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霸权遭遇挑战，对华战略全面转向
1、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重新思考对华战略已成为美两党外交精英的共识。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虽然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由于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北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精英的预想，对他们的心理冲击很大。美国第一次强烈感受到挑战，认为其有可能失去霸主地位。而美国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在小布什总统执政初期，当时的共和党人士已经对中国有了一些对抗性的战略转向。然而，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思路被“9.11”事件打断，恐怖主义变成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从这个角度看，全力扼制中国的政策已经因此推迟了17年，也给中国带来历史上空前的机遇。
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坎贝尔曾在希拉里麾下任主管亚太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规划欧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政策的灵魂人物。
2、中国一定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更招风，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充满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要确保自己长远的国际定位以及关于全球战略的宏观规划不受影响。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一定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崛起的机会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到了2008-2009年又迈越了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推进力量。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但其实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变化就已经出现，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此后受金融风暴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陷入停滞，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亟需修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跟不上今天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没办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这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很多全球议题会出现更大的失控风险。这也是中国必须要正面迎接的责任和挑战。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磨合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过渡期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虽然渐进的过渡期会让各方利益比较容易适应，从而避免毁灭性冲突，但小型摩擦和局部震荡却难以避免。
二、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1、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其中，据日本瑞穗证券预估，2018年中国的零售额可能达到5.8万亿美元，有望与美国持平甚至赶超。中国将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当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这份报告也有争取更多国家预算的部门利益考虑。
2、中国在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明显超越美国。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或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是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增长非常快，如果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都算进来，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包括协助欠发达国家快速跨入网络时代。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投入约150亿美金，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对于非洲大陆就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这个计划其实也在敦促地区国家开始思考，面对这样的机遇，可以规划怎样的信息和商务发展战略。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八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九成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3、E7将成为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现在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G7而是E7，E7就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就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让发展中国家将来能够更协同地在E7的架构下面对G7。如果用购买力等值来衡量，E7在1995年时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年就购买力等值来看，E7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
当然，其中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这个趋势很重要。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反应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国际秩序亟需修补
1、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现在只能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内外交迫的危机：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在外部面对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特朗普变局：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也让外界无比讶异，包括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正式迁往耶路撒冷，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甚至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多边体制现在已陷入功能上的失调或瘫痪的僵局。
2、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曾经扮演过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支撑起了开放的贸易体系，确保了货币的稳定。但战后英国元气大伤，无力也无心再担任这个角色；而美国则全面倒向孤立主义，虽然客观上有能力接替英国，主观上却完全没有意愿。于是，便出现了青黄不接、领导真空，造成了世界经济大恐慌和政治危机。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治两极化，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纷纷崛起，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就像当年的英国，已逐渐要退出这个角色，而中国好像并没有准备去承接。
依照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时。第一当经济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3、“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套用解释1946-1971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出现了权力真空，美国迎来了重新塑造世界的契机，由此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即以国内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护需求之间的矛盾。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主流，各国普遍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4、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严重不公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开始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三十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政治的侏儒，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也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概括来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四、超越西方思维的框限，寻找突破困境的新途
1、“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中国既要重视“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的客观分析和警示作用，又要看清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者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维护国家利益立场。尤其当美国处在逆势和困境的时候，其本位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变得越来越明显。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自由贸易体系也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抱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传统，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而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许多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着重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也没有国家会提供，接下来就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时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里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也出现不可持续的危机，亟需改革。在2015年举办的“纪念亚非会议60周年”的亚非领导人峰会上，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就表达了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共同心声和期望——“60年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但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仍未实现。亚非国家需要继续团结起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一些国家不愿意正视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那些认为世界经济问题只能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解决的观点已经过时”。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十二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金的贫困中挣扎；当一群富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2、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和两面性。如果我们跳出西方中心的视角，我们对美国霸权的本质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而全面。其中至少包含以下四个角度：
一是美国仅提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结构的领导角色，而并非从全球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全球议题，美国最积极回应的就是反恐等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领域，而在移民、气候变化、科技变革，企业垄断等领域，都未推动形成有效的全球层面的管理机制。
二是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带头破坏规则和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规则”，在各合作领域成立多边机制、制订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作为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霸权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而美国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破坏者，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创立的多边体制中，美国常常是第一个任性的违反者。同时这个秩序也从来没有真正覆盖全球，既不能覆盖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也无法覆盖主张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
三是美国霸权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稳定之源。美国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比如，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推动的军事干预政策和偏颇的中东政策，彻底搅乱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一片生灵涂炭；在许多地区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比如，从九十年代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放任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把美国大药厂的利润看得比人命还重要。
四是美国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当前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阻止特别提款权（SDR）的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长期拖延世界银行增资提议；长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除非享受特殊待遇。
3、美国逐渐“退位”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过去三十多年里，由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响应。比如，巨型跨国企业对市场的扭曲与垄断以及对基本社会责任的回避；虚拟投机交易的系统性风险和受金融资本凌驾的实体经济；人口爆炸带来的粮食、水资源、疾病、生态等挑战与基本需求保障；网络时代安全、隐私、监控与道德风险等问题。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性议题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五、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担当
1、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一是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二是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军工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三是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四是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
2、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搭建了全方位的多边或区域性的协商平台以及配套的政策对接和协调机制，有的具有潜在能量，有的已经发挥很明显的作用。一是应对区域金融风暴的紧急换汇机制，中国通过与周边国家组建相关的多边机制，有效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鳄恶意炒作的风险，保障了地区各国的金融安全与汇率稳定。二是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三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四是全球通讯与导航领域，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5G标准、推动全球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等。五是能源与金融交易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准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
3、中国正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自主发展的新机遇。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依托基础建设来全面规划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让经济发展普惠效应能够扩散，照顾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中国正在全方位推动大规模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具备同时在多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通讯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能量；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通讯与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跨国电子商务平台；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尊重各国国情，不灌输意识型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搞颜色革命。
4、中国需警惕外界的各种质疑和阻碍。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必将面临各种不信任和批评，比如炒作中国“锐实力”的声音。中国要审慎应对当前美国的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的战略围堵，要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全方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不适应，以及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敌意与干扰。同时，对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准备，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影响，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没有摆脱“后殖民的情结”，以致短期内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
5、中国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做足最坏的打算。可期待的最好结果是：在既有多边框架内实现领导地位平稳过渡。举例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去年7月份曾公开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或许十年以后其总部会迁到北京，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载明，总部必须设在投票权比重最大的会员国境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调整过出资比例与投票权比重，预定2018年还有一次调整。她其实是在提醒美国，如果美国不负责任也不履行义务，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地位就要慢慢下降。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如果能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经过协商、妥协，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反之，面对新一轮的战略对抗，中国也有能力沉着而从容的应对。首先，中国没有全球称霸的野心，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上的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的。其次，美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的可能性较小，它的传统盟友们也不太可能配合其全面围堵中国的战略。第三，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很深，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邻”——推进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支持；而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带给欧洲带来新的经济动能。当前，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有两个同样的期待：一是既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二是希望中、美两国通过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构建21世纪的共同繁荣。
问答环节
1、备战是无形中化解军事冲突的有效策略，经济依存则是维护和平的最大筹码。
“修昔底德陷阱”或许是个伪命题，但中国仍需做好最坏打算，即全力备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战争的可能性不能被忽视，备战本身也是化解军事摊牌的有效策略之一。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战争已经是相互确保摧毁。为此，中国维持适当数量的核弹头作为对潜在核威胁的有效遏制；但同时要注意到美国发展小型核武器以降低核战争门槛的危险苗头。针对这个情况，中国的核遏制战略布局也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兼顾防御和有效遏制。尤其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域，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因为未来战争的形态可能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当前，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许多相关讨论，包括呼吁制定相应的国际规范以免智能机器人军备竞赛失控而威胁整个人类社会等，而这也是中国可以有所贡献的方面。
当然，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唇齿相依关系，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美国企业和美国，都很难脱离与中国的经济互补关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国能够不与全世界发生经济交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战争会造成根本性的破坏。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联合所有利益攸关者来共同维持最大的稳定和争取最大的制约力量。中国要在这个脉络里找到尽可能多愿意维护和平的利益攸关方，他们散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对于美国来说，退出全球化选项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成本、市场等许多领域将遭受致命打击。因此，继续深化这种经济的相互依存，是中国维护有利环境的最大筹码。
2、中国越是接近世界舞台中心，越要头脑清醒、铭记初心。
当前，中国也在自问，在能力和心态上是否准备好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比如推进自身的经济改革、在国际交往中避免霸权主义、建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应对新旧意识形态挑战等等。作为台湾地区的研究者，您有何看法和建议？
不管是自愿还是形势所迫，中国已经被推到世界舞台的最前面。中国自身当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因为形势发展太快，快到超出自己的预料。中国在世界和区域政治格局里，不断地登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整个对外交往体系及其人员都在经受猛烈的刺激，在心态思维、专业知识储备、经验经历等方方面面都面临挑战，必须加快步伐，否则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外交现在是全方位的，王毅部长一年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年前或许都难以想象。
据我的观察，中国近年提出的很多新倡议以及推动的国际和区域合作计划，都符合和平发展的政策思路，即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原则，优先发展符合自身能力范畴且市场回报较高的领域，自然也就更容易做到事半功倍。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中巴经济走廊，就包含了中国在经济之外的全方位战略布局的考虑。
对于外界的各种吹捧或质疑，中国要始终保持清晰的思路，中国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替代美国的单极世界，而是要立志于推动一个多极力量、多元文化的世界。所以，中国应把西欧看成全球治理改革的潜在合作者，应争取把更多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自己主导的多边机制或者“一带一路”倡议里。
3、平稳而有效地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是对中国能力与智慧的巨大考验。
从综合国力来讲，新兴经济体全面超越西方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适用的国际贸易规则、金融体系、话语权等都是西方主导的。未来，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对于西方在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好做法与好的经验，我们要继续利用并加以发展；二是对于西方国家自我更新改进以及可能释放出的新活力，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并认真研究。上述看法您是否同意，除此之外，您还有何提醒？
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我想额外补充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在美国战略收缩后的许多真空区域，有些需要及时填补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但有些真空并不需要，因为美国不再干预后，退让出来的不是真空，而是让各地区恢复历史常态，美国力量介入前的常态。对此，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所谓太极状态，不超所需而游刃有余。这里其实也是涉及对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认识和评估。中国既不要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否定过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霸主做法，出于私利而不负国际责任。因为所有的恶行都会留下历史痕迹，都可能持续发酵造成深远影响，这也是中国必须汲取的教训。未来，在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应该继续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更多创造性地探索非单边的、开放互利的、协商协作的、区域性的新方案。
4、西方国家并非中国的对立面，少数精英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
部分西方国家已开始出现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制动向，甚至企图将中国拖入新冷战，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不管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其他新的多边机制，他们都会不断地阻挠或者制造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妥协和迁就，因为同样有更多的国家在呼应和支持，中国只能一步一步稳健地推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国家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些言论只是部分精英分子在渲染。中国应该在西方社会里不断扩大自己的对话对象范围，争取那些思维更为开放进步的群体。
中国不能因为历史情结和意识形态，简单地把西方国家（包括日本）视作对立面。在现代化社会、后工业社会或者将来的人工智能社会，各国将面临很多共同或相似的挑战。中国可以在发达国家的不同群体中找到很多共同的话题，并以此作为对话的起点。比如环境治理与城市管理、犯罪、失业，教育，养老问题，以及快速科技变革带来的产业结构剧变等等。少数人想要把西方国家和中国引入新的冷战状态，但这种意识形态浓重的诉求未必能如愿，未必能成功说服社会中的务实力量，尤其当他们意识到正与中国面对同样的难题，并且只有彼此合作才有希望真正解决。
5、文化交流和教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正在制约中国前进的步伐。
国际人文交流及与其相关的科研教育体系，既关系软实力的提升也影响硬实力的提高，您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相对于中国现在以及未来要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接纳的留学生数量跟自身体量规模是不成比例的。虽然中国即将成为第二大留学生输入国，现在差不多40万左右，估计很快要超过50万，但还远小于美国。中国需要与很多国家开展全方位深入交流，其中还包括人心相通，应该在更多的省份和更多的高校里创造更友善的环境。比如，对于另外一个古老文明，也是未来二十一世纪重要主角的印度，面对它强烈的防御心态和少数政策精英掌控对华态度的情况，中国应该着力深化与其人文交流，吸引更多的印度留学生，长线培养能够比较客观理解中国的友人。过去的交流对话比较集中在美国、欧洲，对于周边国家还是做得不够。
据我观察，中国的高校已经显示出许多不足之处，不管是在吸纳更多留学生并开展深度的人文社会交流方面，还是自主研究社科人文类的理论和知识方面。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等战略，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研究支撑，而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部门的政策思路，尤其是相关的科研评价体系，都迫切需要做出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