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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家契柯夫曾经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这里所谓的“叫”，就是话语权。如果有一个粗暴的家伙宣布说，从今天开始只允许大狗叫，小狗就不要叫了，那就意味着小狗失去了话语权。这时候小狗会作何感想呢？“麻辣戈壁壁的，凭啥大狗能叫，我等小狗就不能叫了？”愤愤然，于是就反抗，就斗争，为了争夺话语权，献出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此等情形，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所以，我们说在人类所争取的诸项自由平等权利中，话语权是远比其他权利更重要的精神权利：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权利。
在专制主义土壤特别深厚的中国，马上就有人发现这样不对头：如果人人都说出自己的思想，大狗、中狗、小狗叫成一片，大狗（皇帝及其庞大家族）的声音又在哪里呢？淹没了大狗的声音，中狗（掠夺政治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声音不是也被淹没了吗？朝纲如此混乱，以愚民、驭民、噬民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统治不是就岌岌可危了吗？于是秦始皇嬴政同志很不高兴，沉吟着说：“嗯，形势正在起变化……”随即下诏在首都咸阳郊区的河滩地活埋了五百多只小狗（儒生），禁毁和焚烧了所有与思想有关或直接表达思想的书籍，还把另外数十万只小狗打入另册，实行监督改造，剥夺人身自由，从此只听得到大狗狺狺（《楚辞·九辩》谓之曰：“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再也听不到小狗的嘈杂吵闹之声了，世界顿时变得很是和谐太平。后来，人们就把“焚书坑儒”作为代名词，专门用以描述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形态，或者极权主义的专制暴力统治方式。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可以将这类事情归纳为国家意志对社会肌体的强制侵袭——以“小狗”为对象的政治运动或者说政治事件一个接一个，“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几乎成为常态。虽然欧洲历史上也存在大量宗教迫害、对所谓的异端邪说也曾经进行围堵和扼杀，然而像中国这样在漫漫两千多年时间里，禁绝发表任何与朝廷有悖的言论，禁绝任何思想的流动，用野蛮而血腥的手段剥夺人民思考的能力，大概唯我们所独有。有多少令人发指的国家罪行以所谓“国家”的名义在上演，有多少仅仅因为表达思想就横遭涂炭的苍生在朝廷掀起的血雨腥风中沉落为泥！
正是由于这些绵延不绝的历史事件，历史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才构成了有意味的文化联结，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共置在了同一条线上,经由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线，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才变得可以被辩证和理解；我们这些处在历史尾端和开端的人，才可以沿着清晰的时空经纬寻摸到具有复杂脉相的当代事件的最基本逻辑走向，寻摸到它的起承转合，从交织在当代事件的晦暗与明晰中看到本质，并且依此能够推断出我们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想，人们通常所说的“洞悉”大概指的就是这个东西。“洞悉”在精神意义上不仅是直觉，它更是从理性殿堂蓬勃而出的交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种精神之“在”，尽管很多时候它在巨大压强下只能被幽闭在我们灵魂世界很深很深的地方。
有一种现象耐人寻味，如果把历史事件比喻为历史长河中不断产生的回漩，那么在它们化为涟漪消失之后，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沉积下来，附着在历史河床上，藉以警示后人。譬如蛮不讲理的“大狗叫小狗不要叫”之类，就像汤因比谓之“上帝通过历史显现他的身影”一样，就沉积在了漫漫的岁月流转之中，演化成了整个民族心灵上的重疴，所以，我们的酒肆里才有了“莫谈国事”的招贴，书卷中才有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警诫，市井间才有了“出头椽子先烂”的提醒，亲友间才有了诸如此类的叮咛：“小祖宗，这话只能在家里说说，到外边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
唉！小狗活得何其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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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艰难，造成了两方面的情形。
一方面，同样是小狗，因为所占位置不同，它们的命运截然不同。在利出一孔的国家体制安排下，很多特别乖巧善于察言观色的小狗活得欢天喜地，诗意盎然，它们的两条前爪之间总有一根可以啃咬品咂的骨头，于是它们因得到而保守，就决定只做一头讨人喜欢的宠物，并且下决心不叫了，遇到什么事情也不再叫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在严重侵袭公众利益的社会政治事件面前保持着可耻的沉默，集体暗哑了声音；与此相对应，他们与权力者勾肩搭背、打情骂俏，迷醉于各种形式的精神卖淫，在依附国家权力之毛的过程中说套话，说假话，说鬼话，甚至于去做人类所不齿的腌臜事情……此等小狗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哲学，把思想的权利让渡给大狗，动物性（谓之“犬儒”）地迷醉于名誉、地位、财富、酒色，陶醉在温柔富贵之乡，活得舒服极了，快乐极了。
还有一些家伙，对大狗的意图稍有意会，就会跃起身子去扑咬比它们羸弱的同类，这中间充满了背叛与出卖，在他们狭小的精神空间里，弥漫着对弱者落井下石式的卑劣和对豪强恶霸失魂落魄的恐惧……难以计数的“识时务者”（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就这样沉沦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人本应当有更好的精神质地，然而这些生就了奴颜婢膝本性的可怜虫，数千年以来用狭窄、幽闭、下作和残忍，书写和仍然在书写一部很不光彩的精神史。更有甚者，有幸吃到一两块肉（源于国家权力的私相授予得了某个官位）的狗感恩于大狗的赏赐，更是穿上皂衣，镶上金牙，有的还在胸前画上了胸毛，兴致勃勃地做起了门客和打手，沦为掠夺国家权力的既得政治利益集团的帮凶，阴鸷、残暴而凶险，或者其本身就成为了贪得无厌的掠夺者，成为了既得政治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小狗都只活在动物层面，于是，灵魂特别敏感纤细的人面对死水一般的中国发出了如此这般的感叹：“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闻一多：《死水》）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即：把绝望的国家景况碎片化为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个人精神处境——既然它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不是美的所在，索性就让丑恶来开垦，或者干脆把自己也变成为丑恶的一部分，看一看这个社会到底要烂到何种程度，到底要烂到哪里去……这是一种消极到灰暗乃至于黑暗的反抗，中国社会呈现出大面积的良知泯灭、道德畸变和人性扭曲，虽然不能完全说是出于人的主观选择，但是大体上都可以归类到这个范畴中去，它们具有几近相同的心理和精神的内在机理。这种机理演化成了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就当下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精神品格，它既不同于走邪路的西方民主社会，也不同于植根于私有制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即由“党文化”衍生出来的与传统文化无关或者说关系不是很大的文化。
而另一些有血性、有信仰、凭借信念活着的小狗则忿然想：“人来世上走一遭，都只是几十年时间，凭什么你大狗就颐指气使，开口便骂，抬手便打呢？凭什么你大狗满口谎言，连历史都敢去强奸，我等就非得听你丫的，连叫都不敢叫，活得如此憋屈呢？”于是就叫，高举“不自由，毋宁死”、“自由高于一切”的旗帜，犹如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即使在不断看到“忍看朋辈成新鬼”之后，意志也没有消沉，反而愈挫愈坚，仍然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度继续发出叫声。举一个离我们不太远的例子：19世纪末期，由于偶然的历史机缘，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头一次像模像样地扮演了一次社会推动角色，发起了自上而下、具有宫廷色彩的“戊戌变法”运动。维新派人士的变法主张，首先是让小狗叫起来，即开放言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当时的光绪皇帝对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国内代理人似乎还不像现在这么警觉，不像现在这么草木皆兵，所以他也就颇有一些胸怀，没有以“寻衅滋事罪”抓捕随便乱叫的小狗，相反，这位羸弱、平庸的皇帝对历史似乎有一种直觉，觉得办不到完全不让小狗叫了，于是顺应潮流，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这简单的措施，在今天看来简直有一种雄才伟略的色彩了！随后，光绪皇帝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想要提出政见，都可以条陈意见，都可以直接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逐级呈递，老百姓（比如大量访民）都可以到都察院呈递诉状，表达在诸如征地强拆事件中所遭受的冤屈和迫害，一时间小狗吠声一片，很有一些气象。此种情形对于活得很舒适的大狗来说当然绝对不能容忍，于是躲在国家权力幕后的那个干瘪的寡妇突然变脸，大吠曰：“杀无赦！”匍匐在大狗身边被豢养得很舒服的狗（中国永远不缺这样的狗）马上跳将起来，齐呼：“亮剑！”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将小狗团团围住，恣意撕咬，“戊戌六君子”以及其他试图变法图强的小狗们顿时鲜血淋漓，人头骨碌碌滚落到等着蘸人血馒头的民众脚下，顷刻间成为不能瞑目的新鬼，也加入到在此之前栽倒的小狗们的行列中去了。
历史学家司马光先生面对中国历史曾经发出这样的慨叹：“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意思是，被称之为思想者的人往往生不逢时，他们在整个国家的阶序中无法获得必要的位置，不得不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此种情况下，这些往往自恃担当着道义责任的人除了用言语臧否朝廷内外热闹非凡的人物，试图匡扶正义、激浊扬清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为此他们拷打虺蛇之头，脚踩虎狼之尾，甚至想要挖掘蛇虎之穴，这都是玩儿命的勾当。关键是天下无道，你想想，那些掌握了国家大权的蛇蝎虎狼能饶了他们吗？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这些不顾身家性命的人只能有一种结局，那就是人头落地，往轻了说也得遭受牢狱之灾，延祸于朋友家人。不管什么世代，如果用思想站立的人都成为暗哑者，如果秉持自由民主信念的人都成为冤死的鬼魂，那么，所谓的“国家”又能存在多久呢？
我认为司马光的感慨挺好的，很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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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上述两方面的情形，或者同时发生，或者交替发生，总之是全部发生了。我们面对的历史，无论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战争形态，还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和平时期，严格说起来，就是大狗、小狗争夺话语权的历史，就是作为“门客”的狗不断扑咬不占据国家位置的小狗的历史，它绵延无绝，从古至今，从未间断。
有人在《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概就是失去话语权的小狗发出的喟叹吧？很长时间以来，在这短短十六个字看似平静的话语中，我总是读出这样的激愤味道：“土地是你的，王位是你的，文武大臣也都是你的，这世上所有东西都是你丫的，你还要我们怎么样？！”
细想起来，其实这只入了《诗经》的小狗还算挺幸运的，他至少还可以用诗歌表达观点，在他之后，不知道有多少只小狗却因为“毁谤”朝廷，甚至“腹诽”皇帝而丢掉了性命，这可又怎么说呢？漫漫两千多年，在这片皇天后土之上，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成为了所谓的“中国特色”，从未间断，直到现在也看不出有间断或者从根本上改变的迹象。有人统计，大清王朝统治中国凡268年，单是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的中央政府，就搞了被称之为“钦案”（大案要案）的文字狱160余起。这些文字狱又多半发生在康熙、乾隆所谓的“盛世”时期，即公元1662年到1795年这133年之间。不知道有多少只小狗仅仅因为发出朝廷不愿意听到的叫声而罹祸，正史和稗史中时常就会从字里行间跳出“一家二百余口尽数扑杀”之类血腥之语，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还可以往晚近了看。如前所述，我们不是听说有数十万小狗因为响应号召“大鸣大放”，天真地给大狗提意见（行使话语权），结果中了“引蛇出洞”的奸计，从此被划入另册，葬送掉卑微的一生了吗？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不知道有多少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给学生讲授知识的教师死于“红二代”为主要构成的“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即便是当下，我们不是也时常听说有人因为在网络上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而被“喝茶”，被传唤，被监视居住，被失踪，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到拘捕么？
需要指出的是，此种情形并非中国所独有，话语权以及对这种精神权利的争夺，像人性一样古老，它与人性——上升到国家层面即为国家权力本性——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国际歌》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因为那个时代“饥寒交迫的奴隶”和“全世界受苦的人”已经被大狗（国家、宫廷、皇帝、君主）剥夺殆尽，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所以要“为真理”进行“最后的斗争”，而“真理”的意思朴素极了，就是大狗叫，小狗也要叫。
与法西斯主义一道被列为“二十世纪毒瘤”的极权主义不是要改变人，而是要消灭人，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概括出一种“惩罚景观”：“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正是因为这种强制和剥夺，苏联时代才产生出一大批不得不远离祖国的“流亡作家”和无法在国内出版的“流亡作品”，例如流亡法国的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史》、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的《如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出版的《古拉格群岛》，等等。而在苏联国内，热闹着喧嚣着的，则是国家对话语权进行操控和分配的一种结果，即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为国家意志服务的所谓“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此殊荣），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脉流事实上被拦腰斩断了。我们真切地看到，苏联历经“大清洗”以及东欧国家历经与“匈牙利事件”以及“布拉格之春”类似的事件以后，在国家统治机器的碾压下，绝大部多数试图发出叫声的小狗都被杀光、被驱逐了，统治者的确窒息了一切声音，侥幸活下来的小狗也被饿得皮包骨，虚弱得头也抬不起来，更甭说创造精神产品发出叫声了，足见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除了进行一场“最后的斗争”之外，再也无路可走。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难道还需要想象吗？！
我们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来得有些迟滞（苏联政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整整延续了七十年），但它终归还是来了，这就是自此半个多世纪以后，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用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亲手埋葬掉了那头残暴的极权主义怪兽，看似坚固的红色帝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阙静的大地上终于再次响起了小狗的叫声……不要嘲笑俄罗斯，即使是现在，你也不要嘲笑它，这是因为，俄罗斯迈过了我们至今没有迈过去的门槛——这是极富象征意义的一步——而我们至今仍旧被禁锢在房间里高喊着“特色”。无情的是，十三亿人不可能永远被关在屋子里，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你无法规避，你是躲不过去的。你起步已经太晚了，太晚了，即使你现在把脚伸出去，你也必将要付出比俄罗斯更高昂的代价，经历比俄罗斯更多的磋磨和反复，更何况时至今日，我们还仍旧看不到任何迈出去的迹象，我们的脚仿佛被什么东西粘滞住了，深陷在了那条翻滚着污泥浊水的河中而不能自拔。
你也许有理由怀疑普京在把俄罗斯拉回到集权主义的国家道路上去，但是你也必须注意到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道路上走了有多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普京竟然建议把曾经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古拉格群岛》列为俄罗斯的中学教科书，他竟然说：“这是一本非常需要的书，不研究书中所记录的现实，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不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思考未来必将困难重重。”由此可想见俄罗斯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反思到了什么程度。两相对比，在我们这里，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伤害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事件，至今仍旧被列为不能谈论的禁区，有关题材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至今仍旧不允许被出版；权力可以使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反腐败”，打老虎，打大老虎，深受老虎撕咬的小狗们却连腐败都不能议论，更不能探讨造成虎狼成群的制度原因，否则就是不讲政治纪律，就是“寻衅滋事”，就是敌对势力……面对此情此景，你还有理由嘲笑俄罗斯吗？你没有理由了。
是的，你不能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都只是偶然事件，你必须看到，那是一种必然，就像暗夜必将消尽、太阳必将升起，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这个庄严的历史进程到来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从来不会爽约，它也许会迟到，但是它所承诺给人类的，一定会变为现实，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数千年以来，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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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为人类历史感到骄傲，是因为人类遵从于人性的最高要求（善），而非被我们贴上西方标签的意识形态，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内（包括中国）所发生的无数次思想解放运动，历经血与火的淬炼，终于铸造出了一种普世的价值理念，那就是通过宪政，通过自由与民主，保障每一个人、每一只贫贱的小狗都享有这种最重要的精神权利，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褫夺，这些理念，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在古往今来所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说中，具体到国家治理的“法”的层面，“宪法”表述则是：“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我们看到，在当今世界，即使是完全没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也不得不在“宪法”中罗列出诸如此类的条文了，可见历史是在进步，而不是在倒退。换一句话说，人性善在国家权力的本性恶中无可阻挡地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它几乎是在公开宣示，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重要，即便大如国家者也是如此。“大狗叫，小狗也要叫”是人性善的胜利，正是由于这个至关重要的胜利，人类才第一次在历史上骄傲地宣布说，我们终于摆脱蒙昧，进入到了理性时代，进入到了不被非自然、非人性的东西束缚和侵扰的自由之境。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虽然我们说人类历史有一个总括的方向，并且相信这个方向是光明的，你也必须看到，它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在不同文明板块之间，不同历史文化之间，会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人们是否平等地拥有话语权上，这甚至成为了一个文明体或者一个国家正义还是不正义的判断标准，成为了自由民主主义和极权专制主义的分水岭。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同种同宗的韩国和朝鲜：前者经由自由民主之路已经发展成为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发达国家，后者却还在一个不谙人事的小兔崽子的带领下为喝上肉汤开展全民动员和全民运动，孰优孰劣，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通过韩国和朝鲜的例子，我们可以宏观地看到如下情形：分水岭的这一边，人民意志通过程序正义进入国家政治过程，自由民主主义沿着理性的河床奔流不息，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分水岭的那一边，极权专制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带有家族色彩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整个国家，政治上剥夺人民，经济上饕餮人民，文化上蒙蔽人民，成为世界上极少数富有特色却让所有人都警觉的另类。
“特色”或者“另类”也许有很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控制人的精神权利，我开头所谓“大狗叫，小狗就不要叫了”描述的就是这种“控制”的情形。“控制”这个词，在这里具有哈耶克论述过的“计划”和“分配”的色彩，所以我们又可以直接认为，任何形式的控制都必然直接体现为国家力量对话语权的计划与分配，就像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对社会物质财富所进行的计划与分配那样。这就是说，在没有民意进入的国家政治情态下，让哪一只狗或哪一群狗叫，不让哪一只狗或哪一群狗叫，属于国家事务的范畴，这是一件是很庄重的事情，不可儿戏，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最基本的国家信念，属于核心利益范畴。
现当代政治哲学将这种国家形态或者说国家特征概括为“意识形态控制”。在这种控制状态下，“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成为了精神产品（文学艺术、音乐戏剧、造型艺术）唯一价值尺度，国家通过隐蔽的或者公开的行政手段——国家奖项的设置与颁发、有形无形的出版审查、新闻媒体的国家管制——决定着哪一些作品应当被禁止，哪一些作品应当被宣扬，所有新闻出版机构都成为了负载这种国家意志与职能的工具。极端的时候，国家甚至公然取缔了所有作家写作的权利，取缔了所有既往的文学艺术作品，偌大的一个中国，只有唯国家意志、不具备任何“人”的体征的“八个样板戏”可以上演——那时候代表国家行使这种控制力的，是后来上吊死了的江青同志——此一点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有区别吗？我认为没有区别了，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意到有了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控制”，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建国六十余年，中国为什么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像样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了；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无信义无良知的蛇蝎虎狼之辈、鸡鸣狗盗之徒能够占据各个层级的意识形态部门显要位置，在国家媒体上大放厥词，而很多对国家命运有深刻思考、忧国忧民的文化精英却难以发出声音甚至是命运多舛了；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在这个晦暗的世界上，为什么总是只听得到大狗狺狺，最广大的小狗的声音则完全窒息，湮灭在大狗的嚣叫之中了。“话语权分配”就这样成为了标准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行为，它就是这样有你没我、你死我活。举一个就近的例子：那些客观上维护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之类的人及其家族所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狗们，不是正在把思想探讨和思想表达狂吠成为“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吗？不是正在把思想表达视为一种权利的人看成这个国家的敌人，不是正在对他们“亮剑”、并将他们往死路上赶吗？
在非民主或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例如实行极权主义制度的原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例如野蛮残暴的朝鲜政权，例如我们为数不多并且经常远离我们而去的几位“朋友”国家——话语权是一种国家拥有的战略资源，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必须拥有对其进行计划与分配的手段，形成所谓的政治规矩，否则，“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什么人都可以不站在国家一边而站在老百姓一边胡说八道，就像很多不良律师所做的那样，那将国之不国，社稷危矣，此乃国家之“道”，无以融汇，无以变通。
让我们“独怆然而涕下”的是，在我们这里，这似乎不是一时一事——倘若一时一事，人还是可以忍受的——它几乎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对岸的河流。难道不是么？三十多年来，我们正是在这条翻腾着污泥浊水的河流里摸石头的，一开始我们以为摸个一两年就可以上岸了，所以我们忍受特殊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像他们那样伸出手在水里摸来摸去，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岸上必定风光旖旎，春意盎然，付出的所有努力与辛劳都是值得的。谁也没想到，我们什么也没有摸到，他们却一个个都变得富可敌国了！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摸石头”摸上了瘾，说死说活就是不肯上岸！这时候我们才最终确信，他们伸到水面以下的手一直是在摸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部位，他们摸到了国家宝藏，摸到了民脂民膏，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产生出如此严重的路径依赖，还想让我们继续摸下去，我们既上不了岸，又过不了河，我们就这样被困在了这条河上，却又欣欣然做起了“中国梦”，那是一个谁也说不出具体内容的梦境……我们迟疑了，我们的确是迟疑了，因为我们被这条河吓着了，我们看到眼前有太多的深渊，太多的逆流，太多的漩涡……直觉和理性都提醒我们，在河流没有改道之前，中国是过不了河的，无论大狗还是小狗，都过不了河，永远过不了这条河！
唉！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在肃杀与沉寂之中，我前面关于“历史从来不会爽约”的话显得多么羸弱多么无力啊！它几乎只有精神安慰的意义了。如前所述，我们既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对岸，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历史承诺给人类的，在我们这里会不会变为现实？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在别处出现的历史结果在我们这里出现？我们真的开始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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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事情怎么就成这么一个鬼样子了呢？
我前面说了，话语权作为最基本的精神权利和物质权利，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对前者比对后者更加重要，所以，自从国家政治诞生之日始，历代统治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驾驭和对其进行分配掌控的方法。在中国，最早发现这一点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主张的，是比秦始皇早近500年的先秦法家，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推一个叫管仲的人。
管仲同志生于公元前723年，卒于公元前645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弄事的年代正是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斗争波澜壮阔风诡云谲的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同志作为总理辅佐伟大领袖齐桓公治理齐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治国理念，对后世中国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直至今天仍旧保持着迥异于世界的特色，不能融入国际体系和普世价值，造成与国际体系的严重对立和对普世价值的唯恐避之不及，其文化根源就在于这位深得后世思想家和统治者青睐的管仲。后世法家，譬如教唆秦始皇实行酷法统治的韩非子以及绵延不绝的后来者，包括目前仍在帷幕后面搞秘密政治的独裁者、阴谋家、野心家，不过是继承了他的衣钵而已。
管仲究竟说了什么话，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呢？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这段近乎白话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既清晰又明了：“我（国家）既可以让你吃饱穿暖，也可以让你饥寒交迫，小样儿我看你还敢不敢不认你这个爹？！”
这就是后人所谓的“管仲陷阱”：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文化手段垄断社会财富和精神利益的分配，控制所有人的谋生和发展的通道，人民必须事事仰仗于君主的恩赐——我既可以给你，又可以拿去；既可以让你赤贫如洗，又可以让你大富大贵（“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既可以让你开口说话，又可以让你瞬间闭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除了将“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道儿可走么？在中国的历史图册上，我们之所以总是看到皇宫门前黑压压跪倒一片，山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正是此种国家政治机理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啊！
有了这种见解，我们的议论就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了。
管仲所谓的“君主”，在当代，实际上可以直接理解为“国家”，而“国家”又可以直接理解为“政府”，“国家”是抽象的，“政府”是具象的，前者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者显示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家”在概念上通常涵括“政府”，但“政府”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它们之间有很重要区别，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情。那么，“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说以前，也不说走邪路的美国及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单以我国最近披露出来的国字号政府官员腐败案例（有媒体概括为“塌方式腐败”）推论，如果把陷入到“塌方式腐败”的某级政府（最安全的是，只设想为县级），归类为美国思想家艾因·兰德在《政府的性质》一文中指证的“巧取豪夺的匪帮和为非作歹之徒的帮会”之类，大概不算过分吧？这印合了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观感，几乎是不需要论证的。
这一点，“政府”心里好像比我们还清楚。
前几年我曾经读到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可惜不知道作者姓名，在此谨向作者致意），指证了一般人（尤其是不懂英语的人）不会在意的一种翻译谬误：在英文媒体中，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常常被指称为“Rogue States”，中国大陆媒体普遍将此处的“Rogue State”译为“流氓国家”，同样，美国政府将朝鲜、伊朗和前伊拉克并称为“Axis of Evil（States）”，中国媒体则将该词组译为“邪恶（国家）轴心”。这两个翻译都将“政权”（State）译为了“国家”。在英文中，State和Nation都有“国家”的意思，但它们之间有细微但很重要的区别，前者更强调政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我们从其引伸词如“Statesman”(意即政治家)中能更明确地体会到该词的此种含义；而后者一般强调民族，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一个人口学上的概念，我们也能从其引伸词如“National”（意即国民）和“Nationalism”（意即民族主义）中了解到该词的此一内涵。由于State本身就有“国家”的意思，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翻译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翻译要看上下文的联系，这被认为是翻译的“铁律”，在英文表述中， “Rogue State”和“Rogue Regime”可以互换使用，后者正是“流氓政权”。西方政体政教分离，英文是“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相反，在正式的外交文献和语言中，“国家”有另外一个词，即“Nation”，例如我们都知道的“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一战中的“轴心国家”（Axis of Nations）。
根据以上分析，上文中的“Rogue State”应该译为“流氓政权”，而不应该译为“流氓国家”，同样，“Axis of Evil [States]”应该译为“邪恶（政权）轴心”，而非“邪恶（国家）轴心”。那么，中国媒体为什么不约而同犯了同样的错误呢？那位不知名的作者认为，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一译法有多重功效：第一，避免拂逆从金正日到萨达姆、从卡扎菲到哈梅内伊等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将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政权称为“流氓政权”，太不给人家面子，对我们的外交事业伤害太大；第二，避免刺激国人神经，因为有人会对“流氓政权”这一词汇过敏，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第三，有意，一些人会条件反射地想，美国人太霸道，这不是在侮辱攻击别人的国家吗？
我认为作者的揣测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我还认为：我们之所以故意把西方社会指认的“流氓政权”翻译成为“流氓国家”，故意混淆“国家”与“政权”的细微区分，是不是因为有人想藉此遮掩非民主政府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未经被统治者同意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人是不是早就意识到权力对权力的私相授予的国家权力是非法的了呢？我想大概是的。
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总感觉忿然不平的事情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于忍受了：话语权作为最重要的精神权利，当然要归纳于国家权力控制和分配的范畴，也就是说，“大狗叫，小狗就不要叫了”是合理的，把乱叫的小狗关起来或者干脆宰了丫的也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所以，当我们的目光不仅流连于过往的历史，同时也正视一下眼前的时候，我们才听得到关于“宇宙真理”的宣示，所以才看得到在体制内占据重要位置、得了巨大利益的狗们（譬如主张向公共知识分子亮剑的狗、声言决不让西方教材进入中国大学的狗）接连发出吠声，不招人待见的小狗则被暗哑了声音，被踹到角落里瑟瑟发抖,其社会学结果是：寄望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人非但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反而被权力关进了笼子里。
管仲！天杀的！祸害啊！
6
古往今来，中国出了很多贤人，说过很多睿智的话，唯独管仲“利出一孔”的教诲被国家统治者牢牢记在了心里，将其奉为对人民进行人身控制的金科玉律和黄金法则，就像一条浑浊污秽的江河一样，已经绵延两千多年了，一直延续到了我们脚下。
我认为，“利出一孔”不仅是统治技艺，它更是统治思想，统治哲学，它构成了国家权力或者说政府权力最基本的伦理底色，显现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无形江河。如果我们把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观点移放到我们的语境，那么就会发现，他有意无意从很远的地方接近了独属于我们的这条江河，“文明冲突论”的内涵，就蕴藏在这条江河的每一朵泛起的或者潜沉了的浪花之中，我们都感觉得到那种暗流的强劲撕扯和无形涌动，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归根结底是由它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决定的。
钱穆先生也曾说到“话语权”问题：“人类没有语言，便不能有记忆，纵谓可以有记忆，便如别的动物般，不是人类高级的记忆。当你在记忆，便无异是在你心上默语。有了记忆，再可有思想。记忆是思想之与料，若你心中空无记忆，你又将运用何等材料来思想呢。人类的思想，也只是一种心上之默语，若无语言，则思想成为不可能。思想只是默语，只是无声的说话，其他动物不能说话，因此也不能思想，人类能说话，因此就能思想。依常识论，应该是人心在思想，因思想了，而后发为语言和文字以表达之，但若放远看他的源头，应该说人类因有语言文字始发展出思想来，因你有思想，你始觉证到你自己像有一个心。”（钱穆：《湖上闲思录·精神与物质》，1948年）
依钱穆先生的意思是，能不能思想，能不能行使话语权把思想表达出来，是确证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人”这个字也就要大打折扣了，他会变成“一个有脑无心的人，只是一个过着物质生活不能接触精神生活的人。”（引文同上）好在人性本身决定了人总是要守住这个而根本的，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论证，更是对人的实存状态的精准概括——人只要“在”，他就会思想，就会表达，除非是某种强力限制他、改变他，或者剥夺他赖以存在的“在”。
“思想”是没有边界的，正是所谓“缤纷乎八荒之间，掩映乎四海之半；当胸臆之掩昼，若混茫之未判；忽腾覆以回转，则霞廓而雾散……（李白：《大鹏赋》）”“思想表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是莫测高深的国家政治也会在民间获得呼应，产生某种程度的回响，所谓“若知朝中事，须问乡里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为这样，那些知道“朝中事”、并且很乐于说出观感的“乡里人”（汪汪乱叫的小狗），也一定是被朝廷怨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中国民间社会自古就流传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调侃，不也是“利出一孔”在社会层面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吗？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州官的厅堂里灯光璀璨、酒池肉林、笑语喧哗，而柔弱的小民蜷缩在屋子里黑灯瞎火、清锅冷灶、连大气也不敢出，这都得益于管仲同志的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教导啊！这就是直至今天攫取了各级政府权力的红二代、官二代、腐败分子和大大小小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集团仍然非常憎恨“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精神主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可能给予人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连“言论自由”也要限制、打压乃至于完全取消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更是他们制定“大狗叫，小狗就不要叫了”的政治规矩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借助于国家力量的巨大压强和无所不能的权力强制，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怀疑历史会不会爽约了么？然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小狗不再叫了，天底下就真的太平了么？或者我们再问一句：小狗不再叫了，我们中国人还拥有作为宗教审判者的历史，难道历史真的会逃避责任装聋作哑么？难道历史真的会在我们这里爽约么？
好，那我们就说历史，说一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吧！
7
战国初年，左丘明先生写《国语》，讲过这么一桩史实——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我用现在的话把这段文字翻译一遍——
公元前878年，周朝皇帝（夷王）姬燮同志在首都镐京逝世，举国哀痛，其子姬胡同志继位，号厉王。为了改变朝廷的经济状况，厉王决定实行带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色彩的“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泊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尽数收归国有，改由朝廷直接控制，不准一般民众占有谋生；国有土地上的房子也不再与所谓的“财产权”有一毛钱的关系，只要政府需要，或者说开发商需要，几乎说拆就拆，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周厉王确实不是东西，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人民很不满意，不仅街谈巷议，说：“丫他妈疯了！”还在网上发段子揶揄说：“国民党在的时候没敢拆我们家的房子，日本鬼子来了也没敢拆我们家的房子，凭什么你一来说拆就把我们家的房子给拆了呢？！”于是有人吵闹，有人自焚，有人企图制造群体性事件，整个社会都陷入到晦暗未明、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
面对此情此景，大臣公虎很是为国家忧虑，在一个私密场合进谏厉王说：“亲！老百姓好像是受不了了啊！”
厉王曰：“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儿有家呢？我告诉你，公虎，那些闹事的家伙都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是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那怎么办呢？”
“你这样，”厉王捻须曰，“我们不是有东厂吗？你给我多派出去一些人，穿上老百姓的马甲，到最基层去做监视工作，凡是发现有对当前政策不满的家伙，吃饱了撑的随便议论国事的家伙，全都给我抓起来杀掉！”
公虎满腹狐疑，思忖：“我操，这样恐怕不行吧？！”然而他了解厉王的残暴品性，为了避免招祸，只好什么都不说，等待着事态发展。
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民果然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了，即使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打招呼，更不敢交谈了，只能互相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走开，这就是成语“道路以目”的来历。如此这般，除了朝廷的声音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就连鸡犬之声也不再相闻，老死也不相往来，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了不祥的岑寂之中。与此同时，权力和资本则勾肩搭背，如同过节一般，在觥筹交错中弹冠相庆，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周厉王十分满意，也十分得意，对公虎说：“当初你还把几个人胡说八道当一回事情，你看，我才用了这么几下子，就让所有人闭嘴了——如今你再问问那些非议朝政的人，他们还有那个狗胆吗？”
公虎沉吟半晌，什么都没说。
“怎么了你？”厉王狐疑地问，“你怎么了？”
公虎慢悠悠地说：“王，我看到后世有一个叫陈行之的家伙在文章里引用司马光的话，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有道理啊！”
“司马光说了什么话？”
公虎就把司马光的话重复了一遍。
“有道理？”厉王问，“你觉得有什么道理？”
公虎说：“我是这样想的，王。您老人家的办法确实不错，恐惧在一定条件下的确是消泯一切声音的有效手段，但是您也得想一想，这是在用强制高压手段来堵住老百姓的嘴啊！老百姓的嘴是什么？它就是一条河，你当然可以用截堵的方式不让它到处流淌，然而您也要知道，河水是堵不住的，任何人都堵不住，后世顾准先生所谓‘革命是壅塞导致的溃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说，封堵人的嘴所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截堵河水，治理社会就像治水一样，你只能用疏导的办法，让天下的老百姓说话，如果您老人家一味封堵，为此甚至视命人如草芥，河水一旦溃堤，必然造成灭顶之灾，到了那个时候，万物倾消，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难道是您愿意看到的么？”
厉王看着公虎，笑而不答，心想：“得找机会灭了丫的。”
历史记载是，厉王还没有找到灭了公虎的机会，他的“国”就溃决了。公元前841年，再也无法忍受厉王暴政镐京民众集结起来，制造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体性事件，手持棍棒、农具将皇宫团团围住，他们已经什么也不再议论，什么也不再言说，只有一句震天动地的口号，那就是：杀厉王！
现在轮到厉王恐惧了，他急忙下令调兵遣将，然而偌大的金銮宝殿上空空荡荡，竟无兵无将可以调遣，他身边的一位亲信低声说：“咱是历来寓兵于民的，民就是兵，兵就是民。现在既然民暴动了，也就没有兵可以调遣了……”
周厉王仰天长叹：“噫！这是狗日的老天爷要灭我呀！”
厉王在这位亲信的安排下，化妆成平民，以重金贿赂守城的军士，连夜逃离镐京。那一天月朗星疏，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已经进入梦乡，世界显得异常祥和；寥廓的原野更是一片葳蕤，如果你静下心来，甚至可以听到庄稼拔节生长的声音。逃命途中的厉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全然感觉不到大自然的勃然生机，反之，他看到无处不在的凶险，就连一片片庄稼也像是聚拢起来索他性命的民众，绰绰约约的村庄更仿佛是横亘在面前的万千军阵。
我们这些后来的旁观者，面对此情此景难免会生发出怜悯和感慨，当年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曾经歌吟：“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原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曹先生感慨的不仅仅是看破红尘啊！
厉王一干人带着无数金银财宝，一路上却无法找到容身之所，只好昼伏夜出，避开人烟，沿渭水河北蹿，一直逃到不在起义军控制的山西霍州，总算找到一个不起眼的村镇落下脚来，就像失魂落魄的萨达姆逃回到他的家乡提特里克一样。公元前828年，不可一世的厉王病死于该地，就像任何一个卑微百姓一样，化落为一拈泥土，从历史的宏观意义上说，结束了同样卑微的一生。唉！所谓世事无常，天道难违，不单是指蝼蚁一般的老百姓啊！严酷的历史规律面前，身处万人之上即使如厉王者，不也同样是一只可怜的秋虫吗？
这就是“厉王止谤”的故事。如果读者对这个故事还感觉陌生，那么一定会记得从这个故事生发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警示，这个历史警示后来演化成了更浅显易懂的民间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多少年以来，中国人就是凭这句话聊以自慰、度过艰难时日的。
这句话隐含着多么巨大的期待啊！
8
1946年，也就是抗击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完全胜利的第二年，美国思想家艾因·兰德在对纳粹德国和施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进行大量研究之后（无独有偶，阿伦特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人类贡献出了划时代的反极权主义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写了一篇名为“Textbook of Americanism”的文章（直译为：《美国主义教科书》，也有人译为《什么是西方价值观》、《什么是美国价值》），她开宗明义指出：“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两大原则之间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这两种原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生成的根源。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
这段话（如果你再对艾因·兰德有关集体主义的其他论述有更多了解的话）实际上解答了为什么有人非要主张“大狗叫，小狗就不要叫了”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将其视为对本文论说的所有观点的最终归结。是的，以国家面貌出现的集体主义——按照阿伦特的语境是极权主义；按照波普尔的语境是历史主义；按照哈耶克的语境是通往奴役之路——就这样成为了个体的压制力量，成为了人类自由的敌人，这是造成“人”被禁锢、被窒息的最主要原因，这更是我们这些卑微的生存者陷入到无边无际的困顿之中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个人际遇中移开，关注到我们所热爱的祖国的命运，那么，我们就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国家面貌出现的集体主义，是国际政治体系中价值观对立中最消极、最反动的一极，它不可避免会引起世界的焦虑，甚至会成为了世界不安全的根源，这是造成我们国家凶险的国际处境的最主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限制乃至于终止国家权力在“利出一孔”机制下对话语权的掌控和分配，让人民充分享受这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被剥夺权利，让小狗也发出叫声，给思想和思想流动提供一个空间，使人民的意志能够循着宪法原则通过必要的程序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就变得愈发重要了起来，它不仅关乎人民的精神处境和物质处境，更关乎这个国家的未来。换一句话说，就像“厉王止谤”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让不让人说话，不仅关乎人民的权利与尊严能否得到尊重，能不能不被褫夺，更关乎作为统治者的厉王最终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愿所有人——所有的大狗和小狗——都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与每一个人都有关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用英国诗人约翰·多恩（1572 - 1631）的诗句结束本文：“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其中的一块，如同失去了一处宝贵的海岬，如同我或我的朋友失去了家园；任何人的死都与我息息相关，因为我与人类紧密相连；因此，别去问钟声为谁敲响，丧钟就为你而鸣。”
但愿所有人都听得到那由远而近的不祥的钟声。
201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