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治审慎

战略审慎是战略素质的根本要求之一，而它理所当然地以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审慎为前提。所谓更广泛，自然是因为战略大致而言从属于政治，构成政治的一部分，而所谓更深刻，这是因为政治审慎更直接地密切地关系到基本的世界观或人世哲理。在此，可以“中西相通”地援引欧洲18和19世纪之交伟大和深刻的思想家、历史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埃德蒙·伯克。

按照伯克，政治应当根据具体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的人世情势去调整，而非根据抽象和被认作普遍甚或绝对的理性去规定。伯克有是后果主义的，坚持任何政治信条的的实际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价值”

同样用他的话说，“政治问题并非主要关系到真理或谬误。它们（主要）关系到裨益或祸患。结果很可能产生祸患的，在政治上就是谬误；那些产生裨益的，在政治上就是真理。”在他看来，凡不实际可行的就是不值得想望的，任何被假定的权利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决定它们的正确性”。就道德和政治问题不能或不应做任何普遍主义的陈述，否则就是将“玄学”应用于真实的生活。

按照伯克的说理方式和话语，道德论断不是数学论断：它们容纳例外，要求修调，并非由逻辑过程达到，而是根据审慎准则达到。“审慎不仅是头号政治美德和道德美德，而且是指导者、规范者、它们全体的标准。玄学没有规定就不能存活，审慎却小心翼翼地去对待自己如何规定。”

这样的说理方式和话语肯定不是我们当代人习惯或易解的，因而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我们习惯或易解的说法：国家的政治统治者、领导者或政治行动决定者不是或不应是自主自在的行为体，他们作为这样的角色只是责任人、受托者，亦即共同体所赋政治使命的载体；政治统治者或领导者肩负责任——对共同体的责任，必须念念不忘这类责任和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共同体而言的后果，因而他们不能任性而为，不能放纵抒发自我或“想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听命于自己的利益、激情或个人一时兴致。因此，真正正当的政治伦理几乎可以凝结为一个词——审慎：审慎是最高政治美德，审慎就是念念不忘对共同体——国家权力委托者——要负的莫大责任。然而，无论如何伯克的出发点和结论依然明白易解：“人性盘根错节，社会的目标有尽可能最大的复杂性；因而没有任何简单的权势趋向或方向能适合人性，或适合人世间事的素质。”

基于政治审慎，就可以有战略审慎，从而符合战略素质的根本要求之一，从而帮助产生对共同体有益（或严格地说益大于害、利大于弊）的战略后果。关于战略审慎，我们在此不必诉诸哲理，而只需诉诸某些经选择的、具体和活生生的范例，它们载于中国经典史纂《史记》和《三国志》，分别以周文王、越王勾践、初汉刘敬和东吴陆逊为主角。这里用一种评注式的方法，以便读者可以最方便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领悟。仅为限制篇幅和突出主题，而不是为了遮蔽任何不利于评注者的论断的史录，史籍中相对而言枝节性或旁述性的文句文段在此被省略掉了。无论如何，这些范例是悠久的中国政治史和战略史上的部分珍宝，体现了引人入胜和发人深省的、关于战略审慎的思想和实践。

史记本纪第四周本纪

摘录和评注

伟大的政治领导从事的初始“战略缔造”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前12至11世纪；一说前1152-1056）文王，周族的伟大的政治领导和战略领导——伟大的战略成就的一项先决条件或大便利条件；他承继的和在他那里才成为自觉的战略传统；他的战略眼界、战略勤勉、战略审慎和战略耐心。

“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被牢固地确立。 一个正在兴起中的自觉的新型强国或许已开始形成其大有抱负的大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它大致已经有了它的民族和政治文化特征天然地规定的根本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心性时刻。

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hé,合，聚合）往归之。太颠、闳（hong）夭、散宜生、鬻[yù]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已经转移。政治胜利由此赢得，先于军事较量的胜利。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向）之，将不利於帝。”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文王囚中演《周易》，成为一位自觉的甚而“理论化”的战略家]。“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shen或xin]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bì,宠幸）臣费仲而献之纣。”“文王以献纣”——作为战术甚或战略的贿赂：如此富有美德的一位君主——文王——从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纣大说（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yuè,长柄重斧），使西伯得征伐。本为潜在反叛者所不得的先进武器现在被用来交换腐败性的礼物或贿赂，特别是美女。一位盲目愚蠢的暴君并无战略警觉，不仅因为他贪婪，而且因为他的未来死敌施行战略性欺骗或麻痹。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商纣王的“非战略性”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砲格[炮烙]之刑。一个从人道和政治考虑两者出发的提议。道德行为可以非常政治性，在此场合为的是增进提议者的众望和影响——作为各族国中间的潜在领袖的众望和影响。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阴行善：一种审慎、安全和有效的政治战略；韬光养晦，持有伟大抱负和具体目的，并且从事勤勉和审慎的有目的的操作。宏伟的大战略目标大概已经相当自觉地得到确立，至少在政治领导的心目中，同时相应的初期大战略——渐进式低风险准备——得到意识明确的积极使用，诸侯皆来决平（即求仲裁）。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已经转移。政治胜利由此赢得，先于军事较量的胜利。政治文化和对外战略文化开始非常显著地具有“国际”吸引力。为具体方式尚系遥远模糊的决定性变革作积极明确的准备。在政治和外交战线的战略眼界和积极作为。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既行使软权势，也行使硬权势；或者说，政治吸引和军事征伐都属必要，都被施行。“双重战略”。合适的大战略往往必须是类似的双重战略或多重战略。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依靠盲信或声称的天命vs.依靠人类努力——决绝的和明智的努力。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盲目狂傲和如后所述极端腐败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明年，伐邘[yú]。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周人建都于镐）。明年，西伯崩。文王太好地完成了他的伟大“使命”：完全奠定一种大有特色的“民族”政治文化、一种政治大战略和一个潜在的真正新型的帝国，那有待他的后继者去实现。他奠定了一种辉煌的战略传统。太子发立，是为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