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丛林中，国际关系学科，乃至其源头政治学学科都成为魅力日益彰显，价值被普遍认可的“显学”。在中国，这两个学科在经过长期曲折发展后，正在成为一片茂密的知识森林，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带，既让无数学人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也为中国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贡献着思想上的源头活水。
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之所以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和学术地位，仍然在于其学科的外在要求和内在规定。就其外在要求来说，无论人类历史的昨天、今天和可预见的明天的状况如何，总体来说一直处于“政治社会”之中。
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生态构成人类社会最关键的活动基础，活动于这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的政治行为体，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主体。当然，这不是说经济、文化，乃至军事这些社会的构成部分，这些社会关系、以及活动于其中的行为体就不重要，相反，应该强调的是它们非常重要，并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甚至比政治更加重要。但是，政治作为人类组成社会进行有目的改造自然和发展自身的主轴和关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人们当然还会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但是，不应忘记的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要通过一系列中介一系列变量一系列过程才能实现的，并且在这一实现过程中，政治这一上层建筑从来就不是作为外在于经济基础并被决定的力量而存在，而是持续参与其中，与经济基础不断互动、不断交换能量、不断更新自我，以与经济相互决定的方式而存在的。
因此，作为处于人类社会活动主轴和关键地位的政治，无论其现象或本质，必然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认识对象，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识工具和观察形式。
但是问题在于，就当代国际关系而言，战后70多年的变化发展，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内容和实质。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力量对比、地缘政治关系发展到今天，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也不断为国际关系学科提出有待认识和解决的新命题新课题。
任何既有的理论逻辑和解释框架，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来说，运用起来都难免捉襟见肘的尴尬。原因在于，全球范围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某种整合的“理论想象”和“知识框定”。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预测战争与和平、安全与稳定这样的“高”政治，也可以解释货币战争、气候变化、能源危机这样的“低”政治。也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回答全球化（globalization）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又可以回答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这些反向运动所带来的困惑和焦虑。
对于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似乎面临着某种两难悖论：如果人们试图提供一种整合性理论解释，就难免与实际碰撞后遭遇漏洞百出的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人们试图从实际问题出发，提供工具性回答，就难免牺牲理论的整全遭遇知识和认识的碎片化局面。
对于政治学而言，挑战似乎比国际关系学科还要多。很长历史时期中，人类一直渴望找到或建立能够保障基本安全和生活秩序的联合形式（共同体），这些形式或是城邦国家、或是王朝、或是城市共和国，或是帝国，直到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对于近现代国家，也即民族国家，人们曾寄予深切厚望，认为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解决政治难题的最高形式，以至不断歌颂之、赞美之、批判之、挑剔之，目的都在于改造之完善之。
但是，事实却是，国家导致的问题可能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强大的国家，给予人民的压迫，可能一点也不比弱小国家少；弱小的国家，遭遇的外部欺凌和内在困局，使其国之不国。哪里才有“理想国”，哪个国家才是现实存在着的“理想国”？那么，对国家的超越可能是一种选择，但这样的超越，又给政治学带来最大困惑。欧盟是一种超越形式，但希腊的危机和欧盟内部的治理难题，使得人们对这一超国家形式心生畏惧。至于“伊凡特-伊斯兰国”，与其说它是对国家的超越，还不如说是对国家的僭越，它只是一种恶的“集合”形式。
不宁唯是，政治学不但在国家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上少有共同之处，在诸如正义、民主、平等这些根本价值问题上，更是充满歧见。作为现代国家基石的民主，曾给人们带来无上的向往，无穷的想象。但民主在实践中正在被杀死，在理论中正在被任意扭曲肢解。一些号称民主的国家正在干着最不民主的事情；一些朝着民主方向前进的国家，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片泥泞沼泽之地。这是理论的现实，也是现实的理论。
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还能做什么？回答是，这两个学科不可能拔起自己的头发，实现自我脱离。相反，问题产生的地方，就是学科性之所生，命之所系的地方。换句话说，只有将学科的根须深深扎入现实，并延伸到历史深处，才能获得学科生命；也只有不断将根须加以拓展延伸，才能丰富壮大自己的学科生命。也因此，学科的内在规定才最终与学科的外部要求结合了起来。
对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学科而言，其学科内在的规定，就是要使已形成的一整套理路适应客观的现实性要求，不断自我补充、自我修正、自我完善，实现学科工具性目的和现实价值性目的的进一步结合。因此而言，在变化急速，纷纭复杂的现实政治面前，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无能为力，正是其能力所生的地方，这就像矛和盾的关系一样，盾的坚韧，正必须矛的锐利。
是故，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内在规定，其一是说，这两个学科已经有了区别于其他学科并经过长期锻造而来的工具，其二是说，这样的工具，还不能满足人们对它削铁如泥，披荆斩棘能力的期待。但是，这样的能力却不是在等待中能够获得的，具体而言，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科还是政治学学科，都应该在两个面向上加强努力。一方面，应该聚焦具体的问题域，就是学术研究要做好“立地”的工作。立地的研究看似琐碎、细致、不统一、不连续，甚至给人以“碎片”的感觉，但任何具体研究不可能不贯穿着认识论方法论。经年累月的“立地”的量的积累，不经意间恰会带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这正如蚕蛹的破茧而出，新竹的拔地而生。在学术思想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哲学的思考和理论的批判，换句话说，要做好“顶天”的工作。“顶天”的研究看似玄妙，莫测高深，甚至虚无缥缈，但任何顶天的研究，无不充满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深切关照。顶天的意义在于，跳出思维的窠臼，打破具体问题的藩篱，指出出路和方向；顶天的意义还在于，吐故纳新、推陈出新，不断地在批判中扬弃，实现理论和思想的超越。
在儒家学说史上，从原始儒家到阳明心学的嬗变；在政治学说史上，从城邦政治学到马基雅维利乃至摩根索的跃进，无不说明这一道理。或许，这样的突破未必会在一批人一代人中实现，甚至经过几批人几代人也未必见效，但学术探索的价值也正在于此。这恰如对一口井的深挖，不到第一滴清泉喷涌而出的当口，就难言成功的滋味。但挖井的意义绝不仅仅在此，挖井的过程才具有本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