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1日，钱玄同本应开始在浙江行政公署上班，因事拖至3日才真正“到署办公”。他显然心情极差，故在日记中写道：“为不肯槁饿，作高等乞丐，看上司之訑訑然面孔，自甘贬损人格，晦气！晦气！亦复何说！”3月4日日记中，又赫然出现这样几个字：“到署枯坐。”而远在北京的鲁迅，日记中也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文字：“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终日大雨。终日写《易林》”。彼时鲁迅和钱玄同都是政府职员，一个在教育部，一个在浙江省教育厅，说起来还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早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拜入章太炎门下，民国初年一个在北京山阴会馆抄古碑，一个在杭州因戴玄冠、穿深衣上班遭人嘲笑。谁也不会想到数年之后，因他们的先后加入《新青年》，从而极大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刊登了钱玄同赞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来信，并刊发陈独秀的回应：“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以陈独秀之小学造诣及在日本与章太炎的交往经历，他当然知道钱玄同来信意味着什么——钱玄同不仅精通小学，而且背后有章太炎为首的“章门”群体或者说浙藉文人群体，他们在当时中国高校和学术界的影响之大，已呈碾压其他学派之势，桐城派的林纾、姚永概等被迫退出北大就是明证。远在美国的胡适自然也知道钱玄同的分量，即便数十年后，在其口述自传中还是一再表示钱玄同当年的赞同“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看来钱玄同突然写信给《新青年》确实出乎陈、胡的意料，也大长了新文学一方的士气，仅此一点钱玄同就功莫大焉。但他还有三大功绩，那就是和刘半农合作了一出“双簧”以引起反对派的注意、劝鲁迅加入新文学运动阵营，以及在他的劝说下，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逐渐转变立场，最终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文章赞同白话文和新文学，后来还成为新文学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说起来钱玄同和朱希祖关系非同一般，除同为章门弟子外，朱希祖和钱玄同大哥钱恂及侄子钱稻孙也都关系密切。1913年初朱希祖应邀到北京出席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到京后次日即拜访钱恂及其子钱稻孙，钱恂当天即宴请朱希祖。在日记中朱希祖这样介绍他和钱家的关系：“余在日本时，与稻孙和念劬先生之弟德潜相处最久。德潜名夏，与余同受业于章先生，遂于小学相交最契，然论小学、经学、途径稍有不同。玩世不恭，人皆远之，余则与之莫逆也。”他们从日本回国后同在嘉兴中学任教，后来又同为浙江教育司职员。朱希祖赴京期间，钱恂向教育部推荐朱希祖到北大任教，朱希祖自然求之不得。后来钱稻孙又介绍钱玄同来北大任教，由于名额有限，朱希祖即表示可以让给钱玄同。好在钱恂知道本来推荐朱希祖在先，就表示还是让朱希祖先到北大，钱玄同以后再说。如此朱希祖自然加深对钱家的好感，对钱玄同的事情也会比较关注。鉴于朱希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名气很大，在章门弟子中年龄最长，他出面赞同新文学自然极有分量，至少同门中即便有不赞同新文学者，也不好再公开表示反对。章门弟子中对新文学意见最大者为黄侃，但即便私下冷嘲热讽，黄侃并未公开撰文攻击新文学，这应该和朱希祖、钱玄同、周氏兄弟等已经站在新文学一方有关——无论如何黄侃知道，同室操戈总是不好罢。
那么，作为小学大家且思想守旧的钱玄同，为何突然转而支持白话文和新文学？这一转变是否得到章太炎的支持或默许？
在此之前，钱玄同拜师章太炎后又投入今文大师崔适门下，显然有背师之嫌，但他并未对章氏“谢本师”，而是依然行弟子之礼，章太炎也并未把他逐出师门，两人交往如常。看来拜崔适为师一事可能得到章太炎的默许，他对钱玄同思想多变肯定很是了解，在写给后者的信中曾以调侃语气问道：“有人言足下近治今文之学。其语出自贵州人口，颇可怪。怀瑾素好此说，而不堕锱宋妄途。或足下亦以此自娱乎？”此信写于1911年7月，从语气看章太炎对钱玄同转向今文之学有些将信将疑，认为不过是钱玄同“自娱”之手段。那么可以设想，以后章太炎获知钱玄同写信给《新青年》赞同新文学时，大概认为钱氏仍然不过是自娱而已，既不会赞成也不会反对。章太炎本人对于新文学运动并未真正重视过，在他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不必担心来自章太炎的反对，所以钱玄同才会决定赞同新文学。他知道只要自己没有放弃继续研究“小学”及其他传统学术，章太炎就不会对自己赞同新文学表示反对——不仅是他，对于其他章门弟子也会如此。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早在1910年，章太炎就和钱玄同等人办过一个叫《教育今语杂志》的刊物，所发文章均为白话，钱玄同不仅自己在此刊物发表四篇白话文，还用章太炎的名字发表了数篇白话文章，后来结成集子出版，名为《章太炎的白话文》。由此可见，章太炎认为若用来普及教育和“唤醒民众”当然可以采用白话文，但这不是真正的学术，他根本不会看重——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赞同还是反对。
钱玄同的大哥钱恂和章太炎既是好友又为同乡，所以钱玄同1906年就拜入章太炎门下，从二人往来书信看，他们交往亲切随意，关系更似父子。加之钱玄同性格活泼好动，自然受到章太炎的喜爱。据《章太炎书信集》，现存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书信有59封，除最初几封语气较为严肃外，此后章太炎就不仅谈学术更谈一些生活琐事，口气也变得亲切，对钱玄同的称呼和自称也更加随意。章太炎甚至在书信中多次希望钱玄同尽快和更多地来看望他，如1910年一月底到三月初，章太炎连续写了四封信，表示“久不见，甚念！望季时来过我”“想有他事，未知可以何日来此，甚念也”，可见两人关系亲密非常。更有甚者，章太炎还不厌其烦写了很长一封信，为其解释“钱”“夏” “季”三字的来历和演变历史，并且如获至宝一般把自己读古籍时的新发现详细地告诉钱玄同，这些内容在写给朱希祖、黄侃等弟子的信中是不会有的。理解了章太炎和钱玄同特殊的师生关系，再看钱玄同日记中有关评价章太炎的文字特别是对章氏学说表示异议的内容如“余虽受业章先生，然观以辟今文之说，亦颇不为然”等，就不会感到奇怪，这在钱玄同看来极为自然：“余平生于学，喜言通。士生今日，贵乎择善而从，惟求其是，故不可暧暧昧昧守一先生之说也”。明乎此，则对钱玄同既拜章太炎为师、又入崔适门下之举很好理解，而且他赞同新文学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不必考虑来自章太炎的压力，但如此脚踏两艘船，钱玄同还是要承受来自同门的压力，当年拜崔适为师不久，其日记中就有“同人中颇有以师未死而遂背，疑为故立异论，以为逢蒙杀羿之举”这样的文字。为此他的对策是“在余虽自信不敢党师门而妒道真，求学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殊可畏，故宁藏拙而不显也。”那么，曾遭受同门质疑的钱玄同，到1917年为何不再“藏拙”而是站出来公开声援新文学？所谓“古文、今文”之辨，不过是传统学术体系内的“新旧”之争。而公开赞同陈、胡等人提倡新文学，等于跳出旧学阵营完全投奔新文学一方，钱玄同难道就没有一点担忧？这样重大的转变又源自何时？对此以往文学史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简单归因于钱氏的善变。其实一个人在思想观念方面改弦易张，看似突变的背后应有长期思想情感方面的积累。
此外，钱玄同在写给《新青年》的来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从此成为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标志性口号，其中暗含为章太炎和同门复仇的意味，对此章太炎当然赞同，因为他早在1909年就对桐城派大加嘲讽：“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人论文书》）。而林纾在自己和姚永概等被章门弟子排挤出北大后，也在写给姚永概的信中大骂章太炎及其弟子:“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林纾此信收入1916年4月出版的《畏庐续集》，鉴于林纾当时之名望，钱玄同即便没有读过也能获知该信大致内容，由此钱玄同借“桐城谬种”之骂攻击林纾也就很正常。
至于“选学妖孽”，钱玄同其实骂的是刘师培和黄侃等，对此章太炎态度大概比较暧昧。一方面双方都是弟子，章太炎不好表态。其次黄侃既为弟子，又拜只比黄侃大两岁的刘师培为师，这和钱玄同又拜崔适为师如出一辙，这可能多少会让章太炎不太舒服。更重要的是，民国初年黄侃等“文选派”和桐城派有过一次纷争，当时黄侃刚任教北大，继姚永朴之后讲《文心雕龙》，其《文心雕龙札记》堪称“文选派”的代表作。之后其他章门弟子也纷纷加入，而桐城派文人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影响被章门弟子削弱，之后竟被逐出北大。对此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有这样的评价：“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章太炎对骈散之争并无明确意见，特别在白话文盛行后，他认为此类争辩更无意义。不过既然黄侃在章太炎之朴学派和刘师培之文选派之间更倾向后者的话，则章太炎对钱玄同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虽不会全部赞同，却肯定不会反对。何况他对新文学本就不重视，看他1917年和吴承仕的书信基本都是在讨论佛学，新文学和白话文又怎能入其法眼？后来章太炎在写给吴检斋的信中说：“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之后他又说：“每见欧阳竟无辈排斥理学，吾甚不以为是，此与告季刚勿排桐城派相似。盖今日贵在引人入胜，无取过峻之论也。”
无论如何，钱玄同所提出这八个字既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所以很快流传开来，诚如鲁迅所言：“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对于钱玄同来说，尽管对白话文已有所了解，尽管对陈独秀等人早就熟悉，但真正要赞同新文学还是需要一个契机——这就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发表。钱玄同的这一转变看似突兀，实则有一过程，从其日记书信中可以觅得思想演变的大致脉络。
1909年10月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提到章太炎曾告诉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价值能独立之文人”有一百九十人，虽然钱氏没有列出名单，但这“有价值能独立”的判断当会对他产生潜在影响。就在当年11月2日，钱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匠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可见他已注意到语言变迁中“言”（书面语）和“语”（口语）的关系。
1910年1月13日及16日的日记中，则流露出对章太炎学说颇不赞同的意思：“余虽受业章先生，然观以辟今文之说，亦颇不为然”，说明在钱玄同看来，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即便老师观点不一致也要坚持，这等于为以后发声赞同新文学埋下了种子。果然十日之后，钱氏日记中就出现了“文字中极俗者也应列入艺文”的说法。
至1913年3月10日，其日记中谈及王照、杜亚泉时，把王照的主张“废汉字、用切音文字”记下来，说明这观点给钱氏印象很深刻，或可视为钱氏以后主张废弃汉字的先声。
不过民国初年的钱玄同，思想仍然矛盾中，尽管因穿戴“深衣玄冠”上班遭人嘲笑，但1913年3月8日日记中对古人的“深衣玄冠”仍表示赞美。这一时期的钱玄同，内心并不平静甚至有些心灰意冷，日记中不断有一些消极悲观文字，如1913年11月9日：“午前与嫂嫂谈及半年来不快之事，不禁潸然涕下，念先人之泽，自不肖而斩，虽死不足以蔽辜，死亦何颜见先人于地下哉！”又1915年元旦：“改历三年矣，妇幼犹懵然。极与新年萧飒，为之废然。”2月15日：“神思恍惚，精神颓丧，强自镇抑”。而钱玄同抑制自己情绪不佳的方式和鲁迅如出一辙——“点《史通》数篇，点迄。”此时的钱玄同到北京已经一年，按说离开他不喜欢的浙江教育厅心情该好起来，却和鲁迅一样陷于寂寞悲观。尽管在京的章门弟子也不断聚会，但内心的悲凉始终无法摆脱，这大概是钱玄同和鲁迅彼时共同的状态。可以假设一下，如果钱玄同没有去绍兴会馆一再劝说，鲁迅是否会加入《新青年》，答案应该是不会。相比钱玄同，鲁迅显然习惯已有的生活，即便不喜欢也不愿主动改变。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周作人或其他同门等来动员鲁迅，但历史却选择了钱玄同，说明钱玄同不但可以自救，还可以去救他人。且看其日记中逐渐明确的思想变化：
1916年1月1日，钱玄同的心情显然不差，先是去崔适师处拜年，然后拜访沈尹默、马幼渔、朱希祖等同门，再去中央公园和古物陈列所观看彝器。当晚他又对廖平和康有为的今文之学大加评论。次日日记中，钱玄同对那些只知训诂做死学问者进行嘲讽，认为“尚不逮喜做文章，喜临碑版者，虽无当于本体，尚不失为嗜好之一种也。”巧合的是，同日鲁迅在日记中出现了“抄碑”字样，二人之心态当有某种契合罢。
同年1月3日和6日，钱玄同日记中出现一重要征兆，即认为应坚持真理，不必死守师说，这就为后来的赞同新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至当年9月29日，其日记中记录了他和马幼渔有关经典的讨论，钱玄同认为：“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令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况篆书变楷书乎？”对此马幼渔“以为然”。此处他们虽在讨论经典，但钱玄同显然认为文字不过是文化之载体，其形式变化对内容影响不大——此已隐约可见他后来赞同新文学白话的思想倾向。
果然，当年10月5、6日，其日记中两次出现对中国文化趋于保守、思想僵化和社会黑暗问题的论述：“《六斋文集》中之《报夏穗卿书》最精，判神州长夜之狱归于叔、董、韩、程，其识甚高。惟吾谓此当分别论之，大约叔、韩二人纯为有罪者，董、程则功罪不相掩，董之大罪在于罢黜百家，程之大罪在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说耳。”“吾谓叔实不足道，第一罪魁在李斯，苟令世无李、董、韩、程私人，则自战国迄今二千年，发展思想，明通哲理，不知较欧人要如何进步！……”这里钱氏所言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青年》已大同小异，思想既以趋同，则钱玄同发声赞同新文学就只剩下时间问题。至10月14日，钱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有关《新青年》的消息。到1917年元旦，钱玄同已经对陈独秀、胡适大加赞赏：“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标志着他决定加入《新青年》，开始其生命中大放异彩的历程了。
刊登钱玄同来信的那期《新青年》出版于1917年2月1日，则该信最晚也应写于当年1月，不然来不及出版。查钱氏日记，1月20日他应邀参加陈独秀出面举办的宴会，同席者有沈尹默、李大钊等，如果钱玄同的信是当面交给陈独秀，这是最有可能的时间，当然也不排除邮寄此信的可能。纵观钱氏1916年10月和1917年1月的日记，可以看到较之以往很多不同之处，首先是出现很多称赞陈独秀、胡适和《新青年》的内容以及对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和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等事的褒赞，其次是直接介入陈、胡等人的文学革命活动，并对白话文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等开始认真思考。最后与此相应的就是对封建守旧派的抨击，包括对章门弟子中的保守派如黄侃：“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彩，且立说过于陈旧……”。对同门黄侃如此贬低，只因钱氏已经把黄侃和胡适相比：“黄君此说，与胡适之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直不可同年而语”。果然思想观念的变化会影响到立场改变——当然钱玄同和黄侃之前也多少有些矛盾。
按照钱玄同的性格，既然已经公开自己支持《新青年》的立场，接下来当然一发而不可收。从1917年3月，他以“读者来信”方式几乎每期都要发表意见。说是来信，其实很多都是长达数千字的论文，无论谈小说戏剧还是谈应用文改革和改用西式标点等，所谈问题和建议都是新文学运动中最需急迫解决者。陈独秀、胡适自然格外重视，加之其他读者有关文学革命的来信，使得1917年上半年《新青年》的“通信”栏目，差不多成为讨论新文学的专栏了。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四月出版的《新青年》中刊登了方孝岳的来信，他虽为桐城人，但却赞成陈、胡之文学革命主张，《新青年》在其名字后加了（桐城）二字，当非无意，因为该期乃至此前多期的作者都没有加籍贯。自从钱玄同在来信中贬斥桐城，这是第一次有桐城文人的回应，这大概就是故意加上“桐城”二字的用意。钱玄同的接连写信使得《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话题有了真正的回响，开始向深度广度拓展。但至1917年上半年，所有这些讨论都限于理论，创作方面只有胡适在当年六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四首白话词，至于小说和戏剧也只有胡适翻译的一篇莫泊桑短篇充数。大概此种尴尬状况，使得钱玄同萌生去劝说鲁迅参与《新青年》的念头罢。此外，钱玄同彼时站出来赞同新文学，是章门弟子中第一个，他一定想再找几个同门一起发声以减轻内心的不安罢。
作为相知多年的同门和同乡，他当然清楚周氏兄弟在日本的文学活动，知道他们办文学刊物、翻译《域外小说集》和鲁迅写过文言小说《怀旧》等等。后来钱玄同在回忆中这样解释为何要找周氏兄弟：“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另一方面钱玄同也相信自己可以说服周氏兄弟，不仅因为是同门、同乡，还因为他采用最能打动人的方式，那就是“三顾茅庐”——多次登门和周氏兄弟长谈，仅1918年就有27次。对此钱玄同和周氏兄弟日记中有详尽记叙，文学史对此也都有介绍，不过大都没有重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及他们那次有名对话的一些内容，正是这些影响了鲁迅，遂决心再“呐喊”一次：鲁迅首先谈到没有对手回应的寂寞，这源于他最初文学活动的失败：“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所以当鲁迅知道《新青年》的文学革命没有什么反响时，感同身受之余，当会产生为他们也为自己减少一点寂寞的冲动。其次鲁迅说自己不善于当首领，这和他后来有关“遵命文学”之论述态度一致：“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既然已有陈胡等人“振臂一呼”在前，又有钱玄同呼应在后，则甘愿“遵命”写作的鲁迅可以有所动作了。再次，鲁迅虽然对当时社会现状极为失望乃至绝望，但未来的“希望”毕竟还有可能：“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这一点最重要，其实就是鲁迅要找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古人常用“高山流水遇知音”来形容知己之难，在投身新文学之时，大概钱玄同认定陈独秀、胡适等就是自己的知音，确切点说应该是救世主——把他从悲观消极中拯救出来。而当他决定再去说服周氏兄弟时，也会认为自己扮演的是同样角色——他不忍也不愿看到周氏兄弟就在“抄古碑”中消沉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伯乐”。而他和鲁迅的友谊最后破裂却能和周作人维持友谊至生命终结，成为让后人唏嘘不止的谈资，也就“而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