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寿安先生的邀请，我于去年6月1日至7月31日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同时出席“第四届国际汉学大会”。来自世界各地学者近三百人参加了大会，三天中每一天议程都安排得紧张而有序。首先是会后一律便当招待，只是会议结束的当晚有一场自助餐式的宴请酒会。因用餐“便当”且“自助”，行动自由，方便了学者间的互识与学术讨论，不比划定的圆桌，交流的范围只限于桌内。这样，省出的时间就可以用在学术交流上。批评，争论，思想交锋，都在坦荡、真诚中进行，绝无虚与委蛇的做派，这是这次学术会议给我留下的强烈感受。

大会开幕当天，大陆某名校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作题为“经典的消失”的“主题发言”，略谓中国近代传统经典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从清季开始已有经典“去神圣化”的趋势。他举张之洞《劝学篇》为例，认为张对经典“损之又损”，将经书“大幅度缩编而后读之”；又举孙诒让1896、1900年的两封信中提到他作“群经新疏”是“蜡车复瓿，亦任之而已”（按，此“复”字似仍以用“覆”为妥，不当简化。“覆瓿”喻所著无价值，只能用来盖盛酱的瓦罐；“蜡车”亦义近），认为孙“半存信心，实亦无可如何”。因这位名教授谈的是与“经学”相关的问题，大会组织者便特意安排台湾经学和经学史研究的名家林庆彰先生作评论人。林先生对该教授一点都没有说什么颂扬的客套话，而是单刀直入，给了那位名教授严厉而真切的批评，指出：仅1900至1949年的经学相关著述他就搜罗到一千三百多种，更遑论“近代”？足以证明中国近代传统的经典并没有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淡出。林先生认为，“缩编经典”的作法也非始自近代，至少早在南宋时朱熹就如此做过，论文中缺少相关的学术史回顾欠妥；林先生特别指出那位名教授将孙诒让的两封信读“错”读“拧”了。孙的注疏经典，态度是积极而不是消极，是希望“发展”经典而非“破坏”、“取消”或主观上希望让经典“消失”。被评论者照例要作应答，但因似有“硬伤”，于是便只能以“听说（本论文）是由林先生作评论人，心中便刮起了12级台风”云云，虚晃一枪了事，并未就林先生的批评作正面回应。类似林先生那种批评时的直言不讳，大陆学界已长久不见，在台湾学界却似成为一种“风气”，在我参加过的几场学术研讨会中几乎每一场都是如此。

7月5日，承林先生青眼，让我在文哲所作一场学术演讲报告，题目是《“道问学”世风激荡下的戴学与凌廷堪》。其中我谈到“晚明东林士子首先在阳明学内部举起批判大旗，主张‘弃虚蹈实’的治学路径”云云。文哲所所长钟彩钧教授评论即一点都“不客气”，他不同意此说，认为将东林士子对阳明学的批判归为“阳明学内部”，此论欠妥，应视东林士子为朱熹一派才妥帖。这意见我虽有自己的理据不能接受，但批评的开诚布公与直白却带有鲜明的“台湾风格”。

某天会议结束后林先生请我吃饭，见到了他指导的四位博士研究生，其中有台大的两位女生。问她们的研究方向，则一位做“唐代三礼学研究”，另一位做的是“宋代的《春秋》学研究”。我知道台湾学生的就业情况并不景气，此类题目艰深冷僻，尤其于“就业”所补无多，两位女孩儿却乐此不疲，言及的论文内涵皆深刻而丰富，慢声细语津津乐道中姿态淡定而从容，看得出她们是真喜欢，这也就见出她们的所好属于“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四位博士生举止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大方。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典读多了学养自然增进提高，举止谈吐也就得体，这才是“由内而外”的真“美”！

当时适逢“中研院”选举“院士”，“中研院”的“现任院士”全体到席。我亲见他们主动向扫地的清洁工、看门的职员“请安”问好，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最堪寻味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餐厅服务员竟然会很自然地向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院士们问好，见不出一丁点自惭形秽的模样。这是一种人不分贵贱皆有尊严的自尊与自信。有了这份自尊与自信，也才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可言。

在台湾访学两月，亲历的这些事情让我深切感觉到了台湾民情民风的淳朴，民众的热情、善良与人文素养之高。这一切，构成了“人”——“生”的“软环境”，这要比堆钱造桥铺路等重要得多，也“硬”得多，更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