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非中国本土宗教，但国人并不拒斥。汉唐气象，雍容大度，不惧洋教。佛教甚至深入穷乡僻壤。许多村名受佛教浸润，民众习焉不察，或欣然接受。本文涉及农村自然聚落称谓中含有佛道二教及民间杂祀崇拜的词缀现象。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平常心是道。在吾国，普通村庄的名称，也显示佛教道教民间杂神文化的遗留。佛道及民间宗教深入百姓日常意识久矣。佛教是出世的宗教，离世修行。但佛教信众又生活在现世之中。所以许多村名带有佛教印记。重要的是，村名属于民间戏谑，不很严肃，属于俗文化。一方面，村名取佛教语汇，受佛教影响。另一方面，村名或许不那么严肃。村野匹夫，粗鄙不文。切不可过分解读佛教和民众心理的联系。中国人的果报，着眼于现世物质生活，彼岸超验成分较少。在现世物质生活领域，中国农民，村姑野叟，追求物质富庶、丰盈、欢乐。人类具有超越性，不满足于当下和眼前。村名是村民对良好愿景的祈求期盼。
村名与“佛”。自古以来，古人建村，企盼神灵保佑，图吉利，多借庙宇为村庄命名。为何以寺庙命名村庄？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祖先建村，为图吉利，多借庙宇冠村名，以其为精神寄托，意在企盼神灵保佑。自古建筑寺庙，都是景仰、期盼美好生活。寺庙成为精神寄托。如今香火不再，但村名依然。
地名、人名、物名，采宗教语汇，故此才能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即心即佛，体露真常，不拘文字，遇缘即宗。柏树子，干屎橛，鸦鸣鹊噪，水流花放，欬唾掉臂，讥笑怒骂，咸皆是宗。举凡佛教一切宗派性村名，其基本特点无一不具民间性、民俗性、普及性、大众性、朴野性。它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圣诞、复活、感恩节一样，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宗教深入民众深层心理，成为地名，化作民俗。
各种宗教，虽同样是信仰，同样是崇拜，但并不都是精神寄托。有论者认为，基督教有教堂，佛道之教有寺庙，但进教堂和进寺庙的目的却不尽相同。前者是为了忏悔，后者多数是为了贿赂、巴结，祈求现世物质福报回馈。所以村名就带有如此印痕。花钱烧香免灾，乞求平安、发财、升官、免得被查处，这不罕见。贪官求签问卜，给寺庙捐献巨额金钱，但没有去清真寺和教堂的。村庄用佛道民间宗教鬼神信仰命名，也与现世物质利益挂钩。村名与神仙鬼怪对接。物质利益祈求大于精神寄托。同样是寺庙，在台湾非但没有门票，还会受到礼遇。基督教不拜玛门，不拜金钱，不祟物质。乡野村庄在此岸世界，但信仰的眼球会仰望上苍，追寻世外桃源（世外逃远）。农耕稼穑之余，也追寻光怪陆离、虚幻空灵、玉宇琼楼。宗教是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和联系纽带。村名采用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充满希冀，都是期待村庄富庶、家业兴旺、人口繁行、趋利避害、人寿年丰、祛病延年、福寿康宁、怡然自乐。
佛教修道修行的场所，称为丛林、寺院、莲社、道场、精舍、讲堂、庵堂、兰若、伽蓝、佛刹、学舍、布教所、居士林、念佛会等[1]，不一而足。一般以寺院庵堂作为佛教道场通称，也简称寺庙。当然，有时，偶然，民间佛、道不分。寺原是古代接待宾客的官署，如太常寺、鸿胪寺。印度僧侣初来华，暂居于寺。堂，殿堂，庙堂，供奉佛像的建筑，和塔一起，构成寺院主体。
村名与“寺”。民俗文化深入骨髓，不少地名包含佛教色彩。山西五台山不少村庄以寺庙为名。忻州地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战乱频繁。明太祖实行移民政策，村庄相应发展。有些地方先有寺庙、后有移民，便以寺庙名称为村名。受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反映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地域特色，也构成了忻州地名文化的地域特色，为研究地名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五台县有刘定寺（村）、法华村、佛光村、灵境村、建安村等31个村庄以寺名村。古寺废而村名依旧。何为灵境？庄严妙土，吉祥福地也，多指寺庙所在的名山胜境。灵境，传统修道小说将境界划分为四个境界，了却因果后合道成圣，进入混元大罗金仙境界[2]。
一个道貌岸然，因礼教杀人的故事。河北沧州有村名舍女寺，村中有一座大庙，僧众铸钟。竣工时，一女孩夜啼，其母恨声叱责：“你再哭，我将你扔到铸钟的炉里！”邻居听得此言，传扬出去。铸匠们将女孩扔进炉火之中。新钟悬起，却发出凄厉哭声。听者默然。后将钟毁掉，大庙改名“舍女寺”。
村名与“塔”。中国古代村落多建木塔、砖塔，作为标志性建筑。宝塔镇河妖，也镇山妖。降妖伏魔，国人的基本功课。有些村庄与佛教遗迹有关，如北塔、塔沟、牌楼岩。村名尾缀为塔的，3393个。河北永年县有村叫三塔，唐朝建洪福寺（清代改名安仁寺），寺内有三座塔。明永乐年间，周、武、宋等姓氏迁此立庄，命村名三塔。
山东淄博白塔村，白塔镇驻地。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白氏世谱》载：“我白氏……宣和七年（1125年）辽亡金兴，干戈扰攘，避乱于青郡之右刘家坞。后迁居白滩庄。元泰定四年 （1327年） 立下祖坟”。又清同治九年《梁氏家谱》载：“始祖松，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白塔店。”看来，元泰定四年（1327年）之前，已有此村。
除村名尾词外，有些村名自身与佛教道教各宗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村名以佛教诸派命名。不少村名叫华严村、九华村、文殊村、地藏村、禅村。浙江诸暨文殊原村，相传有一做买卖的白须老人，推着货郎车来此做生意，亦讲经说法，猝死。一过路老丈言曰：“此乃文殊菩萨化身”，说完一缕青烟升空。村民烧香叩拜，将文殊菩萨的化身抬进村边三教祠，裹泥描金，塑为真骨像，村名改叫“文殊原”[3]。 塬、原、垣，含义同。
许多具有佛道色彩的村名，有着动人的故事传说，值得玩味。山东德州市陵城区活佛庙（村），明永乐年间一姜姓善吹锁呐的民间艺人，人称“姜喇叭”，自认是转世活佛，生活中也按照佛教修行。姜喇叭成了民间的活佛形象[4]。
河北永年县有东、西赵目连，原为一村，以唐末建筑的目连寺为村名，曾发掘目连僧铜像一尊。因最早赵氏在此建村，遂以目连为名，又冠以赵字，叫赵目连。清末赵目连分治为东赵目连和西赵目连两个村[5]。目连，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目连，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又作摩诃目犍连、大目犍连。 意译天抱。被誉为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的根本道场位于湖北大冶目连寺。目连救母出地狱的事，在中国流传甚广，曾经是无数图画及戏曲的题材。
河北武强县以寺庙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寺庙成为武强人的精神支柱。清末民初，庙宇建筑几乎村村都有，以寺庙为名建村在全县十分普遍。张法台，唐朝设 “方台”，常有和尚讲法，聚村落名讲法台。后闹瘟疫，人烟绝迹。明永乐二年（1404年），张姓人家从山西迁来，在方台附近定居，起村名为张方台。后来又有和尚常来方台处讲法， 村名又改为张法台。吴家寺村，明朝初年建庙，叫做吴家寺，村名遂称为吴家寺村。西五祖寺、东五祖寺村，唐朝咸通年间修庙宇，名五祖禅林寺。明永乐年间，山西移民来此，在寺西、东两侧各建一村，以庙名冠以方位，取名为西五祖寺、东五祖寺。孙猛寺，建于唐代，原有一庙松竹寺，庙旁立村，取名也叫“松竹寺”。后来有一个叫孙猛的人修缮了此庙，人们为了纪念他，把松竹寺更名孙猛寺，该村也易名孙猛寺。青莲寺，明朝弘治年间，有一个在此建寺庙的和尚叫“青莲”，寺庙竣工后取寺名叫青莲寺。该村建于青莲寺一侧，即以寺名命名为村名。刘五门、阎五门：明代有一座庙叫“五门寺”，后来有刘姓人家迁此庙南立村，庙名冠以姓氏，取村名为刘五门。后来有阎姓人家从本县郎子头村迁此庙北立村，借庙名冠以姓氏取村名为阎五门。
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命名的村，有甸南镇桃源村猪八戒（村）、湖北安陆唐僧（村）、江苏江阴悟空（村）[6]。大圣（村）有江苏丹阳，湖南浏阳。江苏无锡有悟空（村）。《西游记》是向西天取经，对外开放，不惧引进异域文化，大唐海纳百川，不惧食牛羊肉的典范。 《西游记》中，神魔人妖，看似阶级对立，营垒分明，势不两立，其实神妖人魔，只是选派站队表态问题。不打不成交，打的结果，最后成交，化敌为友。严酷斗争，其实是内部纷争，窝儿里斗，最后并无真正你死我活，只有收编改编，徒然功能转化。魔，其实是下放干部、撤职罢官，流落他乡、郁郁不得志者，非阶级本性使然。猴子猪猡天蓬元帅沙僧白龙马，和妖魔鬼域，无实质差别。“人妖颠倒”，似乎是斥责，但人妖就是一家。降妖伏魔孙悟空，原本是妖猴被招安。他被压在五行山下，但也曾在天朝上国有职衔官阶——弼马温。妖精原是天国公务员，触犯天条，被罚下放或走穴下凡成精。阶级阵线，非截然分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妖怪，大多被收编，回归衙府。沙僧，天宫卷帘大将，打破琉璃盏被贬，后经观音点化，一心归佛。人、妖，不是实体差别，只是功能失调，作用差异而已，是选派站队表态问题。左右之别，一念之差。一念即成佛，一念即成魔。神魔者，俯仰之间，小事一桩也。地名村名，若仙妖佛魔并存，并无可骇怪。狐狸精，其实嘛，蛮可爱。
明代文学家徐文长为那些不切实修行，却又想得到菩萨保佑者所作的对联：“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纸钱能续命，分明菩萨是赃官“。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以前打倒菩萨，推倒庙宇，破四旧，改村名，如今又建祠堂、修宗庙、供菩萨、卖高价香炷，且得到鼓励奖掖。为何一族群老是经历今是而昨非，弃新图旧，颠来倒去，从一极奔另一极？这缺乏持之以恒的理念，叫人纳闷。固执刚愎不自新，不好，但不旋踵即复归逆施，今不如昔，也不好。
[1]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孝武本纪第十二，卷一十二。
[3] “诸暨村落地名里的奥秘”，《 诸暨日报》，2015年12月23日。
[4] 韩春山，“趣谈活佛庙村名由来 ”，《德州晚报》，2015年3月21日 。
[5] 河北省村镇辞典编委会编，《河北省村镇辞典》，红旗出版社，1999 年。
[6] 出土唐代名僧泗州大圣（观音化身）的舍利 ,悟空村也随之声名鹊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