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中国史上，自刘邦往后到拓跋焘近七百年间，在扩张疆土和治理辖境的帝王之下单独一位经久的军政首辅、或曰多年兼为战略家和国务家的头号幕僚仅八位，若就这样的华夏天才辅佐戎夷君主而言，就只有王猛和崔浩。崔浩卓越，但与王猛相比不免逊色。他一贯无限自傲，任性直言，对同僚和属下过于严苛，甚而对君主也往往不够敬重，甚而以一种殆无政治意识的方式对待北魏先祖；他的华夏高门世族出身和多方面辉煌才华在他那里，令政治素质和个人品性有严重欠缺，而两代君主的无比宠爱和重用起了放纵这些欠缺的作用。还有，拓跋焘的北燕战争战法为久拖不决的“奇怪的战争”，战略上大有弊端，而崔浩颇可能未作好的战略劝谏，因而他的卓越程度或许应被打个不小的折扣。然而，崔浩仍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战略家/国务家，近七百年间同类人物中间第一流的。就此的全面和细致的赞誉被放在本文之末，以表述正面的战略/政治及文化的领悟和教益。
【关键词】：北魏；崔浩；拓跋焘；战略；政治；华夏；戎夷
“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中国史上，自刘邦往后到拓跋焘近七百年间，在扩张疆土和治理辖境的帝王之下单独一位经久的军政首辅、或曰多年兼为战略家和国务家的头号幕僚寥寥无几：张良、荀或、诸葛亮、陆逊、王导、谢安、王猛和崔浩。若就这样的华夏天才辅佐戎夷君主而言，那便只有最后两位。因此，从比较视野出发，将王猛树立为一个参照，就能增进我们对崔浩的透视和优化对崔浩的评判。
王猛乃中国史上一流的伟大将帅和国务家。他看来从未犯过任何重大的战略/政治错误，因而高于反复徒劳北伐而殆尽国力的诸葛亮；他几乎总是与氐族前秦主公苻坚心心相印，因而效劳经历远不像到头来殊死拒随曹操正式篡汉的荀或复杂，也不像王导曾遭司马睿猜忌排斥和陆逊最终在孙权谴责和简直分明的迫害中“愤恚致卒”[《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何况，他足够幸运，因为在苻坚大举倾力南征东晋以前就已逝世，因而无涉于这军溃国败土裂的巨型灾祸。崔浩卓越，以致魏收盛赞他“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或者用本传所载拓跋焘的赞颂说，他“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然而，他与王猛相比便不免逊色。
他一贯无限自傲，任性直言，对同僚和属下过于严苛，剥其面子，以至曾有诬陷构害事，甚而对君主也往往不够敬重，甚而以一种殆无政治意识的方式对待北魏先祖，“尽述国事，备而不典”；他的华夏高门世族出身和多方面辉煌才华在他那里，令政治素质和个人品性有严重欠缺，而拓跋嗣和拓跋焘两代君主的无比宠爱、赞誉和重用实际上起了放纵这些欠缺的作用。还有：从挫败刘宋首度元嘉北伐和伐灭赫连定往后，至少六年间拓跋焘接连大举亲征鲜卑北燕，尽管屡征无息国力衰减；这根本矛盾支配他的北燕战争战法，使之成为久拖不决的“奇怪的战争”，直至436年经五度征伐才告决胜；《魏书·崔浩传》完全不见崔浩在其中的言行，令人不仅猜想他未起好的战略劝谏作用。假如确实如此，那么他作为战略家/国务家的卓越程度就应被打个不小的折扣。同类性质但很确实的是，北燕灭后拓跋焘的大战略仍在歧途期间，他力主北魏几项零碎的好征好战行动中的一项，即部分地因他的私敌捣鬼而失败的448年柔然之征。
然而，他仍然如前面第一段所言，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战略家/国务家，近七百年间同类人物中间第一流的。我们要将就此的全面和细致的赞誉放在本传评注之末，以表述我们从本传得到的、正面的战略/政治以及文化领悟。
[华夏大世族出身，北魏初重臣之子，“博览经史”及百家，“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因而有家世与才能两大仕途发动机；在拓跋皀之下任贴身秘书，难得地始终“恭勤不怠”，且“砥直”俊节：]
崔浩，字伯渊，清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市下属临清市东]人也。[家世、才能、恭勤、俊节：他具有在昏君除外的帝王身旁任机要侍从的一切绝佳条件：]白马公玄伯[北魏开国功臣，深得拓跋皀和拓跋嗣信任，官至尚书令]之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弱冠为直（值）郎。天兴[398-404]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公平正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皆此类也。
[拓跋嗣之下的崔浩：战略/国务股肱与“太宗大怒不从言”：]
[特别以神秘主义哲学术数，他更得拓跋嗣宠信，开始密切参与其“军国大谋”，作用重要甚至重大；到拓跋嗣晚年，他更升至几乎独揽“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尤其对拓跋焘迟迟被立为皇储且掌国政一言九鼎：]
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覈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是时，有兔在后宫，验问门官，无从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明年[417，据《宋书·索虏列传》]，姚兴果献女。
[他虽是“东州之人”，却深谙代地地缘战略之利和鲜卑游牧文化习性，深谙“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据此坚决反对迁都东南：]神瑞二年[415]，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他还有度过代地眼前饥荒威胁的具体的切实措施建议：]复使中贵人问浩、澹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禀之。来年遂大熟。赐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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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独自坚决主张保持中立，不阻止刘裕攻伐甚或攻灭关中的羌族后秦，由此令北魏免却犯下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战略大错，虽然当时未能使拓跋嗣投机小战而兵败：]泰常元年[416]，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泝 （溯）河西上，假道于国。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倘若]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太宗将从之。[他的战略论辩和说服依凭（1）有大战略的全局视野和全局观念；（2）准确把握冲突双方的意图和实力；（3）准确把握己方（第三方）的利益、实力和所受威胁；（4）警示贸然干涉、引火烧身的无谓但可能莫大的危害；反之，指明“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5）优先正确应对眼前大事，将长久的未来留待未来；（6）坚执马基雅维里式的国家理由观，排除其余考虑的干扰：]浩曰：“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太宗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战于畔城[在今山东聊城市西]，为裕将朱超石所败，师人多伤[417]。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以下可谓旁述，除重述上面他对冲突双方的意图和实力的判断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贵族慕容垂与一介平民刘裕的才华对比（居然敢对守成之君、最大贵族拓跋嗣直言“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对刘裕赞誉无比，可谓超脱高门世族的认识局限：]二年[417]，司马德宗齐郡太守王懿来降，上书陈计，称刘裕在洛，劝国家以军绝其后路，则裕军可不战而克。书奏，太宗善之。会浩在前进讲书传，太宗问浩曰：“刘裕西伐，前军已至潼关。其事如何？以卿观之，事得济不？”浩对曰：“昔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刘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胜。”太宗曰：“试言其状。”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僭晋陵迟，遂执国命。裕若平姚而还，必篡其主，其势然也。[而且，他的全局视野和他对关键环节、包括族裔文化大差异及其权势效应的准确透视竟能令他非常准确地预料到来事，虽然是不远的来事：]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裕亦不能守之。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欲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譬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众守之，必资于寇。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或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他老是有些“劲躁”，像第二次希波战争前夕首次御前会议上的薛西斯]：“裕已入关，不能进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兵众虽盛，而将无韩白。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审矣。”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慕容恪字]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屈丐如何？”浩曰：“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殖[培植，栽培]。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乃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撅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所灭耳。”太宗大悦，语至中夜，赐浩御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
……[到拓跋嗣晚年，他更升至几乎独揽“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及父终[418]，居丧尽礼，时人称之。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对拓跋焘迟迟被立为皇储且掌国政一言九鼎：]太宗恒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宠幸近臣，或侍从宦官]密问于浩曰：“……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浩曰：“…… [须速立皇储，且在辅政集体辅佐下执掌国政：]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409-413]之始，社稷几危。[指拓跋皀次子拓跋绍弑父弑君。]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皇长子拓跋焘须被立为皇储，否则会生王朝“履霜坚冰之祸”：]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太宗纳之。[他的秘密进言一言九鼎，六辅臣集体辅佐皇储拓跋焘执掌国政，“恒有微疾”的拓跋嗣非常满意：]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422]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太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群臣时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
[“太宗大怒，不从浩言”：他与拓跋嗣之间爆发激烈的意见冲突，因为他强烈反对后者在刘裕逝后立即废弃持续五年多的魏宋和平，诉诸对宋大规模战争：]
会闻刘裕死，太宗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曰[他论辩的一大理由系和平本身的可贵和道义，但主要依据还是注重胜败前景难测和成本效益不佳的战略保守主义]：“陛下不以刘裕欻[xū，忽然]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美好，善]。《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谓罪行蓄积成熟]。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拓跋嗣一意抒情，一意赌博，全不需要什么大局分析和战略辩说；就此，他甚至不如第二次希波战争前夕的薛西斯，后者起初犹豫甚而反悔，但终于深信不得不大举征伐希腊：]太宗锐意南伐，诘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请先攻城。”浩曰[他即使不能阻止大举南征，也要努力（尽管再度徒劳）阻止大举攻城，依凭的仍是“南人”和刘宋的战略文化特质，连同预估的胜负前景和预期的成本效益]：“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斤等济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表请济师。太宗怒，乃亲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
[以下又是旁述，显示他总是将政治/战略史当作他最好的教师，而且有读出、理解和系统表述其教诲并“发现”其现今意义的强健能力：]及车驾之还也，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天师寇谦之[北朝道教泰斗，改革道教，影响巨大，442年被拓跋焘任为国师]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
[拓跋焘之下的崔浩：战略/国务股肱与“斯人而遭斯酷”：]
[短暂出局，因为他的显赫和任性招致群臣“排毁”，但他依然超级自信，新君倚重则恰如旧君：]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既得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
[力排众议，敦促西灭匈奴胡夏；坚执目标，排除重大“摩擦”干扰：]
始光[424-428，拓跋焘423即帝位]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力排众议，敦促西灭胡夏：]时议讨赫连昌[426]，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今山西运城市下属永济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重大“摩擦”突显之际坚执根本目标：]及世祖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他的自傲任性的致命表现：主撰拓跋部史《国书》，“尽述国事，备[完备]而不典[（可用作扬誉教化的）典范]”，种下他以后因其公诸于众而遭诛杀的祸根：]
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末成。逊于太宗，废而不述。神鞦二年[429]，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晃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面对举朝反对、太后固止、皇帝犹豫的巨大障碍，坚持独见，敦促大举攻伐柔然：]
[举朝反对、太后固止、皇帝犹豫：]是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听，唯浩赞成策略。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说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和渊等，云渊少时尝谏苻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何可举动！”世祖意不决，乃召浩，令与渊等辩之。
[第一场辩论；胜出，胜在驳倒对手，赢得“圣虑”：]
浩难渊曰：[首先是依据天人感应论的一通辩词，驳辞对方的天人感应论：]“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诸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渊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渊等惭而言曰[对方改用一种非常悠久的对游牧蛮夷的华夏战略保守主义哲理去论辩，曰胜全无意义，胜全无把握]：“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劳士马也？”浩曰：[驳论一：对游牧蛮夷的华夏战略保守主义“施之于今，不合事宜”：]“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它“不合事宜”的原因主要在于，就北魏而言，乃游牧（或准游牧）蛮夷对游牧蛮夷，而非农耕华夏对游牧蛮夷：]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驳论二：北魏（特别是其京畿区域）基本安全必需：]且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驳论三：至少对方的天人感应论很不靠谱：]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胡夏]未灭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时赫连昌在座，渊等自以无先言，惭赧而不能对。世祖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而保太后犹难之，复令群君臣于保太后前评议……
[第二场辩论，纯战略性质的辩论，胜出：强调不会被迫两线战争，而且北向远征必克，因为夏征柔然构成根本的出敌不意：]
既罢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会被迫两线战争：]“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luán，小块肉]，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也。[北向远征必克：]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 [他任性，无谓地自寻孤立：既然“圣虑已决”，又何必再鄙夷群臣“陋矣哉”？]诸军遂行，天师谓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对曰：“天时形势，必克无疑。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果然如其言，北魏对漠北柔然及高车获空前大胜，得空前掳掠：]及军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民畜布野，惊怖四奔，莫相收摄。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虏遂散乱矣。[然而，未尽行其策，遂未得“全举”，令拓跋焘事后大为懊恼：]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东南额德伦金山]，诸大将果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不追。天师以浩曩日之言，固劝世祖穷讨，不听。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烧穹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世祖深恨之。大军既还，南贼竟不能动，如浩所量。
[他极受拓跋焘宠爱、赞誉和重用，甚至被“央求”无所不言、宽宥君过；事后来看，这正是放纵他的致命弱点：]
……世祖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于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历颂群臣，事在《长孙道生传》。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他在北魏挫败刘宋首度元嘉北伐、继而南征期间：误估刘义隆怯弱而不敢发动北伐，因而孤立和终告徒劳地反对采取任何战略主动；然而，他终究与拓跋焘一样，主张南征以非主力求半胜，同时主力西向，伐灭胡夏国残余赫连定：]
[就前一项而言，他总体误判，但不失若干战略/政治灼见：]
[他独自一人反对就刘义隆的北伐威胁采取任何战略主动，因为在他看来刘宋羸弱怯懦，北伐威胁不存在：]俄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向）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诏公卿议之，咸言宜许。浩曰：“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他的战略灼见一，基于对南北地缘差异、族裔战力差异和季节气候要素的深切把握，不过此见更适于击败20年后的第二次而非现在的首次元嘉北伐：]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他的政治灼见一，即看透己方主张先发制人者的战略主张背后的私利动机，虽然有所夸大和过于严苛（对同僚和属下过于严苛是他的老毛病）：]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世祖从浩议。[君主“从浩议”，但接着就如下所述“乃从公卿议”。][他再度独自一人反对采取战略主动的新主张：]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东晋宗室，因刘裕诛杀宗室而投奔拓跋嗣，成北魏重臣]、鲁轨[鲁爽之父，初仕东晋，受刘裕猜忌，投奔后秦。后秦亡时再投北魏，封荆州刺史]、韩延之[司马休之部将，拒绝刘裕招纳，与司马休之一起投奔后秦，以后又皈依北魏，被拓跋嗣任为虎牢镇将]等，令诱引边民。浩曰：“非上策也。[我们不知道他说的这些活动是否实质性地助成刘义隆发动首度北伐，如果是，则当属战略灼见二：]彼闻幽州已（以）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不可不思，后悔无及。……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楚之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 [虽然他照样否认有刘宋北伐威胁，但说出“安全两难心理动力学”互动作用下对抗升级为冲突的互动逻辑，是为战略灼见三：]浩复陈天时不利于彼，曰：“……义隆新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彼必听我虚声而严，我亦承彼严而动，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兵法当分灾迎受害气，未可举动也。”
[拓跋焘“从公卿议”，于是如他所料，“贼来遂疾”：]世祖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浩复固争，不从。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邺，琅邪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于是贼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
[然而，他终究与拓跋焘一样，主张南征以非主力求半胜，同时主力西向征伐，伐灭胡夏国残余赫连定：]
世祖闻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他以杰出的战略分析和阐说坚定了拓跋焘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初衷：]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世祖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俱得飞，无能为害也。[刘义隆与赫连定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战略协同是他认为可以两线作战的一个重大原因。另外，他现在承认刘义隆的战略比他当初谏阻南征时差得多，强调此乃两线作战的关键可行条件：]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儜兒[骂人之语，犹言“孱（càn）头（软弱无能的人）”]情见，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意为攻之必胜]。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西行勿疑。”[他再度得到拓跋焘的无上赞誉：]平凉既平，其日宴会，世祖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初无失矣。”后冠军将军安颉军还，献南俘，因说南贼之言云：义隆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如浩所量。世祖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迁浩司徒。
[又一次力排众议，在君主之外主导发动伐灭匈奴北凉之战：]
是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世祖将讨焉，先问于浩。浩对曰[沮渠牧犍“不可不诛”，而且北凉战略无备，君主劣弱，国内离析，天灾频仍，故伐之速灭]：“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大概指伐北燕；参见脚注8]，虽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恒不灭[减，少于]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意，不图大军卒至，心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加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为然。”命公卿议之。[朝廷众议皆与他（和拓跋焘）相左，理由一是沮渠牧犍“罪未甚彰”，“宜羁縻而已”，二是经长期北燕战争“士马劳止，宜可小息”，三是北凉军力和河西地缘决定的战争困难和失败前景：]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职贡，朝廷接以蕃礼。又王姬厘降[本谓尧女嫁舜事，《书·尧典》：“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罪未甚彰，谓宜羁縻而已。今士马劳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于是尚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圉河[即今甘肃兰州市皋兰县附近黄河河段]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他成功和轻易地驳倒朝廷众议：]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与斤共相难抑。诸人不复余言，唯曰：“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绝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曹，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抵诬于人矣。”李顺等复曰：“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辨！”浩曰[他又一次严厉指责对方战略论辩背后主使的是私利动机（对同僚过于严苛是他的老毛病）]：“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本传后载“浩构害李顺”。]世祖隐听，闻之乃出，亲见斤等，辞旨严厉，形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唯唯而已。于是遂讨凉州而平之。多饶水草，如浩所言。
[最后要了他的命的《国书》编撰四度出现于他的传记，犹如一根命运红线；这第二度出自拓跋焘要该著以429年启动以来他的赫赫武功为高潮的诏令，虽然最后致命的不是这高潮：]乃诏浩曰：“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协顺天人，以征不服，应期拨乱，奄有区夏。太宗承统，光隆前绪，厘正刑典，大业惟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宾服。此祖宗之遗志，而贻功于后也。朕……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鞦，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竞无尘，平逋寇于龙川[今大凌河，辽西主要河流]，讨孽竖于凉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众实录。”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
[448年，北燕灭后拓跋焘的大战略仍在歧途期间，他力主几项零碎的好征好战行动中的一项：部分地因他的私敌捣鬼而失败的柔然之征：]
及恭宗始总百揆[444]，浩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事。时又将讨蠕蠕，刘洁复致异议。世祖逾欲讨之，乃召问浩。浩对曰：“[无论如何，他又一次看透他人战略主张背后的私利动机：]往击蠕蠕，师不多日，洁等各欲回还。后获其生口，云军还之时，去贼三十里。是洁等之计过矣。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时，潜军而出，必与之遇，则可擒获。”世祖以为然。乃分军为四道，诏诸将俱会鹿浑海。期日有定，而洁恨计不用，沮误诸将，无功而还。事在《洁传》。
[445至446年他就粉碎关中卢水胡盖吴造反和蜀族薛永宗汾曲造反的战略主张，表现他的“直接路线式”猛击要害夺取速胜偏好：]
世祖西巡，诏浩与尚书、顺阳公兰延都督行台中外诸军事。世祖至东雍，亲临汾曲，观叛贼薛永宗垒，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世祖问浩曰：“今日可击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闲，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世祖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对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平吴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从，乃渡渭南。吴闻世祖至，尽散入北山，果如浩言，军无所克。世祖悔之。后以浩辅东宫之勤，赐缯絮布帛各千段。
[《国书》编撰第三度出现于他的传记：最致命的一举，因为将“备而不典”的它公之于众：]
[闯此大祸的直接最原因是他契合他本性地喜人谄媚：]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444年起“总百揆”但政治头脑很不发达的皇储拓跋晃赞同或批准：]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在作他的最后一桩战略提议——保持和充实河西人口以利西北疆后勤之后，他因《国书》石刻“显在衢路”而被拓跋焘诛杀，牵连清河崔氏等四大世族被“尽夷其族”：]
世祖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他的战略绝唱——保持和充实河西人口以利西北疆后勤：]浩表曰：“昔汉武帝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汉宣帝而非汉武帝时情势]，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
…………
[刘义隆发动第二次元嘉北伐前夕，他被拓跋焘诛杀，牵连清河崔氏等四大世族被“尽夷其族”：]真君十一年[450]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以）下尽死。
[拓跋焘的残忍大发作，“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
[魏收认为，他天才辉煌，自信无比，效力两代君主作用至大，表现至佳，然而“末途邂逅，遂不自全”，悲夫！“何斯人而遭斯酷”？这里魏收将他当作众人嫉妒诬陷和君主“鸟尽弓藏”的牺牲品，但本传史述已经充分和细致地告诉我们个中原因：]史臣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左传·成公十五年》：“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将器盈必概[刮平，不使过量]，阴害[隐患]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我们从本传得到七条正面的战略/政治以及文化领悟：
（1）崔浩大致正直，全然无畏，同时自信自身见识和政治/战略说服能力，因而往往提出和坚持处于朝廷少数甚而绝对少数的重大国策主张；
（2）他有大战略的全局视野和全局观念，并以一项征伐的预估胜负前景是否较确定、预期成本效益是否较积极去决定是主张还是反对之；
（3）战略形势分析全面、细致和切实；战略目标经深思熟虑确定后排除“摩擦”干扰，排除“琐琐”顾虑，将其坚执到底，除非导致确定战略目标的形势发生变更；一般力求直截迅捷地追逐实现之，“急击之，须臾必碎”，“击蛇之法，当须破头”；
（4）对发动较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战争甚为审慎，尤其对华夏刘宋的，虽然其中一次是由于误判不存在刘宋北伐威胁；他对北魏的实力限度一向有清醒的认识，而这限度大致被正确地判定为出自地缘条件局限、族裔特质局限、数面受敌牵制以及国内私利干扰，何况他的华夏人身份大概令他格外尊重和了解南方华夏国家的潜能和长处；
（5）他虽是东南华夏人，却深谙代地地缘战略之利和鲜卑游牧文化习性深谙“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明了族裔文化大差异及其权势效应，那尤其就两晋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的优良国策而言必不可少；
（6）他总是自觉地将政治/战略史当作他最好的教师，而且“好古识治”，有读出和理解其教诲并“发现”其现今意义的强健能力；
（7）他对一介平民出身的刘裕赞誉无比，反映出他超脱高门世族的“阶级”情感局限，超出其认识偏颇。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2辑 总第14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