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小说，它们的书名大都袭用古典名著而冠以“新”字，有的作品还不止一种，如《新水浒》（有西泠冬青、陆士谔写的两种）、《新三国》（有陆士谔、珠溪渔隐写的两种）、《新西游记》（有冷血、煮梦写的两种）、《新石头记》（有吴趼人、南武野蛮写的两种）、《新镜花缘》（有啸庐、萧然郁生写的两种）等。此外，还有《新金瓶梅》（慧珠女士）、《新封神传》（大陆）、《新野叟曝言》（陆士谔）、《新七侠五义》（治逸）等。书中的角色多是原著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只是所写的事情，却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这类作品，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称之为“拟旧小说”，似不甚当。作《新水浒》的西冷冬青说：“《水浒》所演的一百另八个人物，其中虽有忠臣，有孝子，有侠义，然究竟算不得完全国民，况且奸夫淫妇，杂出其间，大有碍于社会风俗。所以在下要演出一部《新水浒》，将他推翻转来，保全社会。”作《新西游记》的冷血在《弁言》中说：“《新西游记》虽借《西游记》中人名事物以反演，然《西游记》皆虚构，而《新西游记》皆实事，以实事解释虚构，作者实寓祛人迷信之意。”“翻转”、“反演”云云，带有翻案、翻新的意思，从尊重作者的创作动因出发，名之曰“翻新小说”，可能更为贴切。
阿英对此类作品评价很低，以为“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断言它们的出现“是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因了阿英在晚清小说研究界的权威地位，这一批作品遂长期处于被忽略、被漠视的境地，除了个别作品（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至今尚不曾进入阅读和研究的领域。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研究的深入，晚清小说开始唤起人们的现实兴趣。人们发现，产生于二十世纪发端的晚清小说，它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世相人情，在今天大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它所提出或涉及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的紧迫感和普遍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对晚清小说的观照，甚至意味着对现实的参与。这样，晚清小说也就获得了现实的价值，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立刻突现出来了。站在这个新的高度来审视作为晚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翻新小说，就该承认它们中的多数作品，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一
广义地说，翻新小说属于曾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断出现的小说续书的范畴。小说进步社1909年刊印《西游记》的著名续书、明代董说的《西游补》，亦因当时的风气改题为《新西游记》（作者则改署“静啸斋主人”），阿英不察，归入他所指的“拟旧小说”之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续书，曾有人大加贬抑，说是“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刘廷玑：《在园杂志》）。对于《新石头记》一类的翻新小说，也有类似的评论。如《忏玉楼丛书提要》云：“作者为卖文家，欲其书出版风行，故《红楼》之名，以取悦于流俗。”其实，续书乃至翻新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内在机制，不是用“借重原作的名声”一句话所能抹煞的。从鉴赏或接受的角度看，续书的产生至少有下列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植根于读者对于原著结局的失望和不平。写作《三国志后传》的酉阳野史就说过这样的话：“及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刘汉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刘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引》）这就触发了他续写《三国志后传》的创作冲动。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陆士谔的《新三国》，更是借了翻《三国演义》的旧案，通过“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这样一个对于《三国演义》爱好者具有永久魅力的老话题为由头生发出来的。翻新小说不同于以往续书的地方是，它们往往采用“蹈空”的虚构手法，利用时空的错位来制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达到宣扬自己对于时代的新见解的目的。陆士谔将“欧风美雨卷地来，世界顷刻翻新”的形势引入三国，让周瑜、孔明等穿戴古衣冠的人物，登上改革开放的新舞台，演出着亦古亦今、亦庄亦谐的活剧，以其对于晚清改革的“言皆有指，语无不新”的深沉思考和“局度谨严”、“气势蓬勃”的艺术样式，取得了极大的功。
第二，植根于读者对于原著人物的热爱和关注。这些成功的典型人物，往往使读者忘却历史是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制约的，感到他们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和自己同呼吸、共哀乐，有时甚至会忽发奇想：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称贾宝玉为“病态环境中的病态人物”，并且作过这样的推想：“如果生活在今天，送去劳动教养三至五年，或许有救的。”有趣的是，“贾宝玉假如还活着”这样的意念，近代小说界的泰斗吴趼人九十年前在他灵心独具、异想天开的《新石头记》中，就作了充分展开的描写了。小说写宝玉和焙茗重回人间，进金陵城向人打听荣国府，竟惹出一场笑话来：
……那人道：“刚才听你们说的，莫不是要问那《红楼梦》上贾宝玉他家么？”宝玉喜欢道：“正是正是。但是什么‘红楼梦’，我可不懂！”那人道：“你可是看小说看呆了？”又笑道：“你要问他家，还是要看贾宝玉呢，还是要看林黛玉呢？”宝玉道：“只我便是贾宝玉！”焙茗在旁插嘴道：“我们二爷，现在当面，你为甚提名叫姓的起来，好没道理！”那人怔了一怔，指着焙茗问宝玉道：“他又是谁？”宝玉道：“他是我身边的小厮焙茗。”那人抬头看了看天，又揉了揉眼睛道：“不好了！我今日不是见了鬼，便是遇了疯子了！”
将“看《红楼梦》看疯了”的社会效应，写得极其传神。
从创作的角度看，利用小说名著加以翻新，也有其独特的便利。吴趼人当然是深知“傍人门户”的局限的，他在《新石头记》开头说：“但看一部《西厢》，到了‘惊梦’为止，后人续了四出，被金圣叹骂了个不亦乐乎；有了一部《水浒传》，后来那些《续水浒》、《荡寇志》，便落了后人批评；有了一部《西游记》，后来那一部《后西游》，差不多竟没有人知道。如此看来，何苦狗尾续貂，贻人笑话呢！”那么，吴趼人为什么要凭空撰出这部“画蛇添足”的《新石头记》呢？他解释说：“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一定要人家赞美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可见，吴趼人之借用《红楼梦》，只是因为这样能够同长期蓄积读者心底的感受相契合，因而能够更好地抒写“自家的怀抱”罢了。
二
人物是旧的，环境则是新的，这是晚清翻新小说的共同特征；而从小说的主要人物同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着眼，又可以将晚清翻新小说分为三种类型，并且从中体会出三种不同的韵味来。
第一种类型的特点是让人物脱离他们原先的环境，来到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之中。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不走《红楼梦》续书“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的路子，而是另辟蹊径，写贾宝玉出家以后，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所炼五色石头中，单单只有自己未曾酬得补天之愿，凡心一动，热念如焚，便重新来到尘世，演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来。
贾宝玉在他那个时代里，堪称是具有超前意识的人物，一旦降临二十世纪初的现实社会，却成了一名大大的落伍者。报纸上的“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礼拜日”字样，他竟浑然不解。比火镰灵便得多的“洋火”，已让他惊喜不置；取代了牲口的可以直通天津北京的轮船火车，以及与这些事物相关的买办、西崽、洋人，更令其惘然若失。幸好宝玉有极好的悟性，当他听说轮船是用机器驾驶时，就想到从前在怡红院中亦有“西洋自行船”；当他看到黄头发绿眼珠的外国人时，就想到以前看见瓷做的西洋小孩子，只是身上多了两个翅膀……
面对这些“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种种事物，这位既灵且痴，既能“悟彻前因”，又存“补天之愿”，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古史圣训，又一向不大安分、追新好奇的人物，不是简单的仰慕与崇拜，而是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既是中国的船，为什么要用外国人驶？”当听到“中国人不会驶”的回答时，宝玉道：“没有的话！外国人也不多两个眼睛，也不多两条膀子，有什么不会的。”又说：“那里有学不会的学问呢？咱们不赶早学会了，万一他们和咱们不对起来，撒手不干了，那就怎么好呢？这么大的船，不成了废物了么？”
“新”“旧”贾宝玉最大的区别在于，旧贾宝玉是“养尊处优中的颓废”（《红楼启示录》），新贾宝玉是内忧外患中的探索。宝玉下决心缩短时间悬隔造成的差距，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我既做了现在的‘时人’，不能不知些时事”。通过现实的学习和考察，使他充分认识到“以时势而论，这维新也是不可再缓的了”，从而完成了由厌恶“禄蠹”到喜谈“经济”的转变，成为具备新型品格的人物。
尤其难得的是，宝玉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坚持了民族的自尊。洋行买办柏耀廉（不要脸）声称“中国人都靠不住”，宝玉反驳道：“难道连你自己都骂在里头？”柏耀廉竟厚颜无耻地答道：“我虽是中国人，却有点外国脾气。”宝玉大怒道：“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们没有福气，不曾做了外国狗，吃它不着！”作者没有染上当时人所特有的急功近利的轻文化、重物质的毛病，更没有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必须以彻底牺牲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的错误观念。在小说虚构的“文明境”中，既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更注重充分发挥中国文化本有的精神资源，使之介入实现文明的进程，甚至在其中起主导的作用。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在未来的文明世界中，将长期存在下去。
在《新石头记》中，未涉及《红楼梦》中任何一位女性的“薄命儿”，却让那位金陵甄宝玉出了场。当宝玉久仰“文明境”的缔造者东方文明的大名，前往拜访时，不料东方文明执手道：“世兄别来无恙？”原来他就是甄宝玉。他回忆道：“那一年相见时，老夫说了几句经济话，世兄便面有不满之色，那时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调。不期一别若干年，又得相会。然而世兄是无忧无虑，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任凭历了几世几劫，仍是本来面目；老夫经营缔造了一生，到此时便苍颜鹤发，所以相见就不认得了。”宝玉听了，如梦初醒，暗想：“我本来要酬我这补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
《新石头记》在情节的开展过程中，时时处处注意和原著人物的性格相契合，如第九回宝玉担心中国二万万方里的地方，“今年许他买，明年也许他买，终有卖完之一日！”薛蟠道：“你真是瞎担心！等到卖完了的时候，就和你先前说的话，我们都化灰化烟许久了，那里忧到那千百年以后的事！”就非常符合两个人的性格。又如第十回薛蟠请宝玉到扬州馆子吃点心，宝玉道：在这种地方，“要吐个唾沫，出口恶气，也不敢吐”，薛蟠问是什么原因，宝玉答道：“把唾沫吐在他那里，不把我的唾沫弄脏了么！”宝玉的“呆气”，跃然纸上。
小说结尾，写老少年受了贾宝玉赠送的通灵宝玉，上了飞车，偶一失手，将其跌落灵台方寸山下。下来寻那宝玉时，却见斜月三星洞口竖着一块峨嵯怪石，上有一篇绝世奇文。文后有一首歌，曰：
方寸之间兮有台曰灵，方寸之形兮斜月三星。中有物兮通灵，通灵兮蕴日月之精英。戴发兮含齿，蒿目时艰兮触发其热诚。悲复悲兮世事，哀复哀兮后生。补天乏术兮岁不我与，群鼠满目兮恣其纵横。吾欲吾耳之无闻兮，吾耳其能听；吾欲吾目之无睹兮，吾目其不瞑。气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宁喑以死，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
老少年取来笔墨抄录回去，又用白话将其改成演义体裁，取名《新石头记》。从此女娲氏用剩的那块石头，就从大荒山青埂峰下，搬到文明境灵台方寸山斜月洞去了。小说用这种方式收束全书，既与前书相应，又落实了“新”《石头记》的书名，堪称翻新小说的佳品，不是那种用来当为作者传声筒者所能比拟的。
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与吴作不同，它在叙事上完全忽略时间的差异，言贾宝玉出亡，至扬州遇着正从西洋回国的柳湘莲，方知林黛玉并未身故，实系到西洋留学，现正在东京教书。宝玉大喜，遂从湘莲言，脱却袈裟，换上洋装，托已任上海知县的赖尚荣办理护照，到日本来找林黛玉。在大同学校做了哲学和英文教授的林黛玉，对宝玉“从此永不分离”之言大不以为然，谓如今做了国民，第一要把开导民智认做应尽的天职，那些痴心之事，不必再谈。且要宝玉在日本留学，学得本事回去，多办几个学堂，多唤醒些同胞。其时宝玉之子贾桂与贾兰被派作日本钦使，二人乃偷偷奏请大清皇后赐婚，日本皇帝亦因大同校长呈请，同时赐婚，于是贾、林二人在东京结婚，与子侄一同回国。
和《新石头记》的格局相类似的还有两部《新西游记》和《新金瓶梅》，但其命意不是宣扬正面的理想，而是通过主人公来到全然陌生的“新”世界所造成的强烈反差来讽刺世风的恶劣。血冷的《新西游记》说：唐僧成了正果，已历一千三百馀年，忽奉如来法旨，要他下界考察新教流行的缘故。孙行者一个筋斗，就翻到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门首，迎头就碰上了许多新的器物和新的制度，诸如不许在马路上撒尿，否则就要罚款的章程之类。无独有偶，孙悟空和贾宝玉都对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发生了兴趣，从而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小说讽刺了借口“权利”而大吸鸦片，借口“新法”而大打麻将的“新派人物”，通篇近乎闹剧。煮梦的《新西游记》则说三十三层天上，近因学术晦暗，国势衰颓，玉皇大帝便立了一座大学堂，招了一班八洞神仙三世诸佛来研究新学术，灌输新文明，以为富强根本。孙行者、猪八戒耐不得寂寞，跑到下界去了。小说里的孙悟空、猪八戒，依然会七十二、三十六般变化，猪八戒一会儿变女学生，一会儿变男学生，一会儿变官员，一会儿变警察，一会儿变留学生，通过种种变化将散乱的情节贯串起来，写成为“学生现形记”、“官场现形记”、“教习现形记”、“选举现形记”、“青楼现形记”（一琴一剑主评话）的大总汇。《新金瓶梅》则力翻旧《金瓶梅》的案，谓吴月娘不仅貌美，而且能随潮流，张口文明，闭口自由。她不服西门庆的管束，和玳安跑到上海鬼混。通篇都是对世风习俗的讽刺。镜我生的序赞扬《新西游记》道：“其禹鼎乎？世间魑魅魍魉之形状，铸之尽殆矣。”他评论此书之铸奸，“以学界为最著，毋乃因魑魅魍魉以学界为最多乎？昔英国迭更司著《块肉馀生述》一书，以描写监狱中惨无人理之状，而英国之监狱乃为改良焉。他日吾子之书出而问世，彼教育家读之，其亦将改良吾国之教育乎？”小说的命意是暴露，而暴露的目的，则是为了疗救，其积极意义还是应该肯定的。
三
翻新小说的第二种类型的特点是，书中所有的人物并没有脱离所处的环境，只是悄悄地对历史背景作了“进化”的处理，将它整个儿地搬到新时代中来了。陆士谔的《新三国》从现象上看，依旧保持着三国鼎立的格局，依旧遵循着原书的内政外交的事理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但形势已非昔日可比。小说写周瑜说孙权曰：“现今世变之亟，非特东吴开国以来所未见，抑亦皇古至今所未有也。夷风蛮雨，横卷东来，大秦、乌孙、月氐、身毒诸国，挟其轮船火炮之利，迫我通商，吸我膏血，若听其自然，必至同归于尽；至起与相抗，又虑力不堪支。”这里的“夷风蛮雨”，就是“欧风美雨”，大秦、乌孙、月氏、身毒，就是英、美、日、俄等列强，而周瑜提出的“臣愿主公奋发有为，创万古未有之法，应万古未有之变，而成万古未有之功”的建议，也正是那一时代的热点话题。陆士谔对《三国演义》的“翻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虚拟的“歼吴灭魏，重兴汉室”的“蹈空”的结局，与同样是虚拟的吴、魏、蜀三国对待改革的不同的态度及不同的改革模式直接挂上了钩，从而表达出作者对于现实的改革的种种不足乃至弊端的批评。
在思想倾向上，《新三国》坚持了原书拥刘反曹、对吴则褒中带贬的立场，但褒贬的标准，却由传统的正统观或仁义观，演化为现代的改革观。蜀汉之所以值得肯定，主要不是因为大汉皇叔的正统，或是仁民爱物的仁君，而是因为是真正实行改革的模范。邓芝指出：“吾国之于吴、魏，非力不及而兵不逮也，然而每次出兵，终不能有所胜，何也？彼维新而吾守旧，彼知变而吾泥古也。”该如何实行改革？孔明的回答是：“变法亦大佳事。然法有本末之殊，吴、魏所行者，均新法之皮毛，虽甚美观，而无甚实效；吾国变法，须力矫此弊，一从根本上着手。”小说比较吴、蜀改革的不同道：“看官，你想吴国的变法先于魏、蜀，并且君臣合德，并无因循泄沓恶习，为什么周瑜、鲁肃一死，竟就人亡政息，弄到这般地步？错来错去，只因不曾立宪，不曾开设上下议院，不曾建立国会，凭你怎么聪明智慧，终不过君相一二人相结的小团体，如何可敌立宪国万众一心的大团体呢？否则以孙亮的智慧与后主的庸愚相比较，又岂可同日而语乎？只因一国立宪，一国不立宪。立宪的国，是聚众人的智慧以为智慧，其智慧就大得了不得；非立宪的国，只靠着一二人的小智慧，休说孙亮，就是周公、孔圣，恐也抵当不住。所以国而立宪，即庸愚如后主不为害；如不立宪，即智慧如孙亮也靠不住。”采用“翻新”的艺术手段来宣传改革，启发民智，同读者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完全合拍，由此产生极大的感召力量。。
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新三国》对原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如对于孔明的“智而近妖”，世人向有微词，《新三国》则刻意作了翻案文章。小说写谯周担心孔明“素喜装神弄鬼，迷惑人民”，会阻挠其改《时宪书》之举，廖化随以事实说明，孔明当日“缩地之法”，不过是乘了四轮电气车，迅速异常，故魏人诧之以为神；而“禳星祈命”，则是孔明自知病殆，密电请华陀来军诊治，惧军心摇乱，故假借解禳以镇定之。小说注意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写孔明，如他早就有多设乡学普教人民，以为变法之张本，但为后主年轻，未有恩德及民，故特以变法出于后主之意，使人民感念上恩：这是写孔明忠的一面；而当后主在国会上嘲笑议员议事表决为“群犬唠唠”，说什么“一犬吠影，则百犬吠声以应之，究为什么而吠，即最初之犬亦不自知也”，孔明即正色道：“天子无戏言。陛下奈何以犬比议士也，不亦自轻其议院而蔑视人民之代表乎？设新闻记者以陛下此言登录于报纸上，则万国传闻，必以陛下之立宪，非出自本心矣。陛下慎勿再为此言矣。”后主闻之，只得说“相父教训的是，朕知过矣”：这又是写孔明直的一面。没有忠，不成其为孔明；没有直，又不成其为立宪。小说还写出了孔明严于责己的一面。当闻知张裔于议会弹劾于己，便道：“难得张裔竟能于会场万众间，力揭我失，不少假借，真我之良友，国之忠臣也。”而李严之起复，本出自后主之意，孔明亦赞成复其官爵，以观其果能自新与否，写出了他宽于待人的一面，且与史载“诸葛公在世，我必复用”之语相合。
《新三国》还在孔明的性格中增加了新的成分，如七出祁山，派关兴率领气艇队前往眉雍两城侦察，众将见气艇上升，不胜羡慕，孔明笑道：“但愿诸军努力王事，俾天下早归一统，某当以此气艇队，作闲游之具，与诸君分乘之，以遨游乎云汉之表，遍察乎天下之奇，为御风之列子，骑鹤之仙人也。”表现出一种博大的胸襟。全书结束，写孔明见宪法尊严，国会巩固，学术昌明，社会进化，遂上表陈情，归隐南山，仍与崔州平、司马徽一班老友往来。这种处理，已非旧式的“急流勇退”可比，可说是具备了自觉废除终身制的意识，可谓难能可贵。这些描写，固有新思想的色彩，又不与其本来性格相乖违。
总之，在作者笔下，三国尽管还是三国，但它的历史大背景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旧的框架之中，恰到好处地融进一点新的内容，适如其分地做一点翻案文章，从而形成旧与新的既有强烈反差而又融浑一体的艺术效果。而在细节描写上，更有精彩之笔，如司马昭派贾充去洛阳购办军械军服，贾充先至梅德栗洋行，由“康白度”季复泉接待：
客套一回，渐渐谈到生意上来，贾充便向身边摸出一张单子来递与季复泉。复泉接来一看，只见上开着：“毛瑟枪二万支，克鲁伯炮三百尊，指挥刀五千柄，军乐十二副。”另外一行写道：“留声机器二只，连片十打；八音琴二只：须顶好者。”季复泉看完，连连点头道：“有有有，小行都有。大人可否先瞧瞧样子，如合意时，可即电外洋赶装来洛也。”贾充却慢吞吞地道：“兄弟尚想到富贵洋行去问一问呢。”季复泉见他作难，心下早已明白，便不十二分兜揽，说了回闲话，又道：“大人这个军械却最难办的，各家各货色，各家各行情，请大人先去打听，然后再向小行订购亦可。但这留声机器，却推小行第一，大人可要取出来瞧瞧？”贾充点头道：“瞧瞧也好。”季复泉忙命人把机器拿到客座，将戏片装好，开了机器，那机器便咿咿啊啊的响起来，果然声音洪亮，十分好听。唱了一出，又是一出，把个贾充听得点头拍掌，只管叫好。……季复泉见贾充听得出神入化，便道：“贾大人，这留声机器如何？”贾充大赞道：“果然很好。”季复泉趁势道：“既蒙大人见爱，兄弟即以奉赠。”
收下了这当时最时髦的留声机，又被引着游洛浦、宿美妓，就胡胡涂涂的把军械一事委托了季复泉。如此这般的细微末节，令今人看了，也难免要会心一笑的。
珠溪渔隐的《新三国志》是受陆士谔的《新三国》的影响，以很快的速度写出来的。作者表白说：“珠溪渔隐素性很是诚实，有一事便记一笔，这部书上下廿四回，前后七万字，确确实实句句真言，从没半个字诳话，谅看官们也必信得过的，不比我的好友青浦陆士谔先生，他撰的《新三国》，文字虽较在下为高妙，资料虽较在下为丰富，议论虽较在下为透辟，而究属诳语过多，言不征实，不足成为信史。看官们如不信时，只要把在下的书与陆士谔先生的书一比较，就知吾言为不谬了。”此书叙诸葛亮因旧病复发，祈禳北斗，至第六夜，主灯忽被魏延扑灭。作者议论道：“孔明而果死，不特中原陆沉，即西蜀一隅，亦复难延汉祚。苍苍者天，实有恻然大不忍之心，而延孔明一纪之寿。”于是新的故事就派生出来。
小说叙孔明病愈，思先帝托付之重，若不奋发有为，力图自强，则锦绣江山，不久将沦于异族。他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出在专制政体，故欲图自强，莫若庶政公之舆论，大权集自中央。但富于政治经验的诸葛亮，入手处却以教育为先，并逐步实行一系列变法，诸如改建警察，征集新兵，兴办路政，创办报纸，制定法律，办理农桑，设立银行，发展科技，等等，格局都与陆士谔相仿佛。随着教育普及，人民参政意识增强，诸葛亮又设宪政编查馆，决定九年后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命意亦复与陆著相同。书中颇多关于办学校、练新军、筑铁路、种桑养蚕等等具体方法的介绍，读来不免枯燥，但作者之用意乃在提倡科学与教育，正是晚清新小说启蒙性质所规定了的。如孔明说：“‘蜀道难’三字遍传天下，我想改良道路，一雪此耻。而行路最便者，莫如铁路。”作者眼光之远大，令人感叹。小说以主要篇幅正写蜀国，吴、魏二国只作为陪衬，略写而已，所谓“吴魏两国，沐猴而冠”、“兴办种种新政，利益未见，祸害已接踵而起”。但对吴魏二国又采取不同态度，其于吴国，意在突出民殷地富，交通便利，亦属认真改革，故进步独快；而魏国则乃假改革，故深恶而痛绝之。连最后的北伐、东征，所用战略亦复大为不同：伐魏则堂堂正正，伐吴则阴谋暗袭，终使天下归于一统。
小说对孔明性格刻划最有趣味的是“用奇计佞臣褫职”的故事。后主因铁路通车，大赏孔明，当孔明入朝谢恩时，后主忽然发问道：“相父，你看做皇帝乐否？”孔明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回答：“臣愚，未谕圣意，不敢率对。”不想后主说做皇帝也甚苦恼，不及百姓之快乐，意欲把帝位让于他人，退处他乡以享清福，并直截了当地说：“先帝知朕躬不才，临终曾命相父自为川中之主。现下朕躬欲实行此言，以帝位授相父。相父闻之，不亦喜乎？”孔明碰头，反复申言万万不敢遵旨，后主仍坚持说：“朕计已决，相父其毋辞。”这事实在太大，孔明只得以缓兵之计处之。后来访知此事乃外似忠信、内实奸诈的杨仪所为，他闻知实行变法，要谋新缺，为孔明所拒绝，怀恨在心，故交通奄人黄皓，在宫中散布谣言，说孔明欲行伊、霍之事，后主被说得心活，才故意探听孔明口气。孔明于是设下一计，假说曾保举杨仪为资政院院长之任，后主以“院长不仅要有才具，还须要正直敢言”，沉吟未决，并向杨仪暗示，后主正要裁革宦寺。杨仪只道是真，便奏请裁革奄寺，扫除弊政，以求升迁。黄皓大怒，对后主道：“当今满朝大小臣工，其公忠体国、精神满注者，只有诸葛丞相一人，然而尚被蜚语所中伤，况小臣等执役卑微，列身下贱，倡优所畜，流俗所轻，固其宜也。”不但除去杨仪，还消除了对诸葛亮的猜忌。此计虽甚高妙，但孔明也未免克薄了一点。
在情节叙写中融进新的审美情趣的是司马懿派韩寿潜入成都的故事。韩寿交结宦官黄皓，用催眠术催倒后主，让后主用剑砍伤北地王，又下诏开去诸葛亮丞相职务，以便为其南侵排除障碍。孔明乃派侦探福尔摩斯赵大，及聂格卡脱钱二、马丁休脱张三、海卫李四、多那文王六、雷斯屈兰陈九等，扮作魏国商人与官差，一举侦破此案。其时后主医治罔效，孔明乃大会群臣，请北地王暂摄国政。既饶有现实的兴味，又满足了历来读者的心愿，可谓神来之笔。
有新意的情节还有身为魏国帝室旁支的名门闺秀、学界女豪曹秋英，与马夫阿荣的风流案的断结。门第的悬殊，早已阻挡不住爱情的力量。曹秋英对马夫说：“你我爱情如许的浓厚，难道你尚不知我的心么？告诉你罢，无论你穷到什么田地，那怕作化子讨饭吃，我也跟着你，决不有半句儿怨恨。你说你身子充着贱役，不知马夫一业也并不是什么贱役。孔夫子尚说‘执鞭之事我亦为之’，孔子的学生冉有、子路等也常常充当马夫。你想圣如孔子、贤如冉有子路，尚愿做马夫，可知马夫一业，并不卑贱的了。”及曹老儿告到官府，秋英挺身上堂，声言“爱情所注，也顾不得高低贵贱”。县令问“爱他什么”，秋英曰：
天地间万事皆可以说出理由来，惟爱情则万万申说不出。你说他最乐，他就是最乐；你说他最苦，他就是最苦；你说他最没来由，他就是最没来由；你说他最有缘故，他就是最有缘故；你说他最没解说，他就是最没解说。平白地一个人，为什么要爱他？世界上的人这么样多，平时往来的人这么样多，为什么别个都不爱，都无情，而单单独爱了这一个？这几许问题，不要说堂上要问，即我自己也要提问自己，但终答不出半句话。
真堪称古今小说中第一个说出爱情体认的人物。
四
翻新小说的第三种类型介于一、二种之间，它的特点是让小说的人物以集团的方式进入一个新的大环境，而其相互之间则仍保持固有的关系。
进行这种尝试最早的是西冷冬青的《新水浒》。谢亭亭长《新水浒序》云：“旧小说之最有价值者，莫如《水浒》。或者谓其右盗贼，排官军，败坏社会，有碍道德；夫作《水浒》者施耐庵，耐公，元人也。当时盖有见于奇渥温氏之压制胜国遗民，受种种不平等、不自由之虐待，影射宋事作《水浒》。梁山泊一洼地，聚义堂内外，事无大小，百八人男女皆与议，隐然一小共和国。然则此书实为宪政之萌芽。”小说开头亦云：“著书本意，虽是空中楼阁，借题发挥，然而有新发明的两种道理，就是忠义两字：尽心大群之公益，方算得是真忠；不谋个人之私利，方算得是真义。”小说把宋江一心招安，同朝廷实行新政联系起来，于是众位头领陆续下山，各干各事，总以个人自治、合群爱国为宗旨，以求造一个花团锦簇的新中国出来。小说写吴用办女学堂，雷横办警察练警兵，张顺创办渔业公司，汤隆谋铁路事业，等等，“将原书旧有人物一一妆点附会起来，若嘲若讽，且劝且惩，欲使人人知道今日新政上之现象，如是如是而已”。小说在纠缠旧作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如写雷横当了侦探，一心要捕着几个革命党，便可升官发财。他到书场听唱书，忘了带钱，有人认识雷横，说他是一个捕头，堂倌发话道：“目下是个强盗世界，那一处不可横行？就是一个捕头，也值得几文钱！”雷横分辩起来，堂倌道：“你么，平白时便做强盗，到得急了，假投降充捕快，卖送几个自己弟兄，巴结上司讨好，有时强诬陷几个平民，成就你升官发财的念头。到得街上，白吃的吃，白听的听，白看的看，拿进去的钱，供那妻子烧香拜佛，送给和尚道士尼姑去；到得人家做正经买卖，反欠着不给，还要爱听人家称老爷少爷，那一个耐烦你猪狗养成、豺狼狠心的等明日钱使！”与原书白玉乔不同，骂得真是义正辞严，痛快淋漓，极富时代气息。
在西冷冬青的《新水浒》中，梁山众人不免各奔东西，虽有宋江提议开一招待所，其间的联络仍是松散的。陆士谔的同名小说则不然。故事写林冲、鲁智深、戴宗到东京探听消息，方知朝廷已经维新，众人如大梦初觉，方晓得“众弟兄此刻都是新世界人物了。”吴用于是倡言变法道：“我们既处在新世界上，则一切行事自然不能照着旧法了，必须要改弦更张，大大的振作一番。”花荣因建议众兄弟离开梁山泊，各逞所长为本山谋利益。吴用则提议成立梁山会，于是忠义堂初行选举，以宋江为会长，卢俊义为副会长，萧让为书记，花荣、柴进、董平、阮小七、石秀、燕青、朱武、朱贵为庶务员，吴用为庶务长，蒋敬为会计员。宋江乃指派众会员下山，经营各种新事业。各人所得利益，提二成作为会费，二成作为公积，馀六成即为本人薪金。
《新水浒》的人物情节，在细部上尽管是从社会现实中撷取来的，但其总体的构想，却并不是那个时代所必然能够提出的，更多的是作者的发现和首创，因而不能不令人慨叹历史进程的回环往复和作者关于民主富强之路的探求的深邃和超前。在晚清时代，民族工商企业尚处于步履艰难的起始阶段，自然谈不上什么大型集团的体制改革问题。梁山泊实行的本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无问亲疏”的政策，过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平等生活，这种带有“现代平等要求”色彩的社会集合体，它的经济运作是依靠“打家劫舍”来维持的，因而是难以持久的。对于这种类似“吃大锅饭”形态的社会集合体的改革，是绝对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提出来的。然而，陆士谔偏偏就在《新水浒》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吴用所建议的以提存为机制的近似于承包制的改革模式，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超前性的。
尤其令人叹服的是，承包制的试验虽然是陆士谔个人的主观臆想，然而他却确确实实预见到了推行此种方式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就是：它固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造成个人收入的不平衡，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小说最后一回写重阳节过，梁山会年会已届会期，一百单八个会员报告收益，由执法员裴宣评判等级，结果是：
最优等三名：扈三娘经营女总会，所抽头钱及局赌所得，约共银子四十八万三千二百两有奇；孟康得着船政差使，造成巡洋舰四艘、战斗舰四艘，每艘浮支船银五万两，共得银四十万两；卢俊义独自承办铁路，除开支各项费用外，一年中可得净利银七十二万两，不到十年，本利全可收归，此后永永为馀利。其馀优等共十二名，其中陶宗旺开妓院，“银子不过龌龊些，数目倒也不少，共有二十五万二千多两”；吴用所得银子二十万三千六百五十三两有奇，花荣十万八千两有奇，“都是从发派粮饷、采办军械上克扣下来的”；凌振办铁厂一年，“得购办机器回扣银十八万两有奇”；张青孙二娘小夫妻开了个夜花园，头尾四个月，净多银子十六万两；宋江只费掉三百金运动做着了议员，筹办捐务，净馀捐赈款十万五千两，内计无名氏捐款五万两，购粮折扣所得五万五千两。此外，皇甫端、白胜开药房以兽药欺人，倒也骗得三万多两银子，列为头等；王英、周通“都得的不名誉钱”，只因王英得了三千多两，列为中等，周通只有六百多金，列为下等。黑旋风李逵非特分文没有，反输掉了许多银子，列为下等；柴进柴大官人挥霍太过，出入相抵外，所馀不到千金，屈为中等。
陆士谔关于梁山会员收入的多寡的叙述，透露了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所造成的社会分配的差别及其内在原因，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和预见性。搞市场经济，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在于他们是依靠勤劳致富还是投机暴发，这才是一个社会肌体是否健全的关键所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除了留守山寨的关胜、徐宁、鲁智深、杨志之外），在同一时刻投向社会，然而他们的起点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既有个人秉赋与素质的差异，又有社会联系不同，但他们的最终效益，不只取决于经营之是否得法，更与其所从事之行业密不可分：孟康的船政差使和卢俊义的承办铁路等，其奥秘无非是以权力作为原始资本，利用法律和体制的不健全，靠浮支公款、收受回扣等不正当的手段，成了暴发的权贵；扈三娘的夜总会、孙二娘的夜花园之类娱乐业，尽管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简单劳动（撇开其肮脏的一面），却由于商业化程度极高，迎合了市民社会的较低层次的（甚至是庸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竟获得极高的经济效益。梁山中人，只有李逵“一块天真，不识些儿诈伪，世路崎岖，人情叵测，他都不晓，只道天下人都似自己一般的直，一般的真，这种人到新世界上来，怎么不吃亏？”
《新水浒》深刻地揭示了在新的条件下，道德和竞争的二律背反，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效益和金钱为标尺的商业竞争激烈展开的情势下，是不是只有“利”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而“义”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道德的沦丧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陆士谔虽然没有说出他的观点，但他的感情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李友琴人《新水浒总评》中说：“《新水浒》最爱关胜、徐宁、鲁智深、杨志，故决不肯使之下山；《新水浒》最爱李逵，故虽使之下山，必不肯列之优等，且不肯列之中等、下等，而必列之于劣等”，就是为了不让他所爱的英雄的善良的人性受到玷辱，用意可谓良苦。市场经济应是有规范的，这里既有法律的规范，也有道德的规范。从道德上讲，就是要正确处理“义”和“利”的矛盾。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社会上还有弱小者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去进行救助，公众还有许多有益的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去加以支援。从《新水浒》的反面，是否可以悟到这些道理来呢？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陆士谔是忧心忡忡的。
《新水浒》是从《水浒》中翻新而成的，它同样处处时时紧扣《水浒》原著来加以铺陈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因而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如第二十二回“新舞台李逵演活剧”写李逵随吴用到新舞台看《全本大名府》的情形道：
吴用向李逵道：“你不记得当哑道童时候么？今日台上所演之戏，就是卢员外上山故事，你我都做在其中呢。”李逵道：“做得好便罢，做不好时，一板斧结果他们的狗命！”吴用道：“此地如何可以动蛮？在新世界上，虽不做事，也须装三分文明面目出来。”此时《大名府》已开场了。李逵道：“这厮文绉绉，一些儿英雄气味都没有，却扮作卢员外，辱没杀了！”演到《吴用卖卜》，瞧着吴用笑道：“先生瞧瞧自己认识不认识？”吴用道：“那个人能识自己本来面目？你瞧瞧哑道童像么？”李逵道：“我那有这样的黑？”霎时间演到李固贾氏通奸图陷各节，做得情景宛然，惟肖惟妙。李逵越瞧越怒，再也按捺不住，一跃登台，大吼一声，响如霹雳，满场看客，齐吃一惊。只见李逵把李固一手抓住，骂道：“负义贼！认得老爷么？今日叫你知道老爷利害！”一扬手，李固的帽儿早打下戏台来，趁势揪住头发，直按下去，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去李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打得李固杀猪一般喊叫救命。满场人都议论道：“《卢十回》这出戏开演过好几十次，从不曾有过这样节目，莫非今改良了么？”李逵正打的高兴，一个人在背后劈腰抱住，一个人便来帮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头看时，却是吴用、花荣。李逵便放了手。李固略得脱身，一道烟走向戏房去了。吴用埋怨李逵道：“你直呆子，这演戏是假的事，如何认真起来？”李逵道：“怕我不知道假的，才给他拳头吃；真的早用板斧结果了，还等到此刻么？”
所叙故事，既合乎人物性格的逻辑，又巧妙地将调侃时人的内容融入其间，令人忍俊不禁。
小说的结尾“陆士谔归结新水浒”，写梁山泊众人聚会的情形道：
是夜，梁山泊中灯火通明，光华艳发，全山的彩灯五光十色，耀目欲花。那座山宛似一座灯山，倒影入于湖中，映得全湖都彻亮，照得湖中水族，如春波浴日般，只向亮处翻腾上下。忠义堂上，大排筵席，男女头领，团聚欢饮。铁叫子乐和率着会唱歌的小娄罗踏着批霞纳，高唱凯歌，以助清兴。宋江道：“往常也曾宴会，从不曾有今日之乐。”吴用道：“兄长觉着么？座中少了一人。”宋江全席一观，却不见了个戴宗，随问：“戴院长何往？”吴用道：“青浦去了。小生昨日得着一个消息，听说松江府青浦县有一个姓陆名士谔字云翔的，把我们下山所做各事，调查得清清楚楚，在那里编撰小说，所以教戴院长去探听一个确实。昨日辰刻动身，此时敢待回来也。”正说着，只见众人齐道：“戴院长回了，戴院长回了。”戴宗走进，向吴用道：“先生，你所得消息，确确实实，一点不差。陆士谔把我们的事实，已经编撰成书，书名就叫《新水浒》，不日就要出版了。请公明哥哥快调拨全夥人马，火速赶到青浦，把这厮拿来斫掉，以绝后患。”吴用道：“文士笔锋，安可力敌？我们只索避之，此后下山，做起事来，须守定一个秘密主义，秘之又秘，密之又密，使彼无从探听，又安能摇唇弄舌乎？”看官，士谔果被吴用治倒了。他一用秘密主义，我竟一句都写不下去了，只好就此收场。
前面是让李逵在新舞台的戏剧中观看自己的形象，此处则让梁山众人得知有陆士谔其人，复将自己的行为写入了《新水浒》，古古今今，时空交错，故可谓之“新”也。“归结新水浒”的结尾，大得《水浒传》、《红楼梦》的韵味，诚如李友琴所评：“《新水浒》全书十万馀言，一线到底，曾无半字脱节处”，而“秘密主义”之论，更觉意味深长，堪称结构艺术的高手。
1996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