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同志2013年在中宏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城市化、信用与土地财政”，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影响较大。后经增删修改，2016年再次被网络传播，题目改为“中国土地财政的历史、逻辑和抉择”，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去年，有学者发表文章批评他的观点，今年他又写了反批评的文章，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在我看来，赵燕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缺乏深入理解和掌握，因而对于理论范畴、概念的使用过于随意，过于大胆，但却经不起推敲。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针对燕菁同志的一些重要观点，在深入分析基础上开展批评。
一、城市化的驱动力究竟是工业化还是土地财政？
赵燕菁同志说，“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认识。”什么是城市化的深层原因呢？他说，“技术进步和信用制度（即所谓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作者註）的结合共同启动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使得后两者成为伴生的经济现象。”他还说，“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把燕菁同志的这些说法加以概括，就是城市化的驱动力不是工业化，至少在中国，城市化的驱动力是土地财政，甚至连工业化也是土地财政的伴生现象。他因此认为，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核心，甚至说，“没有这一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话。”
但事情果真如此吗？为了搞清真相，恐怕还得从城市化的历史说起。
城市产生的历史有几千年了，但城市化则是近、现代的产物。在英国工业革命带动下，西方各国机器大工业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不断从原有产业分化出新的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吸引越来越多的原本生活在农村靠农业维生的农民，离开农村、脱离农业，成为聚集在城市里，向资本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也使社会总人口中农民的数量和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城市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上升。这个社会人口大规模、大范围向城市迁移和变化的过程，始于18世纪末，席卷整个19世纪、20世纪，并且逐渐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地区扩散，直至21世纪的今天，这个过程仍在持续。
200多年间，理论研究界不断对人口迁移变化的过程进行跟踪研究，并把这一过程定义为城市化。所谓城市化，其经典理论含义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脱离农业，到城市里从事二、三产业，并居住、生活在城市。可见，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本质内容，是社会人口流动的规律，是研究人而不是研究物。
人口向城市迁徙集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例如欧洲早期的城市曾经各种传染病流行，得不到控制，人口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农村，直到19世纪后期，问题才得到解决。此外，还有住房问题、交通问题、食物和日用品供应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医疗教育问题、文化娱乐问题、社区管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利用的功能布局即城市规划问题有关。上述包括规划在内的所有问题，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城市发展问题。
在19世纪的100年间，欧洲、北美国家面对城市发展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主要甚至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政府很少直接干预。在这些领域里，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资本进去延伸产业链条，扩展盈利空间，甚至形成垄断。结果，有的矛盾能够得到缓解，但大多数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还制造出新的矛盾，城市的管理愈加混乱无序，居民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
面对资本的横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于城市发展必须加强公共管控。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都产生了诸如景观建筑学、城市美化运动、住房改革等等，主张公众干预土地利用的思潮；出现了把乡村、公园引入城市，让城市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试验。在各种社会思潮、社会试验和以往的规划理念基础上，诞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形成了城市规划专业学科，同时建立了城市规划管理制度。首先是成立由市民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其次是由专家组成规划咨询委员会，后者提出可供选择的规划方案，前者审查选择方案后，提交社会征求公众意见，最后将修改的规划方案交议会审批。这一套规划管理流程，增强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使城市发展既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市场自发力量的桎梏，又可以防止来自政府的不当干预。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的城市普遍建立起这样的规划体制，城市化引发的各种矛盾逐步得到缓解，走上相对健康的发展轨道。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各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社会矛盾，不可能由于城市管理的进步而得到彻底解决。
20世纪西方各国城市发展的共同点是规划引领，但在城市规划实施的路径、模式方面，欧洲和北美存在不小的差异。美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城市发展（包括建设新城）所需的各种投资，一概交给私人企业，城市政府一般不参与具体建设项目的投资、管理。而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的政府行为则有很大不同，除了依靠私人资本以外，政府也选择影响大的或标志性的项目，直接投资。对欧洲政府这种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大概有两个：第一，社会主义思潮诞生于欧洲，至今对社会各阶层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来自苏联的压力。20世纪30年代西方陷入大萧条，苏联的建设却蒸蒸日上，当时有不少西方人士到苏联参观访问，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纷纷表示赞叹。苏联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自然会对欧洲产生一定影响。欧洲一些国家的福利社会政策措施，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借鉴了苏联的做法。
总体观察西方国家，20世纪直至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流动和结构变化的总趋势，依然是城市化，但速度逐渐放缓，乃至近乎停滞。总趋势虽然不变，但也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富裕阶层离开城市中心，向郊区和农村地区迁移。具体原因，一是穷人和少数族裔逐渐进入市区，社会环境变了，富人感到不适应、不安全了；二是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和城市没有差别，环境却舒适得多；三是通讯、传输技术不断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许多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可以在家里办公，不必花大量时间奔波于通勤路上了。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如果成为全社会人口流动的主流，城市化过程也就终结了。会不会如此，尚有待观察。
20世纪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还有苏联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苏联虽然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对人口的流动却并不施加限制。随着国家大工业体系的建立、发展，人口流动的趋势也是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且速度很快。1926年苏联城市化率为17.9%，到1990年约为75%。
苏联的城市发展强调规划的引领作用，这与西方国家一样，但规划的制定缺少公众参与，规划的实施完全依靠政府，又与西方国家有根本性区别。苏联的这种城市发展模式，虽然能够大体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但城市面貌单一、缺乏特色，建筑质量低劣，生活设施简陋，交通不便以及无效投入、资源浪费等问题，始终困扰着苏联社会，不得解决。从更高的层面看，苏联的城市发展模式不能算十分成功。随着苏联解体，这种模式已不复存在了。
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掀起了民族独立热潮，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之后，普遍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与之相适应的是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而且超过了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城市化速度。但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基础差，容纳能力有限，于是大量的人聚集于城市周边，形成连绵成片的贫民窟、贫民区，生存状态极其恶劣。总体看，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还处于19世纪西方国家城市那种混乱无序的发展阶段。但是，城市条件再差，也阻止不了人口流动的城市化趋势。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城市化的基本驱动力，是机器大工业及相关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至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土地利用等等，是城市化引发的城市发展问题，而不是城市化本身。
再来看看中国的城市化。新中国成立以前，民族工业弱小、分散，极其微弱的一点城市化趋势，主要是外国资本入侵引起的。1949年，我国将近90%的人口是农民，一个泱泱大国，连铁钉、火柴都不能制造，国产汽车、拖拉机、火车、飞机，更是无从谈起！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在有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和平环境以后，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只用了20多年就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相应，城市化率1949年是10.64%，1978年达到17.92%。期间，因指导思想、体制、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城市化进程有反复，更有文革10年的停滞。
欠账总得要还。农村联产承包改革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一支主力军。乡镇工业推动产业和人口集聚，催生了大量小城镇，并使一些原有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大中城市，掀起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快速城市化的第一波。这一波的鲜明特点，是农民自主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紧接着全面铺开的城市改革，特别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的经济规模，成为加快城市化的第二波。两波合并发力，到90年代中后期，持续了将近20年。期间，国家逐步放开了对农村的人员流动限制，农民可以进入城市，到各行各业寻找就业机会。9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制，使乡镇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就成了农民改变命运的主要出路。大约90年代末、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农民离乡背井涌入各个城市打工，形成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民工潮。这是我国加快城市化的第三波，持续至今，又是将近20年。中国40年三波推动的城市化发展，再次充分说明，城市化的基本驱动力是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当然，所谓三波推动，是一个并不全面的概括，实际上诸如经济特区、国企改革、科技创新等等，都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挥着引领、带动、推动的重要作用。2017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8.52%，这个数字表明，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取得很大成绩。
以上，回顾了全世界包括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判断：1.城市化是对200多年来人口流动趋势的理论概括，产生这一趋势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和产业革命；2.城市化对城市发展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但城市发展并不等于城市化。例如，前苏联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比北美、欧洲各国的城市发展水平低很多，但他们的城市化率却很高。又如，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但城市化率只相当于西方国家20世纪中期的水平。
很显然，赵燕菁同志不承认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违背了基本的理论常识，犯了一个不算小的理论错误。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恐怕在于他的思想方法过于片面，过于绝对，而且过于自信。他的思维逻辑是，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筹集大量资金，可以使城市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可以招商引资，从而才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他认为，土地财政是原因，工业化、城市化是结果，是土地财政的伴生产物。这个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城市化的逻辑，是燕菁同志立论的基础，他的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和大胆判断，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他的这个逻辑存在严重缺陷。
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筹集来的资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来自于社会储蓄，根本上说是来源于资金形态的社会剩余产品。而社会剩余产品又是来自国家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各行业生产经营的水平如何，最终又取决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就是说，全国范围内政府融资规模的大小，最终要受到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制约。试想一下1978年的银行，如果哪个地方的政府以一块土地作抵押，借款几十亿、几百亿，银行能拿得出来吗？那个年代，向银行借几十万，就是了不得的大数目！可能还要到北京的总行去审批、调剂。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太低。
有了钱，就能建设了吗？普通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有普通的设备，普通的材料，普通的设计，普通的技术，普通的工艺，普通的施工队伍；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材料，先进的设计，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工艺，先进的施工队伍，等等。这些或普通或先进的东西从何而来？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国家工业化长期积累形成的各种生产能力。试想一下80年代，除了北京以外，全国几个城市能修地铁？能建跨海大桥？根本就没那个能力！现在呢？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到处普及，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有了长足发展。
当然不能否认，在一些有一定产业集聚，也有一定基础设施条件的地方，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较大幅度地改善城市环境和条件，增加对产业和人口的吸纳能力，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最近一、二十年，我国有不少城市，依靠土地财政收入和土地金融的融资，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城市发展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但是，这仅仅是部分城市的情况，我国还有更多城市和地区的状态是，投入巨大，城市面貌确实很现代，但是没有产业集聚、没有人气，半死不活，后期维护都难以为继。赵燕菁同志仅仅依据部分地方的成功经验，就断定没有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就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他的这个观点，推翻了理论界历经200多年形成的，对全球城市化规律的共识，颠倒了真实的经济关系，是十分片面的。
他从这个被他颠倒了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提出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在燕菁同志眼中，没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没有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没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没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发展，没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没有对外开放，只有一个土地财政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特色。他这样概括改革开放的历史，这样解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不仅仅是片面，而是扭曲历史，近乎荒谬了。
二、城市发展存在一个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吗？
赵燕菁同志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必须跨越原始资本的临界门槛。” “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完全靠内部积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他举深圳和厦门为例说，“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
燕菁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城市化”其实是指城市发展，他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他所说的“原始资本积累”，是指城市基础设施。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城市发展必须有一个先行于其他建设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他称之为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门槛，跨过这道门槛，城市才能正常运转，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启动。
燕菁同志对门槛的描述，借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范畴，但他借用得很不恰当。因此，在讨论门槛是否存在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取决于两个条件，1.大量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力；2.拥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这两个条件在后期的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产生，在手工业工场中形成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发展缓慢。为了加快发展，新生的资产者与大土地所有者合谋，以各种血腥暴力手段无偿剥夺广大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逼迫他们一无所有地进入城市，组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大军。这些早期的资本家还利用国家权力的保护，通过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税收制度和关税保护制度等，从社会各阶层，从海外殖民地，劫掠了大量资金和财富。其过程，也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马克思说：“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他还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经过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原始积累作为理论范畴，有了特定的内涵，专指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前，资本的形成过程。赵燕菁同志把这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不加任何解释、说明，就用来形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很不恰当的，可能误导读者。
下面，再来讨论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门槛问题。
人类古代城市的形成发展，都是先有人群集聚，自发形成社区，后有自觉的规划、建设、拓展，逐渐有了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需要的功能分区，成为城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又会再规划、再建设、再拓展，如此循环往复地滚动发展，形成城市的人文历史文化积淀，承载着社会的变迁。城市发展生生不息，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在漫长的岁月里，一轮又一轮扩展、改造，基础设施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延长、新建，恐怕很难说哪一轮改造是门槛，哪一轮不是门槛。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掀起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带动城市快速扩张，给城市发展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但在19世纪的100年间，城市发展依然是滚动模式，一轮扩张改造之后不久，就会迎来又一轮扩张改造。每一轮发展，也都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建设同步，不存在燕菁同志所谓的那道门槛。由于缺乏科学规划的指导和约束，城市发展无序、混乱。
进入20世纪，现代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建立以后，城市的混乱无序状况得到很大改变，但城市建设仍然是以滚动发展模式为主。例如美国纽约，1929年、1968年、1996年编制了三次纽约大都市区区域规划，每一次都针对情况变化，提出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具体措施，包括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2013年又启动了第4次规划编制，到2016年，已明确了纽约都市圈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基础设施不足、老化问题）、规划目标、核心议题等，具体的落实措施，还在编制之中。又例如日本东京，二战结束后已编制了5次东京大都市圈规划。在都市圈规划的框架下，还编制了4次东京都长期发展规划。每一轮规划的实施，都是对以往规划实施的滚动发展。
纽约和东京都是老城，其实完全按规划建起的新城也是一样。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1791年法国人朗方提出规划方案被采纳，之后1871年和1902年有过两次规划调整，但始终按照朗方的思路进行建设。1800年建成国会大厦和白宫，1884年矗立起华盛顿纪念碑，1922年落成林肯纪念堂，直到1943年杰斐逊纪念堂完工，朗方设想的正四边形华盛顿内城，历经150年才终于成型。期间，按照规划分区，逐步填充各种建筑物，并修建道路、绿地、水系，铺设管线等，同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个滚动发展的过程。
考察世界城市发展，恐怕找不到赵燕菁同志所谓的，城市原始资本积累的门槛。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燕菁同志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地凭空捏造，他所依据的，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近20年城市发展的部分实践。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计划体制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保留了一些市场调节的经济成分。但是，城市的发展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主要特点是从规划制定到规划实施，包括城市建设的投资、管理，完全依靠政府。当时国家底子薄、资金极度短缺，为了保证大规模展开的工业建设，城市发展就只能因陋就简，以满足居民的最低需求为目标，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只能是低水平滚动发展，城市对人口的接纳能力也受到很大限制。1953年，为了保证农产品供应量和城市消费需求的平衡，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1958年，又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向城市自由迁徙，甚至有时还采取措施让城市人口返乡、下乡，这是导致后来我国城市化出现反复和停滞现象的重要原因。长期坚持这一类对城乡发展的计划管制措施，使我国经济社会陷于僵化。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政府有步骤地从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退出，不再承担具体的经营管理职能，改变为主要由市场调节经济，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但在城市发展领域，政府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角色。一是政府既负责制定城市规划，又负责执行规划，还可以修改规划；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主要依靠政府的投资。这两个方面产生的问题是，规划的科学性难以保证，规划的刚性控制力缺失；投资方向容易模糊，投资效率缺乏保障。这都是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模式遗留下来的体制机制问题，是40年改革开放还没有啃下来的“硬骨头”。体制机制没有改，城市也得要发展，由此才产生了政府主导下，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直接配置资源，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
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基础好，是区域发展中心，甚至对全局有重要影响。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不仅直接指导、监督，甚至还有政策、资金的支持。领导班子的配备也比较得力，政治坚定、有理论素养、眼界开阔、作风过硬、公道正派、管理到位、执行力强。在这样特定条件下，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体制机制“硬骨头”，反而可能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所在：可以迅速制定规划，有效执行规划，不铺张浪费，不瞎折腾，把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筹集的资金，投到最需要投的地方，撬动城市甚至全局发展。事实上近20年间，我国确有一批城市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共同点是规划新区、新城建设，政府先期大笔投入，开发基础设施，为后续市场主体进入，形成产业集聚创造条件。这种发展模式，大概就是赵燕菁同志提出门槛论的主要事实依据。
问题在于，对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来说，新区、新城还是属于依托老城，在原有基础上的滚动发展。到一定时候，还会出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终城市规划还可能滚动为都市圈、城市群规划。很难说，存在一个城市投资的终极门槛。
问题还在于，我国近千个城市，具备形成大规模现代产业集聚条件的，只是少数，多数城市只有发展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的优势，有的甚至还处在初级工业发展阶段，更有的还属于消费型城市。本来，应该从各自条件出发，规划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是相当多的城市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各方面素质参差不齐，很多地方本能地想让自己的城市气派、靓丽、现代、豪华，纷纷提出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的口号，纷纷照搬发达城市的经验，改造老城，开发新区、新城。据说，全国的各类园区、新区，已有2万多个。结果，城市里高楼林立，但原有的文化历史积淀却所存无几，形成千城一面的尴尬格局，很多所谓产业升级也都打了水漂。更糟糕的是，随着领导班子更替，规划也变来变去，导致大量无效投资。地方政府敢于这样大规模进行非生产性投资甚至无效投资，底气来自于，土地财政特别是土地金融的似乎无限的筹资能力。
若干年前，我去过一个人口6万的县，县城不到2万人。建了一个与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大，既庄严又具现代气息的广场，漂亮的政府办公楼矗立于广场一侧的正中，俨然是当地的“天安门”。还有一侧建有四星级大酒店，客人寥寥无几。某政府部门甚至还建了一个颇为现代化的钢架构网球馆，场地是法国进口的红土，馆内灯火辉煌。球馆不对社会开放，仅供五、六个领导干部健身。据有关机构调查，类似这样的鬼城、空城，在全国绝非少数，造成的浪费难以计数。把这些地方的这类投资称为一道“鬼门槛”，恐怕倒比较恰当。
总之，燕菁同志的门槛论，缺乏充分依据，因而不能成立。
党中央早已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认为，在城市发展领域落实中央精神，要重点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制定城市规划，要加大公众参与和专业机构参与的力度，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二是提高规划的法律地位，应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发布规划，任何人包括政府，不得随意违反规划。国家监察、检查机关，应将违反规划行为纳入查处范围。三是大力培育各类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逐步实现投资多元化，减少政府性投资的比重。政府投资的来源，包括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纳入预算的政府债务收入等，但不允许用土地抵押融资。四是政府把工作重心放到监督、保证规划实施，落实空间用途管制上来。同时，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等等。
三、怎样看待信用创造货币？
赵燕菁同志认为，“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通过信用制度，未来的收益可以贴现到今天，使得资本的形成方式得以摆脱对过去积累依赖，转向预期收益。”“中国城市伟大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
概括一下以上燕菁同志的语录，意思是政府依靠土地融资，是把投资以后若干年里的可能产生的收益，提前预支变现为当下就可以使用的货币。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因为货币发行并不受实体经济的制约，而取决于信用制度。更简单的概括是，信用创造货币。
在讨论信用问题之前，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往往把两者混在一起，统称为土地财政，其实是不准确的。
土地财政是指政府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及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如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这都是有法律、制度依据的。土地金融是指政府拿土地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属于政府负债。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是打了制度的“擦边球”，因为制度允许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代表经营土地。
政府为什么要触碰法律，去向银行借钱？因为土地财政不能满足需要。政府征地约40%是基础公益用地，30%是工业用地，都不挣钱甚至贴钱，只有30%经营性用地可以卖钱。算下来，发达地区可能有盈余，不发达地区搞不好还有亏欠。国家对土地出让金的使用，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如要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农业、水利、教育等，能用于城市建设的有限。当年，国家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向社会发行政府债券，控制很严。于是地方政府就钻空子、打擦边，用土地抵押向银行借款，承诺用未来土地出让收入或财政收入偿还，形成土地金融。
燕菁同志所谓信用创造货币，主要是指土地金融。但他在文字表达上，时常和我一样，误把土地金融说成土地财政。
发行货币的权力不在商业银行而在中央银行，正常情况下，中央银行根据社会产品的总规模和货币周转速度，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商业银行在货币总量的约束下，开展以存贷平衡为原则的信用活动，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暂时闲置的资金，使分散的资金能够集中使用，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有利于技术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储户利益有保证，银行也可以赚取存贷利差，但是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货币来。
商业银行的存贷平衡如果被打破，譬如发放了过多的贷款，或者大量贷款不能按期归还，银行就不能按期支付储户的本金和利息，产生信用危机。如果商业银行普遍出现信用危机，不仅会打乱正常的经济运行，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危机。这时，为了经济和社会稳定，为了挽救商业银行的信用，中央银行就可能被迫增发货币。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货币发行，理论界称之为超经济发行。超发的货币，是由信用危机引起，与正常的信用无关。目前，我国金融领域里，就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
商业银行贷出去的钱，其实并不是银行的，而是储户的，包括私人存款、企业存款和暂不动用的财政资金存款。最近不到20年间，全国各地方政府纷纷以土地抵押，向银行借款的数额巨大。其结果，必然会对老百姓消费和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产生挤出效应，使银行信贷不能满足民间经济活动的需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和资金饥渴，就是一个具体表现。另外，上文已经分析，政府投资效益比较好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多数不发达地区政府投资效益不好，一些地方不能按时偿还银行本金和利息，只好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使银行的信用面临很大风险。为了维护商业银行的信用和社会稳定，中央银行在经济规模没有扩大的情况下，被动地增发新的货币。这些超经济发行的货币，必然会对货币的购买力产生稀释作用，即所谓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首先会体现在供不应求的产品上，当前我国最突出的表现，一是城市住房价格高得离谱，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严重损害广大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利益，也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政府用土地抵押向银行借款即土地金融，是我国近年地方政府债务的主体。2003-2013年，地方债从不到5万亿增加到18万亿，规模大大超过土地财政。2014年中央对地方债进行清理甄别，2015年开始债务置换，最新研究表明，2017年地方政府债券14.74万亿，非债券形式债务1.73万亿，累计债务余额16.47万亿，约为当年GDP的22%和地方财政收入（含土地出让收入）的180%。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扩张，带动了居民债务（主要是住房贷款）和企业债务的飞速增长。目前我国总体债务量（不含金融系统债务），已达GDP总量的240%，而且杠杆率还在加快增长，孕育着比较大的金融风险。
这个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在前几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补”的基础上，现在又把防范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重点，就是控制、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严格禁止地方政府再用土地做抵押向银行借款，同时分几年公开向社会发行政府债券，用以置换过去遗留下来的土地金融债务。预计2018年能够全部置换完毕，那时土地金融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政府债券向社会发行，可以减轻银行的压力，有助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发行政府债券有规范的程序，阳光操作，有助于上级和人民群众加强监督，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土地金融退出，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不会改变，因此土地财政还会存在。至于由谁来担任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可能仍然是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赵燕菁同志没有搞清正常的货币发行，与非正常货币超发的区别。他把政府信用风险引发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迫使央行超发货币，说成是信用创造货币，而且断言货币发行不受实体经济的制约，显然违背基本的金融经济规律，是十分错误的。
需要指出，赵燕菁同志并非信用创造货币论的最早发明人，大约300多年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罗，就提出了这一理论。约翰·罗是古典经济学重商主义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论货币和贸易》、《关于货币的考察》等。他认为，“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信用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用的。信用量的增加与货币量的增加有同样的效果，即它同样能创造财富，繁荣商业”。“通过银行进行的信用创造，在一年内增加的货币量比从事十年贸易所增加的多得多。”他先后向欧洲各国建议，建立以土地为担保品发行纸币的特殊银行，说这样的银行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通过银行实行信贷扩张政策，可以使国民经济具有更大的活力。他的理论和主张，没有被英国采纳，却在法国得到了实践机会。
1716年，急于解决严重财务危机的法国王室，批准约翰·罗成立法国第一家银行，先是私人银行后又改为政府所属的皇家银行。他大量发行纸币，取代金银成为主要的流通、支付手段，以致用金银兑纸币还要贴水。随后,约翰·罗又成立密西西比公司，法国政府授权该公司负责法属密西西比河流域等殖民地区的开发，后来更是几乎垄断了法国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约翰·罗一方面毫无节制地发行纸币，一方面不断增发公司股票，用发行收入替政府还债，化解了王室的财务危机。充足供应的纸币，保证了股票价格节节攀升，人们争先恐后地疯狂购买，股价曾在半年时间上涨300多倍。约翰·罗也一时间成为法兰西英雄。
然而，是泡沫总要破裂。1720年的一个偶发事件，使人们意识到纸币不可靠，纷纷涌向银行挤兑金属货币，银行终因无力兑付而倒闭，公司也被清理。人们手中的纸币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股票价格也跌跌不休，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约翰·罗也逃离法国。由于银行信用像过山车一样膨胀又崩塌，使法国经济受到重创，陷入长期萧条。这是欧洲近代经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加速了重商学派的衰落和重农学派的兴起，并受到经济学界的持续关注。
例如亚当·斯密认真研究约翰·罗的理论和实践，既肯定信用有积极作用，又认为不能过度依赖信用。他说，“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飘然吊在平空，是危险得多的。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他认为，约翰·罗如果不过分扩大信用，“也许还有力量履行一切的义务。但他以后所作的措施，使全局归于失败。”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也多次引用和评论约翰·罗的理论。针对罗的信用创造货币的观点，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马克思既肯定“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又指出信用加速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暴力的爆发”。他说：“正是这种两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赵燕菁同志与约翰·罗一样，都主张信用创造货币，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想解决的问题，有根本性区别，因此不能把二者相提并论。但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约翰·罗的时代，信用货币制度处于萌芽、初创阶段，一切都在摸索，混乱是摸索的代价。我们今天的货币制度，本质上就是信用货币制度，但有了300年经验积累，已经日臻成熟。300年的基本经验，就是信用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制约。为此建立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工制度，中央银行负责货币发行，并监督商业银行的运营；商业银行在货币总量控制下，按照存贷平衡的原则，负责日常业务。一旦商业银行的存贷平衡被破坏信用的行为所打破，中央银行就会被迫超发货币，严重了，就可能产生类似于当年法国的混乱。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
四、结束语
本文从三个角度，分析了赵燕菁同志一些片面的或不正确的观点。我认为，这些分析还远远不够，还有一些问题或角度，本文并没有涉及。例如，土地金融行将退出，退出以后，城市建设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城市建设领域，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如何体现？税收制度要不要改，能不能改，怎样改？振兴乡村战略与城市化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另外燕菁同志还有一些概念运用不恰当，甚至观点错误。例如他说城市地价是公共服务的投影，这表明他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无所知；他说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这说明他对新中国的历史不够熟悉，也表明他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很不了解；他说政府就是个企业，住房是政府发行的股票，房价是货币的锚，都涉及到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所有这些，我限于能力和水平，不能一一论列，只是提出问题，聊供燕菁同志和读者参考。还要说明，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教育，缺乏学养，理论基础不扎实，因而所论难免有谬误，敬希燕菁同志和大家谅解、批评！
主要参考文献：
1.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商务印书馆，2012；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3.武廷海、高元：“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地区规划及其启示”，2016；
4.清华同衡国际情报室：“东京：如何通过城市规划支撑全球城市建设？”，2017；
5.陈仲丹：“规划华盛顿：美国首都是怎样建成的”，2015；
6.张晓晶：“积极稳妥去杠杆 实现高质量发展”，2017；
7.常欣：“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思考”，2017；
8.刘磊、王宇：“居民杠杆率与金融稳定”，2017；
9.贺力平：“何谓‘明斯基’时刻”，2017；
10.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
11.张念瑜：“约翰·罗与‘密西西比泡沫事件’”，2016；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
13.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0。
（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