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在合肥和新认识的朋友聊天，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感兴趣，于是我们就说起了前阵子李光耀那番很让线民愤怒的言论。李光耀的意思是东南亚诸国都很怕中国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国能回到亚洲，好制衡一下区内势力。我想向这位朋友解释东南亚害怕中国的原因，便拿云南一带的水坝做例子。这些水坝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则是整个中南半岛的大动脉，这几年越南等地明显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担心稻米产量会受影响，但他们向中国交涉数轮之后，始终不得要领，现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听完之后，很无奈地表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当年美国崛起不也是这样吗？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宾，后来还当了世界员警。”这句话十分惊人，可是又十分正常。惊人的是它背后隐含的危险讯息：强权就是公理。谁有力量谁发展了，谁就一定要欺负人。正常的是这种道理我一点都不陌生。尽管中国流行对美国说不，不学美国的政制，不接受美国的意识型态，但一说到人权问题，一说到这类敏感的国际局势，那批中国独特论的支持者却往往又用上了美国的经验支持自己，或者说美国的人权状况也很糟，或者说美国的发展也是条帝国之道。而且他们都很自然地会以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来合理化一切问题，相信物竞天择，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思想家来去不出二人，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另一个就比较隐蔽但也比较有力的达尔文了。马克思我们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经不多了；达尔文我们很少谈到，但几乎每一个人都将他供奉在意识的深处。虽然大陆的小学课本仍会告诉学生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里的，可能还是发展是硬道理与谁落后谁就挨打这两句话。

美国学者浦嘉瑉（James Reeve Pusey）是史华慈的学生，依循乃师的道路，他也对外国观念翻译到中国之后产生的异变感兴趣，而且他也看重严复的作用。例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严复创造了两个汉语辞汇来表达这个概念，那就是后来被合成为四字习语的物竞与天择了。严复在《原强》里解释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瑉很正确地指出，这种“争”的哲学本该是中国思想传统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战争之后，知识份子羞愤难当，正要寻觅一套能够解释危局的理论，这时碰上达尔文，实在是一拍即合，两情相悦。

浦嘉瑉的《中国与达尔文》讲的就是中国人接受达尔文，并且把他中国化的故事。是书资料丰富，涉及人物众多，然我印像最深的还是两点：一、比起西方，中国没有强大的一神教传统，不太抗拒猴子是人类祖先的想法，故达尔文主义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还容易。二、由于我们带着现实需要去读达尔文，所以打从一开始，中国学到的演化论就是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混淆了进化与进步，也犯下了从实然推出应然的自然谬误，隐隐然把实力当成道德原则。

浦嘉瑉最有影响力的主张是认为达尔文帮马克思铺好了路，使后者归化中国的过程更顺畅更不受阻碍。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晓得，西方左派当初是很欢迎达尔文的，尽管美国人会把他当成市场自由竞争的支持者，但马克思本人却也很推崇达尔文。直到冷战结束之前，苏联的小学课本还在说达尔文发现了自然进化的原理，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原理。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更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造反有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种进化天理的训命。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有道理了，虽然这只是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只是少数有充分阶级自觉的无产者的专政。但事实不可不如此，无愤如何（张菘年语）。因为这少数人是该群进化里先走一步的适应者。浦嘉瑉还说：“毛泽东把反动派视为进化的返祖分子，他们应该被消灭。人民的敌人是非人民，他们不应该受到人民的待遇”。

从合肥回来之后，我反复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话说得是那么自然，那么自信，彷佛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见当地NGO的朋友，我该怎么向他解释中国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筑水坝的理由呢？也许我只能请回去好好读读达尔文、赫胥黎和史宾塞了，而且还得是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