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到第二年才结束。当时还掌握台湾政治权力的国民党，虽然运用了它手中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力攻击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并未被击垮。表面上看，乡土文学是胜利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社会气氛却在默默地转化，等我突然看清局势，才发现，“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经弥漫于台湾文化界，而且，原来支持乡土文学的人（其中有一些是我的好朋友）大多变成了“台独派”。这种形势的转移成为九十年代我精神苦闷的根源，其痛苦困扰了我十年之久。
在世纪之交，我慢慢厘清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似乎比以前更了解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与现代中国之命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更可能说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暴起暴落，以及最终被“台独文学论”取代的原因。因此我底下的分析似乎绕得太远，但却不得不如此。想读这篇文章的人，也许需要一点耐性。如果觉得我这个“出发点”太离谱，不想看，我也不能强求于人。
中国新文学原本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环，这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为了改造旧中国，也就是以“启蒙”来“救亡”。这样的启蒙运动后来分裂了，变成两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
革命派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下，全力支持国民党北伐，终于打倒北洋政府。但北伐即将成功时，蒋介石却以他的军事力量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屠杀左翼革命派（主要是共产党员，也有部分左翼国民党人）。就在这个阶段，原来采取观望态度的胡适改良派才转而支持国民党。这样，国民党保守派就和胡适派（以下我们改称“自由主义派”，或简称“自由派”）合流，而幸余的革命派则开始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
抗战后期，形势有了转变，大量的自由派（其最重要的力量组织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倾向共产党。到了内战阶段，知识分子倒向共产党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最后，当胜负分晓时，逃到台湾的只剩最保守的国民党员（很多国民党员投向共产党），以及一小群自由派（连与胡适渊源深厚的顾颉刚、俞平伯等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新中国建立之初，执政的共产党宣扬的是“新民主主义”，认为“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以工、农为主体）的“同盟”。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种“同盟”的伙伴关系才有了明显的改变，留在大陆的自由派命运开始坎坷起来。
不管大陆自由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如何，但有一点看法应该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他们都知道，新中国的重建之路并不是循着五四时代“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在走的。虽然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初期学过“苏联模式”，但为时不久，这个政策也大部分放弃了。台湾很少人注意五十年代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模式，我们也很难为这一政策“命名”，但可以说，它绝对不是“西方模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关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实问题的辩论与路线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也是历史现实的合理现象，一个古老的中国不是可以轻易改造过来的。像大鸣大放与“反右”（这是 一个事件的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和改革开放，就是内部最大斗争的反映。应该说，到了改革开放，共产党的“革命阶段”才完全结束，大陆进入“后革命时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这时候也在台湾实行另一种很难命名的 “改革”。纯粹从政治层面来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靠着美国的保护终于生存下来的国民党，在五十年代进行了一项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即土地改革。国民党把台湾地主大量的土地分给农民，从而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台湾许多地主阶级的子弟跟农民阶级的子弟此后循着国民党的教育体制，逐渐转变成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美国的协助下，台湾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台独派一直在说，日本殖民统治促使台湾现代化，但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坦白讲，不论国民党的性质如何，必须承认，土地改革是它在台湾所进行的最重要大事，这是国民党对台湾的“大贡献”之一（但也是台湾地主阶级永远的隐痛──他们的子弟也就成为台独派的主干）。
国民党统治格局的基本矛盾表现在教育、文化体制上。官方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和中国文化，但它讲的三民主义和它的政治现实的矛盾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民主主义上。它讲的中国文化是孔、孟、朱、王道统，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对象，也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这里是指国民党教育体制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指这些思想本身）。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是，美国暗中支持下的胡适派自由主义，他们讲的是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前已述及大陆不走这条路）。经由《自由中国》和《文星》的推扬，再加上教育体制中自由派的影响，他们的讲法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台湾现代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它的性质接近李敖所说的“全盘西化”，轻视（甚或藐视）中国文化，亲西方，尤其亲美。因此，它完全抵消了国民党的中国文化教育，并让三民主义中的西方因素特别突显出来。这也是我三十五岁以前的“思想”，在李敖与胡秋原的中、西文化论战上，年轻人很少不站在李敖这一边的。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台湾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特质可以用“反传统”与“现代化”这两个术语来概括。“传统”包括中国文化、国民党的反民主作风，以及每一个年轻人家里父母的陈旧观念。现代化表现在知识上就是追寻西方知识，而且越新的越好。意识、潜意识、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这些名词很新、很迷人。老实讲，这些东西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只要有人写文章介绍、“论述”，大家就捧着读、热烈争辩。当然，真正求得新知的途径是到美国留学、取经。取经回来以后，就成为大家崇拜、追逐的对象。
当然，新知有个尽人皆知的禁忌。中国近现代史最好不要碰，所以一般人只知道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剿匪”。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这些字眼，没有人敢用（反共理论家除外），苏联、共产党则只能用在贬义上。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知识，最好也别摸。我母亲没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但我上高中以后，她一再警告我，“在外面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碰”，我知道，“什么事情”说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的新知涉及现实的只是，现代化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应该如何现代化（都只从社会生活角度讲，不能在政治上讲），以及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是什么意思（心里则清楚只能在口头上讲）。当然，年轻人（尤其是求知欲强的人）都很苦闷，所以李敖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他敢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非常叛逆的姿态。
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大反叛，是从一九七○年保卫钓鱼岛运动开始，“保钓事件”让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护卫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于是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上也开始“左倾”。
在此事情爆发不久之前，也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大反叛时期（一九六八），左翼思想在长期冷战的禁忌下开始复活。这个新的思潮，一般称为“新左派”，以别于以前的“旧左派”，“新左”的思想其实是很庞杂的，派别众多，其中有些人特别推崇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按自己的想法把“文革”理想化。
现在我已经可以判断，一九七○年从海外开始，并在整个七十年代影响及全台湾的知识分子“左倾”运动，根本就是西方“新左”运动的一个支脉。西方“新左”运动的迅速失败，其实也预示了七十年代台湾“左倾”运动的失败。它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没有工农运动的配合。因此，“新左”一般不谈工农运动，一点也不令人讶异。
当然，七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左倾”运动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同一个时段，全台湾各阶层人士越来越热烈地投入了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当时叫做党外政治运动），左倾运动和民主化运动是两相呼应的。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一九七九年的高雄美丽岛事件，分别表现了国民党政权对两大运动加以镇压的企图，但结果是一样的，国民党都失败了。此后，台独运动逐渐成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力量被台独派所把持，而支持乡土文学的左倾知识分子大半也在思想上或行动上转向台独。
我想，一般都会同意，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是台湾新兴的资产阶级想在政治上取代国民党的老式政权，它真正有实力的支持者其实是台籍的中、小企业家，以及三师（医师、律师、会计师）集团中的人。只要国民党还掌握政权，他们就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随着他们的社会、经济影响力日渐强大，他们理所当然也想得到政治权力。
在文化战场上，支持乡土文学的，也以台籍的知识分子居多数（他们当然也支持党外运动）。他们的左倾思想其实并不深刻（包括当时的我自己），“左”是一种反叛的姿态，是“同情”父老辈或兄弟姊妹辈的台湾农民与工人，在有些人，可能还是一种“赶流行”（当时对乡土事物的迷恋，让我这个乡下出身的人很不习惯，心里认为这些人太做作）。乡土文学，正像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是台湾的一种“风潮”，它能袭卷一代，正如现代主义一样，也可以随着下一波“风潮”的兴起而突然消失。当政治反对力量在八十年代中期明显壮大并且组织了民主进步党以后，支持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台独思想，其实也不过是转向下一个“风潮”而已。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台湾本土势力对国民党政权的挑战，只是台湾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台湾必须面对它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敌视，居然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占据中国代表席位达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得早就应该属于它的这一席位，这样，从国际法来讲，台湾也就成为共和国的一省，因此，不论在现实上谁统治台湾，他们都必将面临复归中国或反抗复归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能思考。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之前，谁要公开主张“复归”（也就是统一），或公开反对“复归”（也就是独立），都是“叛乱犯”，是可以判死刑的。
七十年代的情势可说极为诡异。“乡土文学”，哪个“乡土”？“中国”？还是“台湾”？谁也无法说，谁也说不清。“同情下层人民”，大家都有这种倾向；“应该关怀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同意，只是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土地”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终于由“台独派”正面提了出来，向大家“摊牌”了。他们那时只敢在“文学”上动手脚。他们说，“台湾文学应该正名”，用以取代“现代文学”，而且，“台湾文学”具有“主体性”，这当然是“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了。这样，“乡土”对他们来讲，就是只指“台湾”，既然明说了是“台湾”，他们也就越来越少用“乡土”这个词。这样，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就被他们改造成“台湾文学”了。
他们的另一个策略就是攻击陈映真的中国情结，因为陈映真是公认的乡土文学的领袖，为他的左倾思想坐过牢，是大家都知道的“统派”。陈映真受到“台独派”的攻击，国民党当然乐于见到，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了”。当陈映真被孤立起来以后，“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的招牌也就巩固下来了。应该说，八十年代“台独派”借文学以鼓吹“台独”思想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到九十年代末期，“台独论”的某些说法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很多人（包括反民进党的人）的言辞和思想中。那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会突然消失？那时候，我曾怀疑陈映真派（主要是《夏潮》杂志那一批人，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时并未与他们交往）是否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坦白讲，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时，我对整个情势完全不能掌握。我只是对于“内部争执”感到焦灼与不解。因此，我事后相信，陈映真派也许比我稍微清楚，但他们大概也未能了解全局。
当攻击陈映真的声音此起彼落时，我还并未完全相信，攻击的一方是真正的“台独派”。身为南部出生的台湾人，我当然先天就具有省籍情结，因此，我觉得，那些攻击陈映真的人，只是把他们的省籍情结做了“不恰当”的表达而已。后来我发现，他们藐视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让我越来越气愤，我才真正相信他们是“台独派”，而我当然是“中国人”，只好被他们归为“统派”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就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成为名符其实的“统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跟陈映真熟悉起来，其时应该是一九九三年。
应该说，我加入“统联”以后，因为比较有机会接触陈映真和年龄更大的五十年代老政治犯（如林书扬、陈明忠两位先生），对我之后的思考问题颇有助益。我逐渐发现，我和他们“接近中国”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
据陈明忠先生所说，他在中学时代备受在台日本人歧视与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走上反抗之路。后来国民党来了，他又发现国民党不行，因此而考虑了中国的前途之后，才选择革命。我也曾读过一些被国民党枪毙的台湾革命志士的传记资料（如钟皓东、郭琮等），基本上和陈先生所讲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这些老左派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中国革命洪流之下形成其中国信念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他们是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人格尊严而奋斗。
陈映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整肃之后的恐怖气氛之下长大的。他居然可以在青年时期偷读毛泽东的著作，偷听大陆广播，只能说是六十年代的一大异数。因此，他很早就向往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社会主义更具理想性，而且从未全盘否定“文革”。
我是国民党正统教育下的产物，理应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台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思考，并走同样的道路。最终让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是我从小对历史的热爱。我读了不少中国史书，也读了不少中国现代史的各种资料，加上很意外地上了大学中文系，读了不少古代文史书籍，这样，自然就形成了我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感情。因此，我绝对说不出“我不是中国人”这种话，也因此，我在九十年代以后和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紧张，不太能平和地交谈。
七十年代以后，因为受乡土文学和党外运动影响，我开始读左派（包括外国的和大陆的）写的各种历史书籍。经过长期的阅读，我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史观和中国现代史观，这大约在我参加“统联”时就已定型。后来，常常跑大陆，接触大陆现实，跟大陆朋友聊天。再后来，在世纪之交，看到大陆的社会转型基本趋于稳定，中国的再崛起已不容否认。这些对我的史观当然会有所修正和深化。
如不具备以上所说的中国感情和中国史观，我一定会和同世代的台湾朋友一样，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世代的外省朋友（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接受国民党教育），不论多么反对民进党和“台独”，也不乐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但不愿意说，自己是现在中国的一分子。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其心目中的中国了。
根本的关键在于：跟我同世代的人（当然也包括比我们年龄小的一些人），或者瞧不起中国，或者不承认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而很明显，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消失”，那么，他们当然也就不是“中国人”了。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护卫的只能是“中华民国”。当我问“中华民国”的国民不也是“中国人”吗？他们就拒绝回答。
所以，我只能推论说，只有当你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不得不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命运的不得不然的归趋时，你才会承认你是中国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跟我同世代的台湾人（不论省籍），很少人是这样想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映真派，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有人知道了，他们也不能公开说明这一点，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认为，这是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在不到十年间烟消云散的基本原因。关键不在于“左”，关键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之命运”，尤其是“现代中国之命运”。而国民党在台湾的教育，告诉我们的是刚好相反的说法。他们说，对方是“共匪”，大陆是被“窃据”了。所有的人，包括“台独派”都一直相信这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
为说明这个问题，以下我想以已去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例子来加以论证。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曾担任过国民党重要将领许崇智（蒋介石之前的国民党军总司令）的参谋长，黄仁宇本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担任过郑洞国将军（在东北战场被共产党俘虏）的幕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他到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学历史。由于家世的关系，他一直支持国民党，虽然他结交了一些令他佩服的共产党友人（如田汉、廖沫沙、范长江），但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路线。最后，共产党打赢了，只好漂泊到异国。他无法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选择历史这一行，其实就是为自己寻找答案。黄仁宇整本自传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的解读，特别是对现代中国史、内战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道路的解读。
黄仁宇是从研究明代财政入手，来了解中国历史的。经过漫长的思索，他终于承认，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说：
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清朝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由于我是佃农子弟，因此，在感情上很容易认同这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我相信，国民党所以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也是为了抵消共产党的威胁。事实上，为了这一改革，它得罪了台湾所有的地主阶级，让它的统治更加艰难。前面已提到，台湾地主阶级出身的中小企业主及“三师”集团是目前“台独”势力的核心。
对于共产党重建新中国以后的作为，黄仁宇是这样评论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在其分析里，黄仁宇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我认为，新中国的重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现代化原始累积的资金与技术来源问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所采取的围困策略，中国不得不一切靠自己。刚开始还有苏联援助，等到中、苏闹翻，就真是孤军奋斗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路线虽然几度翻覆，但最主要的现代化“奠基”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要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为中国重建所做的正面贡献，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黄仁宇的自传初稿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初，当时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一定会更高兴，并且一定会继续发表他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我已完全确认，“中国道路”确实是走出来了。中国社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政治体制如何变革尤其令人伤脑筋，但可以断言，“中国崩溃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我还敢断言，中国以后也不会完全循着西方的道路走，即使在政治体制上也是如此。
以上大致可以说明，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独论”日渐抬头时，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所以引黄仁宇为证，是因为，我的看法和黄仁宇类似。我们的不同是，黄仁宇是一辈子研究中国历史又亲历内战的人，而我只是一个关心自己国家命运，因而不得不一面阅读、一面思考的一个小知识分子，我肯定看得不如他深入。但另一方面，我比他更认同革命道路，他是接受“事实”，我则欣喜中国终于从千辛万苦的革命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应该说，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完全置大陆于度外时，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我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这一点我有点自豪，并为此感到幸福。
反过来说，跟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的台湾知识分子完全接受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思想观念。除了“共匪”和“窃据”之外，他们盲目相信胡适自由主义的“科学”与“民主”，盲目相信自由经济。我认为，他们不只是“自由派”而已，许多人在美国“软性殖民”（相对于日本的“硬式殖民”）的影响下，纷纷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无怪乎陈映真称之为“二度皇民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台湾和大陆所走的不同的历史道路，使台湾知识分子不但走上了这一条无法思考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甚至最后还想弃绝中国。这正是美国“软性”统治台湾的后果。
最近几年我曾经跟一些比较谈得来的台湾朋友讲，除非你选择移民，只要你住在台湾，你就不可能不面对你最终是中国人的这一事实。这样，你不但非常痛苦，而且还会错失一生中（甚至历史中）的大好机缘。
远的不说，就说与我同一世代的大陆朋友，他们基本上属于“老三届”，在“文革”中都吃过苦头，当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读大学时，他们许多人在乡下插队。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在他们之前几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时来运转，中国出头了，不论有没有吃过苦，大家都一起来“共享荣耀”。在这时候，我们台湾的朋友反而不想“分享”了，实在很难评论他们的“愚蠢”。
三年前我开始产生另一个想法：“五四”以后大家都反封建、反传统，当时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但事过九十年，中国突然在浴火中重生了，你又觉得中国的再生能力简直不可思议，显然五四时代的人对此有所低估。不过，也没有关系，正因为反得厉害才可能重新奋起，让中国重生。如果有人一路反下去，最后连自己的“中国身份”都要反掉，那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悲哀。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些大陆知识分子走上这条路，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后悔了。我也希望，台湾的知识分子迟早能看出自己的错误。
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已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但也最宝贵的三十年。最艰苦，因为台湾像我这样想的人太少了；最宝贵，因为我摸索出自己的历史观（中国历史观必然孕含了一种更大的历史观）。如果要在论战三十周年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大概只能说这些。如果有人认为离题太远，太离谱，那就随他去罢。
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