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大特色是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所以知识分子（“士”）大多是熟读史书的，而且一般都很喜欢发思古之幽情；诗人文人尤其是如此，于是咏史诗成了吟咏的一大题材，其他文学样式也经常涉及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陶渊明也是如此，这里来略为谈谈其作品中的四份文本：《咏三良》《咏荆轲》《扇上画赞》和《读史述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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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里，有三首是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典型的咏史诗：《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第一首笔者先前曾有所议论（详见拙作《放手让子女自力更生——读陶渊明诗〈咏二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6日《后海》副刊），这里只谈后两首，先谈《咏三良》。
中国上古有一种野蛮的风俗用活人殉葬，后来文明程度提高，不再用这个办法，但也偶有倒行逆施仍用古风的。春秋时代的秦缪（或作“穆”）公就是一个，《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说缪公死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现在秦始皇陵墓里的那些兵马俑，在穆公时代都是“三良”等等活人！
“三良”即子车氏之三子后来成为诗歌里一再被歌咏的对象，内容往往是称颂这三位的品德和能力，对他们的殉葬而死表示痛惜和哀悼。建安诗人曹植、王粲、阮瑀等都就此写过咏史诗。
在《咏三良》这一个传统的咏史题目下，陶渊明也写下了自己的一首：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
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诗里想象三良即子车氏之三子当初全心全意为秦伯效劳，“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简直形影不离，所以穆公死时，要他们一起走，继续在一起，“三良”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因为“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他们在面临殉葬的时候，没有任何迟疑。这样的立言，很容易令人想起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咏三良》诗中的句子：“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贰。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渊明也说君命不可违，他们都不以三良之殉葬为非。但是陶渊明又说，当确知三良将死而无可救赎时，自己也流下大量的眼泪，沾湿了衣服。加起来看，陶此诗的基调是“惜而哀之，不以为非。”（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四）
陶渊明此诗作于何时颇不可知，前人有一种推测，认为作于晋、宋易代之后，且有具体的影射。明朝人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说：
《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想属一时之作，虽岁月不可考，而以诗旨揣之，大约为禅宋后。……祚移君逝，有死而报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乎？无人矣。有生而报君父之仇如荆轲者乎？又无人矣。以吊古之怀，并作伤今之泪……
清朝人陶澍在集注本《靖节先生集》卷四中说：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此悼张祎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
陶澍沿着黄文焕的思路向前更走了一步，认为陶渊明的痛惜“三良”指向哀悼晋宋易代之际的张祎。其说颇有影响。按东晋末代皇帝恭帝司马德文很痛快地向刘裕交出了皇帝的大印，刘裕安排他当零陵王，其办法很像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下台后被安排为山阳公；但司马德文的命运差多了，刘裕派张祎去进毒酒，张祎不干，自饮毒酒而死，于是另派士兵进入零陵王住处进毒酒，王不肯饮，遂掩杀之。（详见《晋书·恭帝纪》《宋书·褚叔度传》《宋书·武帝本纪》）
三良的情形同张祎相去极远，毫不相干，无从影射。陶渊明对刘裕那种斩尽杀绝毫无意义的残酷举措虽然不满，但他并没有忠于东晋王朝的意思（详见拙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又《晋宋易代与陶渊明》，《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3日第5版）。陶渊明的《咏三良》未必作于晋宋易代之后，更未必指向当下的政治事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两点。“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话也显得绝对化，事实是泛作史论者时时有之，当然借咏史以咏怀者亦颇多见，但其怀如何，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对不宜径往政治大事上拉去并妄加议论。
袁行霈先生说：“陶渊明此诗不过模拟旧题，未必影射现实。张祎之死，与三良殊不类，亦难比附也。”“三良受重恩于秦穆公，君臣相合，求仕者至此盖无憾矣。而厚恩难忘，君命难违，一旦君王长逝，遂以身殉之。言外之意，反不如不乘通津，不恐功微，明哲以保身也。”（《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这样来揣度此诗的深意，高于旧说多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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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大宗师朱熹是鉴赏水平很高的文学批评家，他在陶渊明的作品中特别拈出《咏荆轲》这一首来大加表彰，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来。”（《朱子语类》卷一三六）他注意到陶渊明在主流风格以外还有着丰富的内涵，大有眼光。
荆轲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所欲刺者又是秦王，未能得手，死于秦廷，曾经很得同情，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把他写得英气勃勃，特别是易水送别那一段，高渐离击筑，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场景，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司马迁没有提到宋意，据《淮南子》等书所说，他当时在场，也击筑而歌）。诗人们往往取荆轲的故事入诗，魏的阮瑀、晋的左思，都曾有所作；陶渊明的《咏荆轲》艺术上更为圆熟，知名度也更高。陶诗云：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全诗基本上是依据史料加以敷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最后的感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也是前人早已发表过的（《史记·刺客列传》引鲁人的评论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咏史诗的传统写法就是如此，无非是把已经得到记载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用诗的形式再现一次，再顺便发表一点议论或感慨，大抵相当于史传末了的“论”，诗中的议论可以出新，也可以是传统的看法。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大约是史传传统最强的国家，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写史的国家机构，宣付国史馆立传是极高的荣誉，而诗歌如能真实深刻地反映时事便称之为“诗史”——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史的崇高地位，而咏史诗自然即以史书所载为其依据和出发点。
陶渊明《咏荆轲》诗的妙处在于在不长的篇幅里把荆轲刺秦王的著名故事讲得首尾完具，头头是道，形象鲜明，充满感情。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陶渊明处理各种题材都有极高的水平，田园生活固然是他的最爱，平淡而有味的风格固然是他的擅长，而要来一点慷慨激昂的历史叙事，亦复当行出色。此是大家风范。
秦始皇统一中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刺秦王的荆轲不过是一个失败了的恐怖分子，前人也早已看出了“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九）。但我们不必以此来评说陶渊明的《咏荆轲》一诗，他不过是按传统的材料和看法来写一首诗，同时抒发一通自己平时总压抑着的的豪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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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少量介于诗、文之间的文本，他自己分别题为“赞”和“述”，前者有《扇上画赞》一篇，后者有《读史述九章》，内容都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概述、赞叹和评论。
《扇上画赞》在一份文本中点赞了九位高人：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
九流参差，互相推陨。
形逐物迁，心无常准。
是以达人，有时而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超超丈人，日夕在耘。
辽辽沮溺，耦耕自欣。
入鸟不骇，杂兽斯群。
至矣於陵，养气浩然。
蔑彼结驷，甘此灌园。
张生一仕，曾以事还。
顾我不能，高谢人间。
岧岧丙公，望崖辄归。
匪矫匪吝，前路威夷。
郑叟不合，垂钓川湄。
交酌林下，清言究微。
孟尝游学，天网时疏。
眷言哲友，振褐偕徂。
美哉周子，称疾闲居。
寄心清尚，悠然自娱。
翳翳衡门，洋洋泌流。
曰琴曰书，顾盻有俦。
饮河既足，自外皆休。
缅怀千载，托契孤游。
此赞结构非常简明清晰：开头八句是一总冒，提示读者下面要赞的都是隐逸达人。中间四八三十二句分述，这里涉及荷蓧丈人、长沮、桀溺（此二人为一组合）、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珪等各位“达人”，这些人物来路不同，言行各异，其共同之处则在于全都高蹈隐居；而陶渊明自己是归隐于故园的，遂引此诸位以为先行的旷世知己。最后八句是全文的总结，表明自己的心同这些先贤完全相通。
陶渊明此文赞叹的对象似乎稍觉杂乱，这乃是受到他所看到的那柄扇子的制约，那上面画了些什么人物，他也就必须跟着去赞叹那些人物。全篇之近于“拼盘”，盖亦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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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述九章》的情形不同，陶渊明“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选择的人物类型比较复杂，只有个别的同他本人有某种相近相通之处，其他大部分人物同他本人的风格、经历相去辽远，但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遂皆在赞述之列。
同陶渊明关系靠近的是张长公（西汉人张挚），其人的特色是当了一段时间的大夫以后就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史记·张释之列传》）；陶渊明也是先仕后隐的，但出仕的次数较多，断断续续，反复折腾，后来他深感自己愧对张长公，所以在《扇上画赞》里说，“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
至于这里述及的其他人物，即伯夷、叔齐、箕子、管仲、鲍叔、程婴、杵臼、孔子七十二弟子、屈原、贾谊、韩非、鲁二儒，皆各有千秋，无从与陶渊明直接加以联系。过去有些论客往往喜欢乱加联系，随意发挥。例如伯夷、叔齐是反对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的，鲁二儒是不肯跟着叔孙通出来为朝廷制礼作乐的，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同陶渊明的所谓“忠愤”联系起来，说诗人如何忠于东晋，反对刘裕篡权换代。可是请问，如此将怎样安顿解释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等人呢？这些人同改朝换代毫不相干啊；就是夷齐、鲁二儒，同陶渊明的情况也是天差地远，没有相通之处。清朝人吴菘《论陶》说：“《读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间，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回感激，悉以自况，非漫然咏史者。”而这里是怎样“悉以自况”的，他竟不置一词——这也难怪，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办法讲出一个所以然来。
余论
古代士人发思古之幽情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直接指向当下，联系自己；另一种则是就古咏古，或者发一点很大路的感慨，例如世事难料，多有兴亡等等。与此相应的，咏史诗也就有两种路径，一种正是所谓“漫然咏史”，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著名事件用诗句或押韵的文句加以敷衍，咏叹一番；另一种则把自己摆进去发表感慨。
前者似可谓之“无我之境”，后者则是“有我之境”。
中国最早的咏史诗——班固的《咏史》，属于“无我之境”：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北阙，阙下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咏叹的是汉文帝时代名医兼官吏淳于意之女淳于缇萦。淳于意以事下狱，将遭肉刑，其幼女缇萦上书救父，《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淳于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班固截取此事写诗，开后代文人以诗咏史之先河，在这首诗里他虽有感叹之词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此诗作年不可考，大约应当是他早年的作品。他本人后来也曾因为私撰国史（即《汉书》）而入狱，因得其弟班超伏阙上书申辩，才得以获释；他的《咏史》当作于此前，否则他恐怕不可能写下“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样的诗句。班固这首诗正属于所谓“漫然咏史”，而非借此来发抒自身的感慨。
朱自清先生说过，“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年1996版）左思写过一组著名的《咏史》，其中多有抒发他自己受困于门第，不能大展其才的感慨。他的这一组咏史诗曾经被选入萧统《文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此之后，咏史诗就有了两种类型：班固似的檃括本传、就古咏古是一种；左思似的以古比今、借前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又是一种。按传统的意见，前者是正体，后者是变体；当然按实际的影响来说，后者更容易打动读者，而前者则显得比较一般化。
陶渊明的《扇上画赞》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比较明显，其中甚至直接拿自己同古人相比，坦诚地以“顾我不能”来做自我批评。至于《读史述九章》，则不那么单一，这里是两种类型都有。例如此中关于张长公的一则写道——
远哉长公，萧然何事？
世路多端，皆为我异。
敛辔朅来，独养其志。
寝迹穷年，谁知斯意。
赞叹此公“敛辔”“萧然”的心态和“独养其志”的定力，充满了钦佩仰止之情，虽然没有像《扇上画赞》那样直接提到自己，但是文中把自己带进去的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读史述》里述及的其他各位，则大抵是檃括本传、就古咏古的意味为多，同自己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不可能事事皆可借古讽今，也不可能人人皆可拿来自比；所以咏史诗文的类型一定是正体、变体同时并存，各行其是，各显神通。陶渊明的《咏三良》《咏荆轲》都属于所谓正体，而《咏二疏》则近于变体。
历史上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之三子与大名鼎鼎的刺客荆轲，都同诗人陶渊明的情况太不相同了，没有可比性，也没有什么相关性，于是陶渊明也就无从写出“有我之境”的咏史诗来。而汉代的二疏（疏广、疏受）都是先当官后退出、隐居于民间的，他们同陶渊明大有可比性，而且他们不打算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的旷达胸怀更深合于陶渊明的思想，所以陶渊明的的《咏二疏》便很容易成为“有我之境”的咏史诗。
在陶渊明研究中有一个很常见的老问题，就是把陶渊明那些涉及历史而原属“无我之境”的文本误当做“有我之境”，并就此大谈陶渊明的种种隐秘思想，反反复复地将他拔高。例如“三良”是为主公殉葬的，荆轲是为主公去充当刺客而死的，于是黄文焕就解释说，这是陶渊明感叹在晋、宋易代以后既没有“死而报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也没有“生而报君父之仇如荆轲者”。可是请问，如果陶渊明真是这个意思，他将如何安顿自己？只是当一个旁观者吗？至于陶澍，则走得更远，他指出，《咏三良》诗中的“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等句是影射那个不肯执行刘裕命令的张祎，他宁可自杀而拒绝去下毒。为了给自己的意见寻找理论根据，陶澍甚至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样的提法显然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从班固以来，“漫然咏史”“泛作史论”的咏史诗大量存在，怎么可以断言“古人咏史，皆是咏怀”？古人咏史之作中固然确有借以自咏其怀之作，但远非完全如此啊。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