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就其反现代主义及反殖民经济的立场来讲，具有反帝国主义、回归民族主义、回归「乡土」的倾向。它的反美、反日，在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有关跨国公司及殖民经济的小说中极易辨明，而它的回归中国本位的立场，也可以从小说及理论陈述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出来。
然而，从七〇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以后，「乡土文学」的口号却逐渐为「台湾文学」所取代，而其内容也经历了相反方向的改变。根据已成形的「台湾文学自主论」，「回归」所要寻求的变成是「台湾」、以及「台湾文学」，而「台湾」及其自主性的主要敌人却变成「中国」，本来被「反」的美国、日本反而丧失了其目标性，且在必要时，可以接受成为「反中国」的助力。
这样的「转变」，从辩证发展的立场看，是从「Ａ」到「非Ａ」，对原来提倡乡土文学的人来讲，实在是绝大的讽刺。
二十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我想从当时流行最广的口号「回归乡土」中的「乡土」观念入手，分析这一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混杂、暧昧现象，以及这一概念最后变成只限定在「台湾」，并被拿来对抗「中国」的转变因素。因为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比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更能以「事后之明」，看到一些当时看不到的「真相」。
七〇年代的「回归」运动基本上是对这一倾向的「反动」，知识分子要求自己走出「纯知识」的追求、走出西方观念的笼罩，回到自己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来。因为是从西方知识世界回到自己社会，所以是「回归」，而「回归」的精神当然就是要关切自己的「乡土」。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乡土」这一观念。七〇年代台湾「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无法对这一观念作彻底而全面的思考的。只有像陈映真这种极少数的已有确定的「中国」观念的人，或者当时心里早已相信台湾应该独立的人（这种人和陈映真，都是极端少数），才真正了解所谓的「乡土」是指那一块土地，或者是指那一个范围。其他的绝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恐怕都还没有意识到「乡土」这一观念本身是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是很难加以思考的。
问题最突显之处在于：当时最大多数的人都还接受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这一事实。理论上来讲，「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全中国，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大陆。但实际上大陆正由中国共产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着。两边的人民完全禁止往来，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完全不了解，居住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上的其他中国人（理论上来讲是自己的「同胞」）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那一大片土地正由一群「匪徒」窃据着，而那里的人民正在忍受这些「匪徒」的「暴政」，而这些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告诉它的国民的。
七〇年代的「中华民国」确实面对着许多重大的问题，譬如，号称是一个「民主」政府，但它最主要的民意机关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代表却长久不变；又如它的官僚体制已经很难了解及处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变化。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也许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国际社会日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而「台湾」则是「中国」的一部分。
七〇年代「回归」运动的特质（也就是其「问题」）在于：它主要关心「中华民国」内部的问题：追求民主、追求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并关心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它没有真正触及「中华民国」与中国、「中华民国国民」与中国人这一复杂问题，当时极少人意识到，这一问题自己的切身重要性。
我们可以说，只有到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乡土文学阵营内部产生统、独争论，最后形成全台湾社会都意识到「统、独」对立，所谓的「乡土」才真正到了需要澄清界定的时刻。从这个角度来看，「统、独」争论其实是「回归」运动的延长。这个时候，「成形」的统派和独派才真正开始思考台湾社会必须面对的「乡土」问题。
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要发言人的陈映真、尉天骢、王拓（也还可以包括引发现代诗论战、可视为乡土文学的唐文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基本上不是按前述讲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
当他们谈到「乡土」的时候，他们主要指的是：乡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人民。由于反对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和象牙塔色彩，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艺术的使命、文学对现实所应具有的关怀。他们的人道主义明显具有左翼倾向。
就小说创作而言，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同时着力于跨国公司和殖民经济小说，除了描述台湾对美、日经济的依赖，还探讨了台湾的人在这一依赖关系中所产生的人格的扭曲，特别是民族尊严的丧失。这里的反帝倾向和民族主义色彩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这些主要的发言人，至少有一部分（譬如陈映真），事实上了解到「乡土」的问题不能只就台湾范围来思考。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反共」和「收复大陆」是针对两岸问题唯一可以公开说出的「见解」。陈映真等人不能公然的提出整个中国的「乡土」问题来讨论，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当时也有如《仙人掌》杂志所代表的，企图引发大家对五四民族、爱国运动和自由主义改革论的重视。但是，这一论述方式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当时远不如乡土文学主流所暗含的「左」的倾向那样吸引人。
再深一层而论，自由主义在六〇年代曾与现代主义结合，成为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回归运动既以批判现代主义为目标，与现代主义曾有「同盟」关系的自由主义，即使是要复活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其吸引力也不及具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主义。
而且，在台湾左翼思想已被断绝将近二十年，当知识分子由「关怀」乡土与社会现实而呈现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倾向时，曾被严厉禁绝的左翼思想就具有独特的迷人之处。所以可能可以说，投向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更重视的是其中的「左翼思想」，而不是「乡土色彩」或民族主义成分。
不过，对像陈映真这种想法的人来讲，情况还要更复杂。在七〇年代的大陆，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统性尚未消失。陈映真一类倾向的人也许会相信，讲「左」和讲「中国乡土」根本就不是矛盾，因为这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所以他们可以不必为「乡土」的定义问题再去多花心思。
以「左」为重的人，不太关心「乡土」的确切意义；而具有明显中国情怀的左派，当然会以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既不必辨明，基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也不好辨明，这就把一个原本非常重要的「乡土」定义问题悬而不论，形成一种模糊状态，使得后来的「分化」有了可能性。
简单的说，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流的「左统派」（这里使用后来的称呼）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预估」到「乡土」观念的矛盾与复杂，因此在他们最具影响的时候，也没有事先作任何积极的「澄清」。等到八〇年代初台湾文学论崛起，「左统派」才在批判与论战中正式就这一问题发言。到了这个阶段，既是被迫应战，也就丧失了某种先机和主动。当然，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以当时的条件而论，实在很难苛责「左统派」。
把「回归乡土」和「乡土文学」中的「乡土」观念推演至一个必须明确加以「界定」的关键点的，事实上是八〇年代以后的台独派。他们在西方观念和国民党教育下成长，根本无法了解：近代中国在面临现代西方的冲击时，「社会主义革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能以「匪徒」来称呼共产党，也不能以西方现代体制的观点来反对中国所试行的社会革命。他们以美国式的西方社会观念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当然对这一「现实存在的中国」就不会有认同感。更何况，国民党从大陆来接收台湾。「以少数来统治」多数的台湾民众。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不认同，既不能从中国现代史的脉络去解释，就很单纯化成「外来政权」问题，变成是「中国人」在压迫「台湾人」，对「中国」更没有认同感。
再从他们的「逻辑」来说，「中国」的土地他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民众他们从未接触过，怎么能算是他们的「乡土」呢？如果说，有一种「乡土」是他们所熟悉，而具有感情上的「连系」的，那当然是「台湾」了，他们差不多是以这种逻辑把七〇年代暧昧不清的「乡土」观念明确的复位为「台湾」，作为「认同政治」的一种情感要求。
台湾问题是可以从中国现代史的立场来加以说明的，譬如：中国战败，不得不将台湾割地给日本。二次大战后，中国收回台湾。但随即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帮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守住台湾，台湾又暂时脱离中国本部，而统治中国本部的共产党，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及一九七九以后的改革开放来讲，都有其历史演进的合理性。可是，台独派的知识分子，既无法理解这种「历史理性」，也不愿意听取这种「历史理性」，他们更倾向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就把「乡土」界定为「台湾」了。
我们可以说，台独派的「认同政治」也是「历史理性」的产物，是中国积弱不振，导至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以及美国「保护」台湾四十年的结果，也是中国悲惨的现代史经历的「结果」之一。这整个的过程，无法以「理性的陈述」获得台独派的了解，并愿意重新考虑。
也许历史的问题也只能以「历史过程」来加以解决。这里想说的只是，从回顾的眼光来看，乡土文学时期的「回归乡土」，事实上是现在普遍存在于台湾社会的「认同」问题的起点。这种诠释方式在七〇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目前似乎看起来满合理的。这足以证明，「乡土文学运动」的多重复杂性格。
（《联合文学》，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九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