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刘先生名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斋名易简，湖南省新宁县人。1887年(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2月25日诞生，1966年10月2日逝世，享寿七十九岁。
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祖父刘长佑虽曾做过清朝的直隶、云贵总督，但却一直保持着读书人的家风。他父亲刘思谦就只在广东、云南等省做过几任知县，因为不熊随波逐流，而弃官归隐了。
在祖父、父亲身边读书的先生，从小就培养了对于文学、学术的爱好，为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十九岁离乡，先到长沙明德中学，后去上海复旦公学学习。1910年，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是从该校在各省招收限额学生的极为严格的考试中选拔的，所以可算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与先生同时考入而后来同样卓有成就的学者，有梅光迪、吴必、吴芳吉等。入学不到一年，因有学生不满校中当局的一些措施，加以批评，反被开除学籍，这事引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于是推选代表，向学校要求收回成命。不料校方仍然采取高压手段，将十名代表一并开除。后经教授调停，要由代表们写具“悔过书”，才能恢复学籍。但先生和吴芳吉却认为无过可悔，断然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放弃了官费留学的机会。辛亥革命发生，先生受当时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便由北京赶到海南岛，动员和协助任琼崖道道台的四哥滇生起义。民国成立，回到上海居住。
辛亥革命以后到1917年，先生一直住在上海。这时，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都在上海作寓公，先生便向他们问学，得到两位老辈的特别赏识，走上了以后研究词学的道路。1917年，先生应老师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元淡之约，回湘任教。次年，军阀张敬尧因胡校长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密谋逮捕，胡校长仓皇离开，学校濒于解散。先生就将多年积蓄起来预备出国留学的三千银元，全数取出，作为学校开支，而自己也仍然留在校中教授语文，和全体教职员一样，每月拿八元的生活费。后来，因为学校经费困难，胡校长始终没有将那三千元还给先生，先生也从未索取。但先生本拟出国学习林业，从事实业救国的愿望，却从此不能实现了。
1924年中秋节，先生与黄惠君女士结婚。她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结婚以后，感情一直非常融洽。先生能够在其后时局艰危、生活困苦中，精勤治学，始终不懈，她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先生逝世后不久，她也因悲痛太甚而离开了人间。
1925年，在清华大学的吴宓先生介绍先生和吴芳吉先生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先生因胡校长的挽留，未能应聘。(吴芳吉也因故未去，后来清华就聘请了俞平伯、朱自清两先生)一直到1928年，先生才由吴立再度介绍，到沈阳东北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先生改任武汉大学教授，中间除了从1938年到1939年曾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及湖南辰溪湖南大学各讲学半年而外，一直在武汉大学。1942年到1949年，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9年，全国解放，先生已六十二岁，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从事教学科研，较之中青年教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和政府也非常尊重先生。他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先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理事、《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
先生为人一向热爱祖国，耿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六十年的生活经历与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又使他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努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同时，作为一个受党重视的老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党的事业，十分忠诚；要敢于直陈利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就是因为这些，他却被打成“内定右派分子”“白旗”“反动学术权威”，在十年浩劫中，饱受凌辱，终于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先生一辈子服膺屈原，研究屈原。屈原由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终身与黑暗势力斗争，最后被迫自沉。但最公正的历史老人却给了他以极高的评价，同意刘安所说的他的志行可与日月争光的话。今天，在万恶的“四人帮”覆没之后，党给先生彻底平反，使先生正直的品德和精深的学术，得以继续发扬和流传，可以说是比屈原更为幸运了。
贰
先生简单的经历和他丰富的著作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活中，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内，从研究到创作，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除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搜集的单篇论文和未完成的残稿之外，已经成书者，共有下列二十种，今将其分类简介如次：
【文学史二种】《十四朝文学要略》、《唐乐府史纲要》。
1928年，先生初到东北大学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便拟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着手撰写一部《文学通史纲要》。当写完第二卷，即写到隋朝的时候，因系中改请先生担任其他课程，便没有续写下去。其后，将已成部分，连载于《学衡》杂志；1945年，贺昌群先生又将其介绍于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并易名《十四朝文学要略》。这是一部在结构和见解上都有特点的文学史，可惜流传不广，现正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
先生同意王士禛“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的观点，以绝句为重点，写了《唐乐府史纲要》。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研究唐代乐府历史的唯一专著。此书也写于在东北任教时期，有讲义本，待正式出版。
【文学理论二种，附二种】《文学论》、《<文心雕龙>校释》，附：《<文心雕龙>征引文录》、《<文心雕龙>参考文录》。
先生早年即从事文学理论之研究，在《学衡》上发表的《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传诵一时。《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
到武汉大学以后，先生在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集中于《文心雕龙》，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先师黄季刚先生所著《<文心雕龙>札记》，久为学林推重，先生此书乃继《札记》之后，又一力作。诸所诠释，能得刘勰原意。在乐山时，先生曾在闲谈时对我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以精于小学推黄师，以长于持论自许，可以说是平情之论。此书解放前曾由朱光潜先生介绍在正中书局出版。解放后，再加修订，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附录二种，远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所附录的为详备。《征引文录》所订凡例若干条，尤其精审。以后出版社重印《校释》时，即使因为篇幅关系，难以将附录二种全部付印，也应当将其小引、凡例、篇目附印正文之后，以供读者之参考。
【屈赋四种】《屈赋通笺》、《笺屈余义》、《音注详解屈赋定本》、《屈赋释词》。
先生毕生致力于屈原研究。《屈赋通笺》初稿成于1932年，反复订补，1953年才写定。首为序论六篇，然后对《楚辞》中可以断为屈原作品的《离骚》、《九辩》、《九歌》、《天问》及《九章》中的《惜诵》等五篇，每篇都分解题、正字、审音、通训和评文五项，加以考究。其有关全书总义，有待商榷者，则别为《笺屈余义》十九篇。这两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合为一册，于1961年出版，惜印数过少，今已难得。
《音注详解屈赋定本》是先生根据《屈赋通笺》中所作的结论写成，供大学生阅读的。原来只据校文，写成定本，题为《屈赋定本》，附在《通笺》之后，其后才加以注解，独立成书。
《屈赋释词》卷上释虚词，卷中释词汇，卷下释句例。这是先生用王引之《经传释词》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方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屈赋的一部专著(先生晚年还有意从这一角度研究《文心雕龙》，想编一部《<文心雕龙>词典》，可惜没有能够如愿)。以上两种，也待正式出版。
先生本拟写成《屈赋学》五种，但第五种未及写出。就已成四书看来‘。先生对于屈原研究，创获甚多，确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
【古典韵文七种】《唐人绝句精华》、《词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宋词声律探源》、《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
《唐人绝句精华》是先生晚年选注的。前有引言，对唐人绝句的源流正变，它的艺术价值以及此书的选旨，作了扼要的介绍。就某种意义说，它是《唐乐府史纲要》的姊妹篇。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词论》是一部通论词学的著作，其特色是突出了对前代词人作词方法的研究。它分类选辑著名词话，加以按语，论其得失。计分总术、取径、赋情、体物、结构、声采等项。先生曾经对我说：“这事实上是一部词话选，前人的精论要语，都在其中。”
先生早年讲词选，曾编《诵帚庵词选》四卷，选录较多。到了老年，由博返约，又撷唐宋词的精华，写成《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将唐五代宋词的主要流派，系统地加以介绍，每篇都有精要的注释。其中还注意到了前人和时人所忽视的流派，如两宋通俗词及滑稽词等。以上二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60年，先生为青年教师讲授南宋婉约派词，以吴文英为重点，并前溯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后及王沂孙、周密、张炎，以见此派源流，撰成《微睇室说词》二卷，上卷专说吴，计七十八首，下卷周(邦彦)六首，姜六首，史二首，王五首，周(密)一首，张二首。这是在当代词人陈询《海绡说词》及陈匪石《宋词举》之后，又一部说词的名著，也是先生对于宋词的晚年定论。他研究之功力及成就，备见此书。现正设法出版。
《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及《元人散曲选》是先生讲曲选时的讲义，书前各有序论一篇，颇多发前人所未发的意见，如认为宋代歌舞剧曲的结构有纵列横列之分，元人散曲风格有阴刚阳柔之分，都值得重视。前者已于五十年代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词声律探源》是先生晚年研究词律的专著，详列图谱，论证精密，多所发明，尚待出版。
【杂著一种】《默识录》。
《默识录》是先生多年积存的读书札记，除已写入各种专著的之外，晚年复将其余部分辑为此书，共四卷。《文学遗产》1980年第三期发表了其中十二则，可见一斑。现正设法出版。
【创作二种】《云巢诗存》、《诵帚庵词》。
先生在创作方面，以词为主，诗不多作。晚年经过精选，辑成《云巢诗存》一卷，《诵帚庵词》二卷。词集曾在1964年由武汉大学印刷厂排印，但由于当时左倾思潮的影晌，这一部主要记录了旧中国的苦难，体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心灵，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却被诬为有“毒素”，全部被销毁。由于这部“反动词”，先生也以风烛残年而横遭迫害，饮恨而死。但凝聚着先生毕生心血的这些著作，却是永远也不会消亡的。词集在先生冤案平反昭雪之后，武汉大学曾将手稿胶印若干册，但为数过少。这两部集子，都有待正式印行。
叁
我从1940年在四川乐山渴见先生，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为止，这十七年中，除了在成都三年之外，一直和先生在一道工作，因而有机会向先生学习。学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学他丰富的知识，特别是他崇高的品德。先生的著作(往往是稿本)，我都有先读的幸运。其中许多，我还知道其惨淡经营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事是使我深受教益的。
首先，我觉得求真是贯串在先生五十余年为人治学中的一根红线。基于对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感，先生一辈子都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他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尤其注重民族气节。所以对于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崇洋媚外，祸国殃民，深恶痛绝。在乐山时，曾断然拒绝友人约他加入国民党的请求。但祖国往何处去的答案，先生也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并未得到。全国解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思考，他终于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道理，而且认识到，这正是他所毕生追求的。
在一篇《鹧鸪天》中，先生写道：“六十年中百变俱，可怜倦眼眩龙鱼。难抛身外无穷事，补读平生未见书。”说明他最初接触新事物的惶惑和惊奇。但是，在党的教育下，他终于认识到，应当和过去告别了：
检点心魂清静了，春光重豁吟眸。百年过半底须愁？河山皆锦绣，人物足风流。 明日欢欣何处见，百花齐放梢头。好开怀抱乐时休！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
——〔临江仙〕
这一篇写于六十五岁的作品，标志着先生已经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为社会主义祖国又努力工作了十多年。
先生为人如此，治学亦然。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然后又反复加以修改的。蝇头细字，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得满满的，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先生曾举《寓简》所载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却是为了怕后生嘲笑的话告诉我，并且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所以先生对于学术界一些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恶劣作风，是深为不满的。
其次，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我深受感动。1941年秋，和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结邻，居住在一个小山丘上。钱歌川教授与我住在山顶，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一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涂涂作响，而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凡是熟悉近代学界佚闻的人都知道，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林损以狂放出名，他曾当面痛斥胡适的洋奴哲学而博得人们的尊敬。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林先生，说：“大家都以为公铎(林损字)只会使酒骂座，可是我和他在东北同事，看到他每到冬天必然温习经书。书，是要反复读的。‘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知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话。”到了晚年，先生更是爱惜光阴，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工作，午餐后，睡一觉，又工作到夜深。他说：“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是恐怕‘所为不及其所欲为’。”一直到最后，先生还以没有完成《屈赋学》的第五种和《<文心雕龙>辞典》为憾。从前曹操认为，只有袁遗和自己才老而好学。先生不也正是这样的人吗？
由博反约是先生治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所经常开设的课程是《屈赋》、《文心雕龙》和词。学林便也很自然地推崇先生在这些领域中的造诣。但在我经常和先生的往还谈论中，在我将自己的一些习作呈请先生教诲时，我才逐步发现，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及古史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沿革地理、名物制度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研治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屈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而从其有关《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先生对于玄学，特别是《庄子》的造诣。但先生除了偶尔谈论有关这些学术的问题外，几乎完全没有发表过文学研究以外的文章。我曾对先生说：“您论《庄子》如此之精，却不肯著书传世，难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吗？”先生只是微笑，没有回答。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黄庭坚评陈师道说：“其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有开有塞，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先生治学由博反约，不废考据，但主要的是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如此。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缺疑，慎言其余”，这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先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平时比较严肃，言语不多。初见到他的人，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崖岸很高，难以亲近。但和他处久了，才知道他是非常谦虚谨慎而且平易近人。先生的著作生前正式发表的较少，我每每劝他及早公布，以利后学，但他总觉得自己的一些见解还不够成熟，谦让未遑。例如他讲《史记?屈原列传》中有错简。《天问》中的“鲧何听焉”的“听”字应为“圣”字之误，以及论述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对当时论辩文的影响，吴梦窗词的艺术特征等等，都是发千古之覆的卓见，其中有些生前迄未发表。由于我和祖棻往往有幸读到先生的手稿，常蒙先生不耻下问，有时我们也提出一点幼稚的看法，先生无不乐于接受。我们曾经保留了将近一百幅先生手写的词稿，都是精楷；其中有些在稿后还附有先生斟酌字句要我们帮同抉择的意见，可惜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物，在十年浩劫中，已经被造反派抄我的家时抄去销毁了。先生还给我写过一副斋联，上联是：“读常见书，作本分事。”下联是：“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一副对联足以说明先生为人治学的根本态度，可惜也在前些年“焚书坑儒”时被焚掉了。
先生为人治学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很难说全，这只是举出了我感受最深的几点而已。
肆
先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从先生所写作的诗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是多么热爱；而对于她和他们在解放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多灾多难的情况，又是多么悲愤和忧伤。
先生在东北大学教书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吞噬东北的狼子野心已经充分暴露。先生讲课的时候，就对学生反复宣传民族大义，教导他们保卫祖国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职责，使学生们深受感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中文系学生苗可秀为首的爱国青年，便组织了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先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为他们谱写了一篇《满江红》作为军歌。后来苗可秀不幸壮烈牺牲。有人曾把他的事迹写成名为《凤凰城》的话剧。1939年先生在湖南大学时，同学们演出了这个剧本，先生因为不忍看到苗可秀最后被杀害的场面，提前退场。回到家里，就写了下面这三首诗，来怀念这一位“国殇”：
无端皂帽落穷边，曾见苗君正妙年。今夕氍毹表忠烈，如尘如梦最悽然。
苌弘碧血成秋磷，精卫寃魂塞海东。为问当年六千士，几人还唱《满江红》？
已惊碧月凄魂夜，忍见黄沙授命时？独向青灯忆俦侣，故关风雪到书帏。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着大西南，表面上说抗日，实际上是在反共反人民。沦陷区的人民处在敌伪统治之下，物质精神饱受磨难，而国统区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剥削压迫，花天酒地，无恶不作。这些现象使这位正直的诗人心情十分激动，写下了许多使人读了都会感到作者心灵正在燃烧的作品。下面就是其中之一：
闻道锦江成渭水，花光红似长安。(“地转锦江成渭水”，“又花光不减上林红”，皆李白诗句也。)铜驼空自泣秋烟。绮罗兴废外，歌酒死生间。 野哭千家肠已断，虫沙犹望生还。金汤何计觅泥丸？西南容有地，东北更无天！
——〔临江仙〕
在另一首《浣溪沙》当中，先生写道：“终古鸡虫谁作主？野坛狐鼠自通神，山川能语定酸辛。”可以看出，由于当时反动派的封锁，先生没有条件接近共产党，没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但他追求光明，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其不满，则是肯定的。在垂暮之年，他终于找到了能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在1951年国庆日，这位六十四岁的老诗人就写下了这一篇欢欣鼓舞的词：
四座且安坐，听我唱新词。中华古称神胄，文物久衰微。溯自蛮烟东犯，(林则徐词:“蕃航别有变烟”，指鹤片也。)四境重关都启，欧美竟凌欺。魅魅与饕餮，相率吸人脂。 到而今，已百载，更谁悲？识时赖有英杰，奋起树红旗。万里长征伟绩，八路雄师苦战，灿烂建弘基。天地顷清朗，民物共雍熙。
——〔水调歌头〕《国庆颂》
在《诵帚庵词》的自序中，先生曾经叙述了自己从近代词学大师况周颐、朱祖谋两位学词的经过，而且强调创作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以及它既要继承又要发展的道理。先生说：“历世既久，更事既多，人间忧患，纷纭交午，有不得不受之；受之而郁结于中，有不得不吐者，辄于词发之。复值日寇入侵，而窃禄者闒茸淫昏，绝无准备，国势危于垒卵。中情激荡，所为渐多。斯事之艰苦，亦知之渐深。然衡以古词人之所为，每以自愧。而所遇之世，有非古词人所得想像者，其艰屯则皆倍蓗之。故其所以为言，有非可范以往矩者。既已不得起朱况两先生而质正之，终恐弃之乱烟衰草中耳。”关于这最后一点，先生是过虑了。那些摧残祖国优秀文化的刽子手，不是曾经千方百计地想消灭它而终于可耻地失败了吗？
从十八世纪末叶，张惠言兄弟推尊词体，认为过去被人们视为小道的词，也可以而且应当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和作者对这些事件的思想感情，使得词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无论在创作上，在理论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像周济、陈廷焯在理论上贡献较多；王鹏运、朱祖谋在创作上显出了实绩；谭献、况周颐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先生的词学正是继承了这些前辈的业绩的。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总是缘事而发，绝无无病呻吟之作。他特别赞成况周颐词要“重、拙、大”的理论，字里行间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这是与一般吟风弄月的作者毫无共同之处的。
晚清以来有成就的词家，都能够熔铸古人，自成面貌。例如朱祖谋的作品就兼有东坡、梦窗之长。先友卢冀野教授在〔望江南〕《题清名家词》中说：朱氏是“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这一评论是很正确的。而先生的词则取径更广。他不独如席启駉教授所作的《诵帚庵词集序》中说的“为梦窗词，而往往似白石，意其胸襟性情或近之欤”，而且对于南唐的冯正中以及东坡都下过很深的功夫。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将冯之深婉、苏之豪放、姜之清刚、吴之丽密，合一炉而冶之。例如下面这两篇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
秋老山空，乱蛩里，露草光摇巩均。鸾驾应怯新凉，霓衣皱轻白。愁记省眠云俊侣，暗萦惹、十年尘迹。涨海铜琶，明湖翠盏，都到胸臆。 算惟有丸月疏星，向天末依然伴岑寂。多少瑶情霞思，总而今抛掷。伤换劫、河山坏影，堕玉尊特地凄碧。那更残曲重寻，故人难觅。
——〔琵琶仙〕《辛已乐山中秋，约子苾夫妇、味橄薄饮云巢。念辛未、甲戌此夕，曾与豢龙叠和坡仙水调，以写幽忧穷蹙之音。今时境远非昔比，而豢龙深隐衡云，予乃窜身荒谷。奇情胜概，久堕苍茫，顾影婆娑，怅然成咏》
万缘吹剑首，忍遥吊，楚兰魂。正残画芜城，斜阳故宇，何限愁痕！乾坤只供醉眼，奈忧时，肝胆自轮囷。谁惜千经万纬，换来泪雨哀云。 前尘去，水潾潾。情漫苦，梦难温。记乱雪榆关，惊涛汉诸，恨墨空存。孤坟甚时酹酒，唤灵旗、赤豹出荒榛。为语沧江淡日，故人垂老酸辛。
——〔木兰花慢〕《挽豢龙》
唐人律绝诗是词的来源之一，所以词当中的小令与绝句非常接近。由于篇幅的限制，它们都比较难于用来写莽苍的景物和壮阔的胸怀。但先生的小令却往往显得波澜起伏，有咫尺千里之奇观。这一点也很突出，是在古代和当今词人中少见的，试看下面这两首写在不同时期的〔浣溪沙〕：
行到蚕丛地尽头，凄清云物又成秋，销忧难觅仲宣楼。 剩水吞声过楚峡，斜阳凝血下神州，欲呼辞魄吊高丘。
久缺高情作胜游，尘埃长负归盟鸥，荒城一上抵登楼。 晴野大云含雨度，平江浊浪拍山流，又收残暑入新秋。
先生词学造诣很深，而我对于此道所知又极少。以上所论，不过是管窥蠡测。如先生的词集能正式出版、广泛流传，那时，读者将会证明我所说的决不是“阿其所好”；反之，很可能是没有能够把先生的成就充分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伍
先生晚年指导的词学研究生马昌松同志回忆说：“刘老师对我们和青年教师既严格又热情。例如为了使我们弄清楚俗传诗律中‘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两句话的来历和是非，他除了要我们阅读有关材料外，还要图书馆设法从外地借来只在《三续百川学海》这部丛书当中才有的《阳关三叠图谱》，给我们看，并且教导我们怎样读。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先生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地详细占有资斜和深刻理解这些资料的谨严学风。我们写的读书笔记，先生都详加批阅，连错别字也一一改正。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即使卧病，到了该上课的时候，他仍然躺在藤椅上照常讲授，同样坚持批阅我们的作业。为了培养接班人，先生真是呕心沥血地工作着，死而后已。”
从我个人和先生的接触中，也完全可以证明昌松同志的话都是“实录”。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先生，因为先生早年在长沙的时候，就曾经向先叔祖子大先生(名颂万，别号石巢居士，又号十发老人)问学。后来我又在《学衡》杂志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读过先生许多文章，非常钦佩。所以一到乐山，便去拜见先生，并把自己和祖棻的一些习作呈请批改。先生不以我们为愚顽不堪教诲，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送了我们一首词：
鼙鼓声中喜遇君，硗硗头玉石巢孙，风流长忆涉江人。 画殿虫蛇怀羽扇，琴台蔓草见罗裙，吟情应似锦江春。
一一〔浣溪沙〕
后来先生便推荐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我到大学教书的开始。先生在学校威望很高，但从来不轻易荐人。在武大十年，就只介绍过刘豢龙先生(名异，湖南衡阳人，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弟子)。我是他介绍的第二个人。那时，我才二十八岁。先生怕我不能胜任，就在我讲课的课堂隔壁，旁听了一个星期，才算放了心。这件事，一直到1948年我已经是武大中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了，惠君师母才在闲谈当中告诉我，但先生始终没有对我说过。几十年来，每当想起先生对于后辈是如此地提携、爱护，就深深地为自己学业无成，辜负了先生的关怀而感到悔恨；同时，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想以先生为榜样去做，虽然还差得远。
先生是在十年浩劫中含冤死去的。身后的情况，真很像宋代诗人张舜民在《画墁集》中追悼王安石的诗里所写的：“乡间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这种世态当然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和邪恶势力的压力所造成的，不足深责。但也正如张诗另一首中所说：“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型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先生的道德文章将在祖国文化史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1966年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没有资格前去吊唁。1979年党为先生平反，开追悼会，我并没有收到正式通知，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借用陈师道挽他老师曾巩诗中的两句话，托人写了一副挽联送去，但却被某些人以礼仪改革为借口，拒绝悬挂，因此我始终没有机会公开地表示对先生的哀思。现在我愿意把陈师道的那两句诗录在这里，向先生致敬致哀，以作为这篇传记的结束：
丘原无起日 江汉有东流
1982年春，于南京
>原载《桑榆忆往》，《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