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8—11日，中国领导人应邀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日。这是继温家宝总理2011年5月访日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也是中日两国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活动的一场重头戏。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务实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使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未来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打开了前行的通道。
一 中国领导人访日取得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
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强调，“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双方都要恪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维护政治基础，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未来。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正视和反省过去那段历史，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加以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希望日方信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要共同维护东海局势稳定向好的局面，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在行动中，使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始终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和前进方向”。
安倍首相表示，“日方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愿以中国领导人此访为契机,继承前辈的精神，持续改善并推进日中关系，推动将战略互惠关系落到实处，构筑更加成熟的日中关系。日方愿同中国加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
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支撑，也是这次中国领导人访日的基调。中国领导人提出，中日两国要加强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合作，探讨“一带一路”合作，并发扬民间友好传统，加强文化、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年等交流，进一步做好拉近民心的工作。安倍首相表示，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愿继续推进双方重点领域合作，进一步扩大投资、旅游、文化、食品、减灾、海洋开发等领域交流合作。
中日双方达成以下共识：1.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基于规则的公正、开放的多边体系；2.中日两国民间企业联合开展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3.双方就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达成原则共识；4.中日双方恢复高层交往。
在务实合作方面，中日双方签署了十个成果文件，其中包括两项协议和八个备忘录。两项协议是：1.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社会保障协定；2.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八个备忘录是：1.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与日本外务省及经济产业省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事项的备忘录；2.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发展服务业产业合作备忘录；3.中国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的备忘录；4.中国国家林业草原局与日本环境省关于继续实施保护朱鹮合作的备忘录；5.中国国家健康委员会与日本厚生省关于卫生及医疗科学合作的备忘录；6.中国海关总署与日本农林产业省关于日本产精米出口备忘录；7.中国海关总署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设立应对日本农产品、食品对华出口放射性物质污染问题联合专家小组的备忘录；8.中国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有关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的签署经历了10年谈判,来之不易。其中强调，建立“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意外冲突，防止在海空域的不测事态发展成为军事冲突。该机制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中日防务部门每年相互举行一次局长级或副局长级年度会议及专门会议，对联络机制的运用状况和技术性改善进行协商；二是在两国防务当局之间设专用联络“热线”；三是确定中日军舰、战机一旦相互接近发生紧急状况时的联络方法与规避危险的守则。双方要遵照《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有关规定行事，根据双方所确定的无线电频率，使用英文进行现场通信联络。但由于其中未明确钓鱼岛列岛海域及上空是否包括在内，具体如何落实还有待协商。
二 未来中日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未来3-5年，伴随朝鲜半岛南北和解与东北亚大变局，中日关系也将迎来进一步改善的新机遇。
首先,中日高层互访日程基本确立。今年秋季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后,日本首相可能应邀访华；2019年,中国领导人将出席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2020年，中国领导人可能应邀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其次,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为中日两国体育、人文交流创造新的机遇。2007年3月26日（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一年半时间的时候），以时任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首的225名日本众参两院议员组成“支持北京奥运会国会议员之会”，与中方共襄盛举。2008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可以期待2020年夏季奥运圣火在东京燃起之际，也将是中日友好与体育盛事相互促进之时。
第三，2022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联合声明》签署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举办之年、中共将召开二十大并将主办第十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可以相信，中日、中韩关系均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新进展。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将面临诸多挑战，那些不希望中日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力，必然会明里暗里给中日关系发展制造麻烦和障碍。对此，中国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应对预案。此外，中日关系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仍有可能成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定时炸弹”使两国关系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这些结构性矛盾包括历史认知矛盾、台湾问题、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与地缘战略认知相关的海洋战略、安全观矛盾、战后国际秩序认知矛盾等。因文章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历史观认知矛盾做一分析。目前，中日之间的这一矛盾由于安倍首相的做法有所收敛而稍有缓解,加之钓鱼岛问题的突出而显得相对淡化，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安倍的历史观、战争观毫无改变。
例如，2014年以后，安倍虽未在任内正式参拜过靖国神社，但每年春季、秋季大祭都以总理大臣身份献上贡品的方式，进行间接变相参拜。他一旦卸任还可能每年前往参拜。另外，日本和歌山县高野町寺庙“奥之院”每年4月29日都会举行所谓“昭和殉难者法务死追悼碑”祭祀，为1,180名日籍战犯招魂，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等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公然否定东京审判。安倍晋三曾以日本首相名义发去悼文。
又如，安倍首相2015年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不仅未继承“村山谈话”精神，反而在历史、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方面暗藏玄机。安倍谈话称：“我国就上次大战中的行为，反复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为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想法，心中铭记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人走过的苦难历史，战后一贯为其和平与繁荣而尽力”。这表明安倍并未对日本当年发动甲午战争以及其后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做任何反省，而只是铭记别人的“苦难历史”，甚至把台湾与韩国、中国并列，有刻意制造“一中一台”印象之嫌。
安倍还称，“100多年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各国的广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19世纪，以技术的绝对优势为背景，殖民统治亦波及到亚洲。毫无疑问，其带来的危机感变成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力。日本首次在亚洲实现立宪政治，守住了国家独立。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安倍的这段话几乎就是靖国神社附近“游就馆”内解说词的翻版，与日本右翼教科书所宣扬的历史观别无二致。其中最后一句话说明，安倍并未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战争史，但却回避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与殖民统治等罪行，而借颂扬日俄战争来美化这段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
再如，尽管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与安倍首相交谈和会晤时，一直强调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性。然而，安倍却从未表示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只是就《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做过较为正面的表态。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安倍对1998年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简称《中日联合宣言》）心存抵触。因为日方只在这一政治文件中明确承认了日本的侵略罪行，并表示反省,称“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然而，从安倍在1995年“村山谈话”发表前后的立场和言行不难看出，上述这句话是安倍最不愿看到和认同的。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强调中日双方要遵守前三个政治文件，当然也难以得到安倍首相的赞同。
三 共同思考中日关系新时代“知的外交”
中日关系新时代是指21世纪20年代中日两国将进入告别日本侵华战争“四世同堂”的新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与其曾祖父那一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毫无关系。然而，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则可能误导未来，而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知道过去的历史给中国等亚洲邻国带来怎样的伤痛。一般而言，不知者不为过，但一个对历史无“知”的日本社会必然对邻国的主张产生民族逆反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日本人应该认真地了解过去对邻国的加害史，以免重蹈历史覆辙，否则就可能是不知者亦为过。
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安倍的历史观、战争观是从小接受其家族言传身教的结果，是在右翼团体和政治环境中耳濡目染形成的。因此我们看到，安倍一方面确有改善日中关系的需要和愿望，而另一方面对中国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忠告却得过且过。
思想认识问题往往很难通过拒绝来访等方式得到真正解决。相反，要使日本领导人真正理解中国人作为受害者的历史认知，了解其本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对中方的伤害，就应多邀请其访问中国，尤其要欢迎他参观访问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九一八纪念馆等地。中方可考虑不以安倍首相在参访时道歉、谢罪为前提条件，而只是让他仔细了解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然后让他有一种发自内心慰灵的自然流露，并不再做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即可。这将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这是因为安倍本人并不是那场战争的加害者，也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右翼分子；因为我们绝不是要为难他，而是要和他打交道；因为他的地位对于日本和中日关系都很重要，而他对中日关系中基本问题的认知却又相当缺乏与负面；因为安倍首相2016年访问了美国的珍珠港并致哀，2018年访问了莫斯科并向无名烈士墓献上花圈，而他却迟迟没有到访他最该到访的地方；因为这不只是针对安倍这一代“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也是针对未来日本“60后”“70后”“80后”“90后”日本人中可能出现的安倍式领导人的对日新外交。
其核心的关键词不是“批”或“压”而是“知”即开创中日新时代“知的外交”。其实,不仅是历史问题，解决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的关键似乎也在于此。这是21世纪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一大课题。这首先要求中国人自身要学习、了解和铭记历史，然后才能掰开了、揉碎了，和日本人坦诚交流，友好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