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月G7峰会在日本伊势志摩召开，代表富裕国家的七巨头在此聚会商议全球政经局势。在座的领袖做梦都没想到，这场聚会将成绝响，此情此景永难再现。

当时奥巴马总统的心情颇为欣慰，因为看来希拉里胜券在握，自己的几项重要政绩，包括医保改革、与伊朗的核协议，与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都可传承下去。万万没有想到川普的逆转胜让自己的心血在一夕化为乌有。

当时英国首相卡梅伦还预期自己很快会与大家在九月杭州G20峰会再度聚首。他对即将举行的脱欧公投信心满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在场的另外两位领袖也难逃厄运。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经济低迷不振、民意支持跌落谷底的压力下，成为1958年法国实施第五共和宪法以来第一位放弃寻求连任的总统。

意大利总理伦齐想透过修宪公投来摆脱两院国会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掣肘，没想到这场政治豪赌却为反欧盟、反财政撙节的民众提供宣泄不满情绪的出气孔。

这四位西方世界领袖遭遇到的政治海啸，都来自同一个震中，那就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正在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反扑，他们大量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挫折与愤怒透过网络相互感染，在西方社会迅速蔓延。

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的米兰诺维琪（Branko Milanovic）在2014年出版的《全球不平等》一书早已指出这一连串政治海啸的共同原因。他把全球主要国家从1988年到2008年的家庭收入调查资料汇总起来，浓缩成为一张曲线图，因形似大象轮廓，被简称之为大象曲线(elephant curve)。

这张图告诉我们两个故事：

第一、全球平均实质收入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前的20年里增长了24%，但全球化的受益者集中于两个群体：一是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大量涌现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实质所得几乎倍增；还有就是全球所得前1%的富豪阶层的收入增长最快。

第二、在同一时期，富裕国家的蓝领劳工与白领阶级家庭的实质所得原地踏步，其中还有不少中产阶级跌入贫困，这在美国、英国与日本最为明显。

经济全球化在先进工业化国家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又因为2008年以后各国政府采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雪上加霜。在各国采行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下，富人的财富因为资产价格迅速回升而水涨船高，但大量的退休族与工薪阶层却饱受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缩水的冲击。

在欧美社会，全球化的政治基础已经全面动摇，基层民众对主流政治菁英已经失去信心，对于他们长期鼓吹的经济自由化与区域整合处方更是排斥。自从金融海啸以来，各国政府在国内政治压力下，纷纷采行应急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些人为贸易障碍正蚕食过去累积的自由化成果。根据WTO去年7月发布的统计，其成员国自从2008年以来共实施了2100多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绝大多数都源自发达国家。而川普的胜选更意谓着美国不但准备放弃推进全球化的目标，还要反其道而行，加速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裂解。

最近川普延揽《致命中国》一书作者纳瓦罗（Peter Navarro）出任新设立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长期主张应该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进口品全面开征惩罚性关税、并对美国企业将生产基地移往海外再回销美国的作法给予租税或关税惩罚。

如果他的主张真的兑现，那一场中美间的贸易大战将不可避免，等于用血淋淋的手术硬将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与最大消费市场割裂，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所有被跨国企业整合进入全球供应链的大小厂商将无一幸免，过去三十年美国所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也将毁于一旦。

在川普时代，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被迫面对逆全球化风浪的来袭，新兴市场国家别无选择，必须在彼此之间搭建更厚实的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平台，强化资本、劳动、资源与技术领域的优势互补，尤其要扩大长期开发融资的渠道，来突破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瓶颈。

中国大陆的角色将更加突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寄望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北京提倡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架构能早日实现；他们对马云在杭州G20峰会期间鼓吹的跨国电子商务平台非常关注，希望这能扩大边缘性群体与微型企业直接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他们也期待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大战略所描绘的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愿景，能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大多数亚太国家都对川普主张的双边贸易谈判兴趣缺缺，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完全不对称的谈判会让自己被剥好几层皮；更何况川普已经摆明了，从今以后美国要给的更少，拿的更多。

（作者为“中研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本文刊于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