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今春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突然接到初中同学衍荣的电话。他与我相约，到老班长家附近处一坐。我与衍荣三年多没有见面，他是初中同学中，与我相距最近的人。心也很近。他家住积玉桥街9号，我住17号。我们之间，只隔了三个门牌号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些年他住京城，我居沪上，千里相隔。近日，我们先后回到武汉，江湖环绕的家乡，我想得苦，欣然应约。

到了老班长家，莲子早已在座。他是我初中班男生好友，儿时老成，班篮球队队长，带有二三分霸气。老来温和煦润，言语不多。

看到莲子，我想到了沙湖，我儿时和青少年时期读书处的沙湖。莲子家就住在中山路沙湖边。我多次去他家玩，也在他家住过。他家屋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湖藕田。每到仲夏，推开后门，满眼新绿，扑面而来。那是新荷。“风生绿叶聚，波动紫茎开。含花复含实，正待佳人来。”他的父亲便给他起了一个很古雅的学名，叫“守莲。”

莲子的父亲，我见过。他是沙湖藕社的大队会计。质朴笃实，初通文墨。

老班长把我们三人引到他们家附近的一家餐馆，靠窗而坐。点的都是我在上海很少吃到的家乡菜，排骨藕汤，珍珠圆子，木耳鱼片，肉沫炒蛋，蒜泥豆腐，清炒藜蒿，大致六样，都是我的最爱。常言道，人好水甜，家乡人家乡菜，平添了几分滋味。

席上，谈笑觥筹间，衍荣突然发问，“平伢，你最近几年干什么去了？”

他按街坊邻里称呼，喊我“平伢”，我依旧例，喊他“衍荣”。他的学名叫衍云。我们之间，乳名相称，几十年不变。

衍荣是我儿时好友，退休中文教授。他知道我网上名号，月湖渔樵。我怕他暗藏禅机，又不敢敷衍，于是打趣。

我答，“打渔去了。拾柴去了。”

“何处打渔？何处拾柴？”

“月湖打渔。龟山拾柴。”

“可有收获？”

“似有似无。”

“此话怎讲？”

“早出晚归，鱼也不见，柴也不见。只落得一缕清风，一襟星月。”

“你乐此不疲。意不在鱼，也不在柴。”

“衍荣知我。打渔拾柴，意在山水。”

“为何独钟情于龟山月湖？发思古之幽情？”

“那倒不是…”

“你近山寻仙？近水求月？你怕山高月小，天高水远。累？！”衍荣知我家住龟山脚下，汉水南岸，月湖湖畔。那山不高。山脚下，长江、汉水和月湖，将其环绕。水也不远。

“远近高低，在于情缘。你若有情，巍巍乎高山，荡荡乎流水。人累乃心累。你若无缘，心累，身子也累。”

话音未落，老班长急忙插话，“你到沙湖来。那里风平浪静，有莲藕，有荷花。有蚌蛤，有青蛙。还有儿时的记忆。不远，不累。”

我看了一眼莲子，想起了他故居边的荷花，水波潋滟的沙湖，想起儿时，沙湖中的欢乐和痛苦。于是思绪中，撑起我的一叶扁舟，到沙湖来了。

2

我的沙湖记忆，是从武昌大堤口小学阶段开始的。那是饥饿伴随欢乐的记忆。

大堤口小学是武昌地区的一所名校，比邻长江，源远流长。那是一所由天主教武昌成德学校改造而成的小学。我在那里接受了8年的知识发蒙和爱的教育（含幼儿园2年）。它是我精神上永远的殿堂。

小学期间，学校放假时，我经常去沙湖游玩。我家住积玉桥街，那里离长江近，离沙湖更近，过街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是我们小学高年纪阶段，正是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食不果腹。我们吃过生米，吃过糠饼，吃过“三合粉”【1】。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允吸精神乳汁成长，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需要卡路里。我们可以就近到沙湖里去寻找。

我和衍荣家都居住在积玉桥的北边。我家离积玉桥不足50米。他家更近。我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积玉桥桥头。

积玉桥，原称“鲫鱼桥”。后取“堆金积玉”之意，改为现名。它原来是一座石桥，1931年武汉发大水期间，武庆堤青山段溃口，将其摧毁。后商人集资，在原石桥处建起一座长7米宽5米的木桥， 取而代之。1948年，该木桥因侵蚀腐烂，当时的武昌市政府不再维修及重建，将此桥改为明渠涵洞。武昌一纱厂的工业热废水，沿积玉桥后街，在砖瓦巷与积玉桥后街交汇处转弯，以后通过积玉桥，流向东边的沙湖。

儿时，我们常在积玉桥旧址处玩耍。桥头靠东一侧的石头栏杆，是半人高的一堵墙，长七八米，半截在土，依然存在。我们在桥上桥下，玩“官兵捉强盗”游戏。“强盗”跑得远时，顺着桥下的明渠，一溜烟儿就跑到沙湖边去了。

带我走进沙湖深处的是我们街上的小苕货。

小苕货家住在衍荣家隔壁。他们家是缸铺，卖缸的。兄弟二人，分别是大苕货和小苕货。我只见过他们的母亲，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的父亲。他们的母亲，后来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兄弟二人，从此便在街头流浪，自谋生存。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是喊起来顺口，街上孩子们，喊他们兄弟二人，叫“大逼”和“小逼”。

大逼跟着瞎子先生，抽签算命，浪迹里巷。他引路。小逼带上街上少年去沙湖寻找食物，也是他引路。

小逼带我们去沙湖，从不走积玉桥。他走中山路，带我们先去沙湖码头。

在中山路，我小学同学魏世保家对面，莲子家的西边，有一码头，那是沙湖湖岸的码头，也是一条小河的码头。那条小河，宽约10余米，由这里，一直通向外沙湖，再通向长江。明清时期，这里是武昌城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武昌城内的货物，沙湖沿岸以及更远的长江沿岸的瓜果蔬菜，都在这个码头集散。

我们来这里玩耍时，码头早已荒芜。码头小河边有一、两艘无人看管的小舟，长约四、五米，一根撑篙斜插在水中，扼住小舟，横在岸边。那是真正的一叶扁舟，没有乌蓬，没有船桨，装不下，也不需要。

小河两岸是藕田。每到荷月，一杆杆荷叶，从湖中冒出，亭亭玉立，随风摇曳，一眼望不到边的绿中，荷花点点，新绿的莲蓬，裹在其间。

小逼跳上小舟，拔起撑篙，召唤我们依次上船，摘莲蓬去。那是刚刚长出的莲蓬，外面浅绿，剥出莲子，里面嫩白，好甜好甜，连入药的细莲子芯都是甜的。我们坐在藕田埂上，吃得尽兴，玩得尽兴，吃完，玩完，每人带上10来个莲蓬，满载而归。

小逼撑船，还带我们去过外沙湖。

那时，外沙湖和内沙湖的分界线是粤汉铁路。这条铁路线穿过沙湖时，高出湖面三、四米，中间有几个涵洞，外沙湖与内沙湖在涵洞处，湖水相连。

站在粤汉铁路线上，放眼望去，对岸的武汉重型机车厂厂房隐约可见。这片湖好大，比内沙湖大，比我们大堤口小学附近的筷子湖更是大多了。

小逼站在外沙湖铁路线边，飞身一跃，一头猛扎入湖中，双脚在空中摆了两下，白白的双腿，一忽而，就看不见了。等到从水中冒出头来，双脚踩着水，上半身露出水面，一只手拿着什么，一只手在空中得意地摇晃，走近一看，那是蚌壳，三年灾害时期不可多得的动物蛋白。

在沙湖，小逼还带我们去捕捉过青蛙。记忆中，那时的青蛙比蚌壳少，听不到蛙声一片。

到了出藕季节。我们还去挖过的藕田，寻找没有挖尽的莲藕。但小逼带我们去沙湖，从来没有去采摘过藕带。那时的人们，“盗”亦有道，肚子再饿，也不去摘藕带。到了新世纪，风气大变，我居住的月湖西北角，因盲流野蛮采摘藕带，好端端的一片观赏荷花，全没了。

那时的大逼呢？他为生计，还在给瞎子算命先生引路。偶尔回来，也会和我们一起去沙湖玩耍。他也打渔摸虾，但兴趣不大。他更多地是给我们讲述江湖里巷中听到的成人故事。我们那时体内的荷尔蒙含量不够，听不懂。

文革期间，大逼小逼搬家，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年以来，渺无音讯。街上的儿时伙伴，大多都不知道他们二人的尊姓大名。他们二人的身影，一直存放在我的记忆深处。在那饥不择食的年代，他们不但给儿时街上的玩伴带来了蛋白质和卡路里，还给我留下了苦中有乐的记忆。

3

其实，沙湖也给过我苦涩的记忆。

1962年秋，我开始上初中，来到沙湖，就读沙湖湖畔的武汉市第38中学。

提及该校，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写到，

在足球场东边，一道围墙将学校与沙湖隔离开来。每到初夏，沙湖的荷叶，仿佛一夜之间，从湖水中纷纷冒出，婷婷袅袅，傲然挺立，放眼望去，大片新绿，看不到尽头。一旦东风吹起，那荷叶清香，夹杂几分鱼虾腥味，还有湖底淤泥的泥土气，越过院墙，向教室袭来，让我们这些打小在长江边沙湖边长大的男孩子们，心旌摇曳。那时刻，只盼下课铃声早早响起，快步奔向沙湖，爬树，划船，游泳、摸虾，无拘无束，各得其所，尽享少儿时代无忧无虑快乐自由的生活。

我们这些顽劣少年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游泳。到长江去游，到沙湖去游。那时，学校领导都不知道伟大领袖也有此好，不必甚焉。伟大领袖没有到过沙湖，他喜欢的是长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但学校领导明令，禁止江湖玩水。我们明知故犯，乐此不疲。

初二那年，深秋时节，学校组织我们到一家工厂去劳动。那家工厂靠近长江，离沙湖也近。我们班余同学，在劳动间隙，邀请我就近下水，他是我的好友，一拍即合。

武汉的十月，天气已经凉了，水也很凉。我们起水时，已浑身哆嗦，冷得发抖。同学们见状，急忙递来秋装，将我们各自包裹起来。我没有想到，更凉的还在后面。

回校后，班级老师及学校领导分别找我们谈话，了解情况，严厉批评。不久，学校处分下来，在校大门宣传栏张榜告示，给予我警告处分，停学三天。而始作俑者，我的好友余同学，却安然无事。

事情发生以后，班上许多同学对学校的处分方式表示不解。我就亲耳听到过我们班刘世松同学郭万寿同学对学校处分不公的非议。老师及同学中，当时就传出，余同学的父亲与时任校领导的李校长是旧识。

在我停学在家的第二天，学校教导处胡主任不期而至。我记得是在下午，上班时间，父母都不在家。她专程来我家，走访探望。她来时，我正在做家务。那时家家户户都没有“自来水”。我刚刚从一马路卖水的“水管子”处，挑水回家。我个子小，将偌大的水桶里面的水，倒进偌大的水缸时，需要踮脚才能完成。这一画面，正好闯入胡主任的眼帘。也许是觉得画面风趣，也许是替她的学生心疼，也许是为了化解我心中的郁闷，她脱口而出，“夏新民，你在家里当‘家庭妇男’啊！” “家庭妇男”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相声台词，用在我的身上，大了一点。我听了这话，心中的委屈，随着不争气的眼泪，顿时，簌簌地，流了出来。

胡主任高高的，白白的，端庄优雅。她脸上有几颗浅浅的雀斑，寥若晨星。她带过我们几天课。从那以后，我突然觉得，天下凡有雀斑的女士，都好美丽。像孔雀一样美丽。

4

当年，李校长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多年后，我想起此事，仍百思不得其解。

李校长，个子不高，知性女性。她是1927年前入党的中共老党员。1927年412事件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自动脱党”，成为一位“民主人士”。

100多年来，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前赴后继，追求的不正是公平和正义吗？你若觉得需要保护你旧识之子，为什么不将所有的学生都视为己出，一起保护？！而况，这只是江湖游泳，区区小事。你若觉得事关纪律，不可等闲视之。为什么又不能秉公处理？！这与你曾经追求的公平与正义，与你从事的神圣教育事业，是否冲突？！

事实上，这件事对我内心的伤害并不是很大。原因是，停学期间，我没有听到我母亲对我有过一句责备。也不仅仅是这一次，从小到大，我所犯错误无数，从来就没有听到过母亲对我有过一句严厉的批评。她认为她的孩子尽管调皮，但秉性憨直。她只是觉得她没有能力给她的孩子们提供更好的读书环境，这远远不止是指经济上的环境。母亲勤劳、坚强、隐忍。她总是默默地奉献，尽她力所能及，给我最大的精神支撑。

我的初中同学，住在沙湖湖畔的吉同学，却没有我这般幸运。

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孩，住在沙湖边，如同湖中芙蕖，娴静淡雅，亭亭玉立。

在市38中大门北边有一片新开的足球场，一道院墙将其与校园内的老球场相隔。新球场的东边直连沙湖，没有隔离。它的北边有一排低矮的红砖墙石棉瓦一层楼平屋，由西向东，一字摆开，将38中与附近的居民区隔离开来。

这是学校新建的教工住宅。吉同学和她妈妈弟弟妹妹一家，就栖居住在这排平屋的一间房之中。每到上学放学，或课间休息，总会看到吉同学从那平屋中跑进跑出，行色匆匆，在她家和教室之间的操场上，留下的只是她一闪而过的身影。

她妈妈是教我们历史的孙老师。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她的父亲。

孙老师出身襄阳地区大户人家，美丽善良，深受我们班所有同学的爱戴。她对她的女儿吉同学要求极其严厉，甚至苛刻。我对此有深刻的印象。

那是发生在孙老师课堂上的故事。

由于历史课不是主课，通常安排在下午第一节课进行。那时刻，我们顽皮学生多从沙湖游泳归来，课上难免瞌睡。我在我的那篇回忆初中生活的文章中写道，

记得那一节课，讲的是明末农民起义，草莽英雄李自成，在天灾人祸，苛捐杂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揭竿而起的故事。上课不一会，我便呼呼大睡，孙老师课堂上以后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孙老师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她没有惊动我的美梦。待到提问时，点名到我，回答李自成起义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我那时哪里知道，彼时天下，早已是“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懵懵懂懂地被同桌同学推起，怔怔地站在那儿，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孙老师面无不悦，只是不让我坐下，要我拿起书本，给三分钟时间，看下一道题目，那是讲述另一位草莽，张献忠的故事。在我看书那会，她叫起吉同学，起来回答我答不出的问题。吉同学，一位美丽的女孩，是孙老师的女儿，和我们同班。她各科成绩优秀，历史也不例外，回答自然正确，孙老师给出4分。在她妈妈的课堂上，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其他好同学惯常得到过的5分。吉同学回答完毕，不到三分钟时间，轮到我回答。我放下书本，课本上有关张献忠的描述，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孙老师露出笑容，说，“你这次回答应该得满分5分，刚才的回答是1分，”孙老师那里从来就没有0分。“我给你3分。”

孙老师对我，对班上所有的同学，永远都那么慈祥，那么宽容，那么鼓励，从来就没有给过0分。而对自己的女儿吉同学，无论答案如何正确，无论学业如何优秀，永远都只给出4分的成绩。这不公平。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吉同学的父亲是胡风分子，当时正身陷囹圄。孙老师也许是为了女儿的未来，逼其发奋攻读，争取深造。孙老师想没有想到，这会给她女儿的内心带来多大的伤害！要不，娴静淡雅的吉同学，沙湖边亭亭玉立的芙蕖，怎么会自始至终在所有人面前，永远都散发出几丝淡淡的忧思和哀愁呢！

也许那时，孙老师内心的弦绷得太紧，及至文革，终究脆断。而一直生活在她苦难旋律之中的，她那美丽聪慧的女儿，如影相随的忧郁，使其一生失去了众多的机会。

所幸，由于天生禀赋和家庭传承，吉同学在尔后十分坎坷的人生途中，始终保持着内心的骄傲和灵魂的尊严。

1965年，我初中毕业。带着儿时的记忆及少年的困惑，带着对孙老师深深的思念，离开了沙湖。

5

我没想到，10余年后，我又回到了这里。是公平，也是幸运。

1978年恢复高考，我，一个三班倒的炉前工人，从近万人的钢铁厂，考取沙湖边那所至今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大学，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改变了我个人及家庭的命运。

记得开学那天，我与柳同学相约，同去学校化学系报到。柳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多年好友。此前，他在武汉国画院工作，任团支部书记。这在文革期间“牛鬼蛇神”成堆的国画院，十分扎眼。他一直说，是受人怂恿，参加了高考。他父亲是老武汉大学的，国内有机硅领域的专家。他读化学专业，自有传承。

化学楼前，老柳眼尖，看到了“东郭先生”从校门方向姗姗走来。两人对怔瞬间，不约而同地惊叫，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东郭先生”姓郭，柳同学赠给他的名号，也是我们高中同班同学。他扫了一眼柳旁的我，我们分别10年，第一次相遇，在化学楼前，不知道他是觉得我不该来到此处呢，还是原本该来？问也不问。

回想起来，我的中学时代，确实不喜欢化学。那时中学化学囿于条件，实验课少。化学科目知识要点，死记硬背的多，贪玩的学生穷于应付，不喜欢。

但在1978年，对于大学校园中的莘莘学子，却不这样想。10年中的学业中断，如今都成为幸运者中的一员，都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如同多日饥不果腹者，突遇天赐美食，早已喜出望外，哪里顾得上川湘麻辣，还是淮杨咸甜？无论数理化文史哲，有书就读，有业就攻，不必选择。

那年，我第一次作为学生踏进大学校园。放眼看去，树影婆娑，建筑参差，芳草茵茵，红花点点。而掩映在一片浓荫之下的砖木结构的化学楼，坡顶飞檐，古色古香，更让我又兴奋，又起敬。

让我肃然起敬的是我们的第一位专业老师，教无机化学的王老师。

王老师身材修长，温文尔雅。窗外的阳光，透过斑斑树叶，映射到教室，他踏着光斑，走向讲台，甫一站立，玉树临风。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使用的《无机化学》教材还带有时代的烙印。我记得清楚，翻开课本，第一章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开宗明义，第一句话，黑体字，“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化学就是原子运动的科学。”

他给我们讲原子结构，化学键，讲电子云，讲能级，讲电离平衡，酸碱理论，络合平衡等等专业知识，从不要求我们死记硬背。他说，那些专业知识，你只要掌握了其中的原理，记不住，不要紧，尔后工作中应用时，随时可以翻书。对于日新月异的学科进展，只要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术素养，图书馆的专著，情报所中的期刊，任由我们吸收，那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海洋。

他兢兢业业，身体力行，影响了他周边的众多的青年老师。这些老师们，很多都比我们班上的大龄学生还年轻。

他喜欢结合课程给我们讲化学史上的故事，给我们讲过拉瓦锡。他讲这位法国贵族，作为现代化学之父，首先提出元素定义，并依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表现代元素列表。但随即而来的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却被他学术上的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推上了断头台。当拉瓦锡的律师请求法官为了科学事业刀下留人时，这位法官的回答竟然是，

“革命不需要科学，只需要正义。”

不尊重科学的革命，难道能够确保人间的正义？！

今年五月初，同学们组织的入校的四十年的聚会上，我们又把王老师请来了。他已经快九十了，跟我们讲话时，依然慢条斯理，娓娓道来。谈话间，即便生活话题，也不离化学专业。只是分别时，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猛地发现，他的步伐变得缓慢，背也略略地弯了下来。

我心里一酸，想，我心目中一直神清气朗丰神飘洒的王老师，怎么也会和我们一样，慢慢地老了呢？

6

是啊，我们怎么都会慢慢地老去了呢？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生老病死，大江东去。这本是自然界所有生命的一个进程。而自从上过物理化学课以后，我对这个进程的认识，对人生路径的选择，有了另外一个视角。

教我们物理化学课的两位老师，一男一女。男老师姓罗，豁达睿智，已过壮岁。女老师姓王，另一王，温婉恬淡，正值中年。

罗老师五十年代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就读，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那是我国物理化学专业研究的重镇，他在那里从事催化剂研究工作。文革后期，他离开大连化学物理所，来到我校。他没有教过我们大课，仅仅只是作过几次专题讲座。我第一次见到他的身影，是在物理化学实验室，他正带领学生，教他们自己动手制作实验所需要的特殊形状的玻璃仪器。那时，他的头发已过早地脱落，硕大明亮的脑壳顶上，飘着几根青丝，稀稀疏疏。听说，这是他当年在大连化物所工作时，慢性汞中毒所致。

柳同学的父亲是罗老师的校友，他们在武汉大学化学系读书期间就相互认识。柳同学对我说过，罗老师当初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他的同学中，很多在八十年代初期，已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成为学科掌门人，而他却在一个以有机化学为主物理化学为辅的校园内，默默耕耘。

一次，罗老师给我们作一个生命与熵的专题讲座。讲课完毕，同学们长时间地沉默，沉浸在科学思辨美丽的哲理之中。那场讲座，非常成功。听课者都直直地望着他，为他惋惜。如果不是那无可奈何的十年，他是不是也像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他读懂了我们的眼神，毫不在意，泰然自若。

他只是淡淡地对我们说，生命只是一个熵变过程。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延缓熵增的过程，自由，快乐。

那时，罗老师年仅五十，正处人生拐点，熵变的平衡点，负熵与熵增，大致相等。【2】

对于生命体而言，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熵可以表征生命进程的方向。但却不能决定进程的速率。

对罗老师而言，他的老去，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呢？

更进一步，生命的进程，生老病死；与人生的轨迹，喜怒哀乐；本是宇宙间两条不同维度的曲线，你不能用生命的曲线去描绘人生的足迹。

生命如长江，由西向东，波澜起伏，奔向大海，归于平静。而人生如浪花，飞沫四溅，引领新潮，峰回路转，随波逐流，路径不一。

我在沙湖，正好看到两朵不同的浪花，他们在时代的潮流中相遇，却因一个偶然的原因，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们是我的两位同班同学，一位姓杨，一位不知其姓名。

1978恢复高考，政府为了广揽人才，决定将招生范围扩大至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放宽至30岁。这两位来自农村的高龄青年，都是1965届高中毕业生，却分别以农村下放知青名义报名参加，并因成绩优异，同时录取。

杨同学后来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以后，从事教育工作，曾被湖北省教育系统评为十大名师，桃李天下。如今退休，仍被民间教育机构作为名师延用，春风化雨，乐此不疲。

而另一位不知其名的青年，开学伊始，即遭到当地举报，说他是1965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早超过30岁，不符合招生条件。来校几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背影，就被迫离去，在茫茫人世中，与我们擦肩而过。

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呢？是充满荆棘，还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还有，娴静恬淡，气若幽兰的女王老师，一派文学风范。她的物化课讲得很好，但我看到讲台上的她，偶尔仍会傻想，如果她讲授的不是冷冰冰的热力学，而是诗和远方，对她而言，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

我在沙湖四年，大学求学期间，这些疑问都没有得到答案，便匆匆地走向了社会。

7

如果说长江象征生命的进程，江上的浪花是鲜活的生命个体，那么沙湖，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在离开沙湖的漫长岁月，我们奔波，我们彷徨，我们痛苦，我们快乐，我们执着，我们选择。我们终日忙忙碌碌，却一直忘记，我们的人生，需要时时的反思。我们的心灵，需要久违的的宁静。我们的生命，需要升华。

生命的境界是什么呢？思想的自由，人格的尊严，心灵的超越，难道不是我们生命中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吗？  

今年春天，大学同学入学四十周年聚会，我又回到我魂牵梦绕的沙湖。那天黄昏，我独自一人，来到沙湖。我想到湖边去寻找那逝去的记忆，也想去寻找一直困惑于心的答案。

我来到校园东门。早年与校园相连的内沙湖，已成为一大片商业住宅区。一条繁华的街道，人声鼎沸，将学校与沙湖隔离开来。我穿过街道，来到从前的外沙湖。这里，水波潋滟，春风习习，渔歌互答，杨柳依依。

远远望去，湖西岸边，坐有一位垂钓者。那孤远的背影，似曾相识。是衍荣？莲子？还是谁？我快步走近，一看，都不是。

那垂钓者，60开外，几道深深的皱纹印在脸上，饱经沧桑。

他戴一顶米色草帽，着一翠蓝披风，端坐在小木凳上，纹丝不动。他双脚伸在水中，双手紧握的硕长鱼竿，从右胳膊下，伸出到远远的湖上。春日的湖面，波光粼粼。红白相间的浮子，若隐若现。垂钓者眯缝着双眼，凝望前方，偶尔有人从其身后路过，毫不理会。

他坐凳旁的鱼篓，半淹没在水中，空空如也。我好奇，上前问道，

“师傅，您整天都是在这里钓鱼吗？”

“早晚。”

“这湖里有鱼吗？”

“有。”

“钓到过鱼没有？”

“没有。”

“直钩？”

“弯钩。”

“钩上挂有鱼饵吗？”

“有。”

“为什么鱼不上钩呢？”

“我也不知。”

“你没注意浮子的变化？”

“没有。”

“那你坐在湖边来做什么呢？”

“我在湖边，看一眼浮子，再看看水，看看天。”

我马上想到月湖。那里有山有水，有云有天，于是又问，

“你到这里，是专门来看沙湖的水和沙湖的天吗？”

“我不在意是哪里的水，哪里的天。我眼里看到的只是波光漾影，纹纹涟漪。云卷云舒，晚霞晨曦。”

……

这是我要的答案吗？

几天以后，我带着新的疑问，新的思考，回到了月湖。

注释：

三合粉：是三年灾害时期，将稻谷、燕麦及大麦等粮食作物的麸皮，混合碾碎而成一种的粉状食物。苦涩干糙，难以吞咽。用来代替当时供应严重不足的大米小麦等粮食，充饥。 

参阅薛定谔《生命是什么》及杰里米·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