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年来，西亚北非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变化？与美欧发生的是金融危机不同，西亚北非发生的是政治危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危机有着内外两大因素。
就内在因素而言，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中东北非就面对着今天这样的爆炸性问题，革命假如在那时发生，也毫不奇怪。冷战刚结束时，东欧、“黑非洲”，甚至东亚地区蔓延着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但这个浪潮居然没有影响阿拉伯世界。中东北非的统治集团深知它们存在的问题足以导致可怕的社会动荡甚至革命，所以，在穆巴拉克们的后期，采取了一些延缓政治危机爆发的措施。应该说，因为危机一直被拖到现在才爆发，所以，拖延政治危机爆发的各种干预措施还是有效果的。
在外部因素方面，西方一方面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民主，一方面却宽容甚至支持中东北非的家族或者军人的专制统治，盖因这样的政权及其带来的稳定最大限度地符合西方的长期、战略、核心利益。革命前，美国每年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仅次于对以色列，这样的援助绝对不仅是为了稳定埃以关系，也是为了支援穆巴拉克政权稳定国内局势。但是，“蛋糕”即使可以做大，也终于有其限度。埃及等地的经济增长成果，除了穆巴拉克占据的，首先要分给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势力，结果，本国民众分到的“蛋糕”却是令人感叹的少数。所以，中东北非的这次革命，除了必然指向攫取“蛋糕”多数的统治集团，自然指向了统治集团极其依赖的外部势力。
第二，与冷战结束后东欧地区的政治巨变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不一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非常暴力，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非暴力的政治巨变往往意味着接下来是一个和平的政治转型，这就如同东欧国家在过去二十年表明的那样；而暴力的政治巨变往往意味着接下来政治转型将继续充满着暴力和动荡，未来将更加不确定。
第三，从“地区”的角度看待西亚北非，比从单个国家看待更有价值。西亚北非基本上以阿拉伯民族为主，是伊斯兰教的本源和中心，却在后殖民时代按照原来西方殖民阿拉伯世界的模样，分成了二十多个国家，所以，从阿拉伯半岛到北非的这些国家并非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地区的此起彼伏的革命之所以是互联互动的，正是因为中东北非本身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正是伊斯兰宗教和阿拉伯民族，把这些国家连接在一起。突尼斯和埃及的大选若能够稳定局势，那么，相对稳定的突尼斯、埃及将有助于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稳定。同理，也门、叙利亚仍然不确定的局面将使阿拉伯地区的政局仍然扑朔迷离。在大选后的中东北非国家，伊斯兰势力占据新的政治局面的多数，阿拉伯世界的人口本来就由穆斯林占多数，伊斯兰政党在一些国家上台，不过反映了本该代表的多数。军方与民选政府的关系也将得到逐步转型。在外交方面，政治巨变后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打算在外交上也做出转变，大体上，因为外部关系的革命并非那么容易，这些阿拉伯国家至少会在短期内选择维持现状。所以，尽管在焦虑地观察着向来反美和反以的伊斯兰政党上台，但是西方可以高枕无忧。
第四，因为占据了伊斯兰世界的本源和中心位置，阿拉伯地区与世界其他穆斯林人口在精神上和其他联系上是密切的。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对非伊斯兰地区的影响极其有限，却对任何伊斯兰地区或者穆斯林人口密集区的影响很大。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也在密切关注着阿拉伯世界政治变革的方向。
根据上述四点观察，中国应对阿拉伯世界之政治变局，也许需要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应该如同对待国际金融危机那样重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革命。了解阿拉伯世界革命的根源及其后果，对中国调整内外政策更有意义。西方的金融危机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危机是中国面对的全球变局的两个中心内容和两大外部冲击。中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也没有政治危机，但是，外部世界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却是对中国及时的提醒。中国一定要从中学习到一些什么。
第二，世界历史上的政治变化无非如下两种情况：代价相对较小，和平转型，且能走上光明的未来；通过付出内部冲突的代价激进而强行地走向政治未来，这样的未来注定将是曲折的。对中国而言，过去六十多年的政治演变，也比较符合这两种世界政治演变模式。最近二十年来，东欧国家和阿拉伯世界两种政治社会转型应该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比较研究。接下来，就在于如何消化此种比较研究的成果。
第三，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远未结束，此种动荡将继续波及伊斯兰世界。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有着许多穆斯林人口，也与其他伊斯兰世界存在广泛而深刻的关系。中国应该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团结、维护与伊斯兰世界（第三世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协调与合作的内外战略高度对待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局。政治危机后，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公共外交，即沟通当代中国与变革中的阿拉伯世界，中国穆斯林可以担当主体。
中国应该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团结、维护与伊斯兰世界（第三世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协调与合作的内外战略高度对待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局。政治危机后，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公共外交，即沟通当代中国与变革中的阿拉伯世界，中国穆斯林可以担当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