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朱教授提的两个问题，我觉得确实非常重要，我是这么看的：朱教授前面那个认识，即靠市场就能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它隐含的理论模型是完全竞争，完全竞争就自然而然可以在要素流动中间解决供给怎么优化的问题，市场出清，那就是结构优化。但是实际生活中，我们认为对于经济学主要成果要做的反思——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理论联系实际的反思，必须突破完全竞争理论模型的局限性，因为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已经非常有限了。比如到了国际咱们贸易的领域里，它能解释的就是比较优势这个原理能解释的那部分，超出这部分它就无力解释了。在实际生活中，完全竞争你没法在理论上解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些年做的有声有色的供给侧这方面一系列的特定的供给管理。多少年前，干预市场这方面确立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之下的反垄断，把做大了的企业强行拆分，前面有AT&T这个很经典的案例，但到了这几年，它注意新经济起来以后，不是对寡头垄断简单沿用过去的办法，现在是以其他一些综合的政策，鼓励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级，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是以政府种种措施在供给侧去支持油页岩革命、制造业重回美国、3D打印机，还有人力资本方面引揽全球高端人才到美国服务，还有它实际上不高调宣传、你问它会如实介绍的，怎么用美国商务部的优惠贷款（4.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去支持特斯拉电动汽车的生产线冲破它的瓶颈期。这些都是在我们过去所说的、朱教授讲的大家都认同的政府无为而治、市场解决优化结构问题旁边，于实践中间教科书无力解释但美国人做得有声有色的事情，一直走到它可以先是对金融的花旗、两房，后来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跨国公司通用汽车，给予动用公共资源的注资，这哪里是咱们所说的那种靠市场竞争解决结构优化问题？是果断地采取了供给侧这方面的结构调整举措，而且我观察在美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给通用注资成为一个转换点，原来市场上弥漫的恐慌心态就由此开始得到收敛。当然它要配上几轮量化宽松，这个量化宽松的总量政策，又结合着所有这些可圈可点的供给管理的结构政策，一起促成了美国在发达经济体里率先走出阴影进入了复苏，现在走到升息通道上了。
中国在这方面，我们是学人家完全竞争框架下华盛顿共识的优点方面。但是实际上从前面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实践中，从来就不可能避而不谈供给侧结构问题，而供给侧结构问题的处理，必然要求政府出手做什么，即“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朱镕基时代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启动政府的扩张，在年度中间，修订已经执行中的预算安排，以长期建设国债筹资，发行国债做投资，而且同时给出六大重点，这六大重点全是结构特征的选择。政府投资不是简单地安排下去，必须说清这些政府投资是什么样的结构优化考虑。到了“四万亿”又是这样，四万亿启动之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引导预期的情况之下，召开一系列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每一个会议上，专门讨论一个行业里怎么结构优化。中国、美国在这方面是相通的。所以，完全竞争理论模型我们认为它必须升级，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学者的任务，是把升级版的非完全竞争理论发展起来。那么我们现在比较认同的，就是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寡头垄断竞争”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解释中国现在为什么有后发优势而迅速地在新经济领域，形成今天的BAT+京东+苏宁这几家的寡头垄断局面。就是这个思路。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就是现在所说的资产价格上升，要放在中国启动了工业化建设后一个弥合二元经济过程的认识框架里。工业化必然伴随城镇化，中国必须走过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我们执政党在1949年以后，工业化坚定不移，但是对于城镇化规律的认识，是有明显的短板。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反思上山下乡，这才轻易不敢再提逆城镇化的方针政策，但北大现在副校长又有影响地讲新一轮上山下乡，那个概念看怎么理解——你不能理解为对城镇化可以在它的发展潮流里做多少反向的调整。必须认同这个城镇化的大势所趋。城镇化带来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带来的是资产价格，的发现与上扬，从土地开发开始，到形成不动产，资产供给物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从无价变有价，从低价变高价——这个过程方兴未艾，因为现在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只有不到5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2%——如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做校正的话，怎么校正不能认为已高过50%。高速发展阶段还有20个点左右，这个发展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引擎和动力源”：工业化结合着城镇化，弥合二元经济，一轮一轮的建城区扩大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一轮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一轮一轮人力资本培育的升级，对于整个发展过程而言，在这个比价关系的表现上，还会延续不动产“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的过程，也就会表现在资产价格上升上。资产价格在这个过程中被人们屡屡批评为泡沫，它为什么就总是不破？解释房地产，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讲透的背景。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讲，人为地把一切行政手段都用上来打压房价，这就叫做治标不治本，应当认识到这个“上扬曲线”的基本模样，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没有改变它的能力，但是要努力使它走得平缓一点，斜率不那么高，而且要警惕，比如到了接近70%那个临界点的时候，特别要注意那时候的系统性风险。日本是在77%的城镇化率的时候，出现普遍的泡沫破灭，中国，至少得提前十个点来做打算，但现在是不是为时过早？一轮轮地喊“狼来了”，可狼怎么就是不来，不就是这个过程吗？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