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在文本和理论上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MEGA[2]逻辑顺序和写作顺序文本的比较分析、《巴黎笔记》研究以及这一手稿20世纪理论命运的回顾，提出了一个多方面都有所涉及的问题：如何理解梁赞诺夫和MEGA[1]对这部手稿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基于文献档案和历史细节，大致可以重构这一思想史叙事：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一批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作品，是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列宁“战斗唯物主义”观念引领下，以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运用为指向，回应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中的不同倾向，整理编辑并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和MEGA[1]相关卷次中的。从西方“马克思学”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发展和衰落来看，理论阐发与文本考证之间呈现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将文本分析、思想史研究和理论探索有机结合起来。

关 键 词：唯物辩证法  MEGA  梁赞诺夫  思想史

本文尝试论证的观点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简称MEGA[2])第一部分第2卷(1982年)出版之前，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1])第一部分第3卷(1932年)中收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并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最后一章)》①，在文本编辑上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苏俄(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直接影响。这一手稿，与同时期内公开问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一道构成了“战斗唯物主义”，“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1]609的重要文献依据。相应地，笔者倾向于认为：包括《手稿》乃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本身同苏俄(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以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阐释密切相关；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文本与理论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梁赞诺夫的定位之疑

新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推进，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历史考察也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资本论》《形态》《手稿》等作品的版本及其源流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学术反响的理论成果。研究的拓展也相应带来了新问题的提出。其中，如何把握定位MEGA[1]的文献编辑成果，因为MEGA[2]研究工作的进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这一点直接反映在《手稿》的编辑过程中。

按照既有的理解，1932年《手稿》同时以两个版本问世。出处分别是大卫·梁赞诺夫主编的MEGA[1]第一部分第3卷，以及朗兹胡特和雅各布·迈耶尔编辑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2]。《手稿》问世之后，西方学者基于该手稿图绘了一个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青年马克思”形象。然而，令人略感不解的是：尽管以亨·德曼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西方学者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最初建构得益于上述两个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但在“青年马克思”讨论如火如荼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主要使用或推崇的版本却是梁赞诺夫负责的MEGA[1]。举例来说，巴特摩尔翻译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文即其导言，就专门强调：完整而精确的《手稿》版本最先是由梁赞诺夫准备，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的，自己的译本即以MEGA[1]为参照。[3]考虑到，MEGA[1]版本本身构成了1982年MEGA[2]中《手稿》两个编辑方式问世之前，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手稿》版本，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例如，早期中文版本中由何思敬先生翻译的《经济学-哲学手稿》(1956)就是以MEGA[1]为参照的[4]5-6；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中的《手稿》，在编排上也依照了MEGA[1]的方案，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独立的“关于黑格尔的最后一章”——[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与之相关，另外一个令人略感疑惑的问题是：对照MEGA[2]，为什么MEGA[1]中的《手稿》会按照这样一种不太符合“历史考证版”要求的方式来加以编辑?简言之，尽管MEGA[2]和MEGA[1]都以“历史考证版”为特色，但是在《手稿》的编辑上，两个版本的全集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MEGA[1]在实现了逻辑的考虑的同时，实质上也违背了“历史考证版”“忠实于原文”的原则。[5]参照MEGA[2]逻辑顺序版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以及单行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其鲜明特点就是第三笔记本中论述黑格尔辩证法的部分被放回到了[共产主义]第(6)要点的位置上②。除了逻辑顺序外，MEGA[2]还提供了一个按写作顺序编排的版本。对于MEGA[2]《手稿》写作顺序和逻辑顺序的分析与考察，已经为学界所关注并介绍。③本文恕不赘述，这里更为关注的是与之相关的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一是MEGA[2]中同时以逻辑顺序和写作顺序两种方式出版《手稿》，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有关对《手稿》理论地位的不同理解。简单说来，《手稿》到底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抑或《巴黎笔记》中相对独立的三个笔记本?那么，为什么MEGA[1]要按照这种方式来编辑出版《手稿》呢?或者说，为什么要编辑出版《手稿》呢?

二是梁赞诺夫与MEGA[1]《手稿》的关系问题。严格说来，在MEGA[1]第一部分第3卷出版时(1932年)，梁赞诺夫已经被解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该卷次的出版负责人是阿多拉茨基。但是正如巴特摩尔的表述，“梁赞诺夫准备，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所提示的那样，梁赞诺夫似乎仍然应当为MEGA[1]版的《手稿》，即这样一个“违背历史考证原则”的版本负责。于尔根·罗扬就曾经提示作者，从1931年2月梁赞诺夫因为莫须有的鲁宾(I.Rubin)“孟什维克材料”事件而被解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领导职务，到是年10月底MEGA[1]该卷次完成，只有短短8个月的时间，而且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说明这段时间中《手稿》编辑工作的进展。

这样，《手稿》版本中的写作顺序与逻辑顺序差异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MEGA[1]及其早期负责人梁赞诺夫的历史定位问题。首先，这是因为尽管马克思在世时曾经有过一个编辑文集的构想，但是该构想并未付诸实施；即便后来梅林曾经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选，但是包括马克思“博士论文”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形态》在内的大量早期作品，主要是由梁赞诺夫和由其领导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整理出版的。因此，但凡与这些著作或手稿相关的，版本上的讨论必然要追溯到MEGA[1]，以及与其同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德文)。

其次，结合对《手稿》版本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文本的传播过程中，特别是伴随版本编辑的变化，梁赞诺夫与MEGA[1]的历史定位和理论形象，也会发生细微的变化，甚至在特定问题上会形成一种两难境地。如上所述，梁赞诺夫到底是否，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应该为MEGA[1]版的《手稿》负责?参照与《手稿》情况相类似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手稿，既有的研究往往通过强调梁赞诺夫版《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卷)与阿多拉茨基版《形态》(MEGA[1])的差异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手稿》的问题上，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反而引出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中，为什么梁赞诺夫会特别关注二者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和《形态》，以及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

二、从《<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于学界来说，MEGA[2]和MEGA[1]版的《手稿》并不陌生。2000年，根据MEGA[2]第一部分第2卷逻辑顺序版编译的《手稿》，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也是后来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的版本形式。2014年，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手稿》单行本中，除逻辑顺序版外，还附有依据MEGA[2]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这就为国内学者了解MEGA[2]的两种编辑方式，并把握《手稿》的写作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参照。而MEGA[1]版的《手稿》，早在1956年就以何思敬译本原本的形式进入了国内学界的视野。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MEGA[1]中同时收入的文本信息和《巴黎笔记》摘录并没有被收入这一《手稿》的早期中文版本。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部分才得到了一定的译介。回到《手稿》的最初问世阶段，综合各类信息，可以大致发现还原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手稿》是在1932年第一次以全文的形式出版问世的，并且这一年同时出现了两个《手稿》的版本，即MEGA[1]版和《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版。然而，在这两个版本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简单说来，MEGA[1]版的编排方式，与广泛流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为参照)基本一致。其显著特征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作为“著作的最后一章”出现，被置于《手稿》的最后部分。而《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收入的《手稿》并非全文的形式，只收入了Heft III 和Heft II，且顺序是颠倒的(即先Heft III后Heft II)。但是，在Heft III文本的编辑上，与MEGA[1]根本不同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的版本倒是依照了《手稿》笔记本的原初形态。④

熟悉《手稿》写作顺序的读者都知道，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无疑为读者的阅读增加了许多困难。再加上这一版本中存在的讹误，可以说，就可读性来说，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的版本并非质量上乘之作。正如亨·德曼所提到的那样，“两个版本在正文的排列上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们是按不同次序编排各个章节的。我觉得这个(俄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版本层次更加分明，因为这个版本作为唯一的国际版(全集本)的一部分，已具有范本的意义”[6]。这也许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尽管在《手稿》问世之初，还有西方学者对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的版本进行专门介绍，但在日后的研究中，即便朗兹胡特曾经出版过一个修订再版的《早期著作选》(1953)，无论是主张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学者还是这一观点的反对者，使用的都是以MEGA[1]为基础的版本。

严格地说，无论是MEGA[1]还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都不是《手稿》的最初问世。早在192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3卷中，就以《<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为题，收入了《手稿》Heft III的内容。具体说来，这部分手稿被以《<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为题，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中学时期的作品”一道，作为“马克思未发表手稿”专题，被收入该卷。作为专题导论，梁赞诺夫还专门撰写了《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一文。在该版本中，《手稿》Heft III被进一步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1.[私有财产和劳动]，2.[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3.[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4.[需要、生产和分工]。[7]

仔细比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3卷、MEGA[1]第一部分第3卷和《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的《手稿》编辑，可以发现：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对Heft III的编辑反倒是基本遵循了手稿的原始形态，除了将马克思标记为“XXXIX”和“XLI”的序言抽出来放在最开头外，其他手稿都是按照马克思自己标记的页码顺序编辑的。相形之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出现。换言之，原初在马克思手稿中分三段写作(并未完成)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按照逻辑顺序被连缀起来，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到MEGA[1]版，在Heft III的编排上，这一部分又被作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4]4而被合乎逻辑地调整到了手稿的最后。与此同时，《手稿》Heft I中原本分三栏写作的格式也被调整为具有可读性的“工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等四个小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的基本结构。回到上文提出的问题，现在进一步具体化为：梁赞诺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手稿》编辑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向MEGA[1]的转变负责?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对上述问题做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都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基于若干文本和历史细节，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1931年前，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包括卡尔·施穆科勒(Karl Schmückle)和卢卡奇在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学者已经完成了对《手稿》的编辑整理工作，奠定了MEGA[1]版的基本形态。

第一个细节是MEGA[1]第一部分第3卷的导言。阿多拉茨基在这篇署名日期为1931年10月27日的导言文章最后，专门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出版过程中，对此前已经编辑好的《神圣家族》和《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彻底的修订。”⑤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梁赞诺夫编辑了一个以原文为基础的《手稿》版本，但在阿多拉茨基那里，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背叛了梁赞诺夫“忠实于原文”的原则，经过修订留下了一个“剪刀+浆糊”版的《手稿》。

然而，这样一种怀疑不仅没有任何历史线索可以作为支撑，而且无法回应三个方面的质疑：一是如何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中存在的那个相对独立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已经是一个按照理论逻辑编辑过的片段；二是无法解释，这样一种质疑为什么在亨·德曼、巴特摩尔等西方《手稿》研究学者那里并没有被提出，反倒大多将MEGA[1]版归功于梁赞诺夫；三是上述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有悖常理——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1931年2月到1931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迅速编辑完成了一个全新的《手稿》。因此，笔者对这一补充说明的解释是：MEGA[1]版《手稿》的文本编辑，在1931年之前已经大致完成；阿多拉茨基接替梁赞诺夫的职位之后，所谓的“彻底的修订”，主要是指在意识形态上对“孟什维克”的肃清，并未涉及文本的编辑方案本身。

第二个细节是卢卡奇自己对参与《手稿》编辑工作的一段回忆。1971年，《新左派评论》第68期(该年7-8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卢卡奇的访谈文章，题为《卢卡奇论自己的生平和著作》。其中，卢卡奇曾提到：“1930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梁赞诺夫向我展示了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期间写作的手稿。你可以想象我那时的兴奋之情：阅读这些手稿改变了我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关系以及我的哲学观念。当时，一位来自苏联的德国学者从事手稿的编辑和出版准备工作。老鼠的牙齿已经开始批判这些手稿，许多地方字母甚至是单词都模糊难辨。因为我的哲学知识，我与这位学者一起工作确定那些字母或单词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甚至必须依靠猜测来完成。正因为我参与其中，所以我认为最终形成的版本是非常棒的。当然，梁赞诺夫是这项工作的总负责人，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文献学家。”[8]

核对MEGA[1]相关卷次的负责人，MEGA[1]第一部分第3卷为阿多拉茨基和于佩尔(H.Huppert)。后者来自奥地利，也可以算作广义上的德语学者。然而卢卡奇并未专门说出这位“来自苏联的德国学者”的名字。这或与卢卡奇在苏联的复杂经历有关。据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这位与卢卡奇一起工作的德国学者并不是指于佩尔，应该是施穆科勒。施穆科勒是德国共产党接受梁赞诺夫要求，派往苏联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辑工作的，但在1931年时也受到了梁赞诺夫事件的牵连。[9]但无论如何，这一自述表明：MEGA[1]中最终形成的“非常棒”的《手稿》版本，是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学者编辑完成的。

三、战斗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与“青年马克思”

如果说梁赞诺夫应当为MEGA[1]版《手稿》的编辑方案负责的话，那么相应的另一个问题是：梁赞诺夫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方案来编辑《手稿》?这一疑问，随着“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提出，显得愈发扑朔迷离。众所周知，随着《手稿》的问世，西方出现了所谓“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即以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研究热潮。特别是当“青年马克思”讨论又大多以MEGA[1]版《手稿》为范本时，为什么梁赞诺夫要辛辛苦苦从包括《<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在内的《巴黎笔记》中，识别出并编辑成一份独立的《手稿》?

对此，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我们在一般意义上强调“青年马克思”的提出直接依赖于《手稿》的问世，但是“青年马克思”问题本身，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同西方学者有关马克思的哲学本质的理解直接相关的。根据拉宾的研究，《手稿》发表之际，两种趋向逐渐接近并合流。二者分别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观点形成过程的研究，以及基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个性和自我意识问题的凸显)对青年黑格尔派研究兴趣的增加。[10]69-7020世纪50年代之后，“青年马克思”的重要性则被更多赋予了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禀赋，这也是悉尼·胡克1966年提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的理论和现实指向。

其次，结合上文所回顾的《手稿》编辑从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到1932年MEGA[1]第一部分第3卷的推进，可以说，梁赞诺夫和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为什么要采取MEGA[1]的方式对《手稿》加以编辑整理，同为什么要编辑出版独立的《手稿》，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个中关键是：马克思在“本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正如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副手，德波林所提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到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的批评，指的是“由梁赞诺夫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专题，题名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揭露我们已经提到的黑格尔的学说中存在的抽象和具体之间的矛盾，从而肯定具体的法。马克思以非凡的洞察力指出，在黑格尔所玩弄的幻想的现实后面，到处都有真正的现实在运动。在这方面，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作品是很值得注意的”[11]。

易言之，回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思想史语境中去，《手稿》的编辑和出版显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青年马克思”，而是在于回答马克思怎样以唯物主义来理解、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20年代至3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首次发表及研读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与黑格尔哲学间的联系比从前所知的更为深刻和复杂。唯有列宁才弄懂了这一联系的真正内容和意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对立。[12]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27年)，以及《自然辩证法》(1925年)，乃至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25年)，这些手稿的整理和出版，都可以看作苏联从20年代起开始研究辩证法的历史，并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论成果。而这一工作的必要性是列宁在其《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曾经专门指出过的。[13]463

在这篇著名的文献中，列宁是这样强调的：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他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阐明这个辩证法……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引用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1]609也就是说，《手稿》问世前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是“唯物辩证法”。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去，寻找马克思从唯物主义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依据和说明，就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档中，择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Heft III和《自然辩证法》等手稿率先编辑出版的理论动力。以上述文本细节和历史背景为基础，我们或可以尝试建构这样一个更为复杂的思想史叙事。

一方面自20世纪伊始，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作品的收集、整理和出版，逐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的重点。如拉宾所言，由于苏联共产党人、苏维埃国家和列宁本人做了巨大的努力，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得以接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档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收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卷帙浩繁的遗著，做了大量辨认手稿、组织翻译并增加科学注释的工作。这项工作的第一批成果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有代表性的是：1927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1卷，第二年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卷。[10]54-55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研究，是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内核的理解，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把握内在相关的。《手稿》及其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编辑工作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还涉及所谓普列汉诺夫《马克思的哲学演变》一文的理论影响及其争论。[10]57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这个问题则内嵌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发生的与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相关的激烈思想争论。依照《苏联哲学史》的概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工作在这段开始时期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开展的所有重大争论都直接涉及对其历史所做的研究，而有时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有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斯宾诺莎的关系，自然科学与自然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机械论者”的批判以及后来对德波林的批判)。[13]426

就马克思走向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史理解而言，施穆科勒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针对《手稿》问世前后已经或明或暗出现的“青年马克思”探讨，这位“来自苏联的德国学者”，在《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1931年)一文中强调：“文本的精确性不仅能够使我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过程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而且能够防止来自当代资产阶级阵营的反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对马克思进行的歪曲和篡改。如奥托·鲍威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朗兹胡特、雅各布·迈耶尔、德曼等人，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发展中的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资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成自由主义倾向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内部的革命家。正是MAGE[1]的编辑出版工作使得这种努力成为不可能。因为，MAGA[1]的目的恰恰在于用文本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科学历程。”[14]

在这个意义上，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有什么样的“青年马克思”形象。包括《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在内，苏联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文献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以及运用唯物主义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发展。由此，《手稿》Heft III最先被作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并非什么“错误”，而就是梁赞诺夫对《手稿》的定位本身，即马克思恩格斯阐发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准备；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仅是“著作的最后一章”，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一章；相应地，MEGA[1]第一部分第3卷中《手稿》的副标题被明确标示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并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最后一章》。

简言之，西方“青年马克思”讨论所直接引以为据的《手稿》，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本身是作为马克思青年时期从黑格尔左派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一环而得到整理出版的；其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最后一章”，构成了理解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文献依据；作为战斗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向着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演进过程中所进行的激烈思想斗争，同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四、简短的结论：从文本到思想史

对于《手稿》早期版本的回顾，特别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和MEGA[1]中《手稿》编辑方案与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关系的考察，并非要质疑或否定以MEGA[1]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的历史成就，也不是要否定《手稿》作为马克思青年时期重要“著作”的理论地位。与某些西方学者对待《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所采取的“否定其作为独立著作”的学术态度不同，本文的研究无意于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手稿》并非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是在马克思第一次系统研究政治(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三个具有理论异质性的笔记本，是要力图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既然根据马克思手稿的原件、MEGA[2]相关文献信息以及包括罗扬等在内的前人研究⑥，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手稿》的“原初形态”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形态”并不直接同一，那么，在《手稿》整理出版的初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文本的编辑方案(MEGA[1])?

通过对文献档案的考察以及相关思想史踪迹的搜索，笔者坚持认为：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到MEGA[1]，《手稿》逐渐被编辑出版出来，一方面是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文献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同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息息相关。在列宁“战斗唯物主义”的观点影响下，服务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阐释，围绕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问题，《手稿》在理解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特别是从黑格尔左翼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过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MEGA[1]版《手稿》形成了以突出“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并将其置于“最后一章”为首要特点的编辑结构。结合后来《手稿》研究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给出以下三个层次的拓展性思考。

第一，回顾20世纪30年代以来《手稿》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手稿》的文本考证与理论研究之间存在一种“不平衡性”。就《手稿》和“青年马克思”问题而言，理论的阐发并不完全依赖于文本的分析。举三例来说，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讨论主要使用的恰恰是作为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辩证法之文本证据的《手稿》版本；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和西方学者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几乎相同的版本，但却得出了不同甚至是对抗性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MEGA[2]中同时收入了《手稿》的逻辑顺序和写作顺序，较之MEGA[1]，这在文献研究的水平上有了重要的推进，但是却并没有带来如半个世纪之前一般的理论效应。

第二，回到《手稿》的最初问世过程中去，文本编辑和理论阐发之间就已经存在复杂而微妙的关联。从《手稿》的编辑史来管窥，MEGA[1]既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同时也是或者说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以之为据，有助于我们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解决梁赞诺夫和MEGA[1]文献工作的定位之疑：是“忠于原文”的历史考证，还是人为加工的逻辑排列?显然，人为的逻辑整理与历史考证之间并非截然对立，MEGA[1]是在那个时代的文献占有和考证基础(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对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些早期手稿，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并不占有原稿，而只能利用复制件进行编辑工作)上，所形成的最为可靠的文献成果。不可避免的是，在文献的编辑和整理中，它依赖于特定的理解和思想“前件”。这一“前件”不仅无法回避，反而恰恰是内蕴于文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对象。二是作为参照，如何正确对待包括MEGA[2]在内的文献研究的新成果。不容置疑，MEGA[2]较之MEGA[1]，在文献研究和编辑的技术水平上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MEGA[2]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编辑本身，是否存在理论阐释影响文本编排的情况。已经有文献证明：即便在MEGA[2]编委会内部，对于特定作品的编辑方案也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全面地掌握文献研究的相关情况，并自觉将其放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加以理解和吸收。

第三，正确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文本考证和理论阐发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作为二者中介的思想史研究。《手稿》出版的例子已经表明，对于特定文本的具体形态的理解，需要回到特定的思想史语境中去探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一种特殊的“中介”，或者说“载体”。它折射现代世界的演进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变迁，并蕴含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理论相竞争中所实现的创新与发展。正是通过从文本到思想史的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研究者主体的理论自觉可以实现辩证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学习和实践历程。

注释：

①之所以说是“放回”，是因为参照《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三卷，《手稿》HeftIII的最初问世，就是将论述黑格尔的部分置于“共产主义”和“需要、生产和分工”之间，并冠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标题。参见下文详述。

②之所以说是“放回”，是因为参照《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三卷，《手稿》HeftIII的最初问世，就是将论述黑格尔的部分置于“共产主义”和“需要、生产和分工”之间，并冠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标题。参见下文详述。

③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杨洪源《原始手稿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描述》，《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1期。

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手稿》的编辑详情，参见拙作《历史和文本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⑤MEGA[1] I-3,p.XXI.

⑥参见https：//search.socialhistory.org/Record/ARCH00860；Marx-Engels-GesamtausgabeI/2,Dietz Verlag,1982; Jürgen Rojahn,“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983)。需要档案使用者注意的是，对比罗扬文章和MEGA[2]相关说明，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Marx Engels PapersA7号档案第9和第10页顺序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