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是什么？在我，首先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元气。《呐喊》是元气，《仿徨》是元气，《热风》也是元气。单独跟鲁迅对话，这感受可能不怎么深刻。把他的文章和别个的放在一起比较，孰清，孰浊，孰滂沛，孰潺湲，孰烈烈扬扬，孰飘飘逸逸，便泾渭分明，一清二楚。比方说吧，此刻，我就正在做这样的试验。我采风来三亚，歇脚在傍海的宾馆，晨起，一个人坐在窗前，面对了室外的竹林，花园，小溪，和远处的碧波粼粼，更远处的青山隐隐，翻阅随身携带的《今文观止》。这部书，是编选者之一缪俊杰先生送给我的。它的长处，可以用公正、全面，以及相对的权威概括。我最感兴味的，却是它既收有鲁迅的文章，也收有当年鲁迅论战对手的文章。这无疑是一场文坛的卡拉OK，各路英雄同场献技，实在是百载难得。
陈西滢、高长虹以及苏雪林的名字，在这之前，仅仅是因为骂鲁迅或者被鲁迅骂，才走进我的记忆；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本书分别选了他们的《南京》、《赞美和攻击》、《扁豆》，让我一领斗士的别面风采。仔细咀嚼，三人的文字皆称得上清新自然，明白晓畅，文章也饶有风味，不像我既往以为的那样一钱不值。徐志摩、阿英、周扬、施蛰存诸位，名儿熟，文章也熟。他们入选的《泰山日出》、《翡冷翠山居闲话》、《城隍庙的书市》、《绥拉菲莫维奇》、《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驮马》，的确不愧为炉火纯青，自成一家的名篇。至于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时下他们的文章走俏，想必读者同我一样熟悉的了。本书中，他们或是吟野菜，吟苦雨，吟喝茶，吟乌篷船，或是述性灵，诉胸襟，或是咏陋室，咏鸟，剖析脸谱，都给人一种……嗯，怎么说呢？以阳台外的景色取喻：一眼望过去，周文极像是翠竹临风，林文则像是溪清沙白，而梁文，更像了闲云出岫。郭沫若又是另一种韵致，他的《芭蕉花》、《银杏》，莫不笔酣墨饱，逸兴遄飞，宛然浪尖上高张的白帆。
本书共收了鲁迅八篇散文，分别是《秋夜》、《雪》、《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拿来主义》、《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的文章截然不同，读上去，你更多咀嚼的不是文字，不是技巧，而是热辣辣、响当当、火爆爆的生命。仍以眼前的景色取喻：它摧枯拉朽，像在花园外作业的那台威风凛凛的铲土机；它石破天惊，像隔着海湾传来的移山开道的隆隆巨炮；它也柔韧，是蓬勃在小溪旁的那种剑麻的柔韧；它更浩荡，是从赤道吹来的那股热风的浩荡。前面提到的诸公的大作，不客气地说，无一篇不可以克隆，事实上，我们也是经常看到大量的复制品。鲁迅的文章，仿其皮毛是可以的，却绝对不能克隆，归根结底，是你生命的水银柱无法上升到鲁迅的那种高度。”
二
上面这篇随笔，是我数月前在三亚的即兴所作，题目叫做《文坛卡拉OK》。让鲁迅和他的论敌联袂登场，一展歌喉，这事儿只能发生在今天。当年可不行。当年，这帮文坛上的豪杰，彼此水火不容；有时甚至到了拔剑相向、生死你我的地步。
我不想再在一潭死水中搅出波澜，因为生化转变，夙因已昧，又何况是非正误，社会早有定评。只是，当于夜阑人静、写作欲倦之际，偶尔翻出上述诸公的论战文章把玩，常就纳闷：这么多人骂鲁迅，那分贝一定高得吓人。鲁迅就算是铁打的，也会被震得变形吧。他怎么偏越战越精神呢？
且看陈西滢陈教授的高论。陈西滢最早向鲁迅叫板，他在一封致徐志摩的公开信中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些事实。”“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高长虹随后出场，作为鲁迅的年轻朋友，他得过先生的很多恩惠，到头来却反戈一击，诋毁鲁迅不过是捞到了“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领袖的叛徒”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的“世故老人”而已而已。成仿吾，这位创造社的大将，新潮的理论专家，把鲁迅比作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做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他进而断言，“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成仿吾无疑认为：鲁迅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革命文化要向前推进，只有毫不犹豫地踢开他这块绊脚石！相比之下，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还算讲究艺术，他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艺术归艺术，字里行间同样杀机毕露：鲁迅老了！鲁迅必须退位！在对立派的营垒中，数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死去了的鲁迅》火力最猛。钱文说：“实在的，我们从鲁迅的创作里所能找到的，只有过去，只有过去，充其量亦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将来的。”从他的文章里，“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我们实在在的可以看得出来。”因此，钱文断然宣布：“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
这里摘录的仅是片言只语，对于我们，只要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书剑恩仇录”，就行了。二十年代中至三十年代初，围剿鲁迅曾是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鲁迅生前曾想出一本《围剿集》，展览一下“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供读者和他的文章对照了看。由于精力不济或形势变化，始终没能完成。鲁迅生前的热望一变成了遗愿，这遗愿又一直拖到近年，拖到当事诸君大多魂归道山、化作乔木，才得以实现。出一本汇编要等一个花甲，我的天，就算五千年历史之长之久吧，又才能编出几多拷贝真实、剪辑世象的奇书？
如今才得以对照了看。也正由于当事人纷纷仙去，我们才能平心静气，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然而，我左看，右看，正看，反看，还是觉得鲁迅的文章最具时代光彩。这是因为——我武断地认为——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多数，既没有像鲁迅那样，从异域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也没有像他那样，反复拷打自家心中的鬼魂；既没有鲁迅那种决绝的怀疑精神，也缺乏鲁迅那种心寒入骨的忧患意识。因此，就难以接受鲁迅的歌，哭，怒，骂，更无法吃透他那充满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复仇。这就自然分出了高下轩轾。我们说，元气就是元气，虚火就是虚火，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如潮的咒骂，充其量只是泼墨于码头，水一冲便净光；倒是因此而引发的鲁迅的驳诘，却如同刻刀于石，任怎么刮也去不掉。 镜头闪跃。复兴门外大街，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的客厅。对面墙上是一幅油画肖像：鲁迅一手夹烟，一边眯眼盯着前方出神；顺着他的视线，是那首“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小诗。油画下方，搁着许广平和海婴的照片；海婴的那道横眉，看上去，和鲁迅的一模一样。往事如海，涌动着跨岁月的波浪，倏忽在我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我突然想到：在这世界上，谁最了解鲁迅？
海婴吗？许广平吗？周作人吗？瞿秋白吗？毛泽东吗？不是，统统不是。“对于某些超凡卓绝的人物，真正了解他的，不是他的门生，不是他的亲友，也不是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而是他的对手。”凝望着对面墙上鲁迅先生的画像，我想到了十年前写下的这段札记。 而谁又是鲁迅先生的真正对手呢？鲁迅直接的有形的对手，固然包括上述论敌，进而言之，还包括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右派。有谁在角斗场上血战过的，当能体会，常常是对手有多强大，逼得你也才有多强大。鲁迅卓荦的文化品格和人格力量，正是在与他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但人们一般还是误读，或者片面理解了鲁迅。鲁迅毕生仇恨最烈、用力最专、下手最辣的，却是绵亘数千年的黑暗，是被黑暗同化了的“奴性集体无意识”，以及麻木怯懦的“看客”心理，是在黑暗中以疯狂滋生的，仇“新”戮“异”的全社会排他力量，是混沌一团的国民性……假若“黑暗”会说话，当会告诉你，它非常非常地痛恨鲁迅，比那些有形对手的痛恨要强过百倍，千倍！那些有形的对手，莫不祈祷鲁迅的文章速朽，以为那样一来，旧账全部勾销，怨鬼销声匿迹，世事从此归于太平。他们毕竟还懵懂了的。唯“黑暗”心知肚明，天下最希望鲁迅文章速朽的，不是别个，正是鲁迅他自己；因为速朽的前提，必定是“光明”遍布尘寰，“黑暗”遁入地狱，万劫不复。鲁夫子真是何其毒也！
眼前金光一闪——是同来的顾建平先生在拍照——急速把我从遐想拉回到现实。我向墙上的鲁迅画像报以莞尔，谢谢他赐予我片刻的灵感。而当我掉过头来，看到的又是一幅国画肖像。那是取材于冯雪峰的一篇回忆录，大意是：鲁迅先生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依旧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仿佛怡然自得，又好像平静地望着画外，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鲁迅死后，一变而为民族魂，旗手，圣人，至圣；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是毛泽东一手奠定的。
纵观二十世纪的文化星阵，毛泽东终生只捧了一个鲁迅，而且捧得是那么之高，历时又是那么之久，这是很值得深长思之的。
考证鲁迅生前，并没有见过毛泽东。鲁迅和毛泽东的联系，纯粹在于精神领域。他读过毛泽东的诗词，曾当着冯雪峰的面，对《西江月·井冈山》诸篇作过评论，认为有“山大王”的气概。一九三四年春，冯雪峰去了江西瑞金，把鲁迅的意见转告毛泽东，毛听罢哈哈大笑。两颗伟大的心灵，也许在那时就已产生诗意的碰撞。寻路者仰望暗夜的星辰，总是一眼就能瞧出哪是启明，哪是北斗；鲁迅对这位“山大王”的前景，颇为关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对毛泽东的奋斗作了明确的表态。鲁迅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至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正是在瑞金，隔着千山万水，毛泽东相中了鲁迅，认为他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对敌斗争的方阵。毛泽东以前有没有读过鲁迅呢？我想是有的，尤其是在五四前后。那时，有几个向往变革的青年，没读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呢？毛泽东对《阿Q正传》特别喜爱，他历来的文章、讲话，提到“阿Q”的次数，仅次于提到孔夫子，这也许同他青年时代的接受印象有关吧。三六年十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纪念讲话，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尔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毫不吝啬地抛出三个“家”字和五个“最”字——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令鲁迅登高凌绝，俯视尘寰。
毛泽东表现出大谦逊，面对鲁迅；这谦逊让人感到一种孤寂而悲凉的咏叹。毛泽东竟然直白，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他，而是鲁迅；他自己只是个贤人，是圣人——也就是鲁迅——的学生。
毛泽东坦言，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若问，毛泽东究竟在哪一点上与鲁迅是相通的呢？答案可以有多种，比如天马行空的自由意志和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等等。这里，我想来想去，决定特别强调一点，就是“高处不胜寒”的大孤独。
鲁迅是大孤独者。他是封建、中庸的古国分裂出的一个罕有的异端。他向非人间的黑暗社会开战，也向一切向往光明之士骨髓里的黑暗因子开战。他的目光太犀利，足以刺穿十八层地狱，令鬼魅魍魉望而生畏。他对黑暗的仇恨太强烈了，以至凡与黑暗沾边的物事，都要被他揭去一层皮。既为异端，他就只能孤军作战；既为孤军作战，便免不了“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的悲愤，以及“荷戟独彷徨”的激楚。
毛泽东也是一个大孤独者。战争年代，史沫特莱第一次和他见面，就直觉出：“在毛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文化革命，大革命，大大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耳欲聋；而毛泽东却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哀叹中低徊，孤苦、无奈之状，苍天可鉴。七零年底，毛泽东会见斯诺，自我表白说，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罢了。老僧而兼独行，更兼打的又是一把破伞，谁能相慰？谁个堪与倾诉衷肠？难怪毛泽东晚年常沉缅于悲辛、忧伤的诗词。“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如果说六六年六月，他写下这首七律，更多想到的还是如何打击“走资派”，进入七十年代，则明显意识到人民已和他拉开了距离，而且距离愈来愈大。有所思啊，有所思！七五年夏，毛泽东切除白内障，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反复聆听的，就是一曲岳飞的《满江红》；英雄暮年，又值老病，能够予他慰藉的，不是亲人，不是朋友，不是同志，而是古人“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悲沧心绪，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苍凉情致。
理解鲁迅是困难的；举世嚣嚣，究竟有几人曾走进他的内心？理解毛泽东也是很困难的；他的追随者，包括主要助手，不是常常弄不清他脑海里到底翻卷的是什么浪花？正是巨人的禀性，铸就并强化了他们孤独。深邃邃的灵魂；正是孤独。深邃的灵魂，使他们得以惺惺相惜，互引为知音，同调。
三
自从鲁迅出任左翼文坛盟主，世人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剧变。
在历史冷藏的具有经典价值的时髦派大师中，我特别挑出两位：郭沫若和苏雪林。 先说郭沫若。在鲁迅没有确定地位之前，郭对之是没有几分好感的。传说他找《呐喊》，翻了三分之一就扔下不看。话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葬于血泊。年底，郭沫若脱去戎装，遵照组织的指示，由上海而神户而东京而千叶，踏上了隐姓埋名的流亡之路。鲁迅的轨迹恰恰相反，他是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出于个人的意志，先厦门后广州后又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郭沫若几乎是前脚挨后脚。滑稽的是，郭沫若在异域埋首考古，还念念不忘率领创造社的同人，向屹立在上海滩的鲁迅发起灭此朝食的总攻。
郭这次用的是化名“杜荃”。这也是他唯一只使用过一次的笔名。文章的标题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从心理状态来说，他是恨不得把鲁迅一口吞掉的。郭沫若历数鲁迅的罪状，最后操刀定调：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新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随着政情舆情的演化，郭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郭沫若别妇抛雏，返归神州大陆。他那首“哭吐精诚”的《又当投笔请缨时》，步的就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原韵。郭此后成了鲁迅坚定的拥戴者，所作演讲、诗文和有关的社会活动甚多；这里，单举我采访得来的一个小例：据和郭沫若时相过从的文怀沙老先生讲，五十年代末，郭老有一次发烧卧床，恰逢厦门大学来人，请郭老为校内的鲁迅纪念室（？）题写牌匾。王秘书以生病情由婉拒。郭老双耳失聪，一向戴着助听器，他听得外屋有人讲话，便问坐在一旁的文怀沙是怎么回事。文讲了原委，郭老连忙起床，说：“我题，我题。鲁迅骂了我一辈子，我要赞美鲁迅一辈子！”
再说苏雪林。苏雪林和鲁迅是同代人，小个十几岁，属于鲁迅先生的学生辈。她老人家长寿，至今健在，因此又是当代人。苏女士的散文，从海南回京后，我搜罗了十来篇，拜读之下，觉得柔中潜雄，朴里藏媚，水平在中人之上。但她的出名，恐怕更得力于骂鲁迅。捧和骂，历来是文坛高挑的两面酒旗，鲁迅生前，她有没有骂，甚或有没有胆量骂，值得存疑。鲁迅死后，她可是大骂特骂，一骂惊人。反正，鲁迅是已成了偶像，他是不会再从画面上走下来的了。那就放心地骂，大胆地骂。越骂就越有人注意，越骂胆儿也越壮。苏女士的骂文很多，我们只能跳跃式地抽看几段。
三六年十一月，鲁迅辞世不久，苏女士就向国人宣布：鲁迅“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好恶小人”，“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三十年后，定居台湾的苏女士又指出：“鲁迅的性格……大家公认是阴贼、刻雹气量偏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他不但对中华民族鄙视，并且还有点仇视”；“鲁迅这条毒蛇，腔子里充满毒液，不向人发泄，则奇毒攻心，势将自毙”；“共匪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不得不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
又二十二年后，九十三岁的苏女士在《香港月刊》旧业重操，继续她的“骂鲁工程”。以时间之长，年龄之高，堪谓创《吉尼斯大全》世界之最。
今年五月，一百零三岁的苏老先生，飞越台湾海峡，回归阔别多年的安徽故里。传媒显示：苏女士顶满头霜发，携一片冰心，借索道登上黄山。白发飘散在春风里，风儿嬉戏在黄山之巅，黄山烙在儿时的歌头，他乡的梦尾；漫山的云涛送上无言的祝福。我还注意到，她一路多次谈到专著《屈赋新探》，绝无一字触及鲁迅。过分的回避，反而令知情者有些不大自在。有时也想找一部她的《屈赋新探》，随便翻翻；但愿她能在屈子的行吟里，安妥自家飘泊无依的灵魂，但愿……
写到这儿，我不禁长嘘了一口气，抬头默默地望着窗外。自马路对面，有鲜衣靓服的母女，款款进入我的视线。我无心中朝她俩多瞅了几眼，从审美的角度看，女儿无疑是优点的放大，母亲则是优点的缩小；从审丑的角度看，女儿显然是缺点的缩小，母亲则是缺点的放大。——年龄的差异竟有这般敏感，世界不也正是如此吗？
四
镜头再次闪跃。夏日的雨后，西三条鲁迅故居。还是那小院。还是那截凸出去的“老虎尾巴”。鲁迅又叫它做“绿林书屋”，群盗股匪的书房，多有意思！正房的前门上了锁，进不去。我绕到后园，隔着玻璃向内看，但见一张木床，一张条桌，一把藤椅，一盏油灯，一座笔架，一只闹钟，一只烟缸；墙上挂了一幅画，灰蒙蒙的，瞧不清爽；画旁钉了一个镜框，猜想是藤野先生的照片吧，可惜尺寸大小，辨不清形象。回望后园，枯井外，围墙里，那株挂着一块木牌，标明是鲁迅当年手植的黄刺玫，在阳光下开得正欢；而前院，两株也是鲁迅亲植的白丁香，隔着一座百年老屋，和积久空旷，兀自飘过来沁人心脾的芬芳。
一旁先我而来的某老年游客，这时，像是对了我，也像是自言自语，说：“鲁迅如果不死，到了五七年，肯定是右派。”
心头一震，懔然回到书桌。“鲁迅如果活着……肯定……”，类似的假设，我听过不下百十次了。假设的理由是充足的，充足到几乎不要举证，每个过来人都会明白，凝望那道横眉就冲他那满腹的狐疑、孤愤，那支见谁也要刺三枪的笔，打他十次右派，绝不冤枉。
何况他是性情中人，那些疾如烈火的言辞，有些难免片面、偏激、形而上学。就是说，抓他七条八条，乃至十条二十条的小辫子，易如反掌。
又何况他开罪过的许多好汉，如被他戟指为“奴隶总管”、“文坛皇帝”，“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的周扬，就正坐在整人的交椅上。
事实上他的一些亲密朋友，得意学生，比如说胡风，还没等到反右，就已被打翻在地，并重重地踏上一只脚了；侥幸逃过那一劫的，比如说冯雪峰，也是躲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最终被反右的漩涡吞没。
鲁迅仿佛已预见到意识形态领域将越来越险恶，所以他在遗嘱中交代：“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海婴日后进的是北大物理系，端的是技术饭碗，他的相对平静安稳的道路，完全是鲁迅预先铺设。
五十年代初，一位可爱的读者投书《人民日报》，问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编辑部难以作答，把信转给了当时的文委主任郭沫若。郭沫若答复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适当分配工作。
不必苛责郭沫若，他的答复绝对符合当时的“口径”。这里，我想起最近听到的一则传闻，是对“鲁迅如果活着……肯定……”这一假设所作的聊斋志异式的诠释。传闻说，大概五十年代未，毛泽东去上海。学者、翻译家罗某拜谒毛主席，偶然问起：“鲁迅如果现在活着，会怎么样？”
毛泽东说：“……”关于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一番话，原谅我不再转述。因为传闻毕竟是传闻，当不得真。总之，它的大意是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想了想，又觉得如此结尾，对历史未免不忠，对鲁迅也未免不恭。这是因为，上帝不会让位，历史无法假设，一切已成铁案，万事自有定数。在文学家的笔下，西施无妨客串二十世纪的歌星，项羽尽可成为奥运会的举重冠军。然而，历史不同于文学，文学可以假设，而历史只承认实录。历史的真相曾经是，现在是，永远是：鲁迅死在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所以他是鲁迅；所以他是民族魂；所以举世凝望他那道横眉；所以从三八年起，毛泽东就和鲁迅的著作形影不离。毛泽东对鲁夫子的书可谓情有独钟，延安时期是千方百计找来读，进中南海后是朝夕作伴想起来就读，访问苏联是带了在身边读，晚年老眼昏花，看不清字体了，便让人排了大字线装本来读。七五年治疗眼疾——是否就是躺在手术台上聆听岳飞《满江红》的那一次，我没有考证——因为主治医师叫唐由之，手术刚完，他便情不自禁地吟道：“由之，由之，花开花落两由之。”随即默书了鲁迅《悼杨铨》一诗全文：“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签名后送给唐由之。数月前，我在鲁迅博物馆见到毛泽东手书的复制件，那苍老而颤抖的笔迹，至今想起，还令我的心弦禁不住异样地抽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