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之中，地方社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杜赞奇在他的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以“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power）这一分析性概念来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的社会文化网络，并进一步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从渗透到破坏乡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历史过程。那么：“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是否可以用于分析近代中国城市的地方社会？如果可能的话，城市的“权力文化网络”又是如何构成的？本文拟通过研究1900-1937年间上海城市的地方社会，来考察近代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将特别集中于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以资产阶级为英雄的城市社会之中，为什么还需要文化精英？文化精英是如何镶嵌到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一起，守护近代上海的地方自主性的？
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
所谓“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power），是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的基层社会时提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以往的众多研究都将明清以后的中国乡村描述为一个士绅阶级领导的“乡绅社会”，杜赞奇独辟蹊径，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乡村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层面，他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旨在通过对文化及其合法性的分析，观察权力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网络，从而重新理解帝国政权、绅士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按照杜赞奇的解释，“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的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所构成，包括宗族、信仰、自愿团体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组织相互渗透和交叉，编织成一个具有公共权威的社会文化网络，乡村社会的权力控制，正是通过这个网络而得以实施的。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性框架，与以往“乡绅社会”的概念相比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它并没有将与国家权力相关的乡绅视为乡村社会唯一的地方精英，而是将乡村的精英视为具有多重来源的复合群，有宗族中辈分较高的族长，有信缘组织中的民间宗教领袖，有公共事务团体的首领，也有各种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精英。他们构成了领导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群。其二，精英们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重要的不是来自于国家所赋予的自上而下权力，或者精英自身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而是精英们如何将这些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文化的象征资本，从而在乡村的文化社会网络中获得合法性权威。杜赞奇的上述著作之所以在出版之后获得很高的评价，乃是成功地运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性框架，向我们展现了近代华北农村基层社会中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当这些网络自身比较健全的时候，为国家权力的控制提供合法性支持。而晚清之后当自上而下的的国家权力日益扩张，强加于乡村社会之上之后，大大破坏了乡村社会自身的文化网络，最终使得乡村社会衰败，中共的农村革命得以发生并取得成功。
当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其是否形成了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关系，与欧洲颇不相同，中国的城市并非在与乡村的对抗之中发展起来，在经济形态与社会网络上，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格局。按照施坚雅的研究，到中华帝国的晚期明清之际，全国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9大城乡一体化社会经济区域网络。城乡一体化的网络结构表明，原来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儒家的士大夫和商人精英，到了明清之后开始向城市流动，出现了“城居化”趋势。乡村精英向城市的集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沿海、沿江的开放性经济城市崛起之后开始加速。以江南为例，在太平天国革命到来之际，不仅乡村的地主、乡绅逃离乡土，而且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也纷纷向城市集中，形成了第一次城市化的高潮。
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区别在于，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城市基本上是一个由各地移民所组成的陌生人社会。当移民们成群结队来到城市，所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和资产，而且是原先在熟人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文化网络。不仅如此，由于城市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职业分化和文化区隔，在城市居民的内部又形成了新的文化关系网络，纵横交错，互相渗透，其内部结构和网络形态远比乡村社会复杂得多。因而，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想要控制城市，都不得不面对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城市的地方社会不像乡村那样日益衰败，反而在形成和建构之中。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发达和成熟的大都市，从1843年开埠，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民国的全盛时期1930年代，在城市内部已经形成异常丰富的地方社会网络：一是乡缘组织，由会馆、公所和同乡会等以原籍地为基础的区域性移民团体；二是业缘组织，由同业公会、商会、银行公会、工会、律师、记者、教授、医生、会计师等以行业或职业分工为基础形成的同行团体；三是信缘组织，由基督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所形成的宗教和信仰团体；四是社团组织，由各种学会、教育会、俱乐部等组成的自愿性民间社团；五是帮会组织，即拟血缘性的、社会正式体制之外的江湖团体。乡缘、业缘、信缘、社团和帮会，这些城市内部的社会文化网络，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地方社会，史学界对这些社会网络已经有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些地方性社会文化网络的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渗透、影响和互动，构成一个整体的、流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显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出发，我们所关心的是：除了国家权力之外，在近代上海的地方社会之中，究竟谁在控制这个城市？谁在管理地方性公共事务？这种管理和控制借助于什么样的文化权威？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文化象征符号获得了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显然，“权力的文化网络”并非与国家权力完全独立、分离乃至对抗的地方性力量，杜赞奇的研究正是在国家权力对基层如何控制的背景下讨论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网络。但本文限于主题的限制，将暂时搁置国家权力与城市“权力文化网络”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将焦点集中在在近代上海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为何在资产阶级已经获得城市控制主导权的情况下，依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威的支持？
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由三部分组成：士大夫精英、地主精英和乡绅。到了近代社会，当社会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新式的城市精英便首先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这些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中出现了，正如白吉尔所说：“在这个城市社会里，具领导地位的是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阶层”。[4]控制近代中国城市的，最初是具有士大夫和商人双重身份的绅商阶层，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的城市精英。罗威廉通过对清代汉口的城市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存在着一个地方名流群体，他们是由士绅和富商们共同组成的，之后又合流为绅商阶层，他们通过与国家权力的密切互动，主导了城市的地方公共事务。虽然罗威廉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描述清代城市精英对地方事务的控制这一尝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然而正如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地方社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许多事情，他们以地方‘公共领域’的名义，创设了帝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只是负担并可以轻易减省的诸多设施。”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深入，城市原来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士大夫与商人合流成绅商。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绅商这一过渡性阶层又很快消失。握有现代社会最重要经济与金融资源的资产阶级商人，在原来“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结构之中，从最末的位置上升到首位，成为主掌地方公共事务的实权阶层。而原先排位第一的士大夫阶层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分化，在清末民初逐步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本身是内部分层非常细密，不同的知识分子之间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介入“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脱胎于传统精英的近代中国城市精英，来自于三个部分：一是由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的学院精英，二是从地主精英脱胎而来的商业精英，三是从乡绅蜕变而成的地方名流。学院精英主要由一批以大学为生存空间的全国性知识分子，他们所关心的是国家与世界的天下大事，与地方公共事务和“权力的文化网络”基本无缘。在近代中国，这些全国性知识分子主要云集于北京。商业精英在京沪两地都存在，因为其所开办的实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关系，他们非常注重地方的公共事务并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而城市的地方名流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群体，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前述的地缘、业缘、信缘、社团和帮会这几个城市社会网络。在新崛起的城市精英之中，资产阶级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特别在上海这个工商业最发达、社会分工最完整的国际大都市中，拥有经济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近代资产阶级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主人，特别在袁世凯死亡之后、南京政府建立之前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借助手中握有的金融和经济实力，频频干预国家政治。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上海资产阶级会同其他社会阶层，在上海举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最后逼迫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不敢在巴黎和会签字。1921年上海商界与教育界联合，发起国是会议，绕开南北政府，由民间出面起草国家宪法。而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的北京政变，上海的资产阶级拒绝承认，由各商会组成民治委员会，准备实行“国民自决”。凡此种种，都表明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阶级。
为什么城市资产阶级离不开文化的权威？
然而，尽管一夜暴富而崛起的资产阶级掌控了经济和金融的权力，但经济权力并不等同于社会权威。要在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居领导地位，必须借助于文化的象征符号获得合法性权威，从而更有效地实施权力的控制。“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问题不是权力在谁的手中，而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权威而掌控社会权力。在传统中国的四民社会之中，商人在各个朝代都拥有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不敢小觑，然而商人阶层并不因此而享有文化上的权威，按照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和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富有的商人在正式体制和社会上被人看不起，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不要说与士大夫比肩，即使在平民当中其社会地位还在农工之下。这一情形到明代以后有所改观，在富庶的江南出现了绅商合流的趋势，一方面士大夫的生活开始像商人阶层那样追求奢华，另一方面商人阶层向士大夫接近，通过买官获得功名，在文化上附庸风雅，并参与地方的各种公共事务，通过各种努力，将自身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文化的象征资本。
到19和20世纪之交，在开放的沿海和沿江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个过渡形态的绅商阶层。[6]这一绅商阶层，身份双重，拥有士大夫的功名，经营各种洋务和实业，而且在地方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在晚清上海，绅商阶层非常活跃，他们由两个不同的交往网络组成，一个是以李平书为领袖的上海本地绅商，另一个是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绅商。上海本地的绅商是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核心阶层，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到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些前后相继的上海自治机构领导精英，皆是由绅商组成，而商人领袖占多数。之所以推出李平书担任自治机构的领袖，乃是他有举人的身份，有为官的经历，这些身份使得他比较一般的商人拥有不可比拟的文化权威。不仅商人们推举他出任总董，而且邀请他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另一方面，在晚清开始涉足实业和商业的士绅阶层，对金钱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想通过积累财富而拥有更多的文化权威，张謇本人将开办实业而获得的利润大量投资于教育，并与其他士绅们一起建立江苏省教育会（最初名称为江苏学会），总部设立在上海。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中心，从晚清到1927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拥有文化权威的关系网络，活动涉及教育、实业、地方事务和国家政治方方面面。到了晚清之后，办教育成为一个最具文化象征符号的权威来源。江苏学会的入会条件极严，并非一个简单的行业团体，乃是精英中之精英聚合。根据其会章，会员分为代表会员、志愿入会和名誉会员三种，代表会员须由官府推举，“声望素为众所推服者”，志愿会员须有会员二人出具保证书或地方教育会出文介绍，而名誉会员则要求更高。
中国与西方不同，虽然在民间底层有丰富的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网络，但儒家所代表的道统始终在教统之上，儒家并非宗教，只是世俗化的人文之学，它依靠科举、书院、私塾等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建制而形成了一个学统网络，儒家的道统就是建立在这一学统网络之上的。从孔子之下的历代儒家士大夫，无不重视教育，为师者无论在官僚系统，还是在社会底层，皆拥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权威和道德权威。晚清之际，以科举和私塾为轴心的旧学逐渐式微，以西学为内容的新学堂取而代之，而各地兴办学堂最积极的，乃是地方士绅，围绕着兴办学堂、掌控地方的教育权力、进而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拥有至上的权威，许多地方的官府与士绅、士绅与士绅之间，都有过激烈的竞争。
清末民初的绅商阶层只是转型时代的过渡性人物，到了1920年前后，近代的资产阶级代替了绅商阶层成为城市的主角，其标志性事件，便是该年上海总商会改选，美国留学回来的企业家聂云台代替了年长的买办朱葆三，出任新一任会长。1914年之后，中国的城市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无论是实业家还是金融家，都拥有较之前绅商阶层更可观的经济实力，常常借代发公债、贷款之机会，与中央政府与各路军阀讨价还价，提出政治条件。然而，经济实力只是纯粹的权力，无法直接置换为具有道德价值的文化权威，而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权力是要通过权威而获得文化合法性的。因此，就像晚清的绅商一样，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也非常注重投资教育，通过教育增加自己的文化象征资本。聂云台在当选总商会长之前，就与黄炎培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吕芳上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各界都意识到学校之重要，各种势力纷纷介入学校。社会各界办学之风颇甚，而城市资产阶级更是积极。上海的国立大学很少，多为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经费来源拮据，往往要靠企业界和金融界大佬支持和输血。而掌握经济命脉的资产阶级也乐意参与大学董事会，以此博得文化象征资本。1925年五卅运动之中，部分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脱离圣约翰，另行筹办光华大学，上海教育界、金融家和企业界名流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上海商界实力派人物中，金城银行行长吴蕴斋、震巽木商公会主席朱吟江、上海总商会会董赵晋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钱新之皆为光华大学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半壁江山。
在城市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拥有文化象征资本的，除了兴办教育之外，就是主持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种地方公共事务。这也是古代中国士绅的重要历史传统。梁其姿通过对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发现各地有声望的士绅们热衷于建立善堂，其真正的兴趣不在于济贫，而是教化，通过特殊的施与受的关系，巩固自己在地方秩序中的道德权威与儒生的中心地位。罗威廉在对清代汉口的城市研究中，也发现了城市的士绅在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公共事务领域，以社会能动主义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与欧洲迥然不同的地方管理型公共领域。晚清之后，当绅商阶层以及继起的资产阶级成为城市管理和地方自治的主导者之后，同样继承了士绅阶级的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历史传统。他们明白，无论是教育，还是慈善、救灾、维护地方秩序，尽管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但重要的不是付出，而是获得。仅仅拥有经济和金融的实力，在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并不能拥有征服人心的权威，唯有参与地方的公益事业，积极为民众服务，才能虏获人心，获得在地方社会中的主导权。
然而，主导了城市公共事务的资产阶级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即他们与传统的士绅以及晚清绅商相比，只是一个拥有权势的世俗阶级，而不具备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那种天然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资产阶级富于物质的力量，却缺乏精神的权威，甚至社会一般人往往对他们存有某种偏见。物质性的资产阶级即便是西方名校商科毕业，拥有一流的专业知识，比如上海的金融和实业大亨聂云台、张嘉璈、钱新之、李铭、陈光甫等皆有日本或美国的留学背景，但他们缺乏的是领导民间社会的话语权，而这样的话语权则需要有与专业知识不同的博雅之学为背景的。而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一样，虽然不拥有任何权势，却掌控着主导社会舆论的话语权。于是，城市资产阶级纵然一时权倾天下，依然需要联合文化精英一起掌控地方社会。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有发达的市场与社会分工，也有影响广泛的报业、出版业与民间教育，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主流并非与社会隔绝的学院精英，而是深刻地镶嵌到城市社会的媒体精英和社会名流，更确切地说，他们本身就是上海“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一部分。在近代上海，大学、媒体与职场没有严格的界限，职业的流动与交叉是经常性的现象，不少名律师、会计师、医生和记者受聘于私立大学兼职教授，既赚取一点课时费，也通过学校的师生关系扩展自己的人脉资源。而不少私立大学的教授，也会在外面兼一份工，或者业余办书局、当编辑、或爬格子写作。学术与商业、文化与职场、知识人与市民阶级之间，相互渗透、流动和转换。上海的知识分子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市民意识和地方认同感，对地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参与热忱。
文化与社会的融合，文化精英与工商各阶层的紧密互动，成为上海城市社会的一大特色。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他所交往的圈子，除了学术文化界人士，还有一批热心扶助文化事业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如聂云台、穆藕初、钱新之、简照南等等。张元济有自己的启蒙理想，但与北京颇成异趣。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籍的是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文化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张元济主持的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不惟出版业，连上海的教育，也面向平民，黄炎培与一批实业家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为学术而学术的北京国立大学的办学理念迥然不同，乃是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以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办学宗旨，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职业教育如此，连上海众多的私立大学的办学倾向也多倾向实用主义，商科、会计、医科和应用法律专业较之北京不仅数量要多，质量也在后者之上。上海的教育和出版业，因为直接与市场接轨，与城市的市民阶层息息相关，本身就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教育与职业》任编辑，编译的第一本书是英文的《职业智能测验》。当译成中文之后黄炎培将他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告诉他，编译的时候不要忘记重要的服务对象是中国的读者，在编法和措辞方面一定要处处顾到读者的心理和需要。这给年轻的韬奋很大的刺激，后来他主编《生活周刊》，定位在为平民阶层服务，代表平民阶层说话，取得了巨大成功，发行量直逼《申报》，以至于为南京的国民政府所忌恨，最后被禁邮、查封。
镶嵌于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上海文化精英
在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精英当中，史量才与黄炎培最具典范，一位是《申报》的老板，另一位是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史量才毕业于杭州蚕业馆，黄炎培在南洋公学肄业，如果从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标准衡量，似乎都不太纯粹和典型，但这两位从底层奋斗出来的地方名流，恰恰成为上海文化精英的标杆性人物，证明上海滩不在乎学历，只相信能力。史量才和黄炎培在清末民初都属于张謇为首的江苏省教育会圈子，这个圈子在上海和江苏拥有很高的文化权威和广泛的社会资源，他俩通过这个圈子逐渐积累自己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象征资本，黄炎培长期担任江苏省教育会握有实权的副会长，史量才则在张謇等人的支持下，买下了《申报》股权，一跃成为上海滩的报业大王。这两位民国期间上海地方名流中的领军人物，史量才既是具有现代新闻理念的职业新闻人，同时又涉足金融业，创办中南银行；黄炎培在掌控江苏省教育会的同时，又联合教育、金融和实业界实力派人物，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受史量才邀请，参与《申报》的舆论设计与事务管理。他们以《申报》、江苏省教育会（后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通过舆论和教育的文化象征资本，编织了一个涉足教育、媒体与金融的社会网络，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在城市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代替的地位。
上海的文化精英是多元的，在近代中国城市当中，组织化的程度也最高。新闻界有新闻记者联欢会，教育界有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法律界有上海律师公会，经济界有上海会计师公会……这些都属于法律所认可的职业团体，此外还有处于合法与非法边缘的、不被政府所承认的政治性团体，如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中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这一组织成为日后席卷全国的救国会运动的始作俑者。
众多的文化精英职业团体所构成城市的社会网络，在城市公共事务中未必都拥有文化权威和支配性权力，真正处于支配性地位的，除了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之外，乃是江苏省教育会。曹聚仁1960年代在悼念黄炎培文章中如此回忆他刚到上海的情景：
到了上海，我才知道江苏教育会是了不得的。那位南通王张季直在江苏是太上皇，北洋军阀任何势力，非张氏点头不可。孙传芳所以能做五省统帅在江南立定脚跟，就是他们所支持的。地方割据，不管谁来称王，教育、财政、实业这几个部门，总是转在他们手中；黄氏便是那一派的吴用。江苏教育会在上海西门有宏伟的会所，还有中华职业教育社。此外，如商务、中华这几家大书店，和《申报》、《新闻》、《时报》这几家大报馆，和他们互通声势，真的是显赫一时。
从清末到民国，从张謇到史量才、黄炎培，江苏省教育会以上海为中心，向全省辐射，形成了影响江南社会一个庞大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前已叙述，在近代社会，教育是最具有权威的文化象征资源，谁掌控了教育，谁就拥有了社会的道德权威，而这一权威足以与朝廷权威比肩抗衡。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士绅的权力崛起，筹办洋务、兴办教育，无不靠地方士绅。张謇作为江南士绅的精神领袖和实力人物，在晚清拥有无人可替代的崇高权威，这是一种“无权者的权力”。在他的布局之下，江苏省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和江苏省咨议局的核心成员高度重合，形成三位一体，俨然是一民间的政治中心，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此发起，武昌首义之后，又邀请南北政府代表，在上海的惜阴堂和谈，最终促成了清廷逊位、中华民国成立。到民国初年，江苏省教育会的势力进一步扩张，虽然张謇逐渐淡出，但新一代领导人袁希涛、蒋维乔、黄炎培、沈恩孚、郭秉文迅速登上历史舞台，在民初政治中叱咤风云。曾经为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袁希涛出任教育总长，史量才以这个圈子为背景，先后买下《申报》、《新闻报》，成为中国报业中执掌牛耳者。黄炎培又联合上海的工商界大佬聂云台、穆藕初等，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而郭秉文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把东大办成与北大齐名的东南第一学府。江苏省教育会不仅掌控江苏省中小学的人事任免权、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上海的暨南大学，而且与北京政府、地方当局、各路军阀、政界、金融界、实业界、报界和出版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身的势力也渗透到这些领域。因此被国民党视为“江南学阀”，在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的时候通缉他们，黄炎培被迫流亡日本。江苏省教育会解散之后，黄炎培转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在上海展开活动，加上史量才所掌控的上海媒体舆论话语权，凭借几十年间在政界、商界、文化界积累的人脉资源，继续在地方与全国的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海的文化精英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意识，他们与城市的绅商阶层和资产阶级联合，积极参与到上海的地方自治之中。在前述的1905-1914年第一波地方自治高潮之中，李平书作为一个拥有社会声望的官僚士绅，始终执掌上海地方自治的牛耳。到1923年到1927年的第二波高峰，江苏省教育会的袁希涛、黄炎培、沈恩孚等作为新崛起的文化精英，深入介入到地方自治运动之中，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十分重视上海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市公所遂告解散，地方自治运动遭到重大挫折。尽管如此，由于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文化精英和各界人士组成的地方社会依然存在，而且颇具实力，因此无法抑制地方的自主性冲动。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资产阶级与文化精英借此机会，联合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援助十九路军抵抗日军。战争结束之后，维持会并没有解散，在国民党地方当局默许之下，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出任会长，帮会领袖杜月笙、商界领袖王晓籁担任副会长，黄炎培出任秘书长。会员当中，实业界、金融界和商业界的实力人物占据主流，也有一批上海著名的文化精英，有知名会计师潘序伦、徐永祚，有闻名沪上的医学权威颜福庆、庞京周、牛惠生，有大学校长褚辅成、郭秉文、杨志雄、吴经熊、刘湛恩，有《新闻报》经理王伯奇等等。
上海地方协会作为一个由地方名流组成的民间团体，虽无地方自治之名，却有地方自治之实，其功能表面是协助政府从事社会救济、慈善和公益事业，但这些地方名流却表现出强烈的摆脱南京政府控制、追求地方自主性的利益冲动。尤其是史量才担任会长，黄炎培担任秘书长，使得地方协会在利益冲动之外，还有要求抗战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在文化精英的领导下，以上海的资产阶级为实力后盾，多次向南京政府发难，抵制政府召集的国难会议，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1930年代初这些以上海为中心的运动，其背后都有上海地方协会的身影。而以史量才为代表的上海文化精英，扮演了核心的作用。对一个专制的独裁者来说，最可怕的对手除了政敌之外，便是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所联手的社会力量，这种以市民社会为后盾的公共领域，有经济实力，又有公共舆论，是蒋介石最为忌讳的，必欲除之而后快。后来蒋派特务在沪杭公路上暗杀史量才，所针对的不是史个人和《申报》，而是整个上海地方社会。
近代上海作为全国的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无论是城市资产阶级还是文化精英，其关切点除了地方利益之外，同时还有国家政局。这个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存在的家，家国天下是命运共同体，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全国的上海和世界的上海。近代以来政治格局所形成的南北分立，上海俨然是京城之外的第二个中心，慈禧太后宣布对八国联军宣战的时候，南方的封疆大吏以上海为后盾宣布“东南互保”，仿佛另一国度，置身于战争之外。辛亥革命席卷全国，南北政府对峙，又是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最终催生了清帝逊位、民国诞生。五四爆发学生运动，读书人与北洋政府相持不下，又是上海的教育界与商界联手，发起“三罢”，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巴黎和会签字，罢免了3位卖国的政府官员。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各界立即跟进，成立救国会，将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张为全民的爱国运动。由此可见，北京作为学术中心和政治中心，往往得风气之先、感觉最敏锐、走在时代最前线的是大学生，而学生的背后是学院精英的支持。但学生运动的特点是来势汹涌，却无法持久，在这个时候，上海的呼应与接力就显得分外重要，学生运动蔓延到上海，便超越学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震撼全国和全世界，成为波澜壮阔的全民运动。北京是公共领域的中心，以知识分子为首；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代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通常由知识分子发动，随后由社会各阶层跟进参与。运动往往从北京开始，在上海燎原，并最终获胜。
在1920-1930年代上海几次重大社会运动当中，虽然城市资产阶级扮演了主角，但到处可以看到文化精英活跃的身影，他们凭借镶嵌于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权威，与资产阶级联手，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震撼全国的好戏。1919年北京爆发学生运动之后，5月7日上海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北京，被公推为大会主席的，是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在随后的“三罢”运动当中，在社会上拥有广泛人脉关系的江苏省教育会异常活跃，串联社会各界，成立了上海工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参与领导上海的六三运动。1920年代初的国民大会运动，则是在蔡元培的提议之下，由商界的聂云台和教育界的黄炎培主持，举行商教两界联席会议，议决发起全国八团体国是会议，邀请张君劢草拟国家宪法草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而1935年底的救国会运动，更是上海激进的文化精英取代了黄炎培这些温和的地方名流，成为领导运动的中流砥柱。最早成立的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然后跟进的是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社会各界。当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的时候，又是上海文化精英在沪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随后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下狱的救国会“七君子”领袖之中，沈钧儒、史良和沙千里是律师，邹韬奋和李公朴是出版界人士，王造时是大学教授，章乃器是金融界人士，这表明了新一代上海文化精英身份上的多元性，而走在最前列的，竟然是沈钧儒为首的律师界和韬奋为代表的接近社会底层的文化界人士。在救国会运动期间，上海的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都没有出面，只是在后台充当幕后支持者和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上海这座城市的英雄角色，又一次回到了知识分子那里，只是这一次担当主角的，已经是另一批更年轻、更激进的城市文化精英。
从1900年到1937年，上海的文化精英联合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建构起一个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网络凭借由各种社会关系交错而成的城市社会，与国家权力有着既互动又抗衡的微妙联系。掌控上海“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是一批城市的地方名流，他们当中有文化精英，有实业界、商业界、金融界人士，也有帮会领袖。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助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城市社会。同样是“权力的文化网络”，近代的城市社会与传统的乡村社会是有区别的。在乡村社会之中，士绅始终是主角，但在近代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英雄，像史量才这样的报业大王，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资产阶级，沿承晚清绅商的传统，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身份。从清末到1930年代，上海的文化精英与资产阶级的战略同盟，艰难地坚守着这所城市的地方自治，即使在国民党一党zhuan制时代，也有顽强的表现。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家国天下之情怀，这个家园，便是有着强烈认同感的上海这所城市，扩展开去，演绎为国家和天下意识。因此，上海的城市精英，不仅在坚守一座城市的地方自主性，而且以上海的市民社会为后盾，以攻为守，积极地过问国家公共事务，试图影响和改变中央政府的国策。
遗憾的是，1937年之后，首先是日本侵略的炮火，然后是国共内战的硝烟，彻底摧毁了上海的经济基础和地方精英。企业和商业的凋敝、国家垄断资本的扩张和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元气大伤，不得不依附于国家战时体制而苟延残喘。他们不再像当年那般风华正茂，雄心勃勃，不复成为城市的英雄。而城市的文化精英，在战后虽然因为拥有舆论的主导权而一度如日中天，但国共内战一爆发，他们便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而且因为失去了资产阶级以及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而变得力量空虚，徒有声势。到1940年代，被战争和内战摧残得奄奄一息的上海，这所城市的内在能量业已掏空，资产阶级与文化精英各奔前程，各谋其路，往日的战略同盟不复存在，城市社会迅速解体，“权力的文化网络”千疮百孔。而各种意识形态、党派势力深入地渗透到城市的肌体当中，城市自身的免疫功能和社会基础走向崩塌，一场革命正向这座城市席卷而来。事实上，在革命浪潮到来之前，作为一个自主性的社会有机体，上海这座曾经辉煌过的大都市已经死了，死在了战争、内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