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漓江出版社《2017中国年度随笔》之末，有编者徐南铁先生的一篇短跋，其中写道：

随笔是一种奇特却也不免尴尬的文体，至今没有权威的定义，也没有清晰的界定……在我的心目中，随笔和散文的区分主要是它在某些方面有更多一份的倚重与凸显：更厚重的人文，更丰盈的思考，更锐利的论说。

随笔或许是可以伴随社会、伴随人生最为持久的文体，尤其是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发展大势之中……

这些意见我都很赞成。下定义原是编教科书的学究才关心的事情，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关心定义特别是“权威的定义”的人，一向是不很多的。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大概的定义。

我想，随笔大约可以说是广义之散文（在传统的意义上与骈文对峙，在如今的意义上与诗歌、小说、剧本等其他文学样式并列）中的一种，相当于书面的闲谈，其内容、篇幅、写法皆无一定之规，行文总是体现了作者的个人笔调，并以此同八股文对立。一般来说随笔显得比较雍容，其篇幅特别短小者曾经被称为小品。

欧洲的随笔（Essay）肇始于蒙田、培根，中国的随笔则古已有之，唐宋以后称为笔记，明朝人多有小品。《2017中国年度随笔》之“言说”部分有一篇吴承学先生的《晚明小品在二十世纪中国》，讲中国现代随笔的渊源流变以及其间的纷争曲折，极得要领，最宜拜读。

“雍容”这一点是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曾经指出过的；闲谈的说法见于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中谈及Essay的一小段，鲁迅的译文如下：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话照样的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鲁迅译文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而在陶渊明诗《移居二首》之其二中，早已有这样两句：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建议将这两句暂行借来作为随笔的定义，尽管肯定算不上什么权威的定义。

二

随笔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而且数量庞大，影响深远。

随笔有两大特色：一，它是散行之“笔”而非讲究排偶声律之“文”；二，行文比较自由，随便。如果拿衣着来做比方，就是不讲究什么峨冠博带，西装笔挺，而是青衣小帽，休闲便装，甚至即使衣冠不整，粗服乱头，也未尝不可。

当陶渊明还在彭泽令的交椅上坐着的时候，上级派一“督邮（尤）”来检查，手下的吏提醒陶县长应“束带见之”，意思是要着正装，三鞠躬，行礼如仪。陶渊明很不适应，说不高兴为五斗米折腰，立即挂冠而去。陶渊明这种生活态度，就是随笔式的。

许多后来被视为经典的东西，原先其实也是随笔，例如《论语》，无非是孔子的谈话记录，内容原是很随意的，其中甚至也包括孔子开的小玩笑。后来孔子地位高了，成了“大成至圣先师”，《论语》就不便再被视为随笔，而要当作高高在上的经典了。经史子集中的“子”书部分，大抵都是随笔，其中的“小说家”一类更几乎全是随笔；“集”部里更有大批的作品，属于随笔。

钱锺书先生在关于《近代散文钞》一书（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选的一部随笔选，专收晚明与清初的小品）的书评中称随笔为“家常体”，略谓“其形成殆在魏晋之世乎”，又道是——

在魏晋六朝，骈体已成正统文字，却又横生出一种文体来，不骈不散，亦骈亦散，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不为声律对偶所拘，亦不有意求摆脱声律对偶，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即我所谓“家常体”，试看《世说新语》，试看魏晋六朝人的书信，像王右军的《杂帖》……向来闹着的魏晋六朝“文笔”之别，据我看，“笔”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常体，介乎骈散雅（bookish）俗（vemacular）之间的一种文体，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韩愈复古，纯粹单行的散文变了正统；骈体文到了清朝方恢复地位，而家常体虽未经承认，却在笔记小说里，在书函里相沿不绝，到苏东坡、黄山谷的手里，大放光明（东坡、山谷的题跋，便是家常体，他作则为“古文”），此后便数着沈先生所钞的作者们了。（中书君《〈近代散文钞〉》，《新月月刊》第4卷第7期，1933年6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9～320页）

这样，钱先生就画出了中国古代随笔的发展线索：魏晋六朝之“笔”—笔记书简—宋人题跋—明清小品。

在这之后，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散文随笔，其杰出人物，自当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首席代表；而在这以前，则可追溯到先秦诸子。上文说到《论语》，其实即使是《道德经》五千言，貌似专著，其实仍为随意漫谈，鲁迅称为“杂述思想，颇无条贯”（《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庄子》亦多为漫谈，只不过各篇略具中心，如“养生”“逍遥游”之类，而行文仍极潇洒。后来有些学究埋头研究这些文本的结构和笔法，说是如何周密如何巧妙，意义如何重大，所论大抵属于过度诠释，只能大败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