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在《牛棚再教育中》中忘记说一件事：当时我与饲养员共用一个“厨房”，早晨吃玉米面煮疙瘩，中午吃高粱面剔尖。后来听他们抱怨说：当年扛长工打短工的时候，主家给吃的不仅是白面，还有酒和肉有“白面”。他们还说：高粱玉米是喂牲口的，现在连这东西也吃不饱了。难怪他们在忆苦思甜的时候，控诉的是60年的苦，思念的是当年的甜。

一个多月前，我以《革命有罪，造反无理》为题，回忆插队知青回城造反的事，后来因为其他事情没有继续。今天想接着说说后来的事。

1966年年底，我与插队时最好的朋友单志伟返回太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们去帝都造反才一个月，就被迫回来了。

过了元旦春节以后，一同造反的知青陆续回到西楚王，但是我却因为面子和食宿问题没有回去。所谓面子，是因为这次造反我是组织煽动者之一，失败以后，无颜去见西楚王的父老乡亲；所谓食宿，是因为我在造反之前住的那牛棚，冬天无法御寒，夏天蚊蝇成群。再加上茅坑马圈臭气熏天，实在无法栖身。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扛，混几天算几天。但是那年头，如果在城里没有户口，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工作。所以我一个大小伙子，只能在家里啃老。

下乡之前，我并不知道户籍制度的厉害，直到这时才明白，失去城市户口就失去了在城市生存的可能。因为在那个年代，上至每月20多斤的口粮，下到油盐酱醋、白菜土豆，都要凭证供应。好在我是亲爹亲妈，他们心疼儿子，没有丝毫埋怨。但是我却于心不安，于是尽量想为家里做点贡献。

当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扣发工资，我们家也从省政协机关搬到东二道巷普通宿舍。为了减轻父母负担，我把买菜做饭的事全包下来，让他们一下班就能吃到现成饭。母亲是满族人，花钱没有计划，在扣工资以前老两口虽然收入较高，却总是入不敷出。后来在我的管理下，很快扭转了这种局面。

印象最深的是去酱园巷副食品商场买头蹄下水。太原人过去没有吃这些东西的习惯，所以当时猪肉虽然凭票供应，但是买头蹄下水不受限制。这事我本来并不知道，后来听邻居贵贵、宝宝兄弟介绍，才有了购买的欲望。那一天，我们早上6点半天不亮就去了商场门口，等到8点开门以后，大家一涌而进跑到柜台前面。这时走后门的人已经把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我们仗着年轻拼命住前挤，等到快要挤到柜台前面时，已经买好的人需要离开，用脚使劲一蹬柜台下面的墙壁，把我也带了出去。吃亏以后，我才发现顺着墙边往里挤才是成功之道。

那年头大家都“抓革命”去了，没资格抓的人成了逍遥派，致使“促生产”成了一句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买什么东西都很紧张，再加上大家都没耐心排队，就往往形成上述情况。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破坏排队规矩的是红卫兵小将，紧接着是支左军代表，他们是钦定的革命派，才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我虽然无此特权，但为了生活，只要秩序一乱，就能有用武之地。

当年在抢购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最有秩序的要算排队买粮了。当时城市居民的口粮是定时定点供应，也就是大家必须在规定的日子到指定的粮店去买口粮，而且每个月只有一次买粮的机会。这样一来，买口粮就成了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按规定我家应该在裕德西里粮店买粮，每到规定的日子，必须提前去排队。有一年冬天我半夜一点起床，到了粮店门口，路灯下已经是影影绰绰的几十号人了。为了维持秩序，有人主动发号，到天亮之前再换一次号，以便把悄悄离开的人淘汰掉。好不容易等到开门，粮店开票的人又消极怠工，一个小时才能开三五个人。即使如此，大家也敢怒不敢言，否则她会更慢。当我在下午5点多把口粮买了回来的时候，家里已经断炊，那天午饭只能拿粮票去饭店买几个馒头应付一下。

当时我家户口上只有5个人，父母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们每月供应的口粮有限，最紧张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杆称，每天吃饭时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我没有口粮供应，只能买高价粮，这就大大增加了父母的负担。

因为没有户口和口粮，我觉得自己就像黄奴一样。所谓黄奴，是美国小说《白奴》对我的启示以后。小说主人公的父亲虽然是白人奴隶主，但由于他母亲是黑奴，所以他一出生就注定是奴隶。这与我虽然出生在城市，却因为失去户口，就变成城市黑人一样。由此可见，无论是因为皮肤还是户口，就在人与人之间划上难以逾越的鸿沟，乃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