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的趋势
2013年2月21日，正在印度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前往西北部城市阿姆利则，在1919年英军镇压示威群众的遇难者纪念碑前，鞠躬行礼，并献上花圈。当年英国官方统计该事件的死亡人数为400多人，伤者1000余人，这是英国殖民地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由此而触发了印度独立运动。BBC报道中称，卡梅伦表示为当年的做法感到“deeply shameful ”（“深深的羞愧”）。
然而中国媒体在报道此消息时，引用的大幅标题却是“卡梅伦访阿姆利则未就1919年屠杀道歉”，事情仿佛转了一个面向，似乎卡梅伦正好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理由是卡梅伦没有直接说出“sorry”或者“apologies”。的确，多元化的印度媒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批评，然而中文媒体转述时，应该考虑释放卡梅伦此举释放的基本信息：为过去的做法深感不当和表示愧疚。这个举动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正面的。
中文媒体报道这则消息时，同时配发了卡梅伦的照片，他身着黑色西装，在遇难者纪念碑前深深鞠躬，两手下垂。难道这个肢体语言不能帮助说明问题吗？有意前往纪念碑前低头的人，难道是为了抵赖而不是为了承认错误？也有印度人感受到了卡梅伦的道歉之意。《印度时报》的报道中称卡梅伦“表达了歉疚” （appeared apologetic），称卡梅伦的语调中带着悔恨（“There was remorse in his voice”）。
与此同一天，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议会发表演讲，代表捷克向当年苏台德地区德意志族居民被驱逐的历史事件道歉。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中，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被割让给德国。二战结束之后，捷克收回该地区，并将240万德意志居民驱逐出境，没收其财产。内恰斯并在现场重申1997年《捷德和解宣言》中的相关部分。该宣言中，德方承认要为历史积怨的源头负责，“纳粹对于捷克人民的暴力政策”为“战后的逃亡、驱逐和强迫迁移”埋下了隐患。德国和捷克都为各自犯下的过错感到遗憾。
十分明显地，冷战结束之后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及政治领导人，就过去历史上不光彩的行为进行了公开道歉，承认曾经对于他人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视为新的世界潮流之一。
道歉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才有可能创造新的空间。站在这个新的门槛之上，才有可能开拓未来。
我国前辈外交学者何方先生于1986年，提倡运用“和平与发展时代”，来替代从前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以此描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世界局势，一时引起争议。该争论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后期才平息下来，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今天，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个主题之下，还可以加一个副主题，或者增添一个注释，那就是“和解的年代”。在民主、和平、人权意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过去年代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正在从未有过的尝试互相接近，消除怨恨，取得谅解与和解。
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个新的世界趋势时，可以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加以扭曲和抹黑。有些事情，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中国读者来说，也需要一定的背景交代。尤其是，如果光瞪大了眼睛盯着别人，而不去反省自己从前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肯定更不意味着自己没有犯过同样可怕的错误，以及不需要向别人道歉。
和解与民主进程
日本著名外交评论家船桥洋一先生将这本书《亚太地区的和解》送给我时，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船桥先生原为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主笔，曾任该报驻中国记者。他向我谈了一段往事。1980年铁托去世，胡耀邦一行人去机场送华国锋参加葬礼。他突然感到有人在拉他的衣角，回头一看，是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先生问：“可以谈一会儿吗？”接下来，是胡耀邦与三位年轻的日本记者坐在了一起。胡询问了有关日本青年情况种种，包括升大学比例、找工作等，后来便有了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
这本书由船桥先生主编，他撰写了导言《为什么和解》以及结论部分，傅高义先生作序。该书主体部分是七位不同的学者谈论这个地区的历史问题及其和解，其中包括朝韩之间、韩日之间、中日之间、台湾二二八、柬埔寨、东帝汶、澳大利亚与土著之间，每一个都是棘手的问题。
船桥先生在导言中写道，必须承认，当他运用“和解”（Reconciliation）这个词时，他感到了犹豫。在如此影响巨大的大屠杀沉冤之后，受害者与施害者如何取得和解？然而，他接着说：“我是这样的许多日本人之一，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卷入二战及这之前日本侵略战和殖民战争，但是同样感到了一种责任感。进一步说，我相信日本因为没有适当处理历史遗产，因而没有能够发展出与邻国之间建设性的安全关系，也阻碍了这个地区发展出多边的安全框架。日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只有更加郑重其事地对待历史遗产，以及寻找与周边国家之间历史和解的道路。”
船桥认为重返痛苦历史问题的全球性趋势，受着这样几个因素的推动，其中重要的是贯穿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世界上不同国家发生的民主化进程，随之而来的便是称之为转型正义，使得遗留的历史问题得到了一个当下的关注。在诸如南非、危地马拉、南韩、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当这些国家由军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补偿由前统治者造成的严重的非正义。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转型正义，而不至于毁掉羽翼未丰的民主进程，以及毁灭人们建设一个更好社会的希望。对于前苏联和东欧阵营来说，在自身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压力。
同样，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比如美国、德国、瑞士和法国，同样必须面对自己的各种历史问题，诸如奴隶制、殖民地、反对殖民的独立战争、战争罪行以及与纳粹权威的合作等，如何运用今天发展出来的眼光，来审视和矫正自己的过去，令民主和尊重生命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延展，这便是和解的动力。在这方面，许多欧洲国家有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和解起点。一些棘手的问题也开始解冻。
这一和解趋势与当今世界中整个民主进程有关：对于暴虐行为的痛恨谴责，对于受害者痛苦的深切同情，对于哪怕是已经褪色的遥远过去，也要重新做出评估和矫正，这体现了今天人们人权意识的普遍提高，和对于和平未来的决心。这个进程不应该理解为从前施害者一方的自动觉悟，而要充分看到受害者本身人权意识的提高，她/他们越来越多的发出自己的吁求，从种种被遮蔽的状态中走出来，表达了自身尊严的要求。
然而伴随着这个过程，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危险。人们在打开的世界面前感到一种紧迫感，在全球化面前感到危机，于是更加急切地要求返回自己，包括返回自己受害者的身份，以此作为确立自我身份的起点。而一旦松绑，先前存在的积怨便会得到一个大爆发，沉渣泛起。
记忆及教育在这里起着一个关键作用。从小被仇恨灌输长大的人们，被看不见的紧身衣或符咒紧紧裹着，如果没有获得另一个思想起点，在新的宽松的条件之下，他们能够释放出来的仍然是他们曾经被喂进去的东西。船桥先生举例“9·11”攻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那些人，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伤痕发炎化脓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背景的人们如何与过去达成协议，受害者如何与施害者达成谅解与和解，不仅是有关过去，而且直接有关当下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提到“和解”，人们很快便会将它与“真相”联系起来，1995年，南非为解决种族歧视遗留问题而建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如此深入人心。和解以还原真相为前提，没有真相即没有和解，这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是，真相并不是自己走出来的，它并不会自己说话，就像那些沉埋地下的人们不能发声一样，事实总是处于人们的讲述之中。人们能够听到的，总是被他人讲述的。
那么如何传达、选择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传达？实际上，传递“真相”本身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可能被掌控、被释放、被删剪或者增添的过程。所谓“真相”的前方并不一定导致和解，相反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真相也不是仅仅用来和解的，它不能被用于其他目的，真相就是真相。当提到真相与和解的联系，是说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必要条件。“和解”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然而它本身也需要成熟的条件。假如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故事每天还在上演，践踏人权的新罪行不绝于耳，假如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恐惧当中，怎么可能对于过去的不义做出梳理、校正和了断？当下仍然流行不义之事，需要为此而做出种种狡辩，继续行使非正义，怎么可能有一个恰当的眼光和评判尺度，来澄清过去？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价值是重要的。需要以民主的价值来衡量过去与现在，评判包括自身行为在内的种种行为。先前的对手双方，首先需要在价值观上分享共同的视野，尊重人权及提倡人道，用以矫正他人的立场，也用以矫正自己，这才有了共同的地平线，而不是让其中一方超然其外。
在这本关于亚太地区和解的书中，还有几篇附录也很有意思。其中一篇叫做《真相不止一个》。还有一篇较短篇幅的文章介绍德国与波兰的和解，其中说到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惊世一跪，当时的波兰政府竟然向波兰公众隐瞒了这一幕，为的是需要始终将德国作为仇恨对象，借此来凝聚 “民意”。波兰民众在纳粹时期所受之罪，被统治者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波兰与德国的社会和解
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和解，经常为人们所称道。而较少为中国读者了解的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艰难和解。这个和解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也许对我们更有启发性。
著有《寻找和解》一书的外交学者何忆楠博士，在其书中提出了一个“深度和解”的概念。它意味着从前对立的双方，就政府关系而言，已经不存在战争期待、完全的民族和解、广泛和顺当的经济交流；就民众而言，已经从普遍的互相憎恨恐惧，变成共同和谐的彼此情感。而较少和解的情况下，民众之间则感到不同程度的疏远紧张。
在纳粹占领期间，总共有超过600万波兰人遭到杀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占波兰总人口的22.2％。纳粹占领军还系统地摧毁波兰领导阶层，剪除知识精英和各界精英，并禁止用波兰语出版书籍以及艺术演出，以此消除波兰人的自我认同，将波兰人变为一个缺乏读写能力的低等民族。试图从整体上将某个民族抹去，认为某个民族不配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邪恶的了。
而实际上，为人称颂的德国战后战争反思和道歉，是逐步做到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理想，这里主要指的是西德。当然，与欧洲一体化的要求，促使西德必须尽快切断与纳粹的一切联系，然而，也存在另外一些因素。不仅是在废墟上重拾信心和重建家园的急切要求，而且许多西德人也同样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战后西德作为对于苏联的赔偿，其东部四分之一版图被割让给苏联和波兰，造成数百万德意志族人在短期甚至几周之内被强制离开，这些人中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她们当中许多人成了苏联军队以及波兰人复仇的发泄对象，遭到另一种种族清洗。除了途中死亡的，最终在西德定居的流离失所者有900万人。
这些经验抵消了西德人作为施害者的记忆，并产生出自己的“神话制造”。在战后早期的教科书里，关于战争主要集中在德国人如何受苦、如何流离失所，抱怨西方联盟如何屈服于斯大林的版图野心，以及把一切罪行归于希特勒，而不提他当时如何获得了德国人的普遍支持，并以不知道纳粹暴行来为自己解脱和洗刷。妖魔化波兰是日常功课之一，对于波兰的古老敌意，通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得到进一步释放。
当然，西德左派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左派提倡诚实面对历史，但是保守派的神话更加流行。这实际上也是战后日本所经历的，不幸在于今天的日本人没有完全走出这种状态。
对于波兰来说，同样存在着另一种“神话制造”，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体现在精心选择某些“真实”，而掩盖另外一些“真实”，教科书上的历史记忆是扭曲的。比如将波兰民族反对入侵的抵抗战争，描述成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地下抵抗活动，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德军入侵的悲惨事实，最终被弄成一出出高耸云霄的英雄主义凯歌。对于令20万波兰人丧生的华沙起义，因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在教科书中很少涉及，也没有任何纪念仪式。
当然，为了与苏联加强联系和保持团结，1939年秋天苏联入侵波兰更是只字不提。卡廷森林中被枪杀的一万多名波兰军官，被列为最大的禁区。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也被波兰化了，被杀害的死者被说成是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波兰人与占领军的合作，对遭难的犹太人袖手旁观，全都闭口不谈。反犹主义实际上在波兰执政党内很有市场，不时被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波兰经济萧条引发了执政者的合法性危机。政府急切地希望从西德获得经济和技术支持。勃朗特总理做出了积极响应。很快，西德成了波兰除了苏联之外最大的贸易伙伴。越来越扩大的经济交往促进了两个社会的交往和理解，1972年联邦德国与波兰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两个民族政治和解的基本框架。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驱除民众心中的阴影，将对方不再视为具有威胁性的，不是随时准备扭曲对方而是预备一份理解和接纳，即达成深度和解，需要在两个社会的层面上进行，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需要双方的社会力量往前走几步。而最初作出努力的人，往往承受巨大压力。1965年波兰天主教的主教们写信给德国的主教们，信中写道：“我们对你们举起手，我们给予宽恕也请求你们的宽恕”，此举在波兰引起了骚动，激怒了波兰当局，时为波兰红衣主教的维申斯基（即后来的约翰·保罗二世）被视为“叛国者”。
在社会层面上的和解进展，有着一系列契机，这些契机同时也是压力，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响应这些契机及压力。1961年，逃至阿根廷的纳粹战犯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得到审判，证人席上受害犹太人的发言，才第一次由受害者本身大面积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大屠杀的恶行早已经曝光，但是受害者本人以他/她们的面孔和声音来现身说法，对于人们的震动还是非同小可。那些悲惨的经历没有英雄色彩，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于是轻而易举将其置之脑后。就像南京大屠杀发生多年之后，人们才陆续听到受害者本人的讲述。是否愿意倾听无权无势的受害者讲述，而不是把他们的痛苦转换为政治能量以利用，这也能考验今天人们的人权觉悟。这次审判引起的讨论震动了西德社会。
195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西德高等中学学生57％对于纳粹时代所知无几。而进入1970年代大为改观。年轻的历史老师，他们正是经历过 1968年学生风暴的一代，他们追问父母的过去，追问上一辈不愿意谈论他们曾经作为纳粹的过去。年轻一代师生的追究和讲述，使得西德社会中受害者（受驱逐者）的神话大为褪色。关于失去大片东部领土的事实，也越来越变得为更多西德人所接受。
值得提到的还有1979年一部美国电视剧《大屠杀》播出，一半以上的西德成年人观看了此剧，广播电台、报纸、杂志和公共机构收到了无数电话和邮件，引起关于民族不光彩过去的热议，许多学校自动带领年轻学生访问达豪集中营等。而到了1985年法国人制作的长达九个小时纪录片《浩劫》，全都是访问当年犹太人亲历者，则进一步促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促进了对战争的深刻反省。这些由公共传播渠道上释放的内容，铺就了社会意识进步的台阶。
就波兰方面来说，民间发生关键转变也是在1970年代。随着波兰经济困境加深，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官方流行的那一套，而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身历史。一些教授在家中开办飞行大学（flying university），讲述课堂上不被允许讲述的课程。历史研究者、历史教学的努力，很快促成了西德和波兰的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的计划。1972年，由著名历史学家率领的西德教科书委员会抵达华沙，受到了来自波兰科学院历史学家的欢迎，由此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教科书委员会”机构，一年两次见面讨论共同历史问题，然后将所取得的共同视野推向学校，推向社会。围绕着共同历史教科书的进展，被人们称之为“教科书外交”。
能够直面历史，直面自身历史中那些黑暗的部分，始终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有关战争反省，在西德始终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分歧。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了纳粹统治期间普通德国人的责任，人们目击或听到了纳粹罪行却没有阻止它们发生。魏茨泽克的演讲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包括保守派的反弹。1986年有保守派历史学家出版书籍试图将纳粹“正常化”，并辩解希特勒的解决方案是向1930年代斯大林学习而来。这些倒行逆施的说法，很快遇到了来自左派学者的严厉批评，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克里斯提安·迈亚呼吁德国人“要学习承担真相，接受因为我们引起和以我们的名义而做下那些事情的责任。”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是在全社会树立起承担纳粹过去是一种民族责任的共同视野。
波兰进入1980年代初期，社会气氛有一个特殊的宽松时期，那便是团结工会时期。当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为自己的权利而罢工时，当地的历史老师也走到大街上，要求他们能够讲述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尽管官方仍然试图控制历史讲述，但是民间立场的历史学者与此展开了和平的话语竞争。团结工会发起了一个类似“讲述真相”的运动。不仅是波兰人受害，犹太人受害也被提了出来。有人呼吁波兰人必须面对自己曾经对于犹太人的冷漠，承担波兰人在大屠杀面前的历史责任，以及反思自身反犹传统。
如果仅仅是谴责他人的邪恶，并非能够得到足够的历史教训。而如果能够从他人的邪恶暴行这面镜子中，也看到自身同样的问题，并决心以同样人道和人权的尺度来矫正自己，那才是从历史中学到了一点东西。
进入1990年代之后，德国和波兰社会和解的前景完全明朗，对于民主与人权的认同，令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衰落。1991年波兰总统瓦文萨在以色列议会，向受害的犹太人公开致歉。1994年德国众议院修改刑法，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的历史都将被判刑。
这个长长的故事告诉人们，事情是一点点往前走的，“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我们所期待的局面，包括中日关系的前景，也都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