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基本框架，大致形成于20世纪最初10年至20年代末，对此陈寅恪曾在1931年所写之《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有较为详细的评判。虽然此文对当时学术界发展状况很是不满，几乎所有学科均遭其质疑乃至贬斥，但既然他能够提及各个学科，则说明至少该学科发展框架或体系已经大致确立。一般认为，王国维从事学术研究并出成果始于20世纪初，较陈寅恪约早20年。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王国维主要起奠基和开创之作用，陈寅恪则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在王国维去世后一直坚持他和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理念和治学原则，其中最著名者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十字方针”。此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俞平伯等，章太炎及其弟子周氏兄弟、黄侃、钱玄同等一批大师级人物，也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治学“十字真言”也曾对中国学术发展影响至深至巨。这里且不论述他们各自观点及影响大小问题，只是将“发现”和“发明”两个概念作为切入点，看一下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发现”重要还是“发明”重要，并由此评述这些大师级人物各自学术研究路径之大致形成及走向。
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陈寅恪写了这样意味深长的断言：“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敦煌文物的发现等，中国史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为何陈寅恪仍然不够满意，而“犹待今后之努力”呢？恐怕关键就在于他对“发现”之学的质疑。
中国传统学术，通常既重“发现”也重“发明”。一般而言，“发明”比“发现”更为难得也更为学术界重视（这里只谈人文社会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如何理解“发现”与“发明”是另一个问题），盖“发现”是所谓的从无到有，只要有新材料出现，就能说有新的发现，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甲骨文的出土以及敦煌文物的被发现。而“发明”则往往是材料仍为旧有，但却能从中看出新问题并得出新的见解，这自然更难，因为这对研究者之眼光、研究方法和视角有更高要求。总之二者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是悬问题以觅材料，一是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中国古代治学，在褒赞意义上一般多用的是“发明”而非“发现”。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宋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公於六经长《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再如明文徵明《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状》：“时举子学《易》多事剽掇，以求合有司，於经义初无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明杨德周撰《舆识随笔》·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则谓“是书杂采经史奇字，抄撮成帙，多引原注，发明甚少”，显然也是把“发明”视为更高标准。至于现代，鲁迅有“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的观点，此说带有杂文口吻，不一定代表其真实意见。不过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却十分肯定学术研究中“发明”的重要：“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同时代另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则早在1908年所撰写之《(共产党宣言)序》中就认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注：指《共产党宣言》)；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之后又在《经学教科书》第三十篇《近儒之〈易〉学》中这样使用“发明”一词：“江都焦循作《易章句》，其体例略仿虞注。……复作《易图略》《易话》《易广记》，发明大义，成一家言。”显而易见他也是看重“发明”者。而郭沫若之所以对刘师培之《管子斠补》评价不高，根据也是在于“多列类书徵引文字之异同，少所发明”。至于在今天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发现”与“发明”其实也常混用，但通常将“发明”用于新的思想观点提出，而在文物考古、搜集整理史料时，更多用“发现”一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现代学术理念对传统中国学术产生重大影响，此时恰逢敦煌文物大发现、甲骨文出土及清廷大内档案流出等，使得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时震动域内。不过王国维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认为中国学术这种表面上的繁荣究其然不过是又一次受动性文化接受过程。正是这样清醒的认识，使他成为主动对传统学术理念进行改造并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的成功者。而陈寅恪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认为中国学术界依然问题很多：“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士而优则学，学而优则士，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至于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归因于国人的急功近利态度，从小处看是误把学术当作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从大处看则是导致在引进西方学术时普遍采取的短视行为（这里暗含有对胡适一派之走向“疑古”及对陈独秀一派走向政治的质疑）。当时，面对不断引进的西方学术理念以及不断问世的新史料，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借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黄侃的概括，就是“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大致意思是治学中要么曲解原意以讹传讹；要么穿凿附会，一味求新求怪，而无视事实真相。
针对这些状况，王国维、陈寅恪除坚持学术独立、治学严谨和方法科学外，也更加重视“发明”之学。王国维指出，当西方文明破门而入，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相互激荡，相互发明”。针对中西文化不合之说，王国维认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如同诸子之学与儒家的关系，“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在之后的《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王国维认为：“哲学与美学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真理”一词前面王国维也是用“发明”而非“发现”真理，足见他对“发明”一词的格外看重。至于陈寅恪，则一贯强调发明之学胜于发现。如他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审查报告中，之所以对冯著给予肯定，原因就在“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其实在其早年留学海外所写之《与妹书》中，已可窥见陈氏对“发明”之学的重视：“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德俄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不仅王国维、陈寅恪认为“发明”胜于“发现”，当时不少大学者亦持此种观点。如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评价是“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梁启超区分新旧史家的标准之一就是旧史家不能发明“公理”、指导国民之精神。他说：“虽曰天演日进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讲求发明而提倡之者，又岂可缓耶？”再如蔡元培，也是一向提倡“发明”之学。1917年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就说：“且就前人研究已到地步追迹探究，而为更进之发明，不故步自封，不墨守旧，故能精益求精，日有所发明”，显然认为学术研究重在“发明”。蔡元培还指出，所谓“大学”者，应以兼容思想治学，强调兼容是为了发明，向西方学习不是为了欧化，而是“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
不过，胡适这方面的态度有些暧昧，对于二者异同似乎无意进行辨析，他认为：“所谓‘新发现’、‘新发明’，都是依据已知的学问，推演出一种未知的物事或未知的理论。正因为一切发明都是积聚下来的文化水平、学术基础。……每一步的新发展（即是发明），都是前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成绩的产儿，都不是偶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普通的文化水平到了相当程度，某种学术的前人成绩到了相当地步，那么，才智的专门学者遇着当前的疑难时，自然会寻出相当的新解决。这个新解决（发明，或发见），有时只有一个人独自寻得，或先后不多时独立寻得。一人独得的发明，固然是他的时代的文化总成绩的恩惠；而那两人以上同时独立寻得同样的结果，更可以证明一切发明都含有时代的意义”。他还这样说：“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在这里“发见（现）”和“发明”为并列关系，只不过一个专指理论，一个专指科技，没有轻重之分。而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顾颉刚作为“疑古”学派的中坚人物，自然对“怀疑”一词更情有独钟，不过具体到“发现”与“发明”，他也是相对偏爱使用后者：“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解答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产生的。若使后之学者都是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也就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这里明显可以看出顾颉刚所受胡适的影响，即首先要发现“问题”，如何发现呢，当然是敢于“大胆怀疑”，而最终解决问题本身就是“新发明”。
此外，同样是重视“发明”，若仔细分辨，陈寅恪较之王国维似更强调“发明之学”的重要，对此不妨看另一学术大师黄侃的观点。黄侃常喜欢说的就是“所贵乎学者，在于发明不在于发见（现）。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他这样说在于他一直认为王国维的学问不过是“发现之学”，自然给予轻视。1930年他对来访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黄侃认为，罗振玉、王国维的“发现之学”的根本局限在于“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而且学风过于浮躁不正：“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如果排除所谓的门户之见和过于偏激之词，则黄侃对罗、王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
而且，黄侃对发现与发明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他自己的著述。他之所以五十岁之前不著述，是因为他对著述特别是“作”看得太重，认为只能在有所发明后才能“作”。他认为：“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他既然如此看重“作”，则如果自认学术上没有什么重大发明，又怎能随意著述？这里我们且举一个黄侃自认为小有“发明”的例子。南北朝时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之开头“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其中的“驰烟驿路”历来视为不可解，因为山灵勒移于山，何故先言驿路，且“烟”与“移”词类也不相对。黄侃认为，其实这一句应为“驰烟驿雾”，两句合起来，“止是飞檄二字之意”。至于原因则在于古人先是把“雾”讹为“露”，然后抄写中又烂脱为“路”，遂不可解。为此黄侃还以王勃《乾元殿颂》中的“绳幽驾险，驿雾驰烟”作为例证，并且说王勃还有“驰魂雾谷”等用法以为进一步佐证，结论当然令人信服。类似的例子在其日记中还有很多，可惜他不肯过早著述，很多观点未能以更系统方式闻之于世。
而且无论发现还是发明，显然都与材料有关，前者更是完全依赖新材料。针对当时历史学和文字学过分看重史料的风气（如傅斯年甚至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黄侃更有这样的断言：“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翻旧学说。”自然，黄侃在提及新发现之史料时偶尔也有意气之辞：“自鸣沙石室书出，罗振玉辈印之以得利，王国维辈考之以得名，于是发丘中郎乘四处，人人冀幸得之。”说罗振玉得利也许不错，但说王国维是为了出名则显然过分。事实上，王国维根据当时所问世之新材料，确实做出很多新发现，而这些发现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甚至全部中国学术史上，又确实是属于填补空白或属于纠正谬误的新“发明”。由材料的“发现”到观点的“发明”，正是王国维的贡献。因此，黄侃对王国维的治学理念和方法的批评即便不是错误，至少也属不当。而且即便黄侃自己，后来也意识到新材料的价值，开始有意识搜集和利用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这在其日记中有很多记载，不赘。
其实黄侃并不是一味轻视发现之学，只是认为王国维等过分依赖新材料而有所不屑，潜意识中大概以为，如果自己也有罗振玉、王国维那样的千载难逢之机遇，掌握大量的新材料，不仅能做出如他们那样的新发现，而且“发明”也会更多。自然这纯属笔者臆测，不过黄侃一向自负，有如此想法当也自然。那么，对于晚清以来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引进，黄侃又是什么态度呢？他认为：“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由此可见黄侃之守旧立场，不过较之其师章太炎之拒绝承认甲骨文，已经是很开放态度。而且到了后期，黄侃对于“发现”与“发明”之态度，较之前期已经有所变化。今人杨晓、黄亚栋在《黄侃“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之文中，认为后期的黄侃在治学中开始兼顾方法与事实两个方面，承认“发现新材料”也是一种替代性的“发明”研究，不再将“发现”与“发明”两者作严格对立。最终，黄侃认为“发现”与“发明”二者都是创新，只是形态不同，纠正了他对两种方法非此即彼的狭隘认识。黄侃并且重新论证所谓“作”的三层含义：一曰发现谓之作；二曰发明谓之作；三曰改良谓之作。一语不增谓之述。”这说明他不再纠结于新材料与旧方法，意识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任何一种发现、发明，都是“作”，也都是学术创新。
而纵观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从关注哲学到研究文学再到经史之学。无论哪个阶段王国维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却其天才因素外，他所创立和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起到关键作用。对此陈寅恪有这样精辟的总结：“王静安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从王氏之具体实践，可以发现他在运用前两种方法时，因多使用新材料所以多为新的发现。而运用第三种方法时，则主要体现为新的发明，即材料往往是旧的，但思想见解是新的。不管怎样，陈寅恪作这样的归纳总结，说明他对王国维的“发现”和“发明”同样重视。
不过陈寅恪自己似乎更看重新的发明，而他所使用的也很少是新材料而是常见材料甚至是旧材料。当陈寅恪任教清华之时，所能利用的新材料已经很少，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大有发明”，自然需要研究者视野开阔和眼光独到。所以陈寅恪更加注重从那些已经被视为老、旧的材料甚至伪材料入手，试图给予全新的解释并有所发明。对于如何识别材料真伪和利用材料，陈寅恪给出这样的见解：“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陈寅恪更高人一筹的是，他不仅认为很多旧材料乃至假材料有利用和研究价值，而且认为即使前人的一些错误观点，也可以成为很有价值的材料：“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沦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让我们看一个陈寅恪利用普通材料却能得出新见解的例证。
慕容廆（269年—333年），鲜卑人，慕容部首领慕容涉归之子，前燕建立者慕容皝之父。他在位四十九年，因向往汉族文化实施了很多汉化措施，促进了鲜卑慕容部落的封建化进程。慕容廆之所以如此，在于他出生于一个倾慕汉文化的鲜卑部落酋长之家，而他与汉族文人名士的特殊关系则是另一重要因素。据记载著名文学家张华任幽州刺史时，曾会晤过年方十四的慕容廆，对他十分欣赏：“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而慕容廆与汉族另一名士高瞻的交往，也是促其改变对汉族文化态度的重要因素。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值永嘉之乱，返还乡里。后跟随崔毖入辽东，最后战败随众降于募容廆，募容廆一直以礼相待。但无论慕容廆如何善待高瞻，后者总是以病为由拒绝合作，终于忧郁而死。不过，高瞻如此态度反而使慕容廆深受感动，也对汉族文化有了更深刻理解。以上材料均见于《晋书》，但陈寅恪却敏感地在阅读他书时将二者联系起来。在看了《北堂书钞壹陆拾》所引晋明岌临死前要求家人在其墓前刻上“晋有微臣明笈之冢”一则记载后，陈寅恪即指出“此条可与晋书壹佰捌慕容廆传附高瞻事相参考”，并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证明慕容氏虽然归降慕容廆，还是遥奉晋朝。陈寅恪进一步论述说，那时“中原汉族流人之在辽者实多遗臣正士优秀分子，故能融合华夷以开后来隋唐统治阶级之先，非偶然也。”并进一步做出大胆猜测：“高齐杨隋先世皆与燕有关，李唐以冒认西凉为祖，致令溯源不明，恐先世亦与燕有关也。”看来，陈寅恪之所以能够以种族与文化二者来概括中古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主要脉络，当与其善于从常见材料中有所发明有直接关系。
最后要说的是，王国维、陈寅恪也好，黄侃也好，他们在那个时代之所以强调“发明”之学，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这“独立”其实包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要求实现中国学术体系和思想的独立。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向西方学习，而是谋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一个是要求实现“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拒绝把学术研究沦为单纯的服务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眼光和视野早已超越时代，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