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在中学时代，就知道姚从吾老师了。原因是庄严一家的关系 。庄严是我爸爸在北京大学的学长，庄严太太申佩芬是我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学姊，我爸爸又是申佩芬的老师。庄严有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吉吉、庄灵，一父四子，都与我熟。我在中学时代，庄严、庄申写给我不少的信，其中庄申尤多。庄申为我开列台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其中就有「姚从吾辽金元史」一项。庄严、庄申常向我讲述儒林内史，如蒋复璁欲投共，在船上与共特搭线，后来发觉根本不是共特乃是国特，大吃一惊，吓得生了一场大病之类，我听了满感兴趣。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对儒林内史就颇知一二。一九五五年我进台大历史系，在迎新会上，大放厥辞，在座师友全体惊叹，其中有一位中间秃顶、两边白发、身材矮胖、长得结结实实的老教授，不是别人，就是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原名士鳌，字占卿，别号从吾，后来即以别号为名。他生在一八九四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他是河南襄城县人。一九一四年毕业于河南省立二中，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一九二０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毕业。他原在头一年（一九一九年）考取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于是就留部工作。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一九二二年毕业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一九二九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一九三一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一九三四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一九三六年兼系主任。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他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任河南大学校长。一九四八年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一九四九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来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一九五八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从姚从吾老师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点上看，反证他在这方面的学术地位，是很晚并且是在台湾才被肯定的。姚从吾老师虽是胡适大弟子、胡适虽是「学阀」，但在大陆时代，当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还不能把这位学生「带进场」。--当时胡派的院士，早被胡适的另一学生傅斯年把风光抢尽。傅斯年是何等霸气人物！他虽然与姚从吾老师同在北大做学生、同去德国做留学生，但从没把姚某人看在眼里（我听说姚从吾老师在德国还被欺负，有被扣公费之事）。大家都知道姚从吾流亡到台湾后做台大教授，却很少人知道他在进台大前沦落彰化靠老婆吃饭。

靠老婆吃饭

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中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下旬，从吾师全家及相湘家属均寄居台中梅月旅社，从吾师全家四口住六叠小房，相湘一家六口住六叠房。每日以人计房租及购米菜，师母与内子每周均以金饰换钱度日，始体认米珠薪桂滋味。时值腊冬见居住合作旅社之故宫博物院先来同仁砍切大块猪肉，真有久不知肉味之感。幸师母得彰化中学聘，每月有收入，从吾师曾多次以布袋盛米自彰化来台中送相湘。其后从吾师应台大聘，每周仍往来台北彰化间。一年后才举家迁台北。

据方豪老师跟我说：他是经过胡适写介绍信，才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台大教书的。那时姚从吾老师还在彰化。可见他到台大，甚至比方豪老师还晚。方豪老师不是北大系，有一次在姚从吾老师研究室中聊天，他告辞后，姚从吾老师忽然冒出一句，说：「有些人在这里做教授，若在当年我们北大，连助教他都不及格！」一派北大优越感溢于言表。但这种北大优越感，我想在傅斯年面前就吃瘪了，因为在傅斯年眼中，我老傅才是真北大。我猜姚从吾老师进台大，还是得力于胡适的面子，若光靠他自己，傅斯年才不要他呢！那时因为人浮于事，且有门户之见，大陆时代的教授沦落教中学，大有人在。心理学家艾伟就是一例。他在新竹中学混饭吃，连大学都进不了，何况台大！

「辽金元史」课堂上

开始选姚从吾老师的课，是一九五六年的事。那时我升入大学二年级。姚从吾老师开的课是「辽金元史」，上下两学期，共六个学分。上课的情形，老学长张伯敏在「往事忆趣」（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中央日报」）曾有回忆：

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祇是谈肚子，那还比教三民主义的黄季陆教授差一皮，黄教授进教室，先见肚子，那身体还有大半天才进得来呢！

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张伯敏说手揉大肚皮而讲课事，但他忘了说姚从吾老师的牙。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Ｎ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理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1。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这种露一截小腿的造型，今天大概只有郎静山硕果仅存了2！

何须化装？

我说姚从吾老师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走，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

从吾师此次能脱离虎口，实其平日习于刻苦有以致之。从吾师到京后面告：开封沦陷后即思脱身之计，先将面粉十余斤炒熟盛于一布袋，另购王瓜若干，并将在德国购置之金挂表及安全剃须刀分藏于二大馒头内混于十余馒头中，化装为一老农，然后与三五河大学生乘夜混出城外，向东步行，遇难民甚众。从吾师虽居留北平及旅德多年，而乡音未改，头发斑白，随行学生均以老公公称呼，未引起他人注意。沿途以王瓜解渴，面粉馒头充饥。当时决心如被共匪发现身分，即用安全剃刀割颈以免受辱。开封归德途中，历经战火，十室九空，夜宿破屋，蚊虫丛集，白昼夏日高照，困苦可以想见，幸从吾师以最大勇毅精神度过此一长程，终安抵归德，询知国军周碞所部驻守，即往拜访，遂获护送至徐州。从吾师原有每日刮须习惯，今自开封沦陷即未用剃刀，到徐州时照镜见满腮于思，曾摄影留作纪念，剩余炒熟面粉也曾携至南京存纪念。

吴相湘老师这一叙述至为动人，但说「化装为一老农」一点，却引起我暗笑。--姚从吾老师根本就是一老农的造型，又何须化装啊！

姚从吾老师虽然厚实朴拙，但在生活经验上并非笨伯。傅乐成跟我说：「我伯父（傅斯年）说老姚愚而诈，他们河南人都愚而诈。」我听了大笑。我说姚老跟我说，他从开封逃难出来第一天，他走得很慢，并且很早就休息、不走了。同行的河南大学学生们都埋怨他。他说你们不读「水浒传」，逃难一开始不能走得太猛，平常不走这么多路，第一天就猛走，第三四天就走不动了。所以一开始要慢走少走，以后加快加多，才能走完。我说姚老在生活经验上，既不愚也不诈，虽然他实在不是做学问的料子，--他在做学问上太不聪明了。

人非狗熊，学乃狗熊

我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三期「五十．五十．易」里，收有我应「台湾时报」之邀，与一些青年朋友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读书当然很重要，但读书的方法更重要，这方法就是要不死读书。很多人书念多了，就从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像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是辽金元史专家，而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多令人惊讶！就好象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挟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来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我看过太多这一类的人，我只能说他们选错了职业！

这里所谓「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的话，其实是萧启庆在聊天中偷偷告诉我的。萧启庆在「辽金元史」上，得姚从吾老师真传，也深知深通元史之难，他的悄悄话谅非虚语。虽然如此，姚从吾老师勤能补拙，在「发凡」上面，也自有他自己的成绩。吴相湘老师写「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说他「先后完成论文约五十余篇，均有关契丹、女真、蒙古史实之研究，特着此三大边族对中原汉化态度之演变。其所论述博洽精审。比较柯绍忞、屠奇、陈垣等诸氏著作有过之无不及。尤以对元代汉文化史之发掘，将元好问、李冶、张德辉、许衡诸人之苦心孤诣维护华夏文化史实表露特详，使今人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在蒙元时代断而复续的关键所在」。用字虽不无溢美，但也有事实在。总之，姚从吾老师一生的学术成绩，我总觉得与他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

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处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1118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21）。」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十一月一日改元重和，见李伋『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蕉，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以后还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詹姆斯．法兰克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

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

不想当国民党了

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

姚从吾老师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拉夫」，本来已是国民党的大将，吴相湘「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中说：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翌年，姚奉命在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支团部，旋又奉令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从此，日以澄清左派职业学生之蛊惑、鼓励大多数青年勤学报国为目的。经常举行演讲会座谈会，沟通全校同仁及学生对国是意见。正气凛然，无所顾忌。左派分子唯有暗施攻讦而已。

可见他当年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他在三青团中这一地位，最后已被陈雪屏取代，但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却其来有自，固不简单也。他最后能当上河南大学校长，跟这一其来有自，自有关系。

姚从吾老师到台湾后，他跟国民党的关系，据他告诉我，已经疏远，他说国民党办党员归队时，他已拒绝办归队登记，他不再是国民党了。我一直以为这是真的。但他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赫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我才恍然大悟他不做国民党，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的。 虽然如此，但在我与他多年的交往中，他的党性却全然不见。我想他到台湾后，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他不想当国民党了，虽然他没有公开反对它。蒋介石要他做中央评议委员，他也没有拒绝。--从大陆时代大学里党部的负责人，到台湾时代大学里的全无党性，这一觉悟，不是很明显的吗？

胡适--姚从吾--李敖

姚从吾老师跟我的关系，一直与一个人有牵连，这人就是他的老师胡适。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我大二的时候，就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发表我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颇有功力，引起海外的胡适和台湾的北大系教授的侧目。一年一个月后，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乙集」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有追记如下： 地质系讲师张凤栖托启庆送我胡适演说稿「历史科学的方法」抽印本一册。这是胡适在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四十七年度年会的演说纪录，也是我在大学第一次听胡适演说。演说后，姚从吾特别为我介绍，胡适立约我去聊聊。当天我们就在钱思亮家里，大聊一阵。

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有视一同。我相信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姚从吾老师跟我的交情，也是在这一基线上发展的。这些发展，在我「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可以看到不少：

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赴松山机场迎胡适，十二时飞机抵北，我站在机梯旁，人潮拥挤中胡适叫我一声「李敖」，即被人海卷去，我先把玄伯先生接出，后姚先生言及我论文事，谓想请胡先生协助，问萧启庆是否告诉我？（萧启庆翌晨告我谓姚先生欲退居助教地位，想请胡适为我出题，指导作论文，姚谓他对此类题目无研究，且胡有兴趣于此种题目。）并鼓励我「好好干」，其意甚殷。胡适在候机楼对记者谈话时，答复他太太没来的事说：「女人家的事做丈夫也搞不清、管不了！」后与我握手，称「李先生」。胡适气色比半年前好多了。

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萧启庆言姚老抄下我地址，准备找我，恰于傍晚与之同返家。姚老言与胡适论及我，胡适记忆我很清楚，问及我已否毕业事，并言其二三十年前一英文论文论及中国之婚姻现象，姚老谓吾是题若能写五千字至一万字以上，即可做之，他担心材料恐怕不太好找。他意思希望我换题，专搞一家之言，一人一书深入之。他与毛子水主张我研究元遗山之思想与著作。后同赴其家，以「国风」中缪钺之遗山年谱相假，谓此题可与胡适之研究计画配合起来，并谓他们提掖后进之意。后进者，启庆、曾才及我三人也。我意姚老不明吾于宋代婚姻，已有相当之研究及材料之搜集，其担心乃因不明吾乃「奇才」所致，他说他仍愿尊重我的意思，我则仍不想变题而作也。

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因过与胡适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他说：「李先生，你那长信我收到了，因为忙着搬家，所以没来得及回。」并问我府上，说我「说的是北平话，还有一点山东口音」。我告诉他我没去过山东，一直住在北平。又谈及敦煌卷中宋太宗三七００多号离婚状等。他谈他刚写完给赵元任的祝寿论文，又加了一条补记，「昨晚三点才睡。」并约我星期天去他那儿，晚一点最好。并说吴相湘、姚先生已告诉他我正在研究贞操观念。他手中拿两本伪组织时期杂志（「中和」杂志）。我说：「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四、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赴姚先生处登记论文，姚不明吾题意，最后商量结果，订名为「宋代婚姻解消及其社会约制的初探」。并谓再写一份目次，他将送给胡适，问问胡先生的意见。言及故宫监守自盗事，「一笑缘」与欧美变相之妾（私通之盛）。姚先生手勤甚可佩，他劝我入研究院，并去中研院做事。 五、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姚先生信来，打电话给陈淑平。写限时信给启庆（按：信是二月二十二日写给我的，约我们去听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讲题是「真的历史和假的历史」）。

六、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午前与姚老谈，姚老多鼓励，并说胡适向他问我：「你们那『胡适迷』怎样了？」

七、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与姚先生谈。姚又要我去看胡适，并写一介绍信如下：胡颂平先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颂平兄：兹介绍台大历史系四年级同学李敖谒见，祈赐接谈。李君素钦敬适之先生，收集胡先生著作亦最全。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唯尚未念完大学耳。彼欲谒见适之先生，请兄代为安排为感！祝近好！弟姚从吾敬上四月八日。 八、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晨与姚老谈，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

九、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十时后在台大医院四楼特别病房与胡适谈，先经与胡颂平秘书谈，时胡适正有客人，胡适之见我大呼「李先生」，请我坐，我说等一下，遂再与胡颂平谈。胡适头大而清●、蓝袍、褐袜、拖鞋。他的客人走后，我们大聊一阵，他颇怀疑「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时代，我却不以为然。 十、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晨与姚老谈文人性情，姚先生言增才（王曾才）等言我个性之强，一决定，任何人的话皆不听，此北方之强。个性强者皆易过度而流于不听人言。又言文人方能治史。姚老似有延我为胡适秘书之意。

「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中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

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与启庆晚饭于铁路饭店，并同逛街，赴植物园夜游甚快乐，又赴中央图书馆谈天。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

三、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着「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

这些日记表示的是：我显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已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已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满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

到了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我把「『宋代婚姻』研究计画」送给姚从吾老师后，第二天与他长谈四十多分钟，那时我又有感情上的其它原因，就决定去当兵算了、不考研究所了。七月十日有日记如下： 晨启庆携来姚先生信，力劝我不可放弃研究所。姚先生昨晚请其来舍找我，适我不在。姚先生今晨言赴校与我面谈，我却不欲见之。

就这样的，我就决定南下了。八月一日，我向姚从吾老师辞了行；二日就上了火车。当天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王曾才、李耀祖等。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

送钱

一九六０年二月十二日，我在部队里收到十日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

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象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到了九月，我北上一次。九月二十一日有日记如下：

上午与姚老头谈，老头又欲给我钱，并劝我明年考研究所，三月至七月他准备每月给我五百元，我当然不肯要他的钱，他又送我大陆杂志合刊。 九月三十日，我收到萧启庆二十八日的信，有这样一段：

二十二日上午，到第一宿舍访您未遇，据他们说，您宿在老景家未回来。十点多回到研究室，章铨告诉我，我出去时您曾来过。我再四出寻您时又寻不着了。我们很久未曾长谈了，这次您北来，又阴错阳差地失去了和您长谈的机会，实在很遗憾。二十四日上午，姚老又命我送两百块钱给您「济急」，我知道您已经走了，而且，即使还在也不会收他的两百元，虽然如此，还是走了一趟，果真您已在前一天南归了，再回去向姚老报命，并把款子还给他，并代您谢了他的好意。

我在日记上说：「姚老头儿实太热情。」十月三十日，我又收到萧启庆二十六日的信：

昨日和姚老闲谈，据他说，胡大博士仍有意「栽培」您，但希望您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老也为您想到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他想聘您为国家讲座的研究助教，虽然规程仍未决定，但他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此，您便可以安心读几个月的书，而不必为酱爆肉担心了。他叫我现在不必向您透露，所以您去信也不必提起。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十一月七日，我在营房里，借老士官刘云的灯光，写了一封信给姚从吾老师，这是我在他两次给我写信后，第一次给他写信，全文如下：

从吾师：

启庆来信道及老师托他送钱给我的事，非常感激您的关怀，四年来，老师对我的照顾实在很多，不论在治学上做人上乃至经济上，我都经常沾到您的教泽与鼓励。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您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之于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太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

我抄这段送给老师，谢谢老师！

李 敖 敬上

四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

明年二月可退伍，最近又有提前于下月退伍之说，退伍后定将北上，面候起居。

马戈来信

因为那时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尚在草创阶段，姚从吾老师为我出路打算，倒也不限于助理一职，他也想过推荐我去大陆杂志社。十一月十八日，我收到马戈十六日的信，向我透露：

日前姚老来杂志社将兄论文持交主编赵先生，适赵不在，谆谆嘱我转告：努力表现，工作可以想办法，渠有意荐兄于敝社，弟当然欢迎，此事虽不理想，但以之待机，似仍差强人意耳。而赵先生看胡博士金面当不成问题--至于大作之精采处，渠定与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马戈就是马宏祥，他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他和我在知识上都是前进人物，对「姚老」、「赵先生」（赵铁寒）诸公，我们都嫌他们太迂了。

萧启庆来信

十二月十一日，我有日记如下：「启庆来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无问题，可谓好消息。」启庆信如下：

敖之：

很久未接到您的来信，谅是军务繁忙所致；大演习已竣，您可以好好休养一下了，有无北游的计画？

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工作不会太忙，不致妨碍您原定的计画，不必犹疑。助理有两名，另一名已内定为陶晋生。王德毅兄亦托姚老觅职，姚老想把他介绍入中央图书馆或大陆杂志（接老马事）。

近来情绪周期又届低潮，甚落寞，昨夜外出访友，找了四个人，竟然都落空，更觉难过。

兵役法将修改，学校中人心惶惶；首当其冲的是我，本来是第八期预备军官，现在可能要变为第×期国民兵了，想做硕士，结果竟连上士也做不到，祇有徒呼负负了。

下面有首油诗，是我们尊敬的一位长者的「文学」作品，写在他的日记前面，算是他的座右铭，作者是谁？我不必道其名，您看看诗便会猜出，而且您一向最「佩服」他的「文才」的。吾且慷他人之慨，抄在下面，当可供您解颐，诗云：

吃饭要吃饱，

午晚都睡好，

工作依时进，

余随自然了！

如何？猜出是出于谁人的手笔？

盼来信！

启庆

听孙英善说，您曾有作品在联合报发表，我可惜未看到，可否将「拔刷」掷下，让我拜读。

当晚「人静后」，我回信给启庆：

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事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耽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设想老头儿若聘了我，我工作不力，他一定不好意思解聘，只好暗中叫苦，那该多伤感情？除非我再花两三百元另请个「助理的助理」，专门代我捉刀，料理本师托我之事，我则从中净赚七八百元，亦一好生意也！哈哈！姚老既考虑至再，终托你问我之意，我「当然欣然同意」，烦你暇时可回复之，新年我将北上一次，届时可与之面商尺码，尊意云何？ 至于启庆信中提到的诗，我一看即知「油诗似出自士鳌老兄手笔」，后来证实，我的判断不差，那的确是姚从吾老师的「文学」杰作。这一杰作，似乎修改本颇多，据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说：「姚先生有一首通俗的养生之道的五言诗，常喜为人念诵，我即取为上联，另撰下联，不计工拙，凑成挽联如下：吃饭八成饱，觉睡十分好；按部就班去，听其自然老。书读万卷勤，文写百篇精；循规蹈矩来，看你平安归。」可见真有不同的版本呢！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联合报」刊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四十二人」。我名列其中，助理一事遂告确定。

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对我这段助理生涯，有过「不安于位」的描述：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五十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那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