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动态化发展趋势，它是一个涵盖整体社会系统的综合概念和现实形态。在世界现代化时间谱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后发位置。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主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试图通过嫁接或借鉴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发展路径，以期在短时间内实现高速度跳跃式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融入现代世界发展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存在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等特点。
在国际上，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集中表现为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钟摆式”发展，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的变革和以越南为代表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现代化悖论——阿根廷的制度选择与钟摆式发展
阿根廷地处南美洲东南部，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历经三个世纪的独立运动和内部动乱分裂后，于1862年成为正式统一的国家，此后阿根廷开启了近160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阿根廷在现代化早期进程中取得显著成就，成为19世纪末期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频繁的政治动荡使得曾经“世界的粮仓和肉库”逐渐成为“衰败国家”，阿根廷成为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样本。直到现在“阿根廷之谜”仍然是困扰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难题。
从1862年至今，阿根廷的现代化经历了六个钟摆式发展阶段：1862—1930年的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带动阶段；1930—1982年的进口代替工业化发展阶段；1982—2002年推行新自由主义阶段；2003—2015年的新发展主义模式阶段；2015—2019年被视为短暂的“左退右进”阶段；2019年底至今，费尔南德斯赢得大选，庇隆主义回归，阿根廷政坛的钟摆再次向左倾斜。
1862年阿根廷开启现代化进程，总统米特雷及其继任者依托比较优势选择自由主义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以农牧业初级产品向欧洲出口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积极利用国内外投资，保持对外自由贸易，带动交通运输、劳动力市场、商品流动等全要素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在要素投入和有利外部环境的加持下，阿根廷迎来现代化进程的“美好时代”。然而富裕不等于发达，这一时期的阿根廷政府举债增长的发展方式和对国外资本与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工业化的忽视，造成19世纪70年代后阿根廷经济危机频发，直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阿根廷在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选择上第一次被迫转向民众主义。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前期，阿根廷转向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强化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以“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庇隆主义短暂促进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繁荣。但是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带来了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负债和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等长期困扰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阻碍因素。与此同时，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美地区都陷入持久的经济危机中。
1989年，为了解决外债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梅内姆政府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带回到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席卷阿根廷，激进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打破关税壁垒，货币局制度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阿根廷现代化进程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但是过度私有化加剧了行业垄断和贫富差距，贸易自由化政策严重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货币局制度在有效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扩大了政府外债，外国资本把控国内金融体系使得阿根廷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2001年阿根廷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破产，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选择再次回归民众主义。
2003年中左翼领导人基什内尔就任阿根廷总统。他全面否定新自由主义改革，重塑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加强阿根廷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收缩私有化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经营范围，同时加强对外资在阿投资的引导和监管，制定国内产业保护政策，通过税制改革和调整产业政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以期最终构建良性社会保障体系。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发展主义模式间选择中间发展道路——阿根廷的新发展主义模式试图在国家与市场、社会经济增长与福利制度改革、全球化与自主性之间寻找平衡。2007年基什内尔的夫人克里斯蒂娜强势当选新一任阿根廷总统，并在2011年成功连任，新发展主义模式得以在阿根廷延续。但是这一模式并未解决从阿根廷踏上现代化进程起就始终困扰自己的举债发展方式和高度对外依赖性。而由于国家过度干预市场经济发展，透支政府公共财政能力，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因此再次陷入停滞。
2015年中右翼领导人马克里赢得阿根廷总统大选，带领阿根廷短暂回归更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发展道路。马克里政府将减少国家过度干预市场、实现贸易自由化、缩减政府公共财政性支出和恢复投资信心重返国际融资市场作为施政方向。然而马克里执政四年期间出现经济三年倒退，年均增长率约为-1%，通货膨胀率超过40%，贫困人口从2016年的30%增长至2019年的35%。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阿根廷再次受阻。2019年，中左翼领导人费尔南德斯和克里斯蒂娜搭档赢得大选，阿根廷政坛的钟摆再次左倾，庇隆主义全面回归。然而2023年1月份阿根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阿根廷通货膨胀率高达94.8%，创近30年来新高。
阿根廷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是整个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型国家，阿根廷在现代化初期取得显著成就，但是随后便陷入“危机—改革—危机”的发展怪圈，和大多数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一样，阿根廷现代化发展始终面临在民众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间的钟摆式选择，阿根廷几乎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模式的试验场。阿根廷发展悖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在一个高度断裂的政治社会中，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寡头集团和市民社会中的劳工集团出现严重二元对立，在国家职团主义和庇护主义主导下，阿根廷政府无法消除各利益集团结构性矛盾。加之阿根廷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和政党政治的衰落，导致所谓的制度选择和钟摆式发展成为各利益集团争取选票和俘获国家的权宜之计。掌权的利益集团往往最大化自身利益，通过透支经济发展活力来获取短期的经济繁荣以巩固政权。这种短视的发展方式决定了阿根廷乃至拉美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摆脱钟摆式发展困境。当前，对阿根廷来说，要想使现代化发展真正走向正轨，需要在更高的政治层面破解断裂状社会结构，促使各利益集团在超越左右翼划分的基础上就基本社会运行规则和共容利益达成共识，最终建立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现代化制度结构，强化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
混合式现代化——伊朗伊斯兰民族主义样本
伊朗是位于亚洲西南部的伊朗高原上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1906年爆发的“立宪革命”被视为伊朗现代化的起点。1925—1979年，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带领伊朗从神坛走向世俗化，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实现国家工业和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白色革命”试图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框架下实现伊朗现代化改革。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对内施行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将一个世俗化、西方化的伊朗变成具有强烈伊斯兰宗教色彩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伊斯兰革命并未中止伊朗的现代化进程，1989年哈梅内伊继任伊朗最高领袖至今，伊朗的政治生态逐渐从狂热的宗教主义转向务实主义，寻求宗教与政治、保守与改革的平衡始终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任务。在宗教矛盾复杂，颜色革命频发的中东地区，伊朗的宗教政治二元格局呈现出的高度稳定性表明，在一些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泛滥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适度权威”并未过时，伊朗独特的神权与世俗、宗教与政治并存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混合模式对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有深刻借鉴意义。
在礼萨·汗的专制独裁下，西方的现代化借助东方专制的形式被引入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两代君主都致力于淡化伊斯兰什叶派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1963年礼萨·巴列维绕过议会，采取全民公投的形式以超过99.9%的支持率通过包括土地改革、出售国有企业股份、森林和牧场国有化、赋予妇女平等的选举权、个人参与企业分红和组建“知识大军”在内的“白色革命”六点计划，并于1967年和1975年两次扩大了改革范围。然而，伊朗的白色革命是一种新的尝试，其目的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改革最终维护传统的权力模式。通过土地改革，君主将贵族限制在城市的范围，切断他们与乡村的联系。恰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伊朗的政治体制陷入了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试图推进社会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制为代价。”由于经济的快速现代化和政治的极度封建性间产生激烈对抗，巴列维王朝最终落下帷幕。但是“白色革命”促进了伊朗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社会领域产生深刻变革，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979年，霍梅尼重返德黑兰，伊斯兰教什叶派中隐遁的伊玛目复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是以宗教化纠偏巴列维王朝的西方化，以使伊朗从一个世俗化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变成神权与共和并存的政教合一的国家。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教法学家权威统治载入宪法，法基赫政治体系诞生并制度化，霍梅尼成为宪法规定的集宗教和政治权力为一身的最高领袖。具体则是在伊朗推行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对内在政治领域整合各阶层政治共识，向全社会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加强组建效忠于伊斯兰革命的武装力量以维持政局稳定。在经济领域强调伊斯兰经济是优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经济”，强化伊斯兰革命政权对国家经济领域的把控。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化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严令禁止西方娱乐文化传播，要求妇女重新戴上头纱，高等教育实施全面伊斯兰化。对外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文化，企图建立“世界伊斯兰政府”。这一时期的伊朗现代化进程深受霍梅尼个人思想的影响，它是在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宗教政治的总体框架下选择性吸纳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而形成的保守与进步、宗教与世俗、神权与共和并存的具有强烈伊斯兰民族主义色彩的混合发展模式。
1989年随着霍梅尼去世，政治代际接续成为伊朗面临的首要问题。接替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并不完全具备霍梅尼的宗教和政治双重最高权威，对内如何平衡教法学家权威统治和现代共和政体，如何处理宗教政治二元结构中的竟合关系，如何把伊斯兰原则这一宏大政治理想落实成具体的国家治理细则，对外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限施压”，是哈梅内伊时代伊朗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种种难题。保守与改革的缠斗是近年来伊朗政坛的现实困境。1989—1997年，拉夫桑贾尼任职总统期间被视为“温和改革派”，支持国内自由市场的地位，推动经济改革，试图弱化伊斯兰革命性色彩。对外采取温和务实政策，从输出革命转变为避免与西方国家直接冲突。但他主导的改革进程随着保守派的阻挠和与哈梅内伊转向保守倾向而中止。1997—2005年，继任总统哈塔米被视为伊朗第一位“改良主义”总统，他的任职也被外界称为伊朗的“第二次革命”，哈塔米时期的现代化改革带有鲜明的伊朗特色和文化自信，推动伊斯兰式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延续前任的经济主张和务实外交。但是同样受制于最高领袖和强大的保守派势力，他提出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未得到有力推行。2005—2013年，保守阵营的内贾德任职总统，被视为伊朗的“第三次革命”。政治立场上内贾德坚持维护伊斯兰价值观，推行低调务实的民生路线，也使他深得民心。对外则奉行强硬路线，拒绝在伊核问题上让步。2013—2021年，改革派鲁哈尼任职总统，他宣称将拯救伊朗经济，与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互动，任期期间曾一度在不越过自身红线的情况下与美国开展务实性谈判，但是最终流产。鲁哈尼在任职后期伊朗出现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中黯然下台。2021年至今，强硬保守派莱希任职伊朗总统，并于2023年2月份成功访华，中伊两国元首发表中伊联合声明，在政治、安全与防务、经济与发展合作、教育与文化合作、国际和地区事务等领域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外释放强烈的政治信号。
伊朗的现代化始于“立宪革命”和“白色革命”，此后的“伊斯兰革命”并未中断现代化进程，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伊斯兰民族主义混合模式。当前，伊朗现代化进程仍然面临宗教与政治、神权与共和、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多重二元混合，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当权，破解经济发展困境，在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框架下实现伊斯兰和共和的有机统一，是伊朗另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仍然需要进行的探索。
后发型现代化——越南社会主义革新开放道路
历史上的越南是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1858年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1945年越南获得民族独立，随后的30年间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开启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同时，越南经历两次印支战争，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1976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这个饱经殖民和战乱的国家才结束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局面，从此获得自主性政治制度保障。1976—1986年间，受国际冷战格局和时任越共亲苏领导人的影响，越南选择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政治体系僵化，经济发展停滞，法治建设薄弱，加上错误的对外方针，越南现代化进程出现严重偏误。
1986年底，越共学习苏联和东欧改革思想，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在合理吸收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内政外交失败的教训，在时任越共总书记阮文灵的领导下开启越南革新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至今。
1986年召开的越共六大确立了越南全面革新开放的发展总路线，明确越南革新开放的前提是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党领导。认识到越南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强调要摒弃旧的发展思维方式，以思维和理论革新引导政治经济革新。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建立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以民为本”是越共六大提出的社会发展核心思想，围绕这一中心思想制定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福利政策。1991年，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越共七大通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明确要在确保国家政权稳定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革新开放，提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发展目标。革新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越南现代化进程逐渐步入正轨。
1996年越共八大召开，提出要建设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总目标，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使越南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阶段性目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和平演变”加剧，越南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蔓延。越共及时调整发展方针，保持社会政治形势总体稳定，经济平稳运行，加大反腐斗争力度，为越南现代化发展进入新世纪打下坚实基础。
2001年越共九大召开，越南现代化进程迎来第二个加速发展时期。越共九大全面总结革新开放十五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基本形成了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体系，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将革新从经济社会领域深化到政治体制改革，将民主加入到国家发展目标。提出要建设“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工业化、现代化国家。2001—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五年分别为6.89%、7.04%、7.24%、7.7%、8.4%，GDP总量从2001年的329亿美元增长至2005年的530亿美元。这一时期，越南的经济发展大力推进了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型国家实施赶超型战略的成功典型。
2006年至今，越南始终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2021年越共十三大召开，总结革新开放35年来的成就和经验，为越南现代化发展制定中长期战略，提出发展目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到2025年，要跨过4000美元的中等偏下收入门槛，建成人均GDP达到4700美元—5000美元的具有现代化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第二阶段是到2030年，建成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的具有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家；第三阶段是到2045年，建成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达国家。
根据2023年越南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复苏，2022年越南GDP增长率达8.02%，实现2011—2022年期间的最高增幅，GDP总量达4090亿美元，在全社会增加值增长中，工业和建筑业企业用工和生产经营计划更加积极主动，克服困难恢复扩大生产。加工业继续是整个经济的增长引擎，增长8.10%，对整个经济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达到2.09个百分点。越南再次在太平洋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经济发展成绩单。但是越南政府也指出，2023年越南经济发展将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是越南经济开放程度大，世界经济衰退和不稳定的可能性增加。在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同时，要密切关注世界发展形势，作为越南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经济大国和地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要主动制定计划以迅速应对出现的情况，保持来年经济稳中向好。
越南的现代化发展因为战争在时间上滞后于其他太平洋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模式由最初的苏联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到如今符合越南自身国情的革新开放道路。改革已经深入到越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领域，越南的发展道路也始终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新变化不断调整。近年来越南不断取得的经济成就和在政治体制上推行的稳步改革对其他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各国经验表明，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
阿根廷、伊朗和越南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表明，现代化作为一个向上运动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是各个国家都应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但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顺利和曲折又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既无法脱离本国的历史经验和社会条件，也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现代化的实现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进程，而是与人的集体选择密切相关。但这个选择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各国需要进行不断探索、不断调试、不断改革，才有可能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但说到底，现代化的实现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权，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平等地享有发展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将鼓舞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戴长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欣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