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章太炎，有几点释疑，虽属小事，也堪一记。毕竟学问的积累来于一点一滴，与大师神会，岂可不恭谨乎！
一是我前些时写文章，语涉“主一无适”一词，此词不常见，但结合上下语境，我解释为：
所谓“无适”，可以理解为“无往而不适”。就是说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安然自得。梁启超说：“惟无适之义，则似平实而最切于用。欲求无适，必先有所主，而所主者必须为足乎己而无待于外者，否则非主也，而役从也”。就是说，在你的心灵深处必须辟出一个花园，那里茂草葳蕤，鲜花盛开，果实累累，你在不断的努力中使之丰满、圆融，郁郁葱葱，从而使你自身得到快乐和满足。这个花园，就是你的人生之“主”，也就是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个花园，不受外界风雨阴晴的影响，更无须借助外力来耕耘，它是你“自己的园地”。有这个园地，谓之人生有“主”，无这个园地，当然就是无“主”，无“主”者如无根的飘蓬，人生也就失去了依傍和目标。梁启超又说：“所主者有大德，有小德，为有用，为无用且勿论，苟诚足乎己，无待于外，则必能有以自乐，有以自信，无入而不自得”。无须用大德、小德、有用、无用来衡量你这个园地的价值，只要它使你自乐、自信、自得，就是好的园地。
这种解释，应该说大体不错。但“无适”究属何义？太炎先生精通“小学”和古代典籍，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学问，必须懂得“小学”，即中国文字的音、义、韵及古往今来之流变，“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他说：“三国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们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须借助于小学。唐代文家如韩昌黎、柳子厚的文章，虽是明白晓畅，但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说，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学。”（《国学之本体与治国学之方法》）太炎先生指出“主一无适”一语来于古籍《淮南子》，宋代理学大家程颐把“适”字训为“至”，但如果把“适”解释为“至”，则这个词就更难索解。太炎先生说：程子“不知古时‘适’与‘敌’通，所谓‘无适’实是‘无敌’之谓，‘无适’乃‘无敌对’的意义，所以说是‘主一’。”太炎先生的解释令我豁然开朗，“无敌”者，“无往而不适”也，意思虽无违本义，但“适”字一通，我后边“安然自得”的话显然出于引申。“适”与“敌”形体相似，明于“小学”的太炎先生，指出古时二者意义相通，令人云翳顿开。幸亏我前文的解释没有太离谱，否则弄出风马牛来，真要贻笑大方了。
二是读太炎先生，遇有一词：“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何义？不解。后来读书，方知太炎此语，出自《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千金之子：旧时称富家子弟。垂堂：近屋檐处。这句话是指富人不近屋檐而坐，怕瓦堕伤身。 百金之子，当然要比千金之子低一个档次，但也属富家子，“倚衡”，有两解：一说是靠在车前横木上，还有一说是倚靠在高楼上栏干边，这两句的意思都是希望人们能够规避风险。 后来相同意思，有更通俗的说法：“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都是要告诫人们要有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
三是我在1991年，写过一部话剧《19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而作。该剧由哈尔滨话剧院排演，后文化部调京演出，因故未果。在剧中，我把袁世凯写成一个醉心帝制的野心家，这大体不错，但有些脸谱化；把孙中山写成一个光辉照人的革命家，这也大体不错，但有点儿“高、大、全”。这样的立意，是出于主流思想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在政治上保险。太炎先生也在我的剧中出场，突出了他与孙中山的矛盾，他虽然不是反面人物，但在我的剧中，他的狂傲和学问家的本色，显得与当时的弄潮儿扦格难合，这使他像一个革命者中的异类。有一场戏，写到了革命者内部的矛盾和交锋：
孙中山 由谁来当民国政府的首脑要取决于公意，中山无意觊觎总统的职位。不过，对宋教仁内阁制的主张，我是不同意的。中国目前处于非常时期，满清王朝未倒，袁世凯在北方握有重兵，虎视眈眈，居心叵测，如果我们推戴一个人做我们的领袖，再给他设置重重障碍，捆住他的手脚，大家各行其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总统没有权力，他不过是人身上无用的瘤子，这个瘤子尽管十分神圣，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章太炎 那么，请问，这个总统应该由谁来当呢？
胡汉民 （抖动着手中的报纸）“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太炎先生，您大概已经早有主张了吧！
章太炎 （冷笑）不错，我章太炎有主张。（挑衅地）中山先生，您远道而归，太炎有失远迎，请恕罪！据太炎所知，革命乍起，财政困窘，军饷匮乏，外间风传先生从海外携回三千万金镑，此事可当真吗？
孙中山 （知道对方来意不善）中山不名一文，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章太炎 （讥讽地大笑）哈哈哈……笑谈，笑谈！国内的同志和满清王朝浴血奋战，何等英勇壮烈，难道“革命精神”还有劳先生从海外带回吗？
…… ……
后来读历史和《太炎先生自订年谱》，才知辛亥革命敌我阵营呈现出远比戏剧更复杂的面相。权力的争夺、彼此的猜忌、帮派间的龃龉真是波诡云谲，难以尽述。中山先生并不如戏剧所说那样，自云只带回“革命精神”，显然，太炎先生的嘲讽和反驳也是有力的。事实上，孙中山回国时，不仅声称带回了三千万金镑，而且还带回了四艘军舰。太炎先生叙中山归国事曰：“未几，逸仙返。甫达岸，自言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又言战则非吾所任，和则吾能任之。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云。”如果没有此时的大言炎炎，孙能否当上临时大总统，还真是未知。当然，三千万金镑子虚乌有，那么，四艘军舰是怎么回事呢？1917年，即中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馆，“孙公（中山）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辄喜，故与余辈异情。石屏（谭人凤）始终谓孙公不可居首长，余亦不能慊。然中国首义，人所知者孙（中山）黎（元洪）二公而已。”孙中山因失位不满，故对张勋复辟，抱着幸灾乐祸的窃喜之心，和许多人对辛亥革命的成果得而复失，国事艰危而怀忧惧之情不同。所以，革命阵营中很多人对孙中山并不看好，认为他不能当领袖，谭人凤是东京同盟会中的老人，“于同志年最长，耆艾骨梗，有湘军风。”武昌起义与孙武皆为首事者。除谭外，刺杀满清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鄙逸仙为人”至如陶成章（焕卿）与孙中山积不相能，后陶被孙党羽所杀，已尽人皆知。太炎先生也是对他不满的一个。黎元洪虽居中枢，知国内危机四伏，张勋之类的不逞之徒和心怀异志妄图作乱者非至一人，故“黎公初遣海军总长程璧光南下，冀为后图。璧光者，字玉堂，香山人。清末尝西行购军舰四艘，即孙公指目以为己物者也。性忠谨，孙公惭而疏之。”原来，孙中山所称带回的四艘兵舰，是程璧光清末从西方购入的，和孙中山并无瓜葛。孙中山初归国，以此指为己物，为己张目，所以对程“惭而疏之。”
我在剧本中，也写到黄兴，
黄 兴 我黄兴是主张功成身退的。“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功成而不居。”这就是我的座右铭。黄兴为革命出入枪林弹雨之中，历尽磨难，难道是为功名利禄而来吗？
胡汉民 太炎先生，你主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究竟是何居心呢？请问此时若依了你，岂不快了袁世凯之意，冷了天下民众之心？你名为推举黄兴将军和宋教仁，其实意在排挤中山先生。请问在革命党中，谁敢说他的声望和人格高于中山先生？谁？
章太炎 我……
众 （除孙中山外，皆愕然）你？
章太炎 （大声地）我要说——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运筹于艰难困危之时，是黄兴将军！大丈夫生而立德、立功、立言，这也是圣人之教。黄将军，为何功成而不居？黄将军——
[停顿，众皆注目于黄兴。
[黄兴紧咬下唇，脸色铁青，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斗争。
宋教仁 （迎着黄兴的目光）黄将军！
[孙中山岿然不动，如雕像一般坐在椅子上，陈其美嘴角带着嘲讽的冷笑，胡汉民紧张地注视着黄兴，良久——
黄 兴 （断续的笑声）呵呵，呵呵……（大笑）哈哈哈……（唰地从腰间拔出佩剑，戳在桌子上）有再敢言黄兴当大总统者——斩！这不是推举我，这是和我黄兴过不去！中山先生是同盟会的领袖，国内人心所向，如百川归海。先生之德望，如日月经天，惟有他才能主持大局！非要拥戴我黄兴，欲置黄兴于何地？欲置先生于何地？欲置中国革命于何地？
[停顿。
[章太炎的脸由红转白，宋教仁非常不安……良久——
章太炎 （凄冷地大笑）哈哈哈……好，这是我章太炎没长眼睛，是我的错！亚父范增说得好，竖子不足与谋，竖子果真不足与谋啊！
…… ……
黄兴是说过功成不居的话，但在辛亥后的权力之争中，并不稍让。当袁世凯派冯国璋攻打光复后的武昌时，陈其美集江、浙两省都督和可与集议者至上海议事，太炎先生也在。“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太炎先生不同意，“余言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黎元洪）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首义者在武昌，黎元洪已为主帅，节制各方，黄兴已受任命为部将，何以自为大元帅，夺主帅之位？若此，满清未灭，革命队伍内部争端将起，大业毁于一旦矣。黄兴此举，实为不智。太炎先生此言一出，大家都不做声。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不想趟这个浑水，借口浙江有事，离席规避之。此时，有一个名叫顾忠琛的人”竟横刀直入，喝道：“你们为什么至今不做决定？我是军人，容不得你们犹豫！”代表们惶怖，这才起身，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太炎先生惧后果难料，说：“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大家这才推举黎元洪为副元帅。事情尚为完，有一个名叫章驾时的人，属于江苏都督程德全（雪楼）部下，大怒道：“南方倡义，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黄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武昌那边尚不知情，江浙一带将兵戎相见。黄兴这才害怕，要把大元帅的位置让给程德全。程原为清王朝江苏巡抚，响应起义，被推举为江苏都督。他手下兵多，但他刚刚反正，军心不稳，所以也不敢接大元帅这个位子。上海都督陈其美（英士）是黄兴一党，派上海商团四十人做为黄兴的卫队，打出的旗帜叫“禁卫军。”十几天后，前往武昌的代表回来了，认为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非众人意，要重新讨论，各方代表集中江苏咨议局，商量大元帅人选，“主黄者犹未屈，诸军汹汹。”几成火并之势。黄兴知事情复杂，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到江宁开会，浙江军方指责汤寿潜规避，不敢主事，此时，陈其美因事匆忙跑回上海，在汤寿潜的斡旋下，代表们这才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黄兴初得一些人拥戴时，原以为可任大元帅，举征伐之任，太炎先生也参与计议军国重事。他认为北军冯国璋部攻鄂甚急，应举兵援鄂，黄兴不同意，说武昌乃绝地，援鄂无益，提出北伐的主张。当时江浙一带的革命党所恃，多为清王朝反正的军队，太炎先生认为南方士兵连棉衣都没有，兵少将寡，何以北伐和袁世凯北洋之兵相抗？所以不该舍弃武昌的首义将士不管，而应驰援武昌，以固根本。程德全虽然赞成太炎先生的意见，但不敢明确表态。此亦可见黄兴并无主掌大局，运筹帷幄的主帅之能。这年（1911）3月，黄兴集革命党徒攻两广督署，不克，死者七十二人，这就是历史上的黄花冈之役。这次战役虽然震动了清王朝，有唤起革命的意义，但毕竟是失败的，“同盟会才俊亦略尽矣。”可见黄兴以勇而孚众望，其远谋则未必。
孙黄二人乃辛亥革命之元勋，在我们的意识和我的剧本中，他们是和衷共济的战友，但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太炎先生在自订年谱中写道：“初，孙公好尚与克强异，厌薄军官，而喜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为大总统不能悛。”孙中山同盟会的基础乃是洪帮，他自己也是洪帮一头目，这也不必讳言。至如“少年轻薄者”，汪精卫也是一个例证吧。“孙、黄同时窜日本，英士（陈其美）等日夜怂恿孙公，杂集同盟会人及新附者为中华革命党，气甚盛，尤排摈克强。克强渐愤，避之美洲。”此民国五年事。
孙、黄二人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为后来成为国民党标志的“青天白日旗”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逸仙自南洋还东京，作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
从前，中国一般的民众是通过戏剧来了解历史的，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好恶都是戏台上的演员传达给他们的。其实，戏剧即使不离谱，也是简化的历史，历史本身要比戏剧复杂得多。
2018年4月8日初稿于萨尔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