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思想三分天下
当代中国思想基本上呈现为三分天下的局面：自由主义、新儒家和新左派。这个三分天下的局面可以说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分化的结果。
在1980年代这些人基本都属于启蒙的阵营，到了90年代以后产生了敌我分化，也就是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大论战，首先使得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产生分化，那个时候新儒家还比较边缘，还不能与其他两家一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差不多这四五年，新儒家浮出水面开始崛起，三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了。
新儒家的崛起有多重原因。最重要的是和整个社会的变化有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从古典文化里面寻找资源。最早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的是心灵秩序的资源，现代化越是发展，现代人越是困惑于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对于生活意义的寻找，在今天各种各样关于现代化的叙事（包括自由主义，新左派等）里边得不到解答。而恰恰像儒家、道家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佛教在关于人的安身立命方面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所以新儒家最早是和心灵秩序有关。但是大概这几年新儒家发生了一个变化，新儒家在政治秩序层面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儒学。这是以前被边缘化的，而这几年高度崛起的被称为康（康有为）党的新儒家，他们讲公羊三世说，从公羊三世说到康有为一直到当代的蒋庆，他们构成了政治儒学这样一个脉络。新儒学兴起的另外一个背景和这几年高层提倡传统文化也有关。上下结合就形成了新儒家的“春天”。但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依然有各自的影响，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
新儒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也是从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之中走过来的，1980年代现代化和传统文化是对立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传统文化太强大，所以把传统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敌对的情况在这一二十年有很大的改变。
虽然现在也有些自由派依然把传统文化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认为传统文化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最大的负面就是传统文化是专制制度的一个温床，甚至认为儒家就是产生专制制度最大的思想文化温床。
但是这几年在自由主义之中把两者对立已经不是主流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不是完全冲突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复杂，儒家也非常复杂。实际上专制制度在文化上的温床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法家是绝对拥护君主专制的，儒家是有条件地赞成专制，即开明专制，君主制可以的，但是必须尊重文化的权威，因为儒家相信道统高于正统。
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虽然没有现代自由主义强调的一些观念，比如自由主义一般会很强调right（权利）这个观念。但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有另外一些和现代自由主义接轨的观念，比如道德自主性。自由主义不仅有权利的观念，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传统里面，像康德，更加强调道德自主性。
政治上霸王道，信仰上儒佛道
今天我们所讲的传统文化不能仅仅指儒家，因为作为世界的一个轴心文明，中国文明的内含是很丰富的。中国社会历史实际上是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来建构的。中国社会的上层是儒法互补，对统治者来说外儒内法，外面是儒家，解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但里边的那套治理方式是法家的。
中层是社会精英，主要指士大夫阶层，他们同时是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底层是儒墨互补，太平时代他们是儒家，遵守一套礼法制度，但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他们就是墨家，揭竿而起。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互动过程。在政治结构上是霸王道杂之，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道就是无为而治的道家。在信仰结构上是儒、佛和道（教）三教合一，因为中国没有一神论的传统，都是多神论，所以老百姓，士大夫的信仰，他们即使是一个儒者，同时也可能是佛教徒，甚至还相信鬼狐神仙的道教。
所以讲传统文化不能仅仅讲儒家，从整体社会形态来看，儒家实际上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态在历史上单独存在过。就个人而言，也很少有一个纯粹的儒家统。所以只能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儒家的位置，而不是把儒家凸显出来看待，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另外一点我要强调的是今天儒家一再强调要复兴儒家，那么现代社会之中的儒家在什么层面上有它的位置？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这几年是做过一些讨论和研究的。我提出了一个三层的看法，对于未来对于中国需要儒家，但是仅有儒家是不够的，为什么呢？
社会文化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层是和制度最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在政治哲学层面涉及到right“何为正当”这些问题。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权利的社会，我认为在政治文化的层面应该是以自由主义的学说为核心，然后辅助于其他学说，包括儒家，也包括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些观念。
第二层是伦理道德层面，虽然自由主义也有一些伦理道德的思想，但它在伦理道德层面显然是薄弱的。这个层面应该是儒家为主导的一套价值，同时可以用其他一些价值加以辅助，这里所说的儒家是被现代重新阐释过的儒家，而不是原生态的儒家，因为原生态儒家的伦理机制基本上适合陌生人社会，但是现代社会高度流动，儒家需要进行一个现代的转换。
还有一个更深的涉及到信仰与终极关怀的层面。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儒家都很少回答：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来看生和死的问题？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蛮同意秋风的说法：儒家是一种文教。所谓文教就是一种人文教化，它不是宗教，但可以和不同的宗教和谐相处。因为如果是宗教，特别是一神教，就是“有你没我”的情形。但是儒家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乃至于在未来，它都是一套人文教化，它要重点解决的是伦理道德秩序的问题，所以它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宗教和谐相处。
儒家对权力限制有先天缺陷
儒家作为文教的话，它应该也可以和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和谐相处。因为自由主义强调的“权利”主要属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儒家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伦理道德层面。所以儒家应该有自己的位置感。各个学说都有长有短，应该有自己的位置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所谓各种不同的主义，在未来的中国都有自己的一分天下，各有各的领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那些相信“公羊三世说”的康（康有为）党肯定不会赞成我的观点。因为他们试图是以，在他们看来儒家不仅是一套伦理道德学说，儒家还是一个宗教，现在也有些儒家试图把儒家搞成一个宗教。还有一些儒家，像蒋庆，他们试图建立政治儒学，把儒家视为一个能够在政治上提供一套整体性的方案。前几年这些儒家把这个看法叫做儒家宪政，他们认为儒家也有一套宪政学说，这个宪政当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政，而是指和国家根本大法有关的一套建制。
对这样一种看法我是持有某种距离感的。我专门写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从历史上来分析，如果一定要说儒家有宪政的话，那它也只是一个礼治性的宪政，而不是一个法治性的宪政。这个礼治性的宪政有它的意义，但是它有它自身先天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它对权力的限制和权力的更替上只是软制约。也就是说它对权力的限制只能依赖于人的好坏，如果是贤君良相，那么这个朝代就会比较好。
而一旦换了一个昏君甚至暴君，那么这个朝代将是暗无天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需要一套现代的法治和宪政，从制度层面来解决中国几千年的治乱循环的问题。
而儒家的一些好的学说，比如所谓的贤能政治，科举检查制度也能作为一些元素内化到现代法治之中。但是它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作为一个完整的替代性的方案成为未来中国政治设计。
儒家无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
儒家的等级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等级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儒家的精英意识很浓，自认为是先知先觉，至少也是后知后觉，而老百姓是不知不觉，所以他们要教化百姓。这是儒家等级的第一个方面精英和庸众的区别。第二个方面讲的是亲疏关系，爱有差等。这是一个以血缘宗法为核心，把别人视为和你不同关系的人，不同关系之中你所担负的道德义务是不一样的。所以儒家并没有现代所说的平等观念。
关于等级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很细的分析，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我们先讨论第一个方面，精英和庸众的区别。今天说不管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政治上也是平等的一人一票。事实上也应该达到平等，但中国这没能做到。
那么儒家在这一点上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里的君子与小人是道德观念上的差别，有没有受到教育产生道德上的差异，知识上道德上高一点的叫君子，低一点的就叫小人了，小人不是贬义不是坏人。这点来看儒家的确没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意识，也是需要我们今天去克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儒家强调的所谓精英贤人在现代生活里面没有意义呢？
显然这个问题是可以来讨论的。现在有一些新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复旦大学的白彤东就非常强调，儒家的精英贤良政治可以补充现代政治的不足。因为现代政治有一个问题，因为一人一票，人人平等造成了“重量不重质”。
不要以为“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把所有人的意志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一定会产生一个明智的结果。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通常不会产生一个最坏的结果，很多时候也不会产生一个最好的结果，往往会选出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人，大家都能接受的人很难是很坏的人，但是很优秀的人未必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这就可能会造成平庸，所以民主政治里面产生的人物不少是平庸之辈。这也是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弊端。
所以像白同彤他们认为的儒家的精英政治可以弥补民主政治不足，不仅强调一人一票，还需要强调精英在整个政治生活里面的独特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蛮肯定精英政治的意义，我也不认为它和现代政治完全冲突。
现代政治也意识到“一人一票”的不足，有一个所谓的商议性民主进行弥补，通过充分的讨论最后再投票，这要比没有讨论要好得多。充分讨论下每个人的资格是一样的，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现代政治所涉及的很多内容极具专业性。
比如三峡工程到底是福还是祸，这需要一些很专业的论证才能看清，而非专业人士不能凭自己的直觉来判断，这个时候精英专业人士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特别是从知识性来讲，精英在现代社会里边有自己独特的位置。所以我一直强调，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民主社会，知识分子依然有他独特的位置。
市场和权力领域不应该有关系和人情
第二个方面是“亲疏关系”、“爱有差等”的问题。现代中国政治很大的问题就是讲人情、拉关系，那么是不是说儒家讲人情这面完全没有意义呢？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看。现在很多人看问题都是不放在具体的情景里面，都是一概而论。儒家这套讲人情的东西在现代政治里面最坏的表现是，在不该讲人情的地方讲人情，不该讲关系的地方讲关系。比如说市场和权力领域是不应该有关系和人情的，应该按照契约办法，公事公办。而中国人特别喜欢在市场里面，在权力关系里面讲人情讲关系。儒家的这套人情原则被错误地用到一个不恰当的领域。
但是儒家的人情关系运用到社会伦理领域里面具有合理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就有个争论，孔子讲“爱有差等”，墨子很激进讲“兼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哪个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情况呢？“兼爱”，对所有人都爱得一样实际上不仅不现实，而且使得当事人在应该承担义务的领域里找到了逃脱的理由。首先一个人爱的能力是有大小的，你对社会所曾担的道德义务毕竟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那么你能够承担的道德义务和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应该是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首先爱自己的父母，子女，然后是你的亲友，再到你的邻居，家乡人，再到更大的国人，整个世界。
中国现在倒过来了，网络上有一句话说“现在爱国很容易，爱自己的邻居”很难，很多人爱国口号叫得震天响，但他对周边的人非常冷漠。这就违背了儒家伦理，儒家伦理讲你要爱国可以，不要唱高调，你先从身边的人开始爱起，慢慢扩展开来。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义务在哪里
儒家现在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陌生人社会，儒家过去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人一生面对的都是熟人。但是今天社会流动性这么强，大部分人一生所面对的大部分人都是陌生人。这就涉及到公德问题，在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里面，你每天接触的大部分人都是陌生人，那么你的道德义务在哪里。从道德义务上来看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消极平等地对待他人，尊重别人的权利和人格。第二层是是否积极帮助别人，在我看来帮助别人不是一个底线的道德要求，而是一个比较高的道德要求。
关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就涉及到一神教和多神教差异。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传统是以“信”为核心的。但是中国历史传统是多神教，研究中国宗教的权威杨庆堃（美籍华裔）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里面，讲到中国宗教的核心不是信，而是报（回报）。人通过崇拜神，然后希望神给他一个回报。中国人不是讲信不信，而是讲灵不灵，哪个灵就信哪个。这是多神教的传统，可以说它比较机会主义，从一神教的观点可以批评它不虔诚。但这的确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中国历史传统都是这样的多神教。
多神教也有多神教的好处，避免了因为信仰而互相冲突与残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而在西方历史里最残酷的就是宗教战争。但是这也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在信仰层面上，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中国人是持的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态度，更多的是获得一个现实利益的回报，很难从其中获得一个强烈的生活安身立命的东西。
这就涉及到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终极关怀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和超越的世界联系起来了，这个超越的世界或者是指上帝，或者是某一个神。一般人很少有这种关怀，只考虑现实短期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确大部分汉人的终极关怀不强，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儒家的影响，儒家很注重现实。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意义的问题，生和死的问题是和这些终极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也有不少人非常关心这些终极问题，从而也获得一种信仰。也有一些儒家把自己的使命和终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所以儒家是以一种史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终极性。中国人很注重历史，流芳百世还是名垂青史，这都涉及到一个终极问题。这也构成了一种信仰，甚至获得了一个动力，肉身可以死，但是德性功业语言可以让他不朽。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当我们说中国人不大有信，指的是大部分人，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社会一些真正有信仰人士的存在。很难相信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最后仅仅凭着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成就一个大事业。
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并不是只有一个汉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同样具有高级宗教和文明的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这就是历史上关于“五族”的问题。今天满族基本上已经被同化了，但其他四族还是以一个自身非常完整的方式，有自己特定的居住空间，生活空间的方式存在着。
有些新儒家认为儒家应该成为中国的所谓公民宗教，这种提法对汉族大概没问题，但是怎么让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和蒙古族把儒家作为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呢？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作为文教的儒家可以和宗教和谐相处。只有汉族才在一套社会关系里面相信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但是其他四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理解，虽然他们也受到儒家的影响，但是你不能说他们的伦理道德秩序就是儒家的。
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差异。中华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吗？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少去想，觉得这两者似乎可以划等号。事实上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文化通常是从国家意义来定义，它内在地包含了汉族的中原文化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但是一般说到中华文化，通常是指语义学上的运用，它指的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族文明。
以前这个区别很少被提起，因为我们过去多多少少都是大汉族中心主义，好像讲到中国就是指中华。但是事实上这些年随着边疆问题的出现，越来越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他们的历史资源和汉人不一样。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意义上，这都是需要区别开来的两个概念。
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内部应该多讲中国文化，在面向港澳台地区应该多讲中华文化，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不仅有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族中原文化，同时我们还要面对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从文明的传统来看，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一点不亚于中原文明。所以我们要多讲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叫做“多元一体”，文化上是多元的，同时又构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一体。
但是在港澳台地区，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华人，我们同源同种，基本属于同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的汉人，就可以多强调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强调我们在历史和文化上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强调中华文化，除了极端的台独、港独分子不承认之外，我想大部分人还是愿意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