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将党的组织触角全面深入高等教育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组织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数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史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执政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活动情形，则缺乏深入翔实的探讨，甚至基本史实和大致轮廓也模糊不清。以西南联大为例，在已出的数本有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校史著作中，①对于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均有专章详述，而对国民党与三青团在该校的组织活动，大都语焉不详，且或误述。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以往对战时知识界与国民党关系的描述，偏重张扬战争后期少数倾向激进的大学教授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意无意地漠视和遮蔽了另外相当一部分与执政当局亲近合作的知识精英之心态与作为。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②不过，战时大学校园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学界分化的背后，尚有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因素潜存。此种分化与纷争甚至延续和影响了战后部分英美派学人与执政党的离心离德。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之考察，若仅从国共相争立论，实难得真相之全貌。

本文在杨、王等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侧重探讨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限于篇幅与资料，本文主要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所用资料大部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1893—1963)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成立初期，一度兼任代理书记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③将党务带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大批战时大学党务档案，其中西南联大党、团负责人姚从吾与朱家骅之间数十封来往信函尤足珍贵。这些信函相当细致地呈现了战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务的运作情形。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兼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献，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和展示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实态。④至于三青团在联大的组织活动，本文仅兼带论及，其详细情形留待另文探讨。

一、大学党部的筹设

国民党的组织触角伸入大学校园，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当时，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组织，吸纳党员。中央专门设立青年部，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建立基层组织。“学生入党”一度成为时髦话题。⑤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会议议决学校教职员和教育机关人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在广东推行党化教育。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非但不反感，且以能接受党化教育和加入国民党为荣。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路线政策亦相应改弦更张，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与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妇女部一起被取消，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渐由支持转向反对；对青年学生之加入国民党，亦由鼓励转为限制。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提出的《学生自治条例案》中，删除了先前由大学院起草的《学生团体组织大纲草案》中关于国民党可在学校设置区分部的条文；会议还议决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不过，“党化教育”的名称虽改，党化教育的理念仍存。南京国民政府另颁《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要求各级学校开设党义课程。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特设党义教育科，掌理各级学校党义教育事宜，并对各级学校党义教师的资格加以检定。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付国难，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由着重党义灌输、思想控制，逐渐转向民族自信心与国家向心力的培养。1932年教育部修订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时，将“党义科”改名为“公民科”。试图将党的主义，融合和渗透于“公民”教材之中，意在淡化党化教育刻板僵化的负面形象。⑥

战前党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国民党“四大”曾检讨说：“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教育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⑦社会舆论亦认为，训政初期的党化教育，实际上完全失败。⑧据统计，战前大学党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平均约为1∶900。有的大学甚至没有专任的党义教师。即使有党义教师的大学，其党义教师的处境亦十分尴尬，因被视为国民党派来宣传主义的，经常遭到学生的轰赶。⑨“党义教师的地位，连担任自修课的教员都不如。”⑩1939年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之际，即痛陈大学党义教育流于形式，“各校所教，内容不一，思想更不一致，更有大学根本就没有党义教员，只在学生毕业时，交一篇党义的论文，便算敷衍了事。”(11)

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因其党校性质而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12)

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1939年3月14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长陈立夫：“全国各级学校有党籍之教职员，应设法管理，以考察并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蒋并要求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指定专人负责。陈立夫呈复说：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任何机关学校之长官或校长，对其所属教职员只能以长官或校长资格指导监督其教职员，不能以党员资格指导监督同一机关或学校之其他党员，因此等党员之指导监督，应属于隶属最近之党部。若机关长官、学校校长行使指导监督之权，即难免有越权之弊，甚或引起纠纷。为免除此弊与求指导便利起见，必须透过党之组织，实行指导监督，方易进行。惟以各机关学校各级党部组织或尚未成立，或未臻健全，为实施管理并考察及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计，似应先由中央规划于各大学校及各教育机关中成立直属党部。”(13)陈立夫还禀告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自1938年底即已着手在中央大学等八所高校中筹设党部。(14)

当时舆论认为，大学党部的筹设，主要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其势力地盘的考量。蒋介石欲加强对全国各级学校中国民党籍教职员之组织管理，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意图不谋而合。战前国民党党机器一直掌控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之手。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当时人们的揣测中，CC系势必趁此机会向教育界渗透。

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积极在大中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亦刺激了CC系与之争夺地盘。CC系与复兴社(此处泛指包括复兴社与力行社在内的金字塔型组织)两大集团在战前即已展开过恶性的组织竞争。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实在沉疴太深，积重难返，特别是年轻一代瞧不起国民党，乃决定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15)为了统合党内各派系，蒋介石训令CC系与复兴社同时解散各自的小组织。但在筹组三青团时，蒋介石将组织重任交付给了原复兴社成员，仅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的角色。由于复兴社势力实际主控了三青团，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又延续为战时党团之间的对峙和竞争。(16)教育界自然成为双方竞逐的重要场域。

自三青团成立起，团与党的关系即缺乏一种组织制度上的明晰界定。蒋介石有意将三青团塑造成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特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除其本人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这样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

党、团组织在西南联大的筹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39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CC系干将)联名致函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主任干事，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最初规定，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共同组织。(17)陈立夫和张厉生在致蒋梦麟函中，亦请蒋推荐教职员党员二人、学生党员一人为西南联大区党部筹备员，负责西南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对此，蒋梦麟表示担忧：“从前经验，校中党部不分员生。学生人数多，教职员人数少，几无发言余地，遑云指导？其弊则党内分派，抢权打架，骗中央津贴，诸奇百怪，直以党乱校。”为免蹈前辙，蒋梦麟主张大学党部的重心，必须放在教师身上。学生党员因学力经验不足，若无指导，则如无缰之马，必须置于教师党员的指导之下。他向陈、张建议：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组织，学生则组织区分部，是则区党部直接受命令于中央，区分部则受命令于区党部，条理一贯，指挥如意矣。待组织全健后，再加入学生代表，方不至于闹向来之幼稚病”。(18)

实际上，蒋梦麟的担心并不全在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之间难以协调。他更为担心的是，由CC系主控的国民党党部，与由复兴社主控的三青团之间，在同一个校园中将如何共处。蒋将陈立夫与张厉生要求他在联大建立国民党区党部的消息，告诉了负责筹备西南联大三青团分部的姚从吾，并提醒姚说：“此事仍为两根线，一由二陈主持，一由黄埔主持(复兴社与黄埔系之间有历史渊源和人事传承关系，外间常将二者视为一体——引者注)。此事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姚从吾获悉后，立即向时任三青团代书记长的朱家骅求证“两根线”之说是否属实，并申言“两根线之说，外间言者甚多，非孟麟先生一人之言”。(19)此时朱家骅虽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但实际组织大权掌控在复兴社之手。朱没有正面回答姚的问题，实际表示默认。

一般认为，战时国民党在高校里建立党部，是为了抑制中共扩张势力。(20)这一说法在间接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不过，在最初筹设大学党部时，国民党党内派系的组织竞争，实为更直接的动因。

二、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姚从吾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学德国，1934年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西南联大内迁。姚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团务。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21)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组织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国民党之外，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摩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22)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23)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24)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25)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26)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27)党员人数为全国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28)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至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29)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30)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31)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32)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33)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34)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35)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36)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37)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38)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39)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40)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41)

三、教授的入党情境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它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是战时大学教授日趋政治化的重要表征。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入党动机一概而论。

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42)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43)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冯友兰没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虽然仅关押了一天，但在冯氏心中，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44)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后来解释：“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45)冯友兰的忆述，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查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给蒋梦麟的指令，并无“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之类旨意。(46)事实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等人即拒绝加入。陈序经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47)亦未影响其职位。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48)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49)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50)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51)另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52)据此观之，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际，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国民党。1939年11月，朱家骅接替CC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交付二陈(果夫、立夫)为首的CC系掌控。CC系对党务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不少人因厌恶其派阀作风而不愿加入国民党。甚至有些行政部门为了防御CC系势力的渗入而抵制设立国民党党部。(53)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有所不同，朱家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留学德国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要将党务带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对CC系控制的国民党敬而远之。而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54)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举多种理由表示“恳辞”。后得知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并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姚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由一名“纯粹的”学者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期间，又介绍身边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了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北大出身，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学背景，常常是影响他们相互聚合或疏离的重要因素。显然因为朱家骅的关系，西南联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42年6月3日，姚从吾在致朱家骅的信中这样写道：“凡与先生有学谊者，第一虚心请其与党合作，其次当使为党之诤友，再其次亦为党部之朋友。”被介绍者中，有的对入党比较积极，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如史学系主任雷海宗，与姚相交甚密。姚对其反复游说，雷仍有些犹疑。姚请朱家骅亲自出面邀雷入党，雷碍于情面方表示允可。(55)

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张伯苓是1941年加入国民党的。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张伯苓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56)

联大教授中，考量个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人。姚从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57)之所以如此，与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大有关系。国民党虽然号称“以党治国”，但在人事任用和晋升时，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私人背景。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一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58)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藉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的人，亦希望藉由朱家骅介绍入党而与朱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在介绍教授入党时，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此种情形不止在联大，在其他大学也同样存在。如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任国荣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区党部之执行委员会已无形解散，本可从新选举，但一般心理，皆极愿与钧长发生直接关系。故鄙见以为不如仍由中央选派。”(59)任国荣所称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学区党部委员不愿自下而上地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极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选派。所谓“中央选派”者，实际上由朱家骅选派。被选派者即多因此而与朱氏个人结缘，或进而成为“朱派”中的一员。朱家骅本人显然也乐意利用此种“一般心理”，以网罗人马，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就派系属性论，朱家骅原本与CC系较为亲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自组班底，另树一帜。由于朱家骅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地位与历史基础，自立门户后，很快成长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渐与CC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60)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孟昭英、范绪筠、赵九章、苏国桢、王德荣、闵嗣鹤、施惠同、叶楷、马大猷、李庆海、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据华罗庚自述，他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北伐后，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61)华罗庚入党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党。华罗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62)华罗庚还致函朱家骅，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当时国民党中央有规定，凡战时出国人员，都必须先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朱家骅考虑到华罗庚身有残疾，从昆明赴重庆，路途遥远，行动不便，劝他不要受训，并允诺华罗庚，“苟他日有机会出国，可代其证明”。华罗庚回复说：“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63)朱家骅感其意态殷恳，由中央组织部寄去旅费3000元，玉成其行。1943年11月，华罗庚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期间，他还专门就党团问题与党国要政，向朱家骅进言献策。据姚从吾称，华在入党之前曾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64)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总裁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华罗庚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对朱家骅“感深铭腑，莫可言宣”。(65)

华罗庚的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四、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如果说，大学党部的最初筹设，在相当程度上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考虑，那么，自朱家骅接掌组织部后，学校党务乃正式成为战时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而统制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信仰与组织纪律，也成为学校党务的主要目标。朱家骅认为，党不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党必须社会化，尤其要和教育界、文化界沟通，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士人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党若和文化教育界脱节，则这个党将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他主张党要开门，让教育界的人进来；同时也要使大学开门，让党的力量进去，从而使党教趋于一致。(66)为此，他多次借助报纸、广播等媒体公开宣讲学校党务的意义与重要性，强调学校党务的目标，一是“传播中心思想”，二是“增强组织力量”。他认为国民党“在教育界基础薄弱，苟非急图改善，前途堪虑”。(67)而目前大学“思想庞杂，是不必讳言的危机，这必赖于教育学校界同人循循善诱，以纳入于正轨”；“没有中心思想以为归宿，绝没有安定的日子”。(68)在思想统制这一总体目标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设学校党务科，专门负责学校党务工作。1940年1月，中央组织部指示各学校直属区党部，重点注意以下各项工作：“(1)组织外围团体，联络优秀青年；(2)征求新党员，培植党的干部；(3)健全基层组织，加紧党的训练；(4)宣传本党主义，批判异党言论；(5)运用党团组织，指导学生行动；(6)协助学校当局，推动社会服务工作；(7)调查全校教职员学生之言行及社会状况。”(69)第4项和第7项明显带有抑制中共和统制师生的意图。

1941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对学校党务工作又规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学校区党部可以公开活动；第二，学校区党部的执行委员可以增为五人至七人(原定三人至五人)，并可添设干事，分股办事，必要时可以呈准设置特种委员会；第三，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70)这三条原则，显示国民党中央着意加强学校党务的决心。

依据1938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06次会议通过的《筹设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直属区党部组织办法》，凡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应按照情形，分别设置直属区党部；一般情况下，国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区党部直属中央党部；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直属所在地之省市党部。(71)战时各大学党部的筹建，多在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之间。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先后议决了全国各大学直属区党部筹备员名单。(72)筹备员大都是学校教职员，只有个别大学的筹备员有学生参加。

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的筹备和成立情形，以往相关论著之记载大多不确。如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称：1938年国民党中央直属联大区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部相继成立，区党部书记为姚从吾，分团部干事长为陈雪屏。(73)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分团部筹备处于1938年底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以后正式建立时，两者分开，姚从吾任区党部书记长，教育学系主任陈雪屏任分团部主任。(74)实际情形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132次会议议决设立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任命钱端升、周炳琳、查良钊三位教授为联大区党部筹备员。(75)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0年初。(76)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筹备较区党部略早。1939年7月7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命令成立西南联大直属分团部筹备处，聘联大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指导员，派姚从吾、裴笑衡、王旸、谭镇黄、尹士伟、郑福全六人为干事，任命姚从吾为筹备处主任。除姚从吾外，其余五人均为在校学生。(77)

联大区党部在筹备期间，除发展一批新党员外，党务活动甚少。这可能是当时全国各大学党部在筹备时期的普遍现象。朱家骅在1941年6月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谈道，学校党务“尚觉太差”，“教授与学生更有以谈党务为耻者。党员数量亦甚少”。(78)相比之下，同样处于“筹备”阶段的联大三青团在姚从吾的积极主持下，发展迅速。1939年12月12日，联大三青团首批百余名团员举行入团宣誓典礼。两个月后，团员增至180余人。(79)以后三青团在联大的人数达500人(当时联大学生将近3000人)。(80)校团部还成立了合作社、话剧团、小规模图书室，并举办了读书会、墙报、兵役宣传、青年学术讲习会等活动。联大学生自治会亦掌握在三青团手中。(81)

联大三青团经过三年多的筹备直到1943年才正式成立。(82)联大国民党区党部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筹备，于1941年7月23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员，宣告成立。周炳琳、姚从吾、钱端升、田培林、冯友兰、查良钊、王信忠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杨西昆、黄钰生为候补执行委员，蒋梦麟为监察委员，梅贻琦为候补监察委员。联大区党部正式成立时，正值暑假，加之敌机空袭，新当选的执监委离昆明者甚多，迟至同年12月23日才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会议推选姚从吾为区党部书记。(83)在此之前，姚已辞去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筹备主任职务(由教育系教授陈雪屏接任)。

联大区党部内设组织、总务、宣传等股，由王信忠负责组织，杨西昆负责总务，查良钊负责宣传。区党部下按学院分设数个区分部，如文学院区分部、师范学院区分部、法商学院区分部等。(84)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规定，全区党员大会每两月应举行一次；区党部委员会议每两周开会一次；区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区分部组训委员联席会议及宣传委员联席会议每三个月各举行一次；全区小组组长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85)但联大各区分部实际上很少开会。全校党员大会也仅开过三四次。据姚从吾称，联大党员教授对开会、服务等工作多不热心。日常党务工作主要由姚从吾等数位区党部执委推动。

1944年1月7日，联大区党部改选。新一届执行委员七人：姚从吾、周炳琳、陈雪屏、郑华炽、雷海宗、查良钊、钱端升。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杨石先、何鹏毓、孙毓棠、宋泽生、孙树本。蒋梦麟、梅贻琦仍分别为监委和候补监委。姚从吾继续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另由何鹏毓负责总务，郑华炽负责组织，雷海宗负责学术兼宣传。(86)

姚从吾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以后，以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为己任，立志于“授课之外，虚心办党，不赴重庆，不作官吏，期以三年，冀其有成”。在姚从吾为首的区党部执委的积极领导下，联大党务大有起色。姚从吾对联大的历史传统和教职员的思想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朱家骅说：“西南联大功课素严，教授多潜心专业，大概言之，对政治不感兴趣则有之，图谋他种活动……实无其人。”故“区党部之设，似应使之为沟通上下情谊之关键，正不必过重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和考虑下，姚从吾没有把联大区党部的工作重心放在积极对付中共和统制师生方面。因联大区党部主要以教师为对象，统制和强制只会适得其反。身为教授的姚从吾显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在联大区党部筹备初期，“教授均以名列党籍为讳”，(87)已入党者也多不愿公开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姚从吾借助朱家骅所掌控的丰厚学术资源和人脉关系，首先吸纳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而又热心党务的教授入党，再通过这批有声望的教授党员，去吸引青年教师。姚从吾经过审慎的观察和考查，首先向朱家骅推荐了周炳琳、陈雪屏、贺麟、田培林、郑天挺等五位教授，认为这五位教授品学兼优、忠实、稳健、人缘佳，建议朱家骅对他们“信之任之”，以他们为骨干，再从清华、南开各选择若干人，形成一比较扩大的核心，“则党务在联大自有欣欣向荣之势”。(88)五人中，除田培林被朱家骅于1941年冬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外，其他四人与姚从吾、查良钊、钱端升等人一起，成为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的中坚力量。

姚从吾在联大的办党方针是：“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89)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90)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要着。数年间，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可以举出名称的系列讲座如：建国问题十二讲、战后建设问题十四讲、国际情势十二讲、文史学十四讲、文史学十二讲、文史学八讲、工学院学术讲演十六讲、现代科学十二讲、宪政问题十讲。此外还定期举办了国史讲习会、国际情势讨论会、新艺文座谈会等。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入。讲座本身都是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91)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两者均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在演讲报酬。每次讲演，区党部付给每位演讲者200—300元报酬(1945年增至5000—6000元)，并约请演讲人聚餐。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讲演者不无小补，聚餐竟也成了笼络和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92)姚从吾承认：“在联大数日不得一饱，忧困交迫情形中，有此调剂影响实大。”(93)

创办刊物，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的另一手段。为了吸引联大青年助教入党，姚从吾最初设想创办一学术期刊。姚的考虑是：“联大各院助教，人数众多，程度亦高，倘能加以联络组织，选尤入党，则效力实异常可观”。“惟组织各院助教，实非空口开会所能成功。生等筹思再四，自以筹办一定期刊物，藉以商讨学术，联络感情，使逐渐接近本党为最善办法”。(94)刊物拟名为《人文季刊》或《社会科学季刊》，由助教党员何炳棣、何鹏毓出面组织，但这一计划似未能落实。(95)办得较有声色的是《当代评论》杂志。该刊于1941年7月创刊，1944年3月终刊。姚从吾声称该刊是云贵诸省唯一的政论周刊。“联大区党部年来人数之增加，工作之开展，得力于《当代评论》之号召者实多。”“党在联大一年来，似有若干信用，而一部分少壮教授之参加，《当代评论》之出版，实为主因。”笔者重新检视该刊，感觉其党化色彩甚淡。此点也许正是该刊之成功处。除《当代评论》外，联大区党部于1944年还派人协助云南省党部编辑昆明《民国日报》，由联大党员教授雷海宗、伍启元、王赣愚担任编辑委员会常委。(96)

联大区党部还资助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南开文科研究所油印学术论文。据姚从吾介绍，两所的主持人，如罗常培、郑天挺、杨振声、贺麟、黄子坚、冯文潜、皮名举等教授，均为区党部中坚分子。由于各研究所经费困难，百事停顿，其主办之学术刊物均难出版。区党部乃分别资助数千元，将两研究所战时积压的纯粹学术论文、讲演稿、调查报告，各选择30种左右，每种油印100份。姚从吾认为，资助数额虽小，但直接间接增强了区党部在联大的地位。(97)

推荐党员教授到重庆做官、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和选拔应届毕业生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是联大区党部笼络党员人心的又一要着。前者如推荐田培林、陈雪屏、敦福堂、郑华炽、王信忠、杨西昆、何鹏毓、宋泽生等人，后者保送了14名应届毕业的团员学生和2名党员助教。一些年轻教师为出国做准备，未雨绸缪想争取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联大区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多争取几个受训指标，既“可以表现党在联大有力量、有计划、有办法”；又“可以鼓励联大教授中之少壮派”。至于选拔优秀青年学生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可以引起大学优秀青年对党之欣慕，为效极大”。(98)

姚从吾“以学术领导党务”的办党方针，在西南联大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姚从吾在担任区党部书记一年后自我总结说：一年前联大教授多以名列党籍为讳，今则自称为党员者日多，联大党务已引起各方之注意。1944年姚从吾第二次连任区党部书记时，认为“党与团在联大信用已著”；“党在联大之基础，已大致稳定”。(99)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能吸纳二分之一的教授加入国民党，确非易事。姚在向朱家骅报告成绩的同时，也倾诉了一腔苦水：“伏念抗战将八年，生活维持不易，人言庞杂，动辄得咎。凡百施为，罔不顺利，则人人视为当然；偶一违志，则上下责言四起，应付之难，难如登天。在大学党部服务，有时实视其他党部为尤甚。此点实有时非纸笔所能形容其万一。”(100)对于姚之热衷党团活动，朋辈同事间难免存有不同看法。傅斯年于1940年8月14日致信胡适谈及北大情形时，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师生多有赞赏，唯对姚从吾颇有微词，指摘姚之办青年团为“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陈)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101)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甘家馨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是战时最坚强的学校，党是很难进门的，但是朱家骅凭其个人在教育界的条件，居然把西南联大的人也拉进党里面来，在西南联大也能设立党部，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02)

五、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中共在西南联大的地下支部成立于1939年3月，(103)比联大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成立略早。三青团分团部成立后，联大学生自治会即受其掌控。而联大的中共地下支部十分隐蔽，初期几无公开活动。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前，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两党在联大的基层组织大体相安无事。皖南事变以后，中共将大部分党员学生撤离联大，疏散到云南边境各县，留下的少数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学生党员也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在联大校园内实际没有过正面交锋。

1942年1月，联大学生发起“倒孔”大游行。这次行动可以说是西南联大发生的首起学潮。事缘于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攻占香港，滞留香港的一批名流学者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高官却用飞机运输私人财物，甚至将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飞机运狗”消息被《大公报》等媒体披露后，联大学生群情激愤，于1月6日举行了一场上千人的反孔大游行。参加者除联大学生外，还有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等校学生。事件发生时，正值联大区党部改选，新当选的执委尚未上任工作，主要由三青团分团部出来应付。当时三青团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参加学潮，认为不参加即丧失领导地位，但被三青团干事会和学校当局严加制止。三青团透过学生自治会，很快将风潮消解于无形。姚从吾当时对事件的突发与戛然而止感到疑惑不解：“此事突然爆发，有无背景，至今似尚不能作肯切之判断。若云有背景，似不至于一哄即止，照常上课，不再继续；若云无背景，则各校同时发动，步骤相当整齐，无人主持，何能如此？”(104)此次游行确系学生自发组织，中共并没有参与。

1943年5月，因昆明物价高涨，联大师生生活日益窘迫。联大部分教授纷纷集议，有的主张向外募捐，有的主张集体绝食，有的主张联合辞职。联大区党部执委会紧急筹议后，将联大师生困苦实况及如何补救之道，通过朱家骅转呈国民党中央。(105)5月19日，联大教授会开会，议决请求政府增加生活费，并推周炳琳、吴有训、陈雪屏三人赴重庆晋谒当局，说明情形，请求切实救济。当日，姚从吾、陈雪屏、王信忠三人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致函朱家骅，为联大教授生活困苦而再次陈情，请国民党中央速筹救济之策，以免酿成风潮。(106)

1943年春，中共地下党支部在西南联大重新建立。而自本年起，“联大青年团因复兴社旧人逐渐离校，政治性渐淡。”(107)到1944年，学生自治会脱离三青团的掌控，转入左翼学生之手。三青团势力减弱后，联大校园的民主风气顿形活跃。一时间墙报如雨后春笋。联大区党部试图加以控制、引导和利用，如组织恳谈会，酌予物质上经济上之协助等，但没有采取过激手段打压进步学生的活动。校园氛围尚属宽松。

1944年春，李公朴等人组织云南学术界宪政问题研究会。在姚从吾看来，李公朴等人“以研究宪政为掩护，以批评政府，实现私图为主旨”。联大区党部为了抑制其活动，乃先发制人，由钱端升、周炳琳两名党员教授以联大法学院宪政讲演会名义，邀请六名党员教授、四名非党员教授举办《宪政问题十讲》，与之对抗。(108)联大区党部对左翼激进教授的态度还算比较克制，未采取过激手段对付。联大教授的政治倾向虽然日趋分化，但不同政治倾向的教授在联大校园内尚能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同年4月下旬，日本发动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受此刺激，纷纷以纪念五四为契机，发泄对政府当局的不满。5月4日前后，联大校园空前热闹，“民主墙”上墙报琳琅满目。5月4日晚，《文艺》墙报社举行以“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为主题的文艺晚会，邀请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讲演。由于到会人数太多，会议场地容纳不下，乃改于5月8日晚举行，由国文学会举办，在原请演讲人之外，增加了孙毓棠、闻家驷两位教授。重开的文艺晚会盛况空前，参加者达3000多人。晚会由罗常培、闻一多共同主持。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将这场文艺晚会与5月3日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晚会(有周炳琳、雷海宗、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教授讲演)，称作战时联大校园新的爱国民主热潮兴起的标志。(109)而姚从吾在晚会之后写给朱家骅的报告则称，这场文艺晚会完全是联大区党部有意策划的一次成功化解学生风潮的行动。姚在报告中写道：校内“左”倾分子“初欲藉救济费太少，激动风潮，志未得逞。嗣又欲因人心浮动，假纪念五四，扩大活动。幸五四天雨，团部、党部又分别防范，虽墙报五光十色，而集会实未举行。延至5月8日，由罗莘田(即罗常培——引者注)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新文艺晚会，专以讲述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希望经此一次发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110)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让陈果夫取代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旋即又由陈立夫接任。朱家骅则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国民党党务组织大权再次回归CC系之手。在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自树一帜，难免侵蚀CC系的地盘。陈立夫重掌组织大权后，势必趁机报复。(111)西南联大区党部是朱家骅一手扶植起来的基层党部。因联大在全国大学中之独占鳌头的地位，以及姚从吾与朱家骅之深厚私人交谊，使得西南联大区党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特殊关照。中央拨给联大区党部的经费，远高于其他大学区党部。朱家骅的离任，势必影响联大区党部的活动。姚从吾在联大办团、办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朱家骅抬轿子。朱既去职，姚从吾的办党热情也随之锐减。没有中央党部在经费上的特殊津贴，联大区党部的工作也难以为继。加之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此前因复兴社旧人离校而受到削弱。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共和左翼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

学校当局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1944年4月30日，清华大学举行33周年校庆。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致词时一再声称“西南联大是中国的民主堡垒”。当时在场的朱自清对蒋梦麟敢说这样的话而深感吃惊。(112)在此前后，联大另一常委梅贻琦也私下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无大认识，颇表怀疑，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相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113)1944年秋，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由三青团转入中共和左翼学生之手。(114)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争夺大会代表席位，CC系与朱家骅系在西南联大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此之前的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朱家骅曾推荐姚从吾任河大校长，被教育部长陈立夫婉拒。姚对CC系难免心存芥蒂。陈立夫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后，试图将CC系势力打入西南联大。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CC系笼络联大政治系教授崔书琴，然后以崔书琴为桩脚，发展CC系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基础。在CC系的经费支持下，崔书琴在联大法学院举办讲演会，每次付给讲演者优厚酬金，以此笼络党员教授。姚从吾对此十分警觉。他告诉朱家骅：CC系想打入联大，不惜运用种种力量，其目的“自然是想另在联大立一‘龙头’”。为了抵制CC系势力的侵入，姚从吾建议朱家骅：由朱以教育部长的名义每学期津贴联大文史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究会7万—8万元，仍在文、法学院举办讲演会，以资对抗。鉴于CC系每次每人送讲演费4000元，姚从吾建议将讲演费提高到5000—6000元，每次聚餐15000元。同时编印党员教授讲演集，以此吸引和笼络联大师生。由于朱家骅与学界名流多相往还，姚从吾还建议朱呈请蒋介石，直接圈选一批“名流党员教授”为中委。因CC系与知识界的关系比较疏远，派内的“名流党员教授”不如朱家骅系多。请蒋圈选名流党员为中委，自然对朱家骅系最有利。(115)CC系与朱家骅系的争斗，导致联大国民党籍教授群体分裂，进而影响国民党在联大的组织力量和声誉。此一情形在战后教育界一直延存，(116)甚至影响一部分英美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背离。

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六大决议后不久，全国各学校党部相继关闭。(117)西南联大区党部亦不例外。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继起。当国民党关闭学校党部后，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校园的局势迅速发生逆转。过去“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迅速升级为“以行动对行动”的“武斗”，以至出现“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因大学区党部不复存在，国民党只能直接藉军警力量震慑学潮。

1945年底爆发的一二一运动，将国共两党在西南联大的斗争推向极至。有关此次运动的背景和经过，学界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118)此处不赘。值得提及的是，如果此时联大区党部还存在的话，依照以往的经验，联大区党部很有可能通过政治和组织手腕，将学潮化解于无形，甚至消弭风潮于未起之时。学生的一次例行集会，竟激变为震惊全国的惨案和学潮。姚从吾颇为懊丧。他事后分析说：“就常态言，此等集会，也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不意地方军政当局过激反应，地方军人横暴干涉，事件遂一发而不可收。(119)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联大区党部停闭的结果。因复兴社旧人相继离校后，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本已大为削弱，区党部继而停闭，党团在联大更是群龙无首。与此相反，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用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中央军全面接防。纵容民主和左派势力的龙云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强硬派李宗黄。云南政局为之一变。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西南联大发生学潮，校内党团力量无法应付，云南地方当局势必强行介入。因此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大学党部的停闭实在是一大失策。原来“以组织对组织”的国共之争，乃转变为直接以武力相向的局面。

一二·一学潮的最终解决，实际得力于联大教授会以全体总辞职相要挟，迫使学生复课而告终。而教授会的辞职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国民党籍教授从中操纵的结果。因为国民党籍教授占了联大教授总数的一半。他们大多是院系领导或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者，在联大教授会具有中坚的作用。正是他们左右了教授会的态度和取向。闻一多等少数激进教授的主张未获通过。姚从吾12月23日致函朱家骅说：“教授会重心，就此事论，仍以党员为主动。枚荪(即周炳琳——引者注，下同)、芝生(即冯友兰)、华炽(即郑华炽)、霍秉权、蔡维藩、贺自昭(即贺麟)等二十余人，均甚努力。”当然，国民党籍教授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态度亦非完全一致。姚从吾、陈雪屏、郑华炽、周炳琳等教授具有较强的反共倾向和忠党情结。他们认为学潮是中共挑拨和煽动的结果，对罢课学生深怀敌意。也有的党籍教授如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失望，但基本上仍站在国民党一边，尽力为国民党分忧。国民党在联大主要以教授为组织发展对象，共产党在联大主要以学生为组织动员对象。一二·一学潮的爆发及其最终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共产党与部分学生为一方，国民党与部分教授为另一方，相互对垒博弈的结果。

六、比较中的审视

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此一结论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似乎难相凿枘。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联大区党部之“最具声色”，乃相对其他大学党部而言。其次，所谓“民主堡垒”实乃联大后期之称号(大体是1944年以后的事，今人大多统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显然不确)，而那时联大区党部即将停闭。

晚年冯友兰对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活动有一评价。他说，战时“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冯友兰又说：“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120)

事实上，当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不完全指其在“民主”方面如何具有声色，在很大程度上乃称许其“宽容”精神。1946年当联大宣布结束的时候，《观察》杂志专门发表文章，就其“宽容精神”作过如下一番评议：

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治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121)

值得考察的是，在西南联大，区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当大学党部刚刚筹设时，教育界即有人担心：“有了学校党务，也许会影响学校行政。”朱家骅当即出面解释说：“这是过敏之谈，不足为虑的”；“学校党务是在和谐中谋发展，倘有违背此原则，必予以纠正或取缔。学校有学校的秩序，党有党的纪律，在严守秩序与纪律中，来求学校党务的推进，不仅不影响学校行政，并且可以协助学校行政的”。(122)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随即于1941年3月规定：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这是国民党中央对大学党部与学校当局关系之唯一法规。区党部书记仅具“列席”校务会议资格。这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无意让大学区党部干涉学校行政。事实上，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以党治校”之说。在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下设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组成。初期每学期举行一次，后改为每学年举行一次，其职权为学校预、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讨论改进校务以及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123)1941年12月，联大区党部选举时，周炳琳与姚从吾的票数相同，但周坚辞不就，姚只好连任书记。周之坚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党部书记一职，实在无足轻重。(124)姚从吾当选为联大区党部书记后，按理可以“列席”校务会议，但他让周炳琳、冯友兰代为列席，(125)显然对“列席”兴趣不大。周当时是教务长，冯是文学院院长，两人均是校务会议正式成员，故代为“列席”者，不过名义和形式罢了。

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成。三校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三人均是国民党党员，但张伯苓长期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蒋梦麟与梅贻琦分别兼任联大区党部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校长兼任校党部监察委员，在其他大学也多如此，似是国民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按照规定，区党部监察委员的权责是执行党纪，稽核区党部经费的收支，审查区党务的工作。实际上，让校长兼任监察委员，更大的可能是为了便于学校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只有个别大学，校长同时兼校党部执行委员。(126)

从西南联大的情况看，区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甚少往来和联系。区党部基本上不参与和干涉学校行政；反之亦然。就组织系统而言，大学区党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只对中央组织部负责，接受中央组织部的指令，定期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工作。区党部的经费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划拨。学校对区党部没有补助。区党部与学校当局之间亦未发生过摩擦和冲突。只是当党员人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姚从吾担心“召致学校方面与其他方面之嫉忌”，而有自我收缩之意，转而“取保守与稳健态度”。(127)外间评论联大区党部与学校当局之间关系冷淡，但也互不干涉，相安无事。

在其他大学，区党部与学校当局的关系，并非都如西南联大一样相安无事。比如西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党政关系十分紧张。(128)中山大学区党部如同一个衙门，书记、总干事、干事、股长等职员共有八人，办事人员多为学生党员，而且皆受实薪。由于经费开支大，中央组织部所拨经费远远不足。区党部要求学校予以补助，还要求学校分派秘书、事务员与工役，供区党部驱使。对于学校事务，区党部提出：“学校一切会议，须请书记列席”；“凡地方军政长官送来学校之密件，有关于思想行为或逮捕者，须通知区党部”。区党部还要求下属各区分部留意学校之兴革事宜，汇集送来区党部，由区党部择其可行者，交学校当局采纳。中大区党部的做法，明显有干涉学校行政之嫌。学校当局难免对区党部的“不合理”要求加以抵制。区党部反过来指责学校当局干涉党务，并攻击校长“倒行逆施”、“寡义无信”。(129)

与中山大学相比，武汉大学区党部的情形又是另一番景象。该校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向朱家骅坦陈：“本校党务，实在过于沉寂，不可讳言。推究其原，大旨不外经费无着一事，即经济问题是也。去年(1941年——引者注)10月以前，中央津贴每月50元，11月以后为100元，而且不能按月发给。每有迟至三五月以后方汇寄来嘉(四川乐山，古称嘉定。1938年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引者注)之事。但即令按月汇寄，试思以如此高涨之物价，每月100元，不能雇半个工人，聘请录事更不论矣。此事说来诚属滑稽，弟自办事以来，垂30年，从无每月经手管理100元之开支者。如果照‘以党养党’之旨，中央原无须津贴分文，但区党部即非有向党员征收捐款不可之权力，而现在党部又无此权，且党部月捐亦扫数解缴中央，党部不能再向党员捐款。党部在名义上与学校平等，但实际上则毫无用人之权，每事非仰给学校不成。如学校不给予助力，则并文具纸张邮电等费，将亦无从出。若云利用党员中之学生分任工作，可以无须经费，但亦只能做到一部分。因为一则学生每年有变更，二则党部既应注重教职员，事事假手学生亦非策之得者也。至于征求教职员新党员，弟亦曾数次努力，而总无多大成就，则亦经济问题为之阻梗也。教职员一入党，则由学校扣去所得捐之数，作为党员月捐，当此米珠薪桂之时，教职员自己生活尚不能维持，焉能再负担此项捐款？已入党者，虽不得不负担此项责任，而尚未入党者，则万难冀其加入。如果中央订有强制办法，教职员非入党不可，则事情又当别论。不过，诚如来示所云，‘真正优秀分子’是我们党部所希望者，一律入党，即等于无党矣。今不加强制，则又观望不前。弟实无法解决此困难问题。总而言之，学校经费每年有百万以上，而党部不过1200元，故在实际上，党部不能经济独立，只能附属于大学。大学经费既日感拮据，党部之发展即受其影响。即如发行刊物一事，弟曾屡次计及，然一念及印刷费之庞大，即十余页之小册，亦须四五千元，遂不果行。但无论如何，弟对于党务，不得不抱一作官之信念，即‘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故平生对于党员，极力以身作则，不作无益，而且努力教学，从人格上给予学生以良好之印象。至于教职员，则彼此立于均等地位，不敢言此矣。以此所陈，均系实在情形，毫无虚饰，以此报答党国，报答先生。”(130)

杨端六这番不加虚饰的“真情告白”，将战时大学党务的各种实在情形，几乎和盘托出。按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39年颁布的有关规定，大学区党部成立后，其经费由所属党员缴纳党费拨充之，不足之数由上级党部酌予补助。中央直属各校区党部的日常经费，党员在60人以上200人以下者，每月补助60元；200人以上500人以下者，每月补助100元；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者，每月补助150元；1000人以上者，每月补助200元。(131)一个大学区党部，每月百余元经费，自然无法运作。与武汉大学区党部不同的是，西南联大区党部经常能得到中央组织部数额不小的特别补助。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南联大地位重要，朱家骅比较重视。朱说：“联大地位重要，能使联大党务改进，树立中心力量，实足影响全国教育界。”(132)二是联大区党部书记姚从吾与朱家骅有特殊交谊。姚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额外请拨经费时，朱家骅每次都如数特批。姚从吾在教学研究之余，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令朱家骅甚为满意。在战时经济和物质生活十分艰困的环境下，姚从吾通过与朱家骅的特殊关系，能额外弄到经费，无疑提高了他在联大区党部内的地位，也无形中扩大了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影响。联大区党部的特殊性，令其他大学区党部十分嫉羡。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有一次对朱家骅发牢骚说：西南联大除部津600元外，尚有其他活动经费；联大区党部每月邀人欢聚二三次，每次约200元，学术讲演费每次每人送200元。中大无法与联大比。(133)

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的情形明显具有特殊性，相比之下，杨端六所述武汉大学区党部的情形可能更具有普遍性。

注释：

①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参见杨奎松：《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③参见《朱家骅先生记事年表》，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第225—252页。

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国台曾利用台北“法务部”调查局所收藏的国民党档案和中共文献，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情形进行过研究，但他未利用其本所档案馆所藏之朱家骅档案。见胡国台：《国共校园斗争(1937—1949)》，《历史月刊》(台北)第44期，1991年。

⑤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年，第247—281页。

⑥有关战前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参见陈进金：《抗战前国民党的教育政策》，载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75—232页。

⑦《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第166—167页。

⑧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再论党化教育》，《独立评论》第3、8号，1932年6月5日、7月10日。另据陶百川于1935年1月测验上海154位参加“优秀学生联谊运动”的高中生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之结果，发现连“三民主义的涵义如何”这样简单的问题，竟有许多学生回答不及格。陶氏慨言：“他们在学校中应该都已读过六七年的党义教科书，何以程度竟如此低劣！优秀学生如此，普通学生将何如！劣等学生更将何如！中学生如此，小学生将何如！学生如此，一般民众将何如！由此观之，七八年的党义教育，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惨败了！”见陶百川：《中国青年政治思想的观察》，《上海党声》第1卷第2期，1935年2月。

⑨马超俊：《实施党义教育之重要》，《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4月。

⑩陶其情：《难乎其为党义教师》，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11日。

(11)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1月，《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1941年，第185页。

(12)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要求党员重新报到登记。据1940年7月统计，各大学参加报到的党员人数(基本上是战前加入者)总计不过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政治学校，普通高校只有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校较多。各大学国民党员的具体数字是：中央政治学校748人，四川大学209人，中山大学184人，朝阳学院59人，师范学院46人，厦门大学43人，中正学院20人，武汉大学6人，西北大学5人，协和医学院3人，民国学院3人。除此之外，金陵大学、复旦大学、齐鲁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广东国民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学校均无党员报到。因为战乱等因素，有的党员可能没有及时报到，实际党员人数应多于报到党员人数。见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第409页。

(13)《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特3—26.1。

(14)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11—12页。

(15)三青团的成立，最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合并的企图。

(16)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17)《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特3—26.2。

(18)《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1)。下引各函，凡未标注出处者，均同此。

(19)《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

(20)胡国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1)《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学潮与教授》，《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页)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22)《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23)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学潮与教授》，《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页)，显然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24)《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12月28日。

(25)《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

(26)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称：“查该部有数区分部悉由教职员组成，其余则全由学生党员组成，似此划编方法，对于员生之感情及联系上，均属有损无益，流弊所及，甚易形成员生对立之形势，嗣后划编区分部或小组，教职员与学生不应分开。”见《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

(27)《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28)《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规定，征求新党员，教职员占1/4，学生占3/4；又据《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称：“查过去入党者，多为四年级学生，盖毕业后到各机关中之需要也。本部为革除此种不良习惯，特别通饬各区分部大量征收较低年级之同学及各学会社团负责人入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称“二档”)藏，卷号：717(4)—1065。

(29)《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称：“因招收之学生新党员既多，故各学院之区分部所有委员及书记等，均由学生充任，以致热心党务及对党有历史之教职员，均持消极，对于学校党务前途影响甚大。”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二档藏，卷号：717(4)—1065。

(30)《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二档藏，卷号：717(4)—1063。

(31)《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二档藏，卷号：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4—(12)。

(32)《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1)。

(33)《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34)《三十三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35)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确所致。

(36)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文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这一比例显然低了。

(37)部分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名单：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军训队：毛鸿；训导处：吴志清；教务处：薛德成；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1)；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38)《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39)《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均见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4—(13)。

(40)《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41)《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42)《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

(43)《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297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44)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五)，《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

(45)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46)1940年3月，蒋介石听说教育部命令全国中小学教员须一律入党，十分不满。他在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其作用与事实太不相宜。陈立夫呈复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尽量介绍中小学教职员入党，但始终未有强迫必须一律入党之说。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特3—26.1。

(47)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非国民党党员。参见《竺可桢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

(48)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

(49)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六)，《大陆杂志》第98卷第4期，1999年。

(50)此一论点，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大陆杂志》第98卷第3、4期)和王晴佳《学潮与教授》(《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中均有提及。

(51)《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

(52)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

(53)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20—321页。

(54)《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

(55)《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该函原件无时间，年月系据其内容推断)；《朱家骅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复朱家骅函》，1942年12月31日。

(56)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第271页。

(57)《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58)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300—302页。

(59)《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60)据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相当激烈。“蒋先生对于其干部，似采牵制政策，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见《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133页。

(61)《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2年12月19日)云：“骝先部长先生赐鉴：遥颁大教，语重心长，谋国之忠，垂念之切，跃然纸上。罗庚敢不奉教，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尽其绵薄。溯民十五时，罗庚曾在沪入党。其时军阀之势犹张，革命之花未发，北伐成功后，罗庚为经济所困，不得不负责经营先父之店铺，日则持称运筹，晚则研习算学，每日工作有过于十六小时者，致对党务方面因循未暇登记。今常戚戚，愧为国父信徒。今先生振聩启蒙，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感激之殷，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见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卷号：459—(2)。

(62)《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1日、3月4日、10月12日，1944年1月8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卷号：459—(2)。

(63)《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8月7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卷号：459—(2)。

(64)《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28日。

(65)《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26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卷号：459—(2)。

(66)甘家馨：《给国民党带来新观念新作风的朱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9卷第6期，1976年12月，第22—24页。

(67)《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40年3月7日。

(68)朱家骅：《学校党务的诠释》、《学校党务之鹄的》，《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27期，1940年7月6日。

(69)《筹设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直属区党部经过》，《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6日。

(70)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434页。

(71)《筹设直属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经过》，《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第5期，1939年8月12日。

(72)部分大学区党部筹备员名单：中山大学：萧冠英、邹谦、萧锡山；四川大学：向楚、钟行素、傅嘉政；东北大学：臧启芳、崔德化、焦海学；中央大学：何义均、王书林、汤宗舜；金陵大学：柯象峰、刘继宣、李文褒；西北联大：胡庶华、杨立奎、赵金铭；同济大学：丁基实、冯承植、田培林；浙江大学：张其昀、苏毓芬、诸葛麒；湖南大学：李寿雍、谭云鹤、成应琮；厦门大学：彭传珍、陈荻帆；云南大学：伍纯武、汤惠荪。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特3—26.1。

(73)《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页。

(7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439页。

(75)王晴佳《学潮与教授》一文认为，朱家骅一度考虑让钱端升主持联大区党部工作，但也许钱的思想已经开始“左”倾，或许钱对此没有太大热情，因此朱转而依赖姚从吾、陈雪屏(《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页)。此一推断不确。朱首先依赖的即是钱端升。

(76)《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特3—26.1；《周炳琳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18日。

(77)《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

(78)《朱部长对于组织工作之指示》，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编印，1943年，第17页。

(79)《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1940年2月27日。

(80)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2页。

(81)《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0年12月12日、1942年1月21日。

(82)《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4月27日。

(83)《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呈报成立经过及工作分配情形》，1942年1月22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二档藏，卷号：717(4)—1092。据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1940年6月14日，联大区分部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冯友兰、周炳琳、黄子坚为执行委员，查良钊为候补委员。此说有误。另，王晴佳认为，朱家骅让冯友兰办党，冯态度有些敷衍，故联大成立区党部后，冯友兰不在执委名单中(《学潮与教授》，《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页)。此说亦不确。

(84)《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月21日、2月10日、4月6日。

(85)《中央直属学校区党部办事通则》，《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25期，1941年12月。

(86)《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人事组织动态报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会5.3—225.12。

(87)《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0日、1940年2月27日、1942年8月10日。

(88)《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1年6月21日，二档藏，卷号：717(4)—1092。

(89)《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90)有关姚从吾运用学术手段“寓宣扬主义于研究”的情形，王晴佳《学潮与教授》(《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作过简要的论述。

(91)《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4月25日，1942年2月10日，1943年2月20日、12月17日，1942年2月10日。

(92)如梅贻琦日记载，1941年5月15日晚，周炳琳、姚从吾、钱端升、查良钊、陈雪屏、钟天心六人合请校中同仁三桌。饭后谈及请大家入党的意思。见《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93)《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5月18日。

(94)《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95)何炳棣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在西南联大期间，“我未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很少参加别的活动。”对自己参加国民党一事只字未提，却提到与他同为助教的同事何鹏毓是国民党员。见氏著：《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162页。

(96)《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0日、1944年2月12日、1942年6月3日、1944年5月14日。

(97)《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0日。

(98)《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26、3日，9月21日。

(99)《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8月10日、1944年2月12日。

(100)《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14日。

(101)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102)甘家馨：《给国民党带来新观念新作风的朱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9卷第6期，第22—24页。

(10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438页。

(104)《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月21日。

(105)《陈雪屏、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3年5月14日。

(106)《陈雪屏、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3年5月19日。

(107)《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12月17日。

(108)《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14日。

(10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451—452页。

(110)《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14日。

(111)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323页。

(112)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89页。

(113)《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184页。

(114)《清华大学校史稿》，第405页。

(115)《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3月22日。

(116)1948年，有文谈论中央大学教授的派系，内中所提“陈派”即CC系，“少壮派”即朱家骅系。见南京通讯《中央大学的教授们》，《新路》第1卷第6期，1948年6月，第17页。

(117)《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央各部会工作报告》，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569页。

(118)参见杨奎松：《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119)《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28日。

(120)冯友兰：《我的学术之路》，第321—322页。

(121)记者：《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观察》第1卷第6期，1946年10月5日。

(122)朱家骅：《学校党务的诠释》，《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27期。

(12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36—37页。

(124)王晴佳认为，周炳琳推让不就区党部书记职，是因为受蔡元培民主治校思想的影响而不支持国民党的“党化”政策。(参见《学潮与教授》，《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页)综观周炳琳在联大区党部的工作态度及表现，此说实难成立。

(125)《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月21日、2月10日。

(126)《筹备成立中央直属学校党部》，《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37期，1940年9月；《各学校党部执监察委员名单》，1945年夏。均见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4—(15)。

(127)《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128)《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3年7月15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4—(13)。

(129)《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130)《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4—(12)。

(131)《筹设直属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经过》，《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第5期。

(132)《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40年3月7日。

(133)《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本文资料之收集，主要得益于2003年冬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党史馆的访问。兹特向近史所陈永发所长以及吕芳上、张哲郎、邵铭煌、刘维开等先生深致谢忱。在论文修改定稿过程中，吕文浩、罗敏之高见，使笔者深受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