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至今，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与其说是亚洲秩序，倒不如说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秩序在亚洲的延伸。近代以来，相比先步入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显得贫弱，纷纷沦落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大陆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国则沦为了毛泽东称为的“半殖民地”国家。

19世纪中叶，面对欧美对亚洲的军事扩张，日本以宫崎滔天、胜海舟等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亚洲主义”的观点，主张以唤醒亚洲、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亚洲同盟论”。这个观点在后来也深刻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在1920年代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中的很多观点，出自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主张亚洲各国的平等和合作，但这种平等合作的“亚洲主义”观点，很快被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福泽谕吉所倡导的“脱亚入欧论”，导向了赞赏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式做法，以及提倡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亚洲主义”的错误主张。

这样，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迅速异化，从“联亚”“兴亚”走向了“脱亚”“侵亚”，并最终演变为企图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来建立亚洲秩序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为亚洲国家带来战争和灾难。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一个亚洲国家的骄傲者（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成为第一个打败一个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当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感到欢心鼓舞）变成亚洲多数国家的侵略者。

二战期间，日本被打败，西方顺利地确立了西方秩序。尽管中国也参与了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但无可否认的是，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亚洲秩序受战后所形成的冷战秩序主导，亚洲国家分属两个敌对阵营。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冷战所形成的亚洲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体，冷战时期的各种同盟关系，特别以美国为主导所建立的各种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依然持续。

可以说，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包括南北朝鲜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中国和印度边界（西藏）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南海领土争端等等。

亚洲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与其同盟为支撑点的。美国的同盟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包括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等，美国也与其他一些国家结成了准联盟。美国联盟体系内所有国家的安全，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延伸。

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至少在外交层面没有完全的主权，而深受美国的制约。中国尽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适应的过程，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今天，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这些大国是时候应该也可以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亚洲秩序发生大变化

也就是说，目前，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国家来说，巨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变化的根源是多元的，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在军事方面，但较之其辉煌的过去，美国的确相对衰落了。美国的衰落主要源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是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公开承认的，过度扩张导致美国力不从心。此外，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没有明显的“敌人”。在整个冷战期间，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面临一个公开的敌人，那就是苏联。

为了应付一个扩张性的苏联，美国的盟友愿意为美国“买单”，减少美国做世界警察的成本费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美国继续寻找新的“敌人”，即中国，也努力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但中国迄今有效回避了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中国没有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敌人”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没有意愿为美国“买单”，这使得美国维持其亚洲霸权的成本很高。

美国实际能力的相对衰退，影响着美国统治集团继续做世界警察的意愿。特朗普一上台，很快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并非没有充足的理由。尽管美国不会放弃亚洲，未来美国甚至有可能再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但其影响力很难维持在不变的水平，总体来说是下行的。

第二，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尤其在亚洲的崛起，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西方列强到达亚洲之前，中国在亚洲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被称之为“朝贡体系”的亚洲秩序。这个体系并不像西方的盟友体系，没有进攻和侵略性，意在维护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最低秩序”，并且只侧重于贸易。西方的到来很快导致这个传统秩序的解体，中国本身也成为西方的侵害者。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光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对亚洲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简单地说，至少在经济领域，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度非常之高，并不比欧盟国家之间或者北美国家之间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例如年增长率达到5%至6%），那么一个自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秩序的形成将变得不可避免，军事崛起也是显然的。这些年，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感到“忧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外在影响力。

第三，亚细安的局限性。亚细安形成于冷战期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冷战结束之后，亚细安大扩张，从原来的六国扩张到10国。同时，亚细安努力成为所有大国都能在此互动的区域平台。不过，这个平台内部的整合已经遇到严重的瓶颈。从理论上说，各国都非常愿意走向更紧密的整合，但在实践层面则困难重重。在和其他大国互动过程中，亚细安更感觉到其弱处，那就是亚细安很难对其他大国（主要是中美两国，未来还有印度）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近年来，中美两国都已经证明各自都有能力分裂亚细安，但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决定让亚细安维持整合状态。

“经济”和“安全”不协调

第四，“经济”和“安全”这“两条腿”的不协调。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和中国发展出了深度的经贸关系。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安全依靠于美国，甚至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两条腿”现象，即“安全”和“经济”。在早期，当中国国家发展的重点在经济的时候，这些亚洲国家的“两条腿”分离并不严重，也就是说，它们在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的同时，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

不过，现在这些国家的“两条腿”走路战略开始比较吃力。有两个原因，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美国。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防现代化也在进行。尽管中国并没有要和哪一个国家进行军事竞赛，但因为其经济体量，其正常的国防现代化也足以在亚洲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中国的军事崛起使亚洲国家在安全方面产生“忧虑”，因为这些国家的安全是依赖于美国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崛起也要求这些国家在安全方面，至少不能利用美国的力量对中国产生威胁，否则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美国来说，当美国不以中国为敌的时候，也就是中美关系稳定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两条腿”走路策略不会有重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不时地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如果中美关系转坏，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两条腿”走路的条件就消失了。近年来的南海问题和今天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的贸易战，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莫大的压力。

第五，区域秩序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区域秩序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包括三个“10+1”机制（即中国－亚细安、日本－亚细安、韩国－亚细安），以及在“10+1”基础之上的“10+3”。在中亚还存在以反恐为核心的“上海合作组织”。不过，其他一些涉及区域外大国的组织，包括“东亚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并没有实现当初人们对它们抱有的高期望。这些组织是各国领袖互动的平台，但并没有促成区域的进一步整合；在很多时候，反而对区域整合产生阻碍作用。

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为建立一个自主但开放的亚洲秩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可以定义为：这个秩序以亚洲国家为主体而构造，但不排挤其他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亚洲都有重大的利益。同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本身，都和西方有重大的利益交往。因此，不仅很难排挤掉西方的利益，而且没有任何必要去排挤。

就是说，亚洲秩序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秩序。前面所讨论的日本的历史经验需要吸取。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讨论谁排斥谁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些年来，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但不管反全球化力量如何强大，未来的社会不可能倒回到从前主权国家之间很少往来，或者不交往的时代。

不过，美国和西方利益在亚洲的存在，或者说不排挤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并不是说亚洲国家不能进行亚洲自主秩序建设的努力。新出现的机会不能浪费，否则永远不会有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对中国、印度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今天，亚洲的大国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的努力决定了亚洲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尽管这些国家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以己为中心或自己主导的亚洲秩序，但大国必须在倡议这样一个亚洲秩序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大国不倡议、不努力，小国即使有强烈的意图，也很难有能力去做。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