列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确立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成为阿拉伯国家“政治正确性”的体现。这种反以政策在现实政治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67年在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确立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视角看，任何试图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谋求关系正常化的做法，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禁忌。例如，当埃及总统萨达特从国家利益出发，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后，便遭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抵制。
从深层来看，阿拉伯国家之所以如此深入地卷入巴以冲突，主要是出自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阿拉伯民族感情合乎逻辑的延伸，它既照顾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感情，又帮助现政权树立政治威信；其次，渲染和夸大以色列的外部威胁，可以把民众的目光从国内的种种问题上转移开来。这也是民族主义者掩盖治理失败的惯用方法；第三，阿拉伯国家一直保持有限、低成本地介入与以色列的冲突。更多地，阿拉伯国家是利用反以问题来反对自己的对手，增加自己的政治得分，在阿拉伯政治中获得中心位置。
可以说，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除外）反对以色列力度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地区政治中流行的程度成正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政治思潮中的影响越是强大，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就越是呈现出整体性敌对；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国家民族主义日渐壮大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就越加缓和和各行其是。
总体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对以政策，更多地是基于抽象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具体的国家利益。从长远来说，这种没有利益驱动的对外政策是难以持久的。阿拉伯国家在阿以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的多次失败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力量整合。
其实，从中东政治现状来看，以色列的存在本身已不是什么问题了，问题是阿拉伯国家怎样面对这一既成事实。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承认以色列存在，并与之进行正常交往已成大势所趋。而要想认识到这点并付诸实践，必须超越冲突历史造成的情感障碍。事实上，在阿拉伯政治实践中，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学会用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眼光看待阿以关系。“同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阿拉伯国家似乎能更轻松地与以色列坐在一起。这反映出阿拉伯主义的戏剧性衰落和国家主义的日益上升。”29种种迹象表明，在阿拉伯世界，现实主义导向的国家民族主义，正逐步取代感情色彩浓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其次，如何对待西方世界。
阿拉伯国家如何对待西方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世界如何对待阿拉伯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西方列强不断侵蚀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权益，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基本任务。
对西方国家来说，阿拉伯国家伸张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西方既得利益不断遭受威胁的过程，因而他们与中东民族主义政权可谓誓不两立。如当埃及纳赛尔政权发起运河国有化运动时，英、法两国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发动战争的极端方式进行反击。就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方来看，它之所以能成为战后中东政治舞台上的主流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反帝反殖的产物。这一背景决定了阿拉伯世界新兴民族国家的政策趋向必然是反西方的。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中东事务的主导性力量。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者，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与欧洲殖民列强无非是一丘之貉。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更加重了阿拉伯国家的既有印象——正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种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屡战屡败。
凡此种种，使阿拉伯广大民众不断强化着对西方国家的仇视。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在做这些事时，西方是受教会的指使。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30。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西方情结，不少阿拉伯国家始终以一种革命性的姿态，面对由西方世界主宰和维护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因此，它们同西方世界，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当今世界上，被美国视为“无赖国家”的敌对国家一共有7个，其中有4个是泛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利比亚）。按照这些激进阿拉伯国家的观点，美国乃至西方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集中体现，是导致中东地区贫困动荡的总根源。在他们看来，如何对待西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反对西方，已成为阿拉伯国家划分“革命阵营”与“保守阵营”的试金石。
然而，这一充满了化约论色彩的政治观念，不仅加剧了阿拉伯世界两类国家的矛盾和对立，而且人为地恶化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由此导致世界政治的不稳定。众所周知，随着时空场景的变化，国家利益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着的。这样，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应顺应并体现这种国家利益的变化，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之时，各国对国际政治主题的理解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通过参与国际社会的方式获得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阿拉伯民族主义如果一味排斥西方，在某种程度上也就阻断了吸取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重要渠道。从现实情况看，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敌对，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最典型的是萨达姆政权。由于入侵科威特明显违反了现行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及西方在中东的既得利益，伊拉克遭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达12年的经济制裁，并最终被美国推翻政权。
当然，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双方交往中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它更应该对双方目前的敌对性状况负责。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对阿拉伯国家合法权益的不断侵蚀和干预，阿拉伯民众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一项调查表明，中东民众憎恨美国的根源正是其推行的中东政策31。在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便是部分阿拉伯民众对美国怨愤情绪的极端化体现。这种长期敌对给双方造成的伤害不可谓不深，给世界和平乃至人类社会生存带来的威胁不可谓不大。就此而言，双方的对外政策都需要反思和调整。
小结
在国际政治领域，许多人对类似欧盟的“聚合型”国家联合体津津乐道，而对“疏离型”国家间关系诟病有加。因为前者更容易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后者则往往意味着冲突和战乱。然而，在阿拉伯政治中则恰恰相反，阿拉伯各国政权巩固和地区稳定，则是通过彼此疏离的形式实现的，反倒是急于推进阿拉伯民族整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使该地区政治局势变数陡增。
对各阿拉伯国家来说，同属“阿拉伯民族”这一共性政治-文化特征，固然是阿拉伯国家的巨大财产，但一旦使用不当，也会成为巨大的历史包袱。一般而言，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利用先天性的传统标识进行政治动员，总是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然而，在现实政治中，这种泛民族主义的优美说辞，始终难以掩盖各自利益上的相互冲突。正像一位学者所说，“和谐和兄弟情谊是泛阿拉伯意识形态的核心主题，然而阿拉伯政治的现实利益，就像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一样，充满着你死我活的冲突。”32这种场面屡屡出现表明，单凭阿拉伯民族主义自身的鼓动，根本无法完成阿拉伯民族整合的重任。
当然，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将从此告别阿拉伯政治舞台。我们知道，阿拉伯民族主义兼具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强调重心正在由政治取向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文化取向的阿拉伯主义。当这种泛民族思想不再包含阿拉伯统一、联合反以等“高级政治”内容，而更多地借助文化纽带联系，来加强阿拉伯国家间经贸合作，乃至政治合作时，阿拉伯联合的梦想反倒可能一天天迫近。换言之，唯有经历成熟的主权国家阶段（即强调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主义），才可能最终超越主权国家阶段，实现整个阿拉伯民族全面合作乃至最终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阿拉伯地区政治的发展轨迹将是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注释】
1 Chris Farrands, “Society, Modernity and Social Change: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Edited by Jill Krause and Neil Renwick, Id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Martin’s Press, Inc.,1996, p.1
2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290页
4 Bernard Lewis,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5 Asad Abukhalil, A new Arab Ideology: the Rejuvenation of Arab nationalism,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46,No.1 winter 1992,p.27
6 Bassam Tibi, From Pan-Arab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overeign Arab States: Redefining the Arab and Arab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Gulf War, In Michael Hudson ed., Middle East Dilemma: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93
7 F.Gregory Gause Ⅲ,Systemic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ume 1,Issue Spring 1999,p.26-27
8 F. Gregory Gause Ⅲ, Sovereignty and Its Challenges: War in Middle Eastern inter-state Politics, in Paul Salem,eds.,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 Selected Essays,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1997,p.203
9 Deborah J.Gerner & Philip A Schrodt, Middle East Politics, Edited by Deborah J.Gerne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Lynne Riener Publishers, 2000, p.97
10 F.Gregory Gause Ⅲ,Systemic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ume 1,Issue Spring 1999,pp..26-27
11 Michael N.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1998,p.140
12 Deborah J.Gerner & Philip A Schrodt, Middle East Politics, Edited by Deborah J.Gerne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Lynne Riener Publishers, 2000,p.97
13 Asad Abukhalil, A new Arab Ideology:the Rejuvenation of Arab nationalism,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 46, No.1 winter 1992,p.27
14 Michael N.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1998, p.74
15 H.Bull and A.Walson, Introduction, in Bull and Walson,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373页
16 Michael N.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1998,p.1
17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p74
18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p74
19 Michael N.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1998,p.50
20 Shibley, Power, Legitimacy and Peace-making in Arab Coalitions, Edited by Leonard Binder,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9, pp.52-53
21 F.Gregory Gause Ⅲ,Systemic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ume 1,Issue Spring 1999,p.22
22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p74
23 Michael N.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1998,p.202
24 Bassam Tibi, From Pan-Arab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overeign Arab States: Redefining the Arab and Arab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Gulf War, In Michael Hudson ed., Middle East Dilemma: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95
25Abbas Alnasrawi, Arab Nationalism, O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pendency, Greenwood Press, 1991, p36
26 The Arab Ba’th Party, “Constitution”, Selected and Edited by Sylvia G. Haim, Arab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p237
27 F. Gregory Gause Ⅲ, Sovereignty and Its Challenges: War in Middle Eastern inter-state Politics, in Paul Salem, eds.,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 Selected Essays,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1997,p.203
28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1998, p.87
29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1998, p.226
30（美） 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9页
31 Shibley Telhami, The Stakes: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estview Press,2002,p.46
32 Bassam Tibi, From Pan-Arab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overeign Arab States: Redefining the Arab and Arab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Gulf War, In Michael Hudson ed., Middle East Dilemma: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94
田文林，男，1970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主要研究特长为：中东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世界民族》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余篇，与人合著《国际政治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