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
前言
文章取题“以乡土的名义”，自然指的是文学以乡土的名义——阐释中国最深最广处的荒凉大地，演绎荒凉大地上最原始最矛盾的风情人物，钻营风情人物中最蒙昧最质朴的心路历程。
乡土文学藉以乡土的名义，饱含感情书写乡间生死以及乡村文化场域中的国民的病态灵魂，极尽全力或用理性精神透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寻找潜隐的文化病根；或隐匿苦难，用理想主义的笔法营造乌托邦，渐进自然，抒写出一个乡间纯美的宗法制农村，黄老哲学影响写作者的惨淡经营。（1）其实，简单地说，也就是直入乡土中国腹地，启蒙其蒙昧处，批判其愚昧处，悲悯其苦难处，痛哀其冷漠处，抒发其浪漫处。然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径中，这些流脉或渐渐式微，或发展畸形——在下文的叙述中，我们会看到作为社会存在，政治（国家的文化体制、执政党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经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物化”所带来的平庸化）、军事（现代战争）以怎样的强势力量，强暴干预。在内，以影响唯一重要的变量“人”——束缚精神，培养积习，来完成对“乡土”的谋杀；于外，则用强力，使建构在乡土之上的文学畸形——固定模式，单一话语，或市场操作其运行规则。（文学始终在繁复错杂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种弱势地位会在下文的叙述中得到立体的、饱满的呈现。）乡土中国的大地上，绽放出怎样的“地之花”，孕育出如何的“地之子”，委实要寻根溯源到乡土中国千百年来最真实的土壤中去。
黄河与长江
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千年来流淌不息，沿河土地肥美，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最初的中国人进化于此地。人如蝼蚁，在大片土地上开始最原始的耕作，土和泥沾染双手。由最初的惧怕崇拜自热，构造神话，到迷信怪力乱神，而后群居行动，社会形成。现在回望最原始的历史源头，这两条大河作为地理和文化上的标识，影响了中国五千年。（2）人民沿河安营扎寨，聚居成村落。
在文化心理和社会风俗上，由血缘集结而成村落，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天地祭拜，安土重迁。宗法制农村在最初时就已埋下伏笔，慢慢滋生，如同紧密网络，在自然的威力面前，集结人力进行生产与抵抗；而在生产力不断上升和发展后，深入乡村的宗法思想和体制如毒入骨髓，开始束缚人力，压制自由，扼杀人性，排挤活力，蒙昧由生。五四乡土小说写实派，以文化批判的启蒙角度，进行“思想革命”，对“乡土”深刻批判：“看客”的冷漠愚昧（鲁迅《示众》），家长的权威暴行（王鲁彦《屋顶下》），以“典妻”、“冲喜”、“借生”、“水葬”、“冥婚”为代表的诸多乡间蠢事（台静农《蚯蚓们》、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王鲁彦《菊英的出嫁》、蹇先艾《水葬》）。殊不知，乡土文学这一支的批判对象在村落形成之时，其实就已然滋生。
在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上，村落在内陆河岸形成，沿河聚居，进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需大批人力集结；加之地势平坦，位置中原之地，无外力频繁骚扰，亦无海洋贸易往来，人民安土重迁，缺乏自由活力，专制制度容易形成。中央集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在修筑宏大工程的过程中，中央集权专制控制乡村，压制个体，层层权力递加压迫，而农民恰恰处于链条最底层：进行耕作而无地，地主成为其对立面的有产阶级，农民无法享受资源，始终处于蒙昧无权势与资本的状态——这就塑造了中国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愁苦表情。
然而，更为悲哀和致命的是，在经济结构上，与宗法封建制相匹配的以农村为载体的自然经济占据中国两千年，根深蒂固，使生产力处于静止状态，朝代的更替始终处于轮回状态：一个朝代经过数十年或百年的积累而成的思想结晶或体制试验，总被下一个朝代砸碎毁灭，而新朝代伊始，一切又是从头再来。这样一来，无论是思想文化、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结构上，中国始终处于轮回状态。这也解释了自秦朝帝制以来，中国就已然定形。排斥外界而导致中国成为“异数中的异数”。近现代启蒙者面对国民，感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力感，正是对乡间人物的无奈回应。
面对西方的启蒙，让乡土文学的写作者们暴露在如此深广和扎实的乡间愚昧之前。“城市化”和“现代化”从来就不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市场贸易直至宋代才属于非常小的一支。一直到明清面对外来者，自然经济仍在顽固瓦解资本主义萌芽，扼杀资本主义之壮大。到了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仍在乡间。换句话说，悲哀的是，两千年的中国大地上，上至天子、诸侯、官员，中止士大夫地主乡绅，下至农民，始终在宗法与封建的内外强力下生存，也就是说中国好似一个体制森严的大农村，城市化始终没有，更别说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形成的启蒙。五四时期启蒙者所批判乡间的种种积习，人格的劣根性，当有内外合力导致如此。从最早的中国人在河岸扎根，到社会、国家形成，由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以及初民最早的信仰导致千百年来中国稳定的乡土性。商业化城市从未出现。中国背负最重，体味艰辛最深，在生活的弓箭上弯曲最大的，恰是最广大的农民，是他们主要构成了乡土中国。可恨可悲可怜的愚昧性格和顽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广大农民身上的痼疾，呈现在乡土作家们面前。
我无意厘清“被启蒙者”需要“启蒙”之原因的合理性，我想说明的是，呈现在乡土文本中的“土气息，泥滋味”和它蕴含的种种美与丑是如何从远方流入作者和读者的视野的。而这尤为关键，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乡土中国在近代来临以前自视为世界之中心，并且也确实是世界轴心文明之一。大陆型农耕文明不出意料的成为大一统文化，王朝固步自封，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导致乡村文化畸形。由于缺乏异质文化并存的观念，中国俨然如一个未受外力滋养的自给自足的健壮的生物体，其它地域文化未真正影响中国的一切，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式处于由内向外，单向性辐射，形成中华文化圈，难以接受新质，或者对少有的异质文化进行面目全非的同化和改造。而当乡土中国进入“现代化”语境，“现代性”与“传统性”发生前所未有的冲击，黔之驴见到完全异类的生物体——进而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我们对它的考察的目光不能不追溯到乡土中国的原点。这样一来，世界范围内的落差在被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观的场域中，被大大拉大了——当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大革命倡导被当今认为是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诱人口号时，中国的农民们仍在两河流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草屋中祭拜天地祈祷有个好收成；然有力而强者，仍在操纵乡间，生死场中的阴谋不断上演。
“现代化”进入乡土中国
及至近代，西方已成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亟需扩张市场掠夺劳动力，政治上占有殖民地捞取特权以支持其经济利益，文化信仰上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乡土中国一直在轮回静止地发展，而西方以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资产阶级一直上升，并最终成为统治阶级。伴随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现代化启程：生产工具的革新，对自然的征服，都市的扩张，利益的最大化。而当闭关锁国的乡土中国进入西方的视野时，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呈现在历史面前，那就是传统的乡土中国踏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说到“现代化”，我想，摆在人类面前的诸多选项中，最重要的就莫过于它了。“现代化”（下文不再标引号）蕴涵很多，生活生产，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艺术建筑，军事管理，尖端科学……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说，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竞相建造成为现代化国家，在国家的层面上，现代化让整个人类世界飞速发展，只是不知这个发展的终点站是毁灭还是光明，姑且不管现代化的合法性，它带给人类和自然以怎样的改变，（3）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它的核心所指却只是世间的最平凡的每一个人。它影响着每个人最日常的生活。
现代化在农耕文明中不会存在。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参照系形成，事物有了比较，世界和人类的思维便发生革命性变化。乡土中国进入这个参照系，带来太多的阵痛。
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近代商业城市在乡土中国的沿海地域开始慢慢形成，中国开始出现城市化，这一进程至今仍在不断继续。城市化带来的后果是针对乡土的：伴随商业的运行，资本阶级的成长和市侩阶层的形成展现出“人”的异化；城市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污染和对人力资源的调配、占有；对农耕地的侵占、利用……异质文化力量的入侵导致乡土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一次再分配，社会秩序失衡，打破乡间静态的劳作。生的艰辛，死的痛苦，在农村进入现代化语境中，变得更加丰满。也正是这样，当乡土中国迎来现代化进程时，乡土文学才在两种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凸显其本质意义。
而这两种文明的冲突，集中呈现在“都市”与“乡村”的对照中。乡土作家来自乡土，进入都市，“乔寓的只是作者自己”（4）而非作品。“而作者童年少年时期的乡村作为一种固定的、隐形的早期经验完整地保留在作家的记忆之中”。（5）乡土社会给作者留下强烈的“恋土情结”使部分的作家（“地之子”、自诩为“乡下人”）在进入都市后，面对具大的文化和文明的反差，第一次有了“人”的觉醒，面对崭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亟需重构。而童年的乡村生活成为乡土作家稳态的心理结构，让他们采取以“乡下人”的生存方式对都市进行哲理性的思考（6）。“庸常”（两千年来乡土中国稳定的代代相袭的恒常不变之生存样式）与“常变”（都市—现代文明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生存模式之变异）的冲击与交织，守变与应变二者的力量失衡带来的乡下人的悲剧命运，成为部分乡土作家（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作家）的主题指向，也促使他们思考现代化带来的“物化了”的“城市文明”的另一面。
在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伊始，开辟一个新天地，西方价值观进入乡土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启蒙冲击。第一部分说过在进入现代化语境之前，整个中国是乡土性的。而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先驱者们，自然把启蒙的对象放到中国最广大的乡间。乡土文学的理论者强调“强烈的地方趣味”正是“世界文学”的重要部分。这促使作家把目光下意识地转向乡土中国的广大农民，书写与发掘独特地域文化及其特有的乡风民俗所蕴含的文化要义。从整体上把握乡土中国的乡村文化形态和气质。也正是在这其中，乡土文学的启蒙性才大大的展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不论他们自身来自哪一个社会阶层，都没有把“堕落的社会上层”纳入启蒙对象之内，也从来没有在“肉食者”们身上寄予过什么希望，凡是隶属“上层”的人物在“五四”乡土小说中大都被放置在启蒙的对立面，并使其显得鄙俗不堪。“五四”乡土小说的启蒙对象有着严格的阶级界别，它只包含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者，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
乡土小说的部分作家（以鲁迅、茅盾为代表）面对广大农民身上的痼疾——可恨可悲可怜的愚昧性格和顽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而采取文化批判和启蒙。这一脉的“五四”乡土小说，带着强烈的社会批评色彩，“偏重于社会权利结构的两大阵营的正面冲突，揭示乡间生死的冷酷与无奈，农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匮乏，“阶级斗争”逐渐成为他们结构小说的骨架”（7）——笔者认为这种悄然的转变为“左翼”乡土文学甚至建国后受政治干预的单一文学模式的写作埋下了不良的种子，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被不自觉地赋予在文本之中，政治的强力在党派权力斗争中潜移默化地干预了文学。
“五四”时期另一脉的乡土文学则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田园诗风”的散文化小说把“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8）发挥到极致。这一脉的乡土小说如果从启蒙角度来看，是绝对没有在“五四”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双重观念烛照下的乡土写实派有力的。但是它从老庄哲学的“出世”的角度，采取回避现实的态度，营造出一个乌托邦似的乡村，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等级意识的朴素自然的境界，宛如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昔时，这个“世外桃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家园，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得到休息和逃避；而今，这个在乡土作家笔下的“世外桃源”则试图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以传统文化的底蕴去对抗西方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这也看出乡土作者不甘被腐朽的“城市文明”所侵扰，拒绝城市中“物”的压迫和拜金主义对人性中本真部分的侵蚀，同时不甘被乡间宗法思想束缚，把原本并不美好的传统的农耕文明及“乡下人”理想化，挖掘与表现乡土的纯美，而采取的对抗意识和创造精神。“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歌。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情诗。”（9）这是这一脉乡土作家的共同艺术追求，这种美学风格的追求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启蒙”。冲淡的“渐进自然”的笔法俨然创造出一个充满盎然生机和纯美质朴的具有中国古典美的幽静禅意的东方乡村——笔者认为这种平和缓慢的美学精神在叙述时，消解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世外桃源”的“无论魏晋”般的无知正好冲淡了与文学无关的政治社会中的宏大事件和命题。这也是这一脉的乡土小说在建国后被隐匿的原因，（被隐匿的其实是文学性），只是其中的点点文学性惨然被继承，留存在部分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中，也正是这可怜的文学性，让建国后的部分乡土小说藉以间接“隐现”乡土风俗风景和人情风味而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具有存在的价值，在文学史的地位具有恒久性。这一脉直至汪曾祺，才得以修复并在八十年代发扬光大，而且将持久产生作用。
政治方面，在现代化铁蹄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成为时代的主题。（10）政治与文化其实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分开过，在那样一个时代，“启蒙”中本身就包含“救亡”的目的。启蒙者们将思想文化的转换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试图将“思想革命”与“文化批判”作为促成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手段。这种策略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以疾风暴雨似的启蒙来呼唤乡间大众，其势威猛，在很大程度上，固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启蒙运动是该有之事，但是不该如此浅薄和功利，“威猛”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粗糙不精，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未完成的现代化”在启蒙开始时就注定结果；“功利”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把目标当作手段，这种性质导致“启蒙”一开始就有着不健康的毒质在里面，“启蒙”并不纯粹，“启蒙”的最终目的非“以人为本”而是要摆脱民族危机，促成乡土中国迅速像西方一样的现代化转型，而正是这导致启蒙的自杀，当“启蒙”运行到一定阶段，必定有一个事件（使民族危机加深到临界状态的事件）导致蕴含在“启蒙”中的“救亡”因素大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兴起，“启蒙”被扼杀，“五四”时期“启蒙”中的悖反因素就在这里，这也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而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也导致文化启蒙的路线在后来并不明晰。
“救亡”被继承
临界状态的事件终于来临，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乡土中国面临亡国危险，“救亡”的民族主义热情毫不犹豫地席卷全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基本缓解。此时的战争通过政治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方向。战争期间，国内的政治势力开始不觉发生变化，解放区面积扩大，共产党后方军事实力在逐渐扩充，而最终在民族战争后的国内战争赢得战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长期执政至今。这里，就很有必要打量在抗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主张，以及战时的各文艺派别的势力消长与角逐和整个文艺局面。以此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的文学模式的滥觞。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随后三年又发生了全国内战，战火一直燃烧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十二年的战争使中国处于动荡时期，社会秩序混乱不安。而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神断定，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与是绝对不会胜利，“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11）。而事实证明，共产党的群众策略影响重大，在解放区，以及建国后，工农的重要性得到最大利用——也深刻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文化策略。这是后话。
在战争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文学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这样以来，自“五四”发展着的新文学以“启蒙”为主旋律则在这里开始变调，以适应战时的形势。40年代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战争”和“救亡”深深的嵌入。“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包括思维方式与审美心态，促成许多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学现象；战争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心理、姿态、方式以及题材、风格。”（12）。如引言所说，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状态。
“救亡”压倒一切，文学活动也转向了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核心。打量这一时期成立的文化团体，从它们的名称，以窥一斑。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8月——由中国剧作者协会组织、集体创作的抗战话剧《包围卢沟桥》在上海公演；同月，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持成立了13个救亡话剧队到各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郭沫若任报社社长，夏衍主笔；次日，茅盾、巴金主编《呐喊》在上海创刊，第二期易名《烽火》；同年，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各地演出。
而最为重要的事件当属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的成立。由民主主义作家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派别在战争的强势背景下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需要明白的是，文学与抗日连结，它所带来的后果则不仅仅是抗日，文学所最终关怀的对象始终是“人”，当它直接地与战争联系，为抗战服务，那么战争的基因存留在文学里——将是长久的，而这也影响了写作者与读者：当战争绑架文学，对于创作者是灾难，对于读者是不幸。创作者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水平，读者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未来。
“文协”成立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此时的战争已经开始绑架文化工作者的现实生活。在国难当头，烽烟四起之时，作家们不会去咀嚼争辩文学性、审美性、启蒙性等不合时宜的问题，（13）他们自愿以“英雄主义”的调子贯穿一切创作，由此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色彩统一，鲜明单调。尽管如此，仍有作家看到战争的强力将对文学带来的灾难。梁实秋1938年底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的话》，提出文学创作“与抗战无关”论，由此引起对“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成为众矢之的。这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抗争。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一普遍认同的口号是以文学的多样性、个性化的部分丧失为代价的，大批作家陶醉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集体无意识的虚幻的冲动成功地将“救亡”发扬光大，而作家只是“廉价地发泄感情和表达政治立场”（14），文学在这个时候真正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其工具性被凸显。
而解放区文学观的发展最值得我们关注，在解放区文学的影响下，作家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方向发展。解放区的读者主体是农民，这一根本变化让文学的“大众化”变得尤为迫切，创作者不得不去创作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而以往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则被忽略或强制抹杀。以往“五四”乡土作家以农民性格中的顽固疟疾为批判对象，进行文化批判和启蒙，而解放区的政权则建立在广大农民的群众基础上，农民的地位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由过去对现实乡土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转变为对新社会制度的赞美以及对农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批判对象则在阶级二元对立的视觉下，变成了地主的阶级压迫——这样的批判中再也没有复杂人物中的性格矛盾，没有作为乡土中“人”的普遍性的劣根性。反过来，解放区作家在森严完备的组织制度下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地影响了创作者——农民及农民身上积淀的某些传统文化道德中国封建性因素，保守狭隘的小生产意识的影响潜入其中。
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模式的在政治的推进下驶上了单向道，强调与配合政治口号则忽视了文学自身规律的探索；强调工农兵方向，“知识阶层”作为一个亟需独立的阶层被取消了独立性，文学降低了文学性的要求，“精英”这个词语失去了合法性；强调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则抹杀了文学作品中理应有的高雅部分。
解放区的文艺指导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所谓的“工农兵方向”完全是个政治概念，它抹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如果说在战争的强力下，所强调的不得不是集中统一，不容许过多的个人自由，艺术家要消除其自身价值观中的自由主义倾向，那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文化政策又是怎样呢？
两个“乡土”的纠葛
自从“救亡”压倒“启蒙”，其附带的不健康因素被继承在新建立的国家政权之内。“救亡”所带有的暴力、集权、压制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文化政策。从“启蒙”的角度来看，“救亡”被定性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15），“救亡”压倒“启蒙”本质也就是“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一点可怜的民主和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16）马克思主义和农民意识的相互渗透和塑造，则构成了“救亡”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启蒙观念，民主、自由、个性的压抑和排斥，则导致封建集权的复辟。李泽厚这样论述：
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蔓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之一的整风或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命建设时期曾大获实效；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再进行，就反而阻碍或放松了比对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特别是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17）
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三十年一直笼罩，由于政权是建立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上，农民阶级在政权中的位置拥有概念上的优越性。统治阶层假其名，执行的政策则深深伤害“乡土”，中国乡间最广大的农民始终处于弱势状态，其浮沉的生活状态与中共政策息息相关。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以农村为共产主义的实验基地，这种伤害则是毁灭性的集体的伤害。
新政权中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和封建民意识的相互渗透和塑造——政治的强权如何改造乡土中国，如何强奸文化。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始终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是乡间的农民，当被新政权干预下的文化打量其农村时，没有比新中国的乡土文学更具有说明效益了。在集中观察建国以来农村乡土小说创作之前，需要厘清政治、文化、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费些笔墨介绍一些有关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中所集中呈现的一个政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18）
C代表culture，P代表politics，E代表economy。“文化”的核心要义是love——爱（这是任何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要义），“政治”的最重要表现是power——权力，而“经济”则是value——价值（这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要素）。这三者之间是绝对不能互相干涉的，处于相对独立的空间内，被三条线分开。如果“文化”被“政治”干预，power主导love，那么文学作品将是政治的“传声筒”，爱则不再纯洁，失去本真——这也是政权关系中，运用强权关系去玷污、霸占爱的表现，人的私欲在这个层面上被凸显；而当“经济”影响“文化”，那么文学的运营规则将以利益（value）为标准，当文学创作者的眼光瞄准在“利益”上，从创作者到出版商，从出版商到运营商，这一系列的文化消费必定销蚀文化的精英性。（此时中国的情况当属如此，市场经济带动物质消费，而纯的精神消费则处于积贫状态，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会讨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它们两者的关系——当“政治”干预“经济”，则是“权力”凌驾于“价值”之上，这样在经济领域则是一场灾难，计划经济形式，以及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形式都是这种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正是政治处于最强势的状态，在经济领域实行计划经济，不允许市场的自我调节。在文化领域则处于政治的全面干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考察建国后的乡土小说，才可以掌握全局，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所谓两个“乡土”，一种是国家政权干预下的，成为政治“传声筒”的文学描述中的“乡土”，这一部分的作家与时代共名，或处于被强迫，或真心歌颂政权。它的极端是以浩然小说和杨朔散文为代表的纯歌颂政策的文学作品。在大部分的作家作品内，这种政治的“乡土”大部分地留存在其作品内，如赵树理、周立波、丁玲等，虽没有《金光大道》、《艳阳天》那么极端，作品仍与政治共名，以传达政策、歌颂“新生活”为主要目的，这种“乡土”是虚伪的，无生命力的，它暂时的生命力只在于政治的护航，与文学已经脱离关系，注定被时代淘汰。另一种“乡土”是指文学上的“乡土”，这种乡土继承新文学传统，反映“地方特色”和“风俗画面”，体现民族性格和民族气派；这一种“乡土”在建国后始终处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它主要体现在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当然，这种“乡土”（它当然也代表着“文学性”）也点点留存在那种与时代共名的文学作品中，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正因这一点，让作品能在文学史中有恒久的地位。
下面就着重看一看两个“乡土”在赵树理、周立波和孙犁的作品中，不一样的呈现。
赵树理的乡土小说始终有“问题意识”，赵树理自己也坦言做一个“文摊文学家”（19），称自己的小说为“问题小说”（20），他说过：“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要写的主题。”（21）他的乡土小说自觉地写给农民看，试图提高农民的觉悟，自觉地依附于传统的形式，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成为他的关注对象。赵树理给自己的作品冠以“通俗故事”的名号，注重的就是“通俗”性，就是“通俗化”、“大众化”的叙事形式，这也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彻底贯彻。他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的权力、经济等的实际运作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内容以工农大众的解放为主要任务。他的乡土小说的内容也更为注重农民的政治地位，物质生活。不再以一个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视觉角度来俯视乡间农民，而作者带有鲜明的阶级感情。也正是与政治的一致性，制约了作家的文化思考，无法进行像“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们那样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与政治的一致性，导致了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单一薄弱，真正复杂性格往往出现在“落后人物”、“中间人物”身上——而这些人物恰恰是政治强力的“漏网之鱼”，（或者说作家有意塑造他们的挣扎，在这一点上，作家的发挥余地是更大的），他们真正体现着生活在这个广阔时代内，一个矛盾个体的心路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但凡政治疏离文学一些，那么文学必将绽放美丽的花朵。与政治的一致性，导致了赵树理乡土小说中功利的一面：以解决问题为主，那么必将忽略“文学性”。力图让广大农民看懂，就不得不以叙述线条单一的故事为主，将人物描写与风景画、风俗画的描绘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他的乡土小说只是题材和内容贴近“乡土”，放弃了“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赵树理小说给一般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品内经常出现的“板话”、村言俚语、歇后语、民谣等富有民间气息的文学语言。作家也正是想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揭露农民性格中落后的封建性，这在另一方面也确实扼杀了“文学性”。单一叙事优先的模式消解了文学的生命力，把最能体现“风俗画”、“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消除，这种“乡土”体现不出文学味儿。在赵树理乡土小说中，很难看到纯粹的景物描写，至多是物的堆砌，对物的交代也是以人物性格、情节发展为中心。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则处于两个“乡土”纠葛之间，他无疑也是站在时代共鸣的立场上。但在《山乡巨变》中读者却可以看到一个与严峻危急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作品中可以看到自然、明净、清新、朴素的日常生活场景和自然、醇美、和谐的人情风味，有着鲜明的艺术语言和创作个性。作品中大量的画面展现出了“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22）而这正是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地方色彩”和“异域画面”。这种对风俗人情和风景画面的描绘使周立波的乡土小说有了一定的诗情画意。与赵树理的乡土小说相比，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间语言’说明不了小说的真正艺术成就。”（23）
孙犁则是与赵树理同时崛起的另一派别的代表人物。孙犁笔下的“乡土”便是另一个“乡土”，这种“乡土”代表着文学性，代表着审美价值，代表存在于文本里的另一种真实。孙犁的乡土小说趋近京派的审美趣味，更加注重叙事艺术的典雅化和高贵化，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文章散发着湿润泥土和清澈流水的芬芳气息。小说风貌清新秀气，素雅自然。作家“懂得艺术是一种间接的‘隐现’，作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他的风格是与整个世界性的乡土小说审美主旨相接近的，在他的小说中，那种强烈的世界观意念被化作一种‘背景性’的描述，而将笔墨集中于对风俗人情的描绘，以及对风景（风景描写中隐含浓郁的‘异域情调’）”（24），他的小说真正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
两个“乡土”的纠葛只不过是文学与政治纠葛的缩影。以赵树理、周立波和孙犁为例，可以看到建国后，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与创作原则，不同的艺术水准与艺术操守。在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乡土中国在政权易变下的不同场景。
乡土遭遇商业——只有平庸的时代，没有伟大的作品
八十年代，中国由死胡同转入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一道路更加冲击着中国的乡土性。如果说，之前的“现代化”进入乡土中国的视野是被动的，知识分子们以前所未有的眼光打量“现代化”的朦胧面目；那么这一时期的以“商业化”为代表的现代性气息在中国主动打开国门之时，一涌而入。在乡土上、工厂里劳作的人们经历了混乱革命年代的修整与摧残，带着惶惑和欣喜来拥抱这一事物。国家政策上的转变也透露出政治上的现代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让农民暂时拥有不属于他们的土地。被经年的饥饿感束缚的农民燃烧起积极性——产量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关怀。经过三十年的自我折腾，中国实在没有办法以豁达平和的胸怀看待经济生产方面的贫瘠与荒芜。
1993年，人们面对一个新的商业秩序的崛起，带有中国特色的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以从未有过的方式调配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在调配的过程中，社会财富的分配决定了人口的流动方向。乡土中国在这个时候开始真正走上了漫长的现代化道路。执政者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大问题就是“三农”。土地上的人们不再遭遇被赶出土地的不幸而是主动逃离乡土，进入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在城市里面，才有可能摆脱贫穷，而摆脱贫穷对于乡间的人们来说，就是一切了。农民艳羡城市发达的消费文化，进入城市，他们产生了第一次的文化觉醒，这种觉醒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对乡间传统人生的质问，通过对土地的内涵阐释产生极大的怀疑与绝望；而当城市又无情地割断他们拥有“根”之情结的乡土时，他们又为城市的嘈杂、浮躁、隔膜和个人主义而痛苦和恐慌不安。在乡间形成的人格塑造如何去适应速变的城市？换句话说，日新月异的城市也对乡村人格消化不良。大批农民进城，他们的后代成为留守儿童，他们的乡土成为衰老和无力的所在，青壮年纷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而后成为商业化的一部分或者说被商业化的一部分。而乡间儿童在长大后，也注定离开土地——离开资源贫瘠的农村成为那些儿童最初的梦。如果在没有任何政策保障的情况下，乡间已经出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肆意掠夺的迹象。农村始终无法占有更多的资源，无论是教育还是经济，是卫生还是就业。春节的始末也是最能体现在现代化痛苦转型中的中国之本质，“还乡运动”再次证明了中国的乡土性，只是此时的乡土只是那些进城者精神的故土，一年四季，只能是在春节——散发着古老气息的节日——里，短暂地回到家乡，这种还乡已然是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状况下，反应在乡土文学上，这一时期的“打工文学”昌盛一时。关注社会的乡土作家们，无法忽视乡土小说新的题材领域，农民进城“打工”生活的题材成为这一时期乡土小说的主流。众多琐碎纷繁的打工题材一时拥入通俗文学杂志大门，良莠不齐，万向众生。这种紧跟社会现实的“打工”小说很难出现深的文化批判，读者面对“商业化”浪潮下的文学，不再精深阅读，这样也导致了文学写作者的速成：题材的新颖和诱人，情节的曲折和通俗成为主要标准。
20世纪90年代优秀的乡土小说家在描写农民工进城打工时，带有的道德评判束缚了他们的写作视野，道德评判的倾向注定了他们的情感是依附在自己心中的“乡土”的。乡土成为他们的“精神象征”，他们在作品中营造出的“乡村精神”反映了作家的“精神恋土”，在对“乡村精神”的探寻中，浓郁的主观色彩把故乡的“乡村性”完整地发挥出来。当他们真的这么做时，他们已然与真正的土地疏离或隔膜了。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乔寓城市中的小说家对新的生活环境带来的任何不适只能加强他们对精神故土的依恋和歌颂，对乡间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和热爱，对都市的痛恨和权力的恐惧。在写作中，自然也就深刻挖掘美好的乡村特质，对农民进城打工的道德批判决定了他们的关注忽视了土地的功利性、农民的物质性——分歧在这里产生了，“乡土”一方面是乡土小说家的“精神家园”，而被现实生活逼得进退两难的农民则看到了“乡土”的另一方面：真实的农民是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挖掘土地中浩繁的历史文化因素的（25）。
进入新世纪，十年又很快地过去了，这时的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大农村”了，此时的中国也像其农村一样进行艰难的转型。第一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接受了城市的改造，他们的乡村人格已经缓慢融入到城市性格之中。当财富慢慢地接触农民时，中国的产业倾向也顺其自然地走向了人口密集型的制造业。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了中国对高新技术的无为和知识产权的无视。肮脏拥挤的绿皮火车，浑浊刺鼻的公共休息场所，低俗刺耳的服装店音响……所有这些都在提示这个国家的大众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平。然而，再没有比以下这个场景更能说明问题了：大批建筑工人蹲在建筑工厂门口，大口吞食白面馒头，而在他们脚旁则响起从山寨手机扩音器里发出的粗糙低俗的流行音乐。
这个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庸俗感。社会的粗鄙化和庸俗的社会现实让人们感到窒息。观察中国的城市建筑你会感到深深的无力感，看到摩天大楼下拥挤的人群和不洁的环境你又无法感受自然的归属感。那些留守儿童长大了，他们无法感受当代中国的精粹文化，他们更愿意去体会网吧聊天室里压抑的情绪。农村贫乏的教育资源注定他们与城市的孩子拉开了起跑线上的差距，这种宿命的结局始终束缚着他们。
全球性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激荡着中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顺利甚至失败。这种不伦不类的“城市化”裹挟着寄生在其中的享乐分子、拜金分子，真正谋杀了中国乡土性中的美好一面。席卷全球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也给乡土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不得不说，这股世俗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影响了一个国家几千年来的乡土性。在初民社会，人如蝼蚁地在两河流域生活，奋力挣扎在生死线上；而今，人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再次像蝼蚁那样，只是以前是在自然的强力下，如今则在“物”的异化下改造着自己的人性。
在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作家们关心销售的数量，而不是作品的质量；费力在销售的手段，而不是情节的经营上。在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广大人们关注眼前的利益，丧失远大的理想。在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经历了种种“伪崇高”的作家们，放弃了对真崇高的渴望；热血沸腾的青年们用高昂的民族主义热情在网络上嘶喊，同时他们也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理想——好像生活不存在更高的意义了……
在过去的十年内，乡土中国又遭遇了一场技术革命——网络的普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参与。农村与城市的交界，星星点点的网吧也散布在那里。网络资源终于打破了乡村与城市的一种固有隔膜，网络里没有墙壁，人人平等，资源共享——网络的冷冰冰真正瓦解了乡间的“土气息，泥滋味”。这场技术革命也重塑了社会情绪。然而就是这种人人参与，太过喧嚣的平台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回应的能力，再有没有一场精深的热烈的争论，一个更加强大的系统无形中形成了，它看上去如此自由，如此喧嚣，人们并行不悖乐在其中，在这个系统内，不用分清现实的地位差别，然而，就是这样，已经没有人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的立场了。仅仅表明立场，也许会遭到大众唾液的淹没——“五四”时期的启蒙真正走远了。试想这样平庸的时代，你如何去奢求它产生伟大的作品？
整个中国的现实的困境让其中每一个人感到压力，不管他是在乡间还是城市。这种困境的压力也许并不是像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种政治的压力，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的压力，这种压力更来自于整个民族在既定的轨道上，已形成的僵化的思维和秩序……
结语
乡土中国的这么多年，也许就在这个时代迎来真正的持久的转变。乡土中国带着浑身散发的“土气息，泥滋味”，跌跌撞撞地进入地球村，在没有商量余地的世界范围内，改造着自身。从千年的源头一直到如今，乡土中国在嬗变中求得生存，只是近现代的生存环境和视野扩展到整个地球，各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人类的现代化道路上受到检验。而“现代化”这一道路仍然是未知之途，没有人能预知在一拥而上的“现代化”道路上，人类在其中将迎来技术高度发达带来的毁灭还是繁华。
然而面对历史，你又能否定那些或蒙昧或清醒，或愤怒或麻木，或功利或圣洁的个体之生存印迹吗？一切伟大的工程终究要归结到这个工程中的每一个人。乡土中国的这么多年，孕育了这么多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叙述事件、梳理历史时，我无法忘记他们在这个时代的这角地域上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呐喊，每一次无力的眼神，每一次彷徨的步伐——因为他们毕竟以那样激越的方式与艰难的身姿步过了人间。
注释：
（1）这只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两大主流。前者是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着眼于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五四”乡土小说，后者则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小说，或曰京派乡土小说。
（2）黄河与长江作为中华文化的地理标识，对其文化的塑造不可忽视，中国文化的黄色属性在诸多著作里有了详细的说明，张铭远的《黄色文明——中国文化的功能与模式》是为一例。
（3）“现代化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本文略去不谈，关于这个问题的没有一个定论，倘若详谈这个问题，篇幅冗长。
（4）《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刘运峰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86页。
（5）、（6）参见《中国乡土小说史》，丁帆著，2007年1月第1版，第43页。
（7）同上书，第65页。
（8）参见【美】荷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见《美国作家论文学》，刘宝瑞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
（9）参见《中国乡土小说史》，丁帆著，2007年1月第1版，第105页。
（10）参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一章。
（11）参见《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转引自丁守和书，第484页。
（1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43页。
（13）同上书，第344页。
（14）同上书，第362页。
（15）、（16）《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第29页。
（17）同上书，第30页。
（18）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四章《货币与商品》，第129页；第九章《亲属关系和爱》，第313页；第十二章《政治权力》，第379页。
（19）参见《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已编，北岳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20）、（21）参见《也算经验》，收《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22）《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39页。
（23）同上书，第38页。
（24）《中国乡土小说史》，丁帆著，2007年1月第1版，第16页。
（25）参见上书，第3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