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首届中美关系小和山论坛在杭州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论坛由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英语语言文化学院主办，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环地中海研究院协办，邀请了中美关系领域知名专家围绕中美合作与竞争、未来中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态势、美国两党大转型、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与主要困境等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以下为达巍教授发言节选：

我今天更多还是想谈结构因素，我最近一两年一直也比较关注这个话题，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与国际秩序的问题，或者说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问题。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跟国际秩序有关系，标题叫做《跨越国际秩序的卢币孔河》，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其实不可逆地被跨越掉了，因此每个国家都将面临很多的挑战”。

大概80年代初开始，我们人类历史上出现覆盖全球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不仅是国际秩序，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全球的秩序，开始膨胀，然后发生超级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这些国家都卷进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纵向的逻辑就是观念资本国家和种族在里面。

观念和资本在全世界大幅度地扩展，包括西方的政治观念、经济的观念，也就是市场经济。其实这种观念的逻辑在福山的《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书里面讲了很多。现在大家在很多地方都嘲笑福山说福山说错了，可能这个观念不能解释后来的一切，但是确实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一个代替性的观念，还没有出现一个Alternative idea。

不管怎么样，观念层次在扩展，资本层面在扩展，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我经常说它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它没有边界，它不断地在扩展，它不仅要求西方国家这样做，它也要求其他国家这样做，它不仅要求国家和国家之间贯穿自由主义的原则，它要求每个民族国家内部要贯穿自由主义的原则，它不仅要求政治要贯穿自由主义的原则，他要求经济上也贯穿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个就是自由主义的逻辑，而且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最基本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中国为代表，很多国家希望用国家的力量，一方面来抵御政治方面的某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来抵御纯自由放任的经济的结构，去突破沃勒斯坦说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干预的话，我们很难可能永远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没办法突破进入中心。

而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面，我们是从边缘再向中心移动的，很大程度上靠近中心了，到底这个进展，这个变化，这个发展到底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经济的做法造成的呢？还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国家指导造成的？这个在学界是有争论的，双方很难说服。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在发挥国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冲击。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西方逐渐的发现它无法容纳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巨型的中国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和西方曾经以为会有一个“One Ststem，Two Countries”，“一制两国”一个体系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都可以在两个里面，现在至少西方国家认为不行，开始逐渐排斥中国，这就是后来的变化，他们在重新筑墙。这个秩序的一个排异反应造成了中美关系过去的变化，那么我们往后看，当然是回不到过去了，不仅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这个秩序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上半节很多老师都讲到美国国内政治，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当美国国内政治变成了民主党和工人党之间对决，他们政策的选择可能更多在到底是要重建一个强化的国家边界，还是说要建立一个较小的，但较自由的一个国家集合，我觉得这是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或者说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一个差异，但不管怎么样的差别，他们的方向大概是一致的，把原来全球的秩序往回调，只不过这个调整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一定要把中国剥离出去。

那么俄乌战争我觉得加速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看起来我觉得在逐渐形成一个所谓的水母型的结构，一大块加上一条一条的触须，中国大概是其中的一条。

而且回调是有进展的，印太战略、价值观、产业链是有进展的，所以美国是回不到过去的，那么其他国家也回不到过去，中美关系也就回不到过去。

面对这样的变化，关于我们中国的选择，我想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第一层次要考虑的问题，到底应该是去关注、应对美国的具体的动作，还是要去应对世界秩序的变化？在我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世界秩序的变化，这个秩序在变，我们过去熟悉的，我们中国过去的发展所依赖的环境逐渐远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被人往外排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太关注美国了，中国应该做的我觉得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美国淡化一点，更重大的变化不是美国，是世界秩序。

第二个问题就是连接性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在原来的秩序破碎的条件下尽可能保持连接性。连接性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目前的问题是现在是民主党拜登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怎么确保中间地带不倒向美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中间地带跟我们团结的比较理想的话，最起码可以保证美国不完全把中国推出去，甚至对我们会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最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必须把不安全感降下来，就是我们好像面对一个很不安全的环境，很不安全的世界。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与冷战时期相比，我们的国家安全具备的一些条件，除了中国是核大国以外，中国有地缘的优势，刚刚黄靖老师讲到的，中国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安全，中国有跟全世界目前为止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性，再加上中国从来没有像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因此我想中国其实是有充分的理由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假如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只能依靠自己这个巨大的内循环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情况，我不希望这个发生，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如何保证我们的经济充满活力？如何能保证我们的老百姓跟我们的执政党上下一心？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最重要的，而过度的不安全感会造成对前面这几个问题的一个压抑，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