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大事发生，但这一年对经学大师刘师培却格外重要——正是在这一年，虚岁二十的刘师培来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林獬（即林白水）和邹容等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并很快成为至交，从此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说起来除却邹容其他人都年长于刘师培，但他们却能成为真正的忘年交，原因不仅在于刘师培是经学名师之后，更在于其与年龄不符的高深学术水平和几近疯狂的革命热情。
彼时刘师培学术水平究竟如何？ 刘氏家族世代相传研究《左传》，可以说家学渊源，加之其天赋极高，自幼即显示出非凡的读书禀赋：八岁（本文均按虚岁计算）开始学习《易经》，据其自述“余八岁即学变卦之法，日变一卦”；十一岁开始写试帖诗，某夜月光皎洁，刘师培突有灵感，片刻间即撰《水仙花赋》一篇，但余兴未尽，又用两日时间写出《水仙花诗》百首，一时名震乡里；十二岁时已经读完“四书五经”，“研经之外，旁及子史”，甚至连东西洋哲学，也无不及之；十四岁上开始“治《晏子春秋》”，且非简单阅读，而是同时考察多种版本，“以孙、徐二刻为主，兼及明刊各本，旁及卢、俞、黄之说。”
后数年刘师培为赚取膏火费，常代人撰写书院考试试卷。通常傍晚得题，次日傍晚即交卷，且需撰写数篇文章及诗赋等，对普通考生而言时间已较紧张，故除自己一份外，通常顶多再为他人代做一二份。而刘师培一天时间居然可以做二十份，当然誊写是请别人代抄。如此他每次考试均可得十余两膏火银子，除少数贴补家用，其他都用来买书。
十八岁，刘师培应童生试，县试、府试、院试皆中，取得生员资格。这倒没有什么稀奇，但试卷中诗句竟令阅卷老师、近代著名学术大师冒鹤亭大惊。据冒鹤亭所言，他阅卷时看到刘师培的考卷，其“字如花蚊脚，忽断忽续，丑细不成书。但诗文冠场，如此不取府案首，决不能得秀才。”爱才心切的他干脆“将其八股、诗赋密圈到底，竞压府案”——只因此举，冒鹤亭即堪称伯乐。而令他大惊的诗句为《咏木兰院》中的“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白疑”，冒鹤亭直言“犹为俯仰感慨”。的确，这诗句所言境界之高、人生感悟之深，非十几岁学子所能。不过刘师培的字确实很差，笔画歪歪扭扭如小学生写字一样，因此一直为人诟病。据说他后来在北大授课时很少板书，盖因字迹太丑之故。
次年（1902），十九岁的刘师培参加乡试，获中第13名举人。乡试成功，刘师培本应沿着科举之路继续前行，但他已被西洋新学和反清革命潮流所吸引，寻找一条人生新路的想法已在内心萌发。就在这一年5月，刘师培撰写了《包慎伯说储跋》一文，其中有“《说储》一书，安吴包慎伯先生著……吾观此书精义，大抵在于重官权、达民情二端，其说多出于昆山顾氏，行之于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之语，可见彼时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已有了解。
但传统科举对年轻的刘师培仍有吸引力，何况1903年就是会试之年，若得中进士，在传统科举进程中就意味着圆满，等待他的就是入翰林院甚至南书房——这不就是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 故刘师培一面撰写以开办新学、振兴地方教育为宗旨的《留别扬州人士书》，一面准备赴开封会试——会试本应在京师举行，但庚子之变、清帝西狩之后，列强禁止北平五年内举办各项考试，故只有移到可以满足大批士子考试条件的开封。从这篇《留别扬州人士书》看，青年刘师培对彼时中国和江南地区学术现状已有深刻把握，学识已初见大师风范：“扬州处江淮之间，乾嘉以来，学术称盛。今处优胜劣败之世，竟无一人焉具超群之识，而与世界学术争一日之长，可耻孰甚焉。”“今日之时，何时乎？ 今日之势，何势乎？ 吾观苏省人士创演说之会，设译书之所，而吾扬之士，置若罔闻。吾今以一言为诸君告，曰建立小学基础，而不必侈言大学也；曰实行欧化主义，而不必托言国粹也；曰保守之习宜革也；曰兼善之念宣生也。诸君行此数言，庶不至局于一隅，而不识全球之大势矣。”
1903年4月5日，不满20岁的刘师培在开封参加会试，考试一直顺利的他这一次却惨遭失败，不知是否和他那歪歪扭扭的小学生字体有关。事实上此次会试题目较之从前已大不同，内容多偏实用且和各国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如第二场考试各国政治艺学策，有五道题目：
1、泰西最重游学，英大儒斯密氏所论游学之损亦最切挚，应如何固其性质，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2、日本学制改用西法，收效甚速，然改制之初，急切进镜，不无踞等偏重之弊，东国名儒类能言之，取长舍短宜定宗旨策；
3、各国商会、银行皆财政之大端，预算决算又合制用古法，然所以能行之故，必有本原，试参酌中国商贾情形以期推行无阻策；
4、警察之法于政治关系极多，辅以宪兵尤足补警察所不及，试详言其典则事务以便仿行策；
5、工艺、轮船、铁路，辅以兵力，各国遂以富强，其所以富强者，果持此数者钦？ 抑更有立国之本钦？ 观国者勿徒震其外，宜探其本原策。
这样的会试题目，其实已经具有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国情之意义，可谓难能可贵，也可见彼时清廷对有真才实学人才要求之迫切。
不管原因为何，考试失利显然对一向极为自信的刘师培打击很大。倍感沮丧、失望的他只有用诗词抒发内心的郁闷和迷惘——“如此风尘行路难，中年哀乐苦无端。江山寥寂怪无语，独立神州袖手看。”本是青年却有中年哀乐之叹，这就是会试不中后刘师培心情的写照。他在接触西方近现代文化后本来已对传统思想文化有所怀疑，此次失利更坚定了其抛弃传统拥抱现代的决心。回到家乡扬州后，刘师培与地方进步人士接触增多，开始筹办“师范学会”以求提高教师素质。不久，他在上海《苏报》发表《创设师范学会章程》《论留学生之非叛逆》等文，连同此前在《苏报》发表的《留别扬州人士书》，很快引起《苏报》主笔章士钊的注意。此后不久《苏报》因连续发表推荐章太炎、邹容的反清文章，于1903年6月底被查封，章太炎被逮捕。邹容得知章太炎被捕后遂于次日投案自首，与章氏同入狱中，之后章士钊则因俞明震说情之故得免牢狱之灾。
章士钊、陈去病和张继等人很快于当年8月初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动反清革命，被称为“《苏报》第二”，刘师培也开始为该报投稿，《黄帝纪年论（附大事记）》就是一篇重量级文章。当时康梁（主君主保皇）一派用孔子纪年，而孙黄（主立宪革命）一派用黄帝纪年，故刘师培此文等于为立宪派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学术考证为反清寻找理论支撑，让传统文化为革命事业服务，是刘师培那一代学人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据章士钊所言他收到的稿件是刘师培由扬州寄来，“余初见此文，写在小小赫蹄（即纸张）之上，字细碎如蚯蚓，绝不似出自积学之士之手”，估计一般编辑看到这幼稚字体马上会把稿件扔到垃圾桶，好在章士钊和冒鹤亭一样，不是因字论文之人，此文才得以刊出。
至于刘师培与章士钊的第一次相见，则颇有戏剧性。据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中所言：“夫申叔于光绪癸卯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巾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且不足二十耳，自是混政与学而一之。”“癸卯春，吾与陈独秀、张溥泉、谢无量辈，在沪寓梅福里闲话，有客仓皇启门，状甚狼狈，衣履不完，据云有蹑者在后，吾等极力慰藉，为备衣宿，此即申叔由扬州初至上海情形也。”两次叙述刘师培到上海时间和具体状况有微妙不同，当是章士钊记忆有误，不过刘师培见章士钊时情形较为狼狈倒是基本可以确认。
据陈奇《刘师培年谱》所言，其实刘师培去上海原因是想谋一个教职，但未成。“经王无生介绍，结识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蔡元培、章炳麟等人，思想发生变化，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名为光汉。与章士钊、林獬、吴敬恒、邹容、张继、陈由己（陈独秀）、谢无量等结交。”王毓仁（又作郁仁），号无生，1880年生，原籍安微歙县，后移居江苏扬州。他在上海担任《神州日报》《民吁报》等主笔，宣传革命思想。刘师培在扬州常与王郁仁交往，受其影响很大，故才愿随他同到上海。
无论刘师培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得遇章士钊，这次偶遇对他显然无比重要——从此他和诸多第一流的政治家、记者、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成为好友、更是战友——他们一起奋战在推翻满清的战场，不仅用文字，也用刀和枪。彼时不少革命党人力主用暴力甚至一切手段推翻清廷，刘师培对此极为赞同并参加过当时的暗杀行动。也因此他在这一年改名“光汉”，以恢复汉族主权为己任。
1903年夏天，《苏报》案爆发后刘师培再次从上海回到扬州，当是为了成婚。妻子名何班，也是名人之后，且与刘师培算是青梅竹马。两人婚后即回到上海，何班遂改名为何震，字志剑。这位本来内向腼腆的女性到上海后一下性情思想大变，成为最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刘师培则很快以“惧内”闻名于朋友圈。初到上海的何震很快进入蔡元培办的爱国女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学校办学宗旨不是培养淑女而是以暗杀为第一要务，因“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故整日学习化学相关知识“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在这样的环境下，何震思想日趋激烈。而思想大变后的何震又是如何影响和操控了刘师培的一生，至今仍令人迷惑和感慨不已。刘师培与妻子一起迅速成为最激进和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暴力革命鼓吹者。不知初到上海的他是否预感到自己的人生从此会变得无比刺激和精彩？
1903年的刘师培，撇开其参与的大量革命活动不谈，单说其发表论著之多即已足够惊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刘师培所发表文章至少有十篇，诗词数十首，另完成著作三种。此外，刘师培还和友人一起创办或以主要撰稿人身份参与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后更名为《警钟日报》）等，他直接参与报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不少报刊的编辑前言、后记均出自其手。即便有些文章可能出自之前的储备，但其过人精力和渊博学识还是令人佩服。如果说常人的评价可能不够准确，那么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治学水平表示赞叹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标准？
就在1903年，刘师培写《驳泰誓答问》一文，他将此文送给章太炎指教，获极高评价：“大著《驳泰誓答问》，条理明遰，足令龚生钳口。”至于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整体评价，钱玄同曾经说过：“申叔于民元前九年癸卯至上海，即与章公订交……二君之学术途经及革命宗旨皆相符合，故过从甚密。”章太炎与刘师培同治汉学，同为崇奉古文经学，自然十分敬重刘师培祖上世传的《左传》之学，为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呕心沥血而未竟《左传旧注疏证》感到惋惜，希望有机会领略刘师培祖传的《左传》之学：“仁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虽然和刘师培结识不久，章太炎却已引其为至交：“上海市井丛杂，文学猥鄙，数岁居此，不见经生。每念畴昔，心辄罔罔。”“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积年郁结，始一发抒，胜得清酒三升也。”一向不怎么瞧得起他人学问的章太炎甚至盛赞刘师培的《小学发微》为“妙达神指、精研覃思之作”，“陈义奥博，不复能赞一词”。不仅如此，章太炎甚至说自己与刘师培“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此语尽管夸张，但章太炎佩服刘师培的学问确系事实。
这一时期刘师培所写文章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阐释古典为革命途径，例如《中国民约精义》长达五万余字，就是运用渊博的古籍经典知识来阐释卢梭的《民约论》，不仅证明中国古代经典与卢梭思想息息相通或相近之处，而且试图证明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的合理性。其时章太炎、邹容和章士钊等人所写文章，主旨和刘师培大同小异，都是以复古之名行改革之实，从传统中觅得推翻清廷统治的理论资源。章太炎等人之所以看重青年刘师培并引为知音，即在这一点。
不仅如此，刘师培还在《中国文字流弊论》《国文杂记》等文章中呼吁进行文字改革，多造新字以适应引进外来文化的需要。他提倡推行和普及白话文：“凡古人之事，无不以为胜于今人，即言语文字亦然，而评文者每以行文之雅俗定文词之工拙。此因中国数千年积习使然而不可骤革者也。欲救此弊，宜仿《杭州白话报》之例，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他还大力呼吁仿效西方，编写文法教科书，改变传统教学中由于没有教科书而导致学生辛苦学习多年而不得其要领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显示其远见卓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自然，刘师培写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反清革命制造宣传武器，对于十几年后爆发的新文化运动他不可能提前预知，只是他的天才和敏感使他有意无意提出这些建议。而且彼时的刘师培并不孤单，他的同时代人、那些日后成为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大师的人又在做什么呢？
1903年的王国维，还在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此前一年，他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留学，但不久即患脚气病而不得不回国，如他自己所说“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这一年，他发表了《哲学辩惑》，不仅在文中大胆质疑张之洞等人轻视哲学的做法，还从五个方面阐释了哲学的重要性：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尤其是最后一点显示出其远见卓识，王国维认为虽然哲学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大都散乱无章，远不如西洋哲学系统和有条理，故欲通中国哲学，必先通西洋哲学，“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遗憾的是，彼时王国维尚未进入学术界主流视野，他发出的声音不会有人真正倾听。
1903年的鲁迅，到日本留学不过刚一年，当然还没有萌发弃医从文的念头，但这一年他已撰写了不少文章，其中的《斯巴达之魂》发表于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五、七期，初步展示了鲁迅向文学领域发展的可能。而他同年所写的《自题小像》更是其坚持一生的思想宣言：“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3年的苏曼殊，从日本返回国内，旋至上海，和陈独秀、章士钊等终日相处，在《国民日日报》担任编辑，先是发表《女杰郭耳漫》（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后又发表和陈独秀合译的《惨世界》等作品，也就等于和刘师培成为同事。是年底，苏曼殊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在广东惠州削发为僧，法名博经。苏曼殊是刘师培的同龄人，两人之朋友圈也基本重合，如孙中山、何香凝、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等。不过他去世是在1918年，比刘师培还早一年。他们之间的最初交往应该是苏曼殊曾经教刘师培妻子何震绘画。
刘师培那一代文人，不仅坚信文学可以启蒙与救亡，而且更坚信刀与火的力量，故他们一手撰文一手拿枪，不仅是文人也是武士。刘师培的1903年早已过去，他本人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顶着“反对新文化的顽固派”之称号撒手人寰，终年36岁。从1903到1919年，刘师培人生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使得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则是绝非几句话可以说清的。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