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此前报道，5月3日、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均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进展。5月17日刘鹤又以特使身份率团于华盛顿与美方展开第二轮贸易谈判。目前，双方发表声明：不打贸易战，始于今年3月的中美贸易摩擦暂时告一段落。
中美贸易谈判可以理解为中美间的一种利益博弈，本文试图从博弈论视角对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提供一种分析认识。
中美贸易冲突表象的博弈解读
博弈论这种分析工具，既可以分析纯市场的微观经济行为，也可以应用到国际事务决策过程之中。但使用博弈论对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探讨分析两国贸易冲突，及相关的国家利益、国家责任等，我们在此的整个分析还只是初步的探索。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各决策主体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选择以及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约翰·纳什（John F .Nash）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都沿着这条主线展开。
我们知道，博弈论对于行为解读至关重要，然而，单靠博弈论并不能彻底解释行为的所有动机，不能帮助解释复杂国家行为选择的所有方面。在国际贸易的情境当中，国与国之间的互动选择等国家行为，兹事体大，一般会由决策集团比较理性地做出决策。所以可以将国际贸易理解成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贸易国就如同博弈局中人一样，都是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国家行为要受到诸多约束条件的制约，包括贸易规则、商业信息、自然禀赋和可以预料及难以预料的他国决策。可知，参与贸易的伙伴（也是对手方）之间，即便不存在形式上的强制，各国的利益仍然受制于他国的行为变化。于是，参与贸易的一国会将他国的行为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并会关注他国的行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悬崖勒马”、“自主研发的春天”、“奉陪到底”等评论，作为这类舆论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对手方的应对策略。但一般而言，贸易冲突宜缓和不宜加剧，应对需要高水平的战略、策略、博弈智慧而非民间舆论逞一时之气的痛快。
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各有所长，拥有为他国需要的资源，凭借各自的交易能力来进行贸易，希望借贸易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及利益。尽管各国的偏好、资源和优势各有差异，但只要认为对方可以为自己带来预期收益，就有从事贸易或准备从事贸易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自加入世贸以后，在对外贸易中颇有斩获并对于自身的发展助益甚大。然而，博弈并不仅有正和博弈这一种结果，有的时候还可能是零和博弈、负和博弈。共赢是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则，如果参与贸易的一国总感觉自己吃亏而他国获益，那么贸易过程便很难健康持续发展。顺差逆差是国际贸易的零和博弈，中国的巨额顺差意味着美国的巨额逆差。今年年初特朗普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照例谈到美国对华贸易巨额逆差时讲道：“但是，我不怪中国。归根到底，谁能责怪一个国家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而占另一个国家的便宜呢？我要说中国干得好。但实际上，我要责怪过去几届的（美国）政府，居然允许这种失控的贸易赤字出现，还听其不断增长。我们必须纠正这种情况，因为这样是不行的……这是绝对不可持续的”。显然，特朗普并不认可跟中国的贸易是共赢行为，放话要改变这种贸易结构，这已为贸易冲突埋下伏笔。
众所周知，经济正义的双赢是指在价值评判意义上的主观感受，即贸易规则、贸易过程、贸易结果均能体现出正义的特征。如果贸易不掺杂外界强制、欺骗，贸易双方是自愿行为，我们就可以认为贸易是正义的并且对双方都有利。贸易双方达到了这样一个结果：各自在自愿的情况下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提升了自身利益。博弈论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实现每个参与者的最优策略，从而可以最大化其期望支付（pay off）。有些策略，无论参与者如何把握最终都会成功，这就是占优策略。当各个参与者都有占优策略时，博弈就达到了占优策略均衡。这是理想结果，但也是特例。在实践中，大多数博弈都没有占优策略均衡，这是我们需要牢记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旨在促进整个社会利益，这样，在突出强调国家天然理性经济本性特质的同时，各国因为公平贸易而获得好处，会渐渐地动态促成国际贸易的自然秩序。然而，每个参与者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裁断者，参与国际贸易的一方如果认为贸易不符合经济正义或自身利益的原则，就可能会发生贸易冲突。
博弈已从“双方”联系“第三方”和“多方”
博弈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非合作的，在合作博弈中，参与者可以共同设计有约束力的条款。在非合作博弈中，参与者不可能谈判并执行有约束力的合同，此时不会出现双方都合意的合作结果。中美贸易谈判，不是一次定局，需要经过多轮重复较量，一时谈不拢也属正常，需要双方不断地权衡取舍、妥协让步、求大同存小异。
大趋势如此，但是互动的艰辛并非风轻云淡。在谈判中，策略性决策制定的关键点在于：理解美国的真正诉求，并推断其对中国行为如何反应。这或许是我们判断美国立场及这些立场所意味着的理性反应的关键所在。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部分谈判条件：
一、大量购买美国进口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在2020年之前减少2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逆差。
二、中国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得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给中国；不得反对美国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行业的投资。
三、美国可以用关税制裁中国，但中国不得反击，不能对美国产品加关税。
四、中国撤销在世贸组织中对美国发起的控诉……
美国的要求无异于狮子大开口，用以牙还牙策略（tit-for-tat strategy）强势地拉开中美贸易谈判序幕。其实美国的制约因素也是十分明显的。在美国谈判小组赴华谈判的当天，美国1100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特朗普，表达了坚决反对特朗普贸易保护的做法，可见，这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冲突在美国也不得人心。
然而，这还只是考虑两国经济的简化静态分析，关键的一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参与者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和中国。我们知道，供需或成本条件迅速变动也可以导致博弈均衡发生移动。中国是否有底气应对美国对中国的限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是否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取决于网上非理智的叫骂，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该产品的研发生产能力或者可替代进口，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双赢是贸易合作的理想目标，也是中美两国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次贸易冲突是美国发起的领导者序贯博弈，这种策略性行动可能有效，但也很冒险，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这种行动的局中人对行业的精确了解。美国会不会给他国提供捡漏的机会，取决于美国的盟友国在关键时刻是否能够坚定不移地同它站在一起。“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毕竟大家都得活着，都得争取好好地活着，天赐良机，谁能错过？
非理性博弈的策略优势
网上总有人评价特朗普是疯子，批评他疯狂、不理性。特朗普之所以看起来疯狂是因为形成疯狂不理性的名声，能给博弈参与者带来一定的策略优势，即使这样做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理智所不允许的）损失。获得一种疯狂非理性的名声在重复博弈中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策略，我们经常会发现在该博弈的几次重复中表现得非理性，是对自己很有利的，这可能会为其带来增加“长期利润”的名声与实惠。如果特朗普有这样的名声，且他过去已经用这种疯狂的方式战胜了很多竞争者，那么通过塑造非理性和好战的印象向中国传达贸易冲突的威胁，就可信可行，在这种情况下其一贯的疯狂行为方式也会提醒潜在的竞争者（中国），服从我也许对你更有利。特朗普的非理性博弈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上的即期盈亏绝对值来衡量，他在搞商战、贸易战。当市场竞争升级到“战争”之时，意味着经济问题已经转化成政治问题，所以要用政治学的思维来思考其行为逻辑，他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求得双方力量的重新调整，试图改变中美双方的利益格局。
特朗普的本意应是想通过影响中国对美国会如何行为的预期，来限制中国的选择，从而促使中国采用对美国有利的选择，即引导中国的行为选择尽量符合美国利益。通过“限制自身行为”以获得优势，这看起来有些荒谬可笑，威胁对中国限售芯片，主动断腕裁掉一个大客户大订单，以自己的小损失换得中国的大损失。那么美国的威胁可信吗？威胁本身是一个信号，可真可假，一个威胁只有当它是可信时才有用，空头威胁无用。然而，中美谈判讨价还价的结果，依赖于各方策略性地改变其相对谈判地位的能力。
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从美国提出的“中国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得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给中国，不得反对美国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行业的投资”的条款来看，美国将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进行打压。不难看出，中国的产业发展在未来，道阻且长。美国可以采用关税、配额之类的贸易限制，同时对本国同类产品进行补贴、减税，以鼓励国内厂商比没有这些措施时扩张得更迅猛，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未来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使美国相应产业实现较高的价格和销量。该类政策或该类政策的组合打包会通过对潜在的进入者造成可信的威胁获得成功。美国国内利用规模经济的大型厂商，有能力以低价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如果未来中国的产品要进入世界市场，这些大型厂商有能力将价格压低到使中国出产的产品无法盈利的水平。当前，我们只盯着贸易冲突，只关注研发替代，而进入世界市场是中国产业未来无法回避的另一道坎。中国应该务实地努力化解贸易冲突，同时用好反制措施手段为“中国制造2025”赢得时间。
我们目前还没有跟美国正面对抗“终极对决式”打贸易战的足够资本，但既然是中美贸易博弈，就不会是美国独自决定谈判结果，我们不会拿核心利益与美国交换。中美两国为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竞争并力求实现博弈均衡，该均衡点非常有可能不是各国的最优利益点，但一定是两国在这场贸易冲突里能够阶段性实现的最优点，这种均衡是建立在计算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中美两国本意上不是为他国谋福利，但在谈判互动的过程中，一国在获得利益之前必须充分考虑他国对自己行为的可能影响，他国能够拥有的利益达到什么数量时才能允许自己实现所期望的利益数量，也就是说，必须在充分考虑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在可能的范围内，一国才有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利他的过程也就是为了利己。博弈均衡在微观上是以利己为出发点，实现了宏观层面上的共同利益。
中美贸易冲突最终是否能走向合作我们可拭目以待，而不能共赢的合作无法持续，支撑合作的要素说到底只有利益。即便美国再强势，也应该懂得不经过中国点头同意的收益，只能算是想法，离装到自己兜里还远着呢！想在中国这里获得收益，首先要思考自己能给中国提供什么，这样一来，所提的条件才能看起来更靠谱，实现的几率才能更大一些。一拍两散意味着美国决不会轻松惬意。中美是世界上的两极代表，构成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中美两国，在中美贸易博弈中，随时都有可能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改变中美的谈判地位，从而移动两国的利益均衡点。博弈的精髓在于先思考好伙伴的可能收益，再想自己的收益。别弄反了。
目前，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正在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我们期待，相关问题也能够有一个双方可接受的结局。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