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期、繁荣期和深化期。从事此研究的人员可分为四个群体，即陈氏门人、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以及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重点则相对集中在八个方面：史学、语言文学与宗教、晚年著作及心态研究、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家族史研究、生平及与同时代人比较研究、治学方法研究以及诗歌笺注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陈寅恪及其学术思想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研究已经被称为\"陈学\"。今天，陈寅恪研究正在向着更加冷静、深刻、更富有学理性的方向发展。本文试图对二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给予简要的回顾和评述，但限于资料，此评述主要根据大陆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对特别重要的海外及台港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尽可能予以评述。
一 关于陈寅恪研究阶段的划分、重要出版物及研究者群体的界定
给二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划分阶段似乎并不困难，大致按照年代划分即可，也就是说可以分为两个十年，不过第二个十年似乎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五年，进入新世纪后，则可视为第三个阶段。至于理由，则参见以下的具体评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大批受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平反昭雪，对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研究也随之有了可能，而陈寅恪研究可以说是起步较早并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领域。这里说是起步，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就没有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而是说相对于此前（指1949年后，不包括更早时期）的带有极左色彩的研究与批判，此时才算是开始真正的学术性研究，因此称为起步期，其时段大致是从1980年到1989年。可以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和1981年出版的蒋天枢先生之《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因为它们的出版，不仅意味着陈寅恪的学术成果得到了承认，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权威和最齐全的研究文本。为此，学术界应该感谢蒋天枢先生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海外的余英时与大陆的冯衣北就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心态展开的争论，由于这次争论发生于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之间，且为文革后一次与政治关联密切的论争，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余英时随后将这次争论的有关内容及自己对陈寅恪诗文的研究心得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由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于1984年出版。而大陆方面也将有关文章整理于198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以下摘录该书内容简介中的一段，也许有助于理解当时双方论证的背景和微妙之处：
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间，香港报刊曾陆续发表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先生的文章，就陈寅恪晚年所写的诗文进行了讨论，对已故史学家这一时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
鉴于余英时先生的部分文章已于一九八四年结集出版，并拟于近期增订再版；我们特将冯衣北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请作者增写序跋，对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辩。为着便于读者统观全貌，书后附录了余英时的有关文章。 事后看来，虽然这次争辩双方都带有情绪化色彩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但论辩本身的得以进行和论辩成果的有条件在国内出版问世，已经昭示出新时期开始后，国内的学术研究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起步。综观这一时期的陈寅恪研究，主要特点是起点虽高，但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基本上限于其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领域。此外，研究力量的相对薄弱和研究者之局限在少数专业人员范围的事实，也直接导致对学术界影响的相对微弱，其研究成果不仅一般大众很难理解和接触，甚至在学术界也很难得到广泛关注。至于具体成果，将在后面评述。
陈寅恪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9年到二十世纪末，这是一个研究不断深入、影响不断扩大且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的阶段，用\"繁荣\"一词来形容是一点不过分的。这十年其实又可以分为前五年和后五年两个阶段。首先，是在1988--1989年，当陈寅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接连举办了几个纪念陈寅恪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纪念专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前者收文48篇，后者收文34篇，所收录论文质量之高，研究内容之广泛以及手段之多样化都是空前的，标志着陈寅恪研究影响的扩大以及开始向着扩大外延、深化内涵的方向健康发展。 之后，伴随着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和对新儒家思想的介绍，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了进一步扩展。1994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永兴主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此书收入1990年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上提交的论文，共27篇。上述三种学术论文集，都是陈寅恪研究的重要资料，可惜印数均不满千册，有的只有数百册，今天已很难得到。
在这之前的1992年，江西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该书原名为《史家陈寅恪传》，最初由香港波文书局于1976年出版，仅7万字。后增为15万字，改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最后由作者再次进行修改后扩充为20万字在大陆问世，影响较大。同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连同此后出版的《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研究课题，也是必备的参考书目。
1994年9月，中山大学召开\"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是\"《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这是第一次对陈寅恪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进行专门研讨的学术会议，有关论文于次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同年，王永兴的《陈门问学丛稿》一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个人完成的陈寅恪研究专著，该书可能算是最早的一本。也是在1994年，江西省政协文史委和修水县政协文史委联合编辑出版了一本介绍陈寅恪家族的《一门四杰》，该书虽然是内部出版物，但从选材和编辑角度看，仍不失为一本有相当价值的参考书。
在出版陈寅恪作品方面，三联书店在此期间已开始筹备《陈寅恪全集》的出版事宜，并于1996年发布了《陈寅恪先生作品征集启事》。但无论是出版社方面还是广大研究者以及陈氏后人方面，也许都没有想到，《陈寅恪全集》的出版竟会如此艰难，除了陈寅恪作品的难以搜集整理外，还有其他的种种干扰，以至该全集的问世竟然在20世纪没有实现，而是拖到了2001年，而书名也因陈氏作品的难以全部收录而不得不改为《陈寅恪集》。与全集的难以问世相比，倒是《陈寅恪诗集》的出版还算顺利，该书于199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最大限度地收录了陈寅恪的诗，而且收入其夫人唐筼的诗作，为从事陈诗研究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不过，人们也许都没有想到，真正使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对陈寅恪其人和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者，却是一部由非专门研究人员撰写的文学传记，这就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于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立即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并迅速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一时间有关陈寅恪的文章充斥各种媒体，陈寅恪一时竟成为所谓的焦点人物。由此也开始了陈寅恪研究的新的里程碑--由书斋开始走向大众。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利用当时能够得到的有关陈寅恪的档案材料和通过采访陈寅恪亲友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运用文学手法向世人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陈寅恪晚年的生活和心态，讴歌了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守学术独立原则、决不曲学阿世的精神，向人们展示出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由此书之问世开始至上个世纪末，短短五年间，关于陈寅恪的传记、研究专著和各类文集的出版达到一个高峰，至于论文数量之多更是难以统计。其间影响比较大者在传记方面还有以下几种：
《陈寅恪传》，作者吴定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18万5千字。
《国学大师陈寅恪》，作者刘以焕，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26万8千字。
《陈寅恪读书生涯》，作者王子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出版，25万字。
《陈三立》（传记、作品选），编著者刘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20万字。
其他介绍性和回忆性的文集有：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编者刘桂生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22万字。
《陈寅恪印象》，编者钱文忠，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24万字。
《解析陈寅恪》，编者张杰、杨燕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44万8千字。
《追忆陈寅恪》，编者张杰、杨燕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38万2千字。
以上各种，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由于印数巨大，还是在引起社会关注、介绍陈寅恪学术思想方面起到了正面引导的作用，对于普通大众理解陈寅恪，是有重大贡献的。 随着陈寅恪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专著开始出现，例如香港学者李玉梅女士的《陈寅恪之史学》，该书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对于该书的特点及不足，周一良先生为其书撰写的序言概括的非常确切：
此书最大特点亦最大优点，为穷尽材料，其表现则在繁富之脚注。叙述生平及思想两章，举凡海内外各方人士之回忆及纪念专文，以及寅恪先生遗闻逸事之散见于诸家著述者，无不一一爬梳摘剔，加以征引。其论史学两章，则中外学人中赞同或反对寅恪先生论点者，悉皆搜罗排比，以供参证。易言之，此书颇似有关寅恪先生之小型辞典，今后治义宁之学者当皆有取于斯。惟作者广搜博采而矜慎有余，吝于论断。
可惜该书在大陆较难得到，致使其学术影响受损。
王永兴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则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从理论高度阐释了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堪称代表了当时陈寅恪研究的最高水平。兹引任继愈先生为该书所写之序中的一段作为对该书的评价：
王永兴同志这部书稿，既讲到陈先生的史学方法，又讲到别人忽略了的忠义家风的影响，他提出的见解是深刻的。陈先生的史学值得后代学人追踪探索的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应当看到陈氏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传统史学的总结，从陈氏起，也宣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 此外如刘克敌的《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18万字），试图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给以全景式的评价分析，并在陈寅恪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陈寅恪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和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探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由于种种因素，该书在出版时被删掉近5万字，致使其结构布局和学术价值受到一定影响。
必须介绍的还有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20万8千字），该书是石泉20世纪40 年代受业于陈寅恪时撰写的研究生论文，完成于1948年，却在半个世纪后才得以问世。虽然受资料的限制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此书是在陈寅恪直接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陈寅恪有关中国近代史观点的体现。
1999年，是陈寅恪逝世三十周年。该年有关陈寅恪之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中山大学于11月27-29日在广州召开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外从事陈寅恪研究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61篇。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12月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这就是《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这本近60万字的巨著。从该论文集之题目可看出它带有总结二十世纪之陈寅恪研究的使命，同时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向人们昭示出该如何把陈寅恪研究引向深入。其收录之重要论文，将在后面介绍。
综观第二个十年的陈寅恪研究，其特点首先在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打通，例如在史学方面，已经开始对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给予关注，在文学方面，除了继续对其古典文学领域的成就给予深入探讨外，也对陈寅恪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观点进行研究分析，并从他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关系着手进行比较分析，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第二，是开始对陈寅恪的整个学术体系进行综合研究，并就其早年留学国外时所接受西方文化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案研究。同时，人们重点关注的是陈寅恪的中国文化观以及他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可以说这方面研究取得的成果最多，影响也最大。对陈寅恪的整体评价，除了称他为学术大师、文化大师外，又增加了一?quot;思想家\"的称谓，并将他与顾准并称，视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此外，对陈寅恪独特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道路的选择以及对其家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他的学术思想不仅为学术界、文化界大多数人所认可、赞颂，而且由书斋走向大众，并最终形成了所谓?quot;陈寅恪热\"，其中利弊，恐难以在短时期内给以清楚的判断。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陈寅恪热\"已经有所降温，学术界开始以更加理智和冷静的态度从事陈寅恪研究，其研究中的学理性更加突出，并开始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专著方面，似乎是不约而同，关于陈寅恪之家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竟出版了三部，它们是：
《陈寅恪的家族史》，作者张求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27万4千字。
《陈寅恪家世》，作者叶绍荣，华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38万字。
《陈三立一家与庐山》，作者刘经富，作家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16万字。
这三部专著，可以说各有特色。前两部重在从陈氏家族史的角度，展示家族在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与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对陈氏家族的形成、繁荣和衰败以及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特殊作用给予科学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不过，叶氏一书可能由于作者本人是作家的缘故，文学意味稍浓，个别叙述有虚构之嫌，影响了其真实性和科学性。相比之下，张求会之书则学理性和理论性更强一些。至于刘经富的那本专著，从名人与名山的关系入手探讨中国文化问题，选择角度新颖别致，也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从整体上看，此书还是写的很有特色，作者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内容也很丰富。缺陷是理论分析方面稍嫌不足，但此书用意本不在此，因此不必苛求。 在陈寅恪作品的出版方面，2001年1月，人们盼望已久的《陈寅恪集》终于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入目前所能搜集的陈寅恪全部著作、读书札记、书信、诗歌和讲义等，共计13种14册。其中学术界比较关心的是书信、讲义等以前未问世的部分，但首先与读者见面的却是《柳如是别传》，该书首次印刷一万册，竟然在短短数月间销售一空，不得不再次加印。反映出\"陈寅恪热\"依然没有完全消退，但也有学者对此感到担忧，这种纯粹的学术著作如此热销是否有些不正常？如此难读的书究竟会有多少人真正去读？看来新世纪的陈寅恪研究依然要在这种氛围中接受考验，既能耐得住寂寞，也要不受潮流的影响而坚持自己的方向。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从事陈寅恪研究的几个学术群体，至于其具体成果，除专著已经在前面介绍外，其论文将在后面评述。
首先是陈氏门人，其代表人物为蒋天枢、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卞僧慧和石泉以及现居台港海外的弟子等。作为当年在陈寅恪身边学习和生活的学生，他们对陈寅恪之人格力量和学术成果的理解与阐释有着他人不及的优势，因此他们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也比较能够引起重视。虽然他们年事已高（有的已经谢世），但出于对陈寅恪的发自内心的景仰和崇拜之情，以及对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崇高使命感，使他们仍在尽其所能地继续从事陈寅恪研究，并不时有分量厚重的成果问世。
其次是陈寅恪的同时代人以及一些新时期以来影响较大的著名学者，其代表人物有冯友兰、俞平伯、王元化、李慎之、唐振常、傅璇琮、刘梦溪、胡守为等。他们研究陈寅恪的特点在于往往不局限于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而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把陈寅恪研究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结合起来，将陈寅恪研究置于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发现和阐释陈寅恪之学术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
第三个群体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其代表人物有葛兆光、胡晓明、刘桂生、钱文忠、桑兵、吴定宇、张求会、朱新华、刘克敌等。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经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并有较好的知识储备，因此他们在进入陈寅恪研究领域后，即迅速成为研究的重要力量，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忽视，假以时日，他们必将成为陈寅恪研究的主体。
第四个不可忽视的研究群体就是台港及海外学者。他们当中有些是陈寅恪的弟子或同时代人，有些是多年专门从事陈寅恪研究的学者。在大陆由于文革而中断了陈寅恪研究的同时，他们可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且在资料的占有方面，他们也有某种优势，这些都使得他们的陈寅恪研究比较系统，成就斐然。其特点是重视资料，重视考证，学理性更强。虽然有些也带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但从整体看，其研究水平是很高的。其代表人物有：余英时、汪荣祖、杨联升、牟润孙、李玉梅等。
此外，一些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和自学成材者，也有不少开始在陈寅恪研究领域跃跃欲试，他们的加入，将使陈寅恪研究有着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未来。
二 陈寅恪研究的内容和主要观点综述
综观二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1、对陈寅恪史学研究成就的评价
2、对陈寅恪语言与文学研究成就的评价（包括对其宗教研究的考察）
3、陈寅恪晚年心态及著作研究
4、陈寅恪之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研究
5、义宁陈氏家族史研究
6、陈寅恪生平与学术道路及与同时代人关系研究
7、陈寅恪治学方法研究
8、陈寅恪诗歌笺注
以下分别简要评述。
1、 史学领域
学术界一般公认，陈寅恪史学方面的最大成就还是中古史研究，因此在研究其史学思想时，首先注重对其中古史研究的评价也是很自然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陈寅恪之\"种族与文化\"思想的评价以及对中古社会政治制度形成原因的探讨。王永兴的两部专著（参看上文介绍）应该说是迄今为止这方面最全面的研究。 至于其主要观点，可以用他的《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一文的内容提要来概括：陈寅恪史学并非如大多数学者所论的继承乾嘉考据，而是直接继承宋贤史学并有所发展。陈寅恪史学思想可分为求真实供鉴诫、民族与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贬斥势力尊崇气节及重视社会经济的重大作用等。此外，他的《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和《杨隋氏族问题述要--学习陈寅恪现实史学的一些体会》等，都是不可不读的重要论文。在这方面，刘梦溪的《\"有教无类\"--论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观点》、唐振常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卢向前的《陈寅恪先生之史法与史识--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以及袁英光的《略论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等，也是比较有分量的论文。一般而言，学术界对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思想多数是给予肯定性评价的，但对于李唐家族起源问题也有持不同观点者，代表人物有朱希祖、岑仲勉等。至于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也有不少学者给以重视，例如陆庆夫等人的《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在陈寅恪史学的其他领域，也有很多成果，例如蔡鸿生的《陈寅恪与中国突厥学》认为陈氏的突厥学研究不仅在当时有开拓性的价值，即使在今天也是重要的研究指导。此外，余英时的《陈寅恪史学三变》是他近年来在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值得关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于陈寅恪自己曾表示不敢介入，因此过去人们对此注意不够，但近年来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研究深度仍嫌不够。这方面的较重要成果有：石泉整理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桑兵的《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刘克敌的《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等。
2、 语言与文学、宗教领域
这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诗史互证问题、汉语特点问题、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佛教进入中国及与小说、弹词等题材演变发展问题、中国古典小说之结构问题等。由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太多，无法具体评述，只好简单列举几篇：首先，俞平伯的《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值得重视。作为陈寅恪的生前好友和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理解显然有独到深刻之处。胡守为的《略谈陈寅恪的诗文证史》以及其一系列论文，则对诗史互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是不可不读的重要研究资料。钱文忠的《略论陈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则指出善于运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在文学研究中得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并就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此外，蔡鸿生的《从小说发现历史--〈读莺莺传〉的眼界和思路》和姜伯勤的《史与诗--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文，都是在研究\"诗史互证\"方面的重要论文。褚孝泉的《从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谈起》、刘克敌的《对对子与中国文化精神》等，则试图探讨陈寅恪对汉语特点的阐释以及其中蕴涵的对中国文化特点的认识问题。香港李玉梅的《陈寅恪之史学》，在附录中把多年来有关陈寅恪研究的论文，已尽量收入，其中最多者即史学和文学方面，可见一般研究者的重点所在。
3、陈寅恪之晚年生活、心态及著作研究
所谓晚年，一般指的是1949年以后，重点探讨陈寅恪 这一阶段的生活、心理历程与其学术研究之关系问题。至于陈寅恪之晚年著作，即《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
首先是对《论〈再生缘〉》的研究。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余英时的一系列论文，后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前面已经介绍。在单篇论文方面，数量不多，其中葛兆光的《晚年心事恰如谜--重读陈寅恪〈论再生缘〉随想》和杨庆辰的《陈寅恪弹词研究的文化学思索--读〈论再生缘〉札记》值得关注。
至于《柳如是别传》，则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集中在陈寅恪撰写此书的用意方面，对此学术界至今多有异议，胡晓明曾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
一、辨诬说 汪荣祖在其《陈寅恪评传》中认为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文史家黄裳在一九八二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但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荡不羁的风尘女子，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
二、自遣自证说 汪荣祖又明确提出自遣自证说。他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已。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扦格不入。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寅恪笺释钱柳诗得以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quot;自娱还有知性的一方面。汪说：\"《柳如是别传》集寅恪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寅恪欲借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以及留示后人其史学方法的范例。\"
三、复明运动史说 持这一说法的有明清史家王钟翰、何龄修，唐史家王永兴等。何龄修在《柳如是别传读后》中认为\"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何龄修评价说：关于复明运动?quot;以往人们知道的只有其中个别的或少量的史实，单个人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个人或极少数人自发的反抗等局部活动，人们还知道各地规模不等的群众武装起义，却没有明确意识并提出过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的潜流，更不知道这种运动曾在\'绸缪鼓瑟之小妇\'推动下展开。\"王永兴说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王钟翰则在陈寅恪的基础上继续考辨，补充材料，认同陈寅恪关于钱柳因缘由言情之儿女，变而为爱国之英雄的说法。
四、颂红妆的女性史说 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等人持这种看法。因为《柳如是别传》毕竟又用了大量篇幅对柳如是的情史与生活史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爬梳考证。这些考证却与复明运动应无直接的关系，陈寅恪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细辨河东君艰难处世、择婿人海、为争取婚姻幸福而斗争的过程呢？蔡鸿生、孙康宜等人从女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本书的宗旨乃在于陈寅恪先生晚年对于\"红妆\"的关注。蔡鸿生更为看重的是气质。所谓\"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侠气、才气和骨气，在柳如是身上，可说是三者合一\"，\"奇女志与遗民心的结?quot;，使本书成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颂。孙康宜的重点在于从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崛起与成熟这一背景来分析此书。总之，\"颂红妆的女性史\"这一说法包容了\"复明运动\"说，既注重具性别特征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视女性意义中呈显出的精神价值与政治道德意义一面。
五、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说 吴宓以及周勋初、姜伯勤等持此说。一九六一年，吴宓到广州会见陈寅恪，谈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情况。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由于这段话具有当事人口述性质，所以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披露之后，成为论者广泛引用的权威性说法。这个含义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际有关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命运的抉择。
六、明清文化痛史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教授在近年发表一系列研究陈寅恪的论文中，明确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说。内容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史事极为纷繁。陈寅恪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七、自喻自悔说 以余英时为代表，周一良近年来也开始同意此说。余英时认为，对于陈寅恪的晚年作品，应通过他晚年生活与价值系统才能求得相应的理解。而方法正在于透过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考释，来理解陈寅恪的价值系统，然后通过这一系统，来理解《柳如是别传》的主旨。据此，他认为此书的主人公钱、柳，正是陈寅恪对他自己与陈夫人的自喻，在此基础上，他将此书说成是表达个人特定的身世与命运的一种伤悼与悔恨之作。
八、\"情史\"说 胡晓明在讨论了上述几种说法后，提出了此说。他认为对于《别传》主旨的理解，首先必须区分三个层面，一是事实的层面，一是意义的层面，三是文体层面。事实层面是基于此书的性质是一部学术著作，意义层面是基于此书含有陈寅恪个人的存在感受与思想寓意。文体层面看，《别传》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亦文亦史（兼史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于一身）的新文本。关于事实的层面，他认为需要在上述\"辩诬\"说、\"复明运动\"说、\"人格史心态史\"说以及\"明清文化痛史\"说等之外，补充一个很重要的\"情史\"说。关于意义层面，应高度重视与细心解读陈寅恪自己在《缘起》中来说明此书作意的的诗歌。此外还应重视的是这本书的书名。从原名《钱柳诗笺证》到《别传》，不仅表明作者对于写作对象的事实层面的认识深化，而且表明意义层面的深化。《别传》的核心是情史，但这个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
其次，对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方式、考证方法、钱柳因缘以及陈子龙生平等，都有专著和论文评述，其中香港学者李玉梅的《〈柳如是别传〉与诠释学》把西方的阐释学理论与陈寅恪运用的考证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角度新颖。张荣芳、王川的《〈柳如是别传〉与中国古代姓氏制度》一文，从姓氏学角度就陈寅恪考据柳如是等人姓名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指出陈寅恪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也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部分。最后，美籍华人学者孙康宜的《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中文简体本于1998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研究钱谦益等人生平的著作也有问世，此类专著的出版，对于理解陈寅恪的这部巨著，是很有帮助的。
4、陈寅恪之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研究
这是陈寅恪研究中近年来最引人注意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的一个领域，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陈寅恪究竟是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缺陷是什么？又应该怎样进行改造？他与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王国维以及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等人的异同是什么？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什么？他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持何种态度、悲观还是乐观？他是如何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这里首先应该介绍著名学者王元化对陈寅恪的评价，这些评价见于他的《思辩随笔》、《清园夜读》等著作中，他对陈寅恪与曾国藩、张之洞思想的承继关系的分析，对陈寅恪关于中国文化的有关思想的阐释都是十分深刻的。李慎之虽然不是专门从事陈寅恪研究者，但他的《守死善道，强哉矫--读〈吴宓与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等，却是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章，其中对陈寅恪思想、人格与学术的高度评价以及所涉及之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评价，堪称厚重精彩。他明确称陈寅恪为\"思想家\"，着眼点显然不仅仅是在学术。刘梦溪的一系列论文，则在\"文化托命\"的高度探讨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意义。季羡林近年来发表一系列论文，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陈寅恪思想，特别是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等。意蕴深刻、内涵丰富，耐人咀嚼，值得重视。傅璇琮的《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陈寅恪思想的几点探讨》则侧重于从文化史角度探讨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于陈寅恪来说，文化史批评不是一种偶然性与局部性，而是一种根本观点，那就是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以接近它的本质。徐葆耕的《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读〈吴宓与陈寅恪〉》则以二人为范例，重点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文化命运的关系问题。
5、义宁陈氏家族史研究
1982年，宗九奇发表《陈三立传略》，引用戴远传《文录》手稿，首次披露慈禧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事。文章刊发后，引起学术界注意，但由于此系孤证，迄今未被认可。1999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邓小军提交了《陈宝箴之死考》一文，尝试运用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方法，对陈三立有关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分析，对宗九奇之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应该是陈寅恪家族史研究方面的新突破，也再次证明了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科学性。此外，张求会的《陈三立与谭嗣同》，从他们二人同为\"清末四公子\"这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对陈三立研究很有价值。这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怎样发现新的史料，二是注意理论上的探索，例如怎样从对其家族的研究中探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家族因素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影响？怎样从对一个文化世家的研究中发见中国文化的传承、演变与发展创新的特点？在现代社会，这类文化世家是否还有出现的可能？此外，陈寅恪自己在研究中非常看重名门望族在历史变迁之际所特有的保存、传承文化的作用，则他自己的家族历史是否对其这种看法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6、陈寅恪生平与学术道路及与同时代人关系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应该说成就很大，但需要探讨的问题依然很多。例如陈寅恪的留学生活究竟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如何？他的研究特别是早期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怎样？他的学术道路明显有几次转变，原因何在？对此，张国刚的《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以及程美宝等人的?quot;虚席以待\"的背后》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和论证。黄延复的《关于陈寅恪四十年代初滞港前后的一些史料》和吴定宇的《云昏雾湿春仍好》，则对陈寅恪当年因战争无法赴英而滞留香港的详细情况进行研究，弥补了对这一阶段研究的空白。至于陈寅恪的晚年生活，由于受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陈寅恪的晚年心态始终是充满悲观色彩的。对此，王川的《陈寅恪在康乐园的生活情趣》利用史料进行了补充，指出晚年的陈寅恪，也有不少充满欢乐的时光，对于理解陈寅恪的心理世界，有重要意义。他与同时代人如王国维、梁启超、吴宓、胡适、陈垣等的比较研究虽然已经不少（其中以与吴宓的比较研究最多），但还是有继续深化的必要。而对于他与其他一些同时代人例如杨遇夫、钱穆等人的比较研究，则显然还是薄弱环节。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冯友兰的《怀念陈寅恪先生》，冯友兰此文中有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对王国维与陈寅恪之思想进行了生动而深情的比较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不易之论：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quot;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汪荣祖的《胡适与陈寅恪》则对二人的文化观、史学观和治学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是同时代而不同类型的学者兼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涉入政治的程度不同，但事实上对现实政治的动向，未起什么作用，可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胡晓明的《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从文艺美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比较了陈寅恪与钱钟书，认为他们二人代表了两种诗学范式，分别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马亮宽的《试论陈寅恪与傅斯年思想之异同》则认为陈寅恪与傅斯年思想意识方面最大的差异是对现实政治的态度，陈寅恪一生献身学术，不过问政治，更不以学术附会、迎合政治。而傅斯年始终和现实政治保持密切关系，充当社会批判家的角色，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但骨子里仍然是学者。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王渊森的《傅斯年与陈寅恪》，可以与上文比较阅读。 此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较好的《陈寅恪年谱》问世，是令人遗憾的。虽然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对陈寅恪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刘桂生等又对此进行了增补，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其他因素，有不少内容是需要修改的。据说，卞僧慧先生正在撰写《陈寅恪年谱》，我们期待着他早日完成。论文方面，刘正的《陈寅恪先生年谱研究序说》值得关注，该文更正了陈寅恪生平与研究中以讹传讹的一些错误，并对海内外现有的关于陈寅恪生平的材料进行客观的评价。
7、陈寅恪治学方法研究
陈寅恪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自然引起人们对其治学方法的研究兴趣。究竟他的治学方法是独一无二呢还是可以成为后人的借鉴？对此恐怕只有在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后才能断定。卞僧慧的《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可能是较早较全面探讨这方面问题的论文，作为陈氏弟子，作者的论述既有经验之谈，又有理论概括。可惜因当时\"陈寅恪热\"还未出现，此文影响不大。汪荣祖的《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着重对陈寅恪之治学与乾嘉派的治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陈寅恪既精于考据，则不能不受乾嘉学派影响。但他不以考据为目的，而是从宏观出发，从微观入手，既重视分析，更重视综合，因此成就大大超过乾嘉学派。季羡林的《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根据陈寅恪留下的64本笔记本，分析了陈寅恪为自己的治学进行知识准备的情形，特别是在语言和宗教、历史方面，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治学方向，在当时是与世界学术界之潮流同步的，而后来的转向，与陈寅恪回国后的中国社会变化和中国文化遭受的危机有关。刘克敌的《略论陈寅恪的治学观》认为陈寅恪独特的治学方法中蕴涵有丰富的思想，与其学术见解是互相呼应、互为影响的，不能孤立地就方法谈方法。而且陈寅恪虽然借鉴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想，但其研究方法却完全是中国式的，陈寅恪是怎样实现这种独特转变的，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8、陈寅恪诗歌笺注
陈寅恪的诗歌公认为隐晦难懂，因其中搀杂有太多的古典与今典，但对于人们理解其学术思想，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还是需要有人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余英时曾经在阐释陈寅恪诗歌方面有独特建树，可惜后来他没有继续。如今，随着《陈寅恪集》的问世，我们也期待着对其诗歌的笺注能够早日完成。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目前对陈诗进行系统笺注者有朱新华和程朝富等。但此二人均为业余从事研究者，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的工作已经有很大收获，特别是朱新华，其成果常常以单篇文章方式见诸报刊。此外，分析陈寅恪诗歌的较重要单篇论文有周一良的《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李坚的《〈陈寅恪诗集〉中的悲观主义色彩浅释》、葛兆光的《最是文人不自由》等。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的划分和评述，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其实不少论文内容往往不限于某一具体方面，难以归类。此外，还有不少重要论文无法介绍，限于篇幅，只好割爱，李玉梅的《陈寅恪之史学》和王子舟的《陈寅恪读书生涯》均附有大量的陈寅恪研究论文目录，可以作为了解此领域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